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燕红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苏州215006)

农民进城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国最近三十年的文学关注这一题材，试图从哲学、文学，乃至社会的层面解读这一现象。早期的《陈奂生上城》“卖油绳”，上演了一出农民进城的“闹剧”，但陈奂生只是城市的“过客”，城市对陈奂生而言还只是一个象征财富的符号，让他上城是为他提供一个遇到“高官”的机会，陈奂生不是“民工”。路遥笔下有知识的青年农民高加林，一心向往城市，渴望在城市立足，这是心高气傲的乡村青年试图改变命运的渴念，在当时的乡村还是少有的异类，高加林也不是民工。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大批怀着对“光明”的现代之城的向往的农民，结伴而行，淹没在“进城”的滚滚洪流中，“民工”这个称谓也就有了特指。

写农民离开乡下进入城市，就涉及城乡问题，而城乡问题很容易放到一种格局中来写，即城乡对立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的描写，可以是很浪漫的现代化的写法，或浪漫或谴责式的写法，均延续了中国文学中“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城市/乡村、城里人/乡下人二元对立的叙述，手法虽然成熟，却已经不能真正反映当前的城乡关系了。王安忆短篇小说《民工刘建华》叙述的也是农民进城的故事，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写“我”家里装修，请了一个木匠，就是民工刘建华。这个故事写得很特别，在三十多来的农民工题材小说中可以说是一个异类。

一、“看”与“被看”

如何站在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城里人的立场上来写民工，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