刘 璐

一、山西运城舜帝德孝教育的内涵

舜帝作为德孝教育的创始人，其思想精华的起始点在于以“孝”为核心的“五常”家庭教育，进而通过为人与人勤劳守信、互帮互助的社会道德教育，最终推及为勤政爱民、选贤任能的国家政治教育。这一“自身——家庭——社会——国家”的逻辑体系，与后世儒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的观念是一本贯通的。显而易见，儒家德孝教育的源流及母体，都在于舜帝。

1.推行“五常”的家庭孝道教育。孝是一个人道德的根本所在，它融合着人类的真善美，是人类最大的美德，更是教育的逻辑起点。孝，在舜帝这里，不再仅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本能行为，而是被赋予了具体的要求与准则，是道德教育最早的内涵实质，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基点。

《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舜帝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常教育，也就是后世儒学的核心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最初形态，此思想意在使先民懂得人伦，使家庭之内长幼有序。这种将伦理道德作为社会规范予以推行的做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性创举，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彰显。

舜帝是孝的第一楷模，被列为二十四孝之首。如《尚书》所说“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史记》也如是记载:“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懈。……舜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即便是父亲不义、后母不慈、弟弟不恭，舜都没有丝毫的怨恨，更没有因自己称帝而有所例外，仍把“孝”作为做人的第一准则，悉心尽孝。

对上如此，对下亦焉。在教子方面，舜的见解可谓独到而精湛。如《尚书》记载:“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帝此意在于，培养年轻人正直而温和、宽大而坚栗、刚毅而不粗暴、简约而不傲慢的品质。

《史记》正义引《通史》记载:“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龙工往。如井，瞽叟与象下土实井，舜从他井出去也”，面对同父异母生兄弟象的傲慢无礼，几次想暗害舜，舜并没有记挂于心，而是以德报怨，待他的弟弟慈爱有佳。这便是其“兄友、弟恭”教育思想的完美阐释，也是后世推崇的“悌”的开山纲领。

2.勤劳守信、互帮互助的社会道德教育。“舜耕于历山，人皆让畔，渔于雷泽，人皆让居，陶于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史记·五帝本纪》)面对在历山耕种的人常常因为多占田地而发生纠纷的问题，舜帝以身作则，使大家都能和睦相处;针对在雷泽捕鱼的人经常因为抢占好的地盘而久居不让的情况，舜帝言传身教，使人们懂得了谦恭忍让;对于东夷制陶者以劣质之陶来充市的做法，舜帝率先把上好的陶器买给别人，此风一开，制陶业的伪劣品便荡然无存，诚信为本的商业规则也就随之被建立。舜帝的多种善举，令百姓信服而纷纷归之。《帝王世纪》说:“舜每徙则百姓归之。”在舜帝的影响下，邻里和睦，大家愿与他择邻而居，“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五帝本纪》)。舜帝的这种诚信待人、与人为善的行为也感化了全国上下，他们纷纷效法舜帝为善之美德，以至于“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孟子·尽心上》)

他的这一品质，更是被后世儒家学派奉为圭臬加以推崇。所以有:“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孟子又说:“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

3.勤政爱民、选贤任能的国家政治教育。在舜帝统治的部落中，率先建立了较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用人制度，开创了儒家“为政以德”的先河，奠定了后世德治天下、勤政爱民的思想基础。所以，舜帝被司马迁称之为“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史记·五帝本纪》)，就成为理所应当。舜帝上任伊始，便勤于政事，为了考察民情，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他巡行四方。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舜帝“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此后，舜帝又制定了每五年巡视一次的制度，借此了解民情，察看各诸侯执行中央政令的情况，考绩并进行赏赐;还规定各诸侯定期来朝觐见，让他们“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也就是说，根据各诸侯国的政绩，进行论功行赏。舜帝勤勉政务，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最后，“舜勤民事而野死”(《国语·鲁语上》)，舜帝卒于南巡之路，可见他一生致力于政事的鞠躬尽瘁、劳苦功高。

早在尧帝时代，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垂、益、彭祖都已举用，但吏治不明。真正使得各司其职、人尽其用，是在舜帝当政之时。他诚恳地请来四岳长者询问人事任命事宜:“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经过四岳的推荐和他的亲自考察，任命了二十二位贤人担任重要官职，这些人都职责明确，并在各自职位上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对禹的启用就是一个值得称道的范例。在洪水泛滥之时，舜打听到禹“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便命禹接管治水的事业，并在人力、物力上给以大力资助。《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治水“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禹总结了过去治水的教训，改堵为疏，顺水势，理河道，使天下之水汇流东归，终于使得“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史记·夏本纪》)。通过治理，终于变水患为水利。禹所取得的丰功伟绩，除了自身的治水才能，更与舜帝的选贤任能、慧眼识人才有密切关联。这在后世一直被传为美谈。

二、山西运城舜帝德孝教育的特征

从舜帝推行的“五常”家庭孝道教育、诚信助人的社会道德教育以及选贤任能的国家政治教育中，我们不难归纳出其思想的几大特征。

1.发端性。舜帝，开创了中国古代传统德孝教育的先河。他是“孝”的第一施布者，正因为其自身榜样在先，才有了举国同孝的美好画面;他也是坚守诚信、乐于助人的最早典范，在他的正能量辐射之中，全社会人人皆向善、风气大好;他更是勤政爱民、选贤任能的率先发起者，其德政思想为后世人民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所以说，“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所言不虚。

2.垂范性。舜帝之所以成为儒家学派乃至后人心中的道德“至圣”，是因为他强大的榜样示范力量的带动。他是躬行孝德之楷模，也是践行诚信、教人向善的有力榜样，更是任人唯贤、施行德政的第一人。在他的垂范下，后继者们纷纷效仿，无不以德孝为荣。从禹的身上，我们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史记．夏本纪》)。可见，舜帝确是为后世的统治起到了榜样带头的作用，不愧为几年来中国古代德孝教育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源头。

3.普遍性。诚然，舜帝既是躬行德孝之典范，又是诚信助人的楷模，更是善于以德治国的圣君。他的德孝教育实质在于教化，即通过政策制定、正规说教以及榜样力量的示范等多方面形式，对全民进行德孝感化和渗透。在他的感化下，全国上下邻里和睦、人人为真为善为美。这便是舜帝其思想的精华及魅力所在。正如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人努力去践行德孝，都可以到达舜帝那般大善大美的德行。

4.双重性——伦理与政治两大特性的结合。舜帝所倡导的德孝，作为人类最根本的道德，并且是最原始的道德，是教育的逻辑起点，因而对传统教育的伦理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德孝起源于家庭内部，社会中众多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孝的基础之上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众多要求与规范也是在德孝文化的基础之上发展成熟的。所以舜帝的德孝教育思想在传统教育的伦理规范方面演绎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传统教育在伦理方面的发展。

与此同时，舜帝的德孝，对传统教育的政治性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孝文化由家庭内部向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产生了政治中的级别制度，即父母、君王等等。由家庭中的子女对父母的孝，延伸到下一级对上一级的孝，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的政治制度的颁布及实施提供了保证。所以，德孝教育必须与政治相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传统教育的政治性。

伦理性与政治性的完美结合，支撑起了为无数后人所憧憬的舜帝统领下的道德帝国。在政治手段的强大笼罩之下，舜帝所倡导的美好德行与孝义被淋漓尽致地推行开来，遍布于全国的每一角落，植根于每一人的心中。

具有先天优势的运城，吸纳和传承了舜的教育思想，“德政千秋、孝行天下”德孝文化节的创办，足以证实其德孝教育思想在这一区域薪火相传、经久不衰的魅力。诚然，其德孝教育价值，不仅体现在对解决运城的道德困境有现实意义，更在于对我们现如今这个极力倡德行、重伦理，但又充斥着道德乱象的整个国度，有着非同寻常的匡救价值。如此坚固有力的一块道德基石，势必会使“信义诚”、“真善美”的德孝大厦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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