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越 华

(北京工业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 北京 100029)

弗兰克·诺里斯是美国19世纪末著名的自然主义作家，他吸收法国左拉自然主义手法创作了一系列自然主义小说，将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然而，诺里斯的自然主义文学，根植于超验主义哲学传统之中，带有鲜明的美国文化特色。他与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有着内在的承袭性，又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一、诺里斯自然主义文学的哲学依托

在左拉的叙事文本中，自然主义不仅仅是处理生活素材的创作手法，也是一种哲学观念。从艺术创作和小说实践的具体手法上看，左拉用实证主义方式记录生活素材，通过细节的描绘确立文本的整体性，将真实的人物放在真实的环境中。作家作为一个观察者和实验者，客观记录所发生的事件，在此基础上建构文本。在这个意义上，自然主义是一种具体的诗学实践方法，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自然主义又是一种哲学观念。左拉在进化论基础上，广泛吸收生物学、遗传学、病理学、心理学、生理学，形成了对人的新的观念，表现在创作上是一种决定论倾向，人受到遗传和环境的影响，失去了自由意志。决定论哲学话语在左拉的诗学实践中具有连贯性和统一性，他的《卢贡——马加尔家族》系列作品，表现了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自然史就是人物受遗传因素决定的历史，社会史就是人物受环境因素影响的历史。然而，在诺里斯的诗学理论中，自然主义仅仅是生活材料的处理方式，是对主题事件和细节材料选择的方式。诺里斯没有提及决定论或者其他哲学观念，因此，诺里斯与左拉的哲学目标有很大差异。决定论哲学影响了诺里斯初期的创作，但对诺里斯其他的小说以及整个美国自然主义文学来说，缺乏一致性与连贯性。正是因为这种核心的哲学观念的缺失，使得美国自然主义能够吸收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的哲学话语，并成为持续不断经久不衰的文学思潮。

诺里斯后期自然主义文本的哲学依托是超验主义，超验主义渗透到文本之中，使得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和左拉的创作产生深刻的差异。超验主义是美国本土化哲学，创始人是爱默生。超验主义认为，自然是精神的象征，是精神的物质外壳。宇宙精神，即超灵存在于自然之中。自然是人的物质保障，又是人的精神寄托。自然揭示了人类灵魂的真谛，能够激发人的灵感和直觉。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某种精神现象的显现，整个自然界就是圣灵的象征。超验主义的自然观激发了人们以一种崭新的观念看待自然。同时，超验主义者相信，人的灵魂具有直觉能力，超越感觉、理性以及直接经验，能够体悟真理和超灵的存在。人可以通过灵魂接近自然，感受自然，真正实现个体灵魂与超灵之间的沟通交流。自然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的灵魂与世界本质进行沟通的媒介。在与自然的交流中，人内在的神性得到唤醒，生命汲取自然的力量而获得更新。自然是新的《圣经》，人可以在自然中不断更新精神。

超验主义对待善与恶的伦理关系有独特的阐释。宇宙的本质是道德的，上帝存在于他的一切创造物之中，存在于自然之中，存在于每一个人心中，即“超灵”无所不在。在《论补偿》中，爱默生认为，超灵是弥漫于世界的单一的精神力量，本质上是良善的，人也从中获得内在生命的神圣火花，宇宙理所当然是道德的。恶是否定的事物，是善的对立面，不论今世还是来世，恶没有能力产生任何事物。一切暂时的不平衡都可以通过“补偿”得以矫正。也就是说，每一个邪恶的行为都会由一个相应的善行来补偿，每个表面的“得”都要付出“失”的代价。这种平衡的调整不会推迟到模糊不清的来世。恶是短暂的，宇宙的力量却永远朝着善的方向运行，最终驱使万物向善的方向发展。[1]67

超验主义对美国作为年轻的国家有着文化意义上的重要贡献。它强调人的神性、尊严与价值，坚信每个人心中都存有神圣的光芒。它给人一种崭新的看待自然的眼光，建立人和自然的精神联系。它坚信直接从自然中获得启示、创造知识，从而创造美国文化，使美国文化摆脱欧洲文明的束缚。它相信“绝对的善”普遍永恒存在，充满了超验的道德乐观主义，号召人们追求崇高精神价值。超验主义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进行了改造，使美国自然主义根植于本土哲学，呈现出独特的美国文化特征。这些超验主义精神内涵，在诺里斯小说中得到充分的显现。

二、超验主义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改造

法国左拉自然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论颠覆了《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创造人类的观念，颠覆了人类具有至高无上的“神性”的超验主义理想，取消了人在自然界万物灵长的地位。进化论将人视为动物，具有一般动物的“兽性”，在一定条件和环境的作用下，“兽性”将赤裸裸地暴露无遗。人与动物具有相同的起源，相似的生理特征，人只是动物进化过程的延续。人不再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活动基于内在兽性冲动和本能欲望。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揭示人和动物在兽性这一层面的共同特征，兽性是人的自然属性，人类永远无法摆脱这种自然属性。传统的、理性的、社会的人在左拉头脑中置换为生物的人，所有人的身上都有兽性的根子，正如人人身上有疾病的根子一样。因此，从生物学角度审视人，揭示理性外表下的“兽性”根柢，便成为左拉小说创作的目的。

进化论不仅仅是生物学理论，也带来哲学观念的深刻变化，产生了“决定论哲学”。人的漫长的进化过程，同样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的行为及命运一方面受制于自身内部的生理遗传因素；另一方面受制于社会外部的环境因素，也即生理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在决定论哲学的支配下，人失去了自由意志，成为受自然选择规律和遗传制约的牺牲品。在创作中，左拉并不对人作纯粹生理学意义上的研究，而是把生理研究和社会研究结合起来，把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融合起来，从遗传和环境两方面寻找人物行为和现象背后的原因。在这种决定论(遗传与环境)哲学的影响下，左拉创作了《卢贡——马加尔家族》这一宏大的系列小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阿戴拉意德·福格两次结婚所生的。由于福格患有精神病，她和神经同样不正常、并且酗酒成性的马加尔同居后所生的后代，都因为父母双方遗传基因的缺陷而患有各种先天性疾病。《萌芽》中的艾蒂安酗酒后就有杀人的冲动。《娜娜》中妓女娜娜则表现为纵欲无度。同样，受遗传和环境左右，《小酒店》中古波死于酒精中毒，绮尔维斯死于饥饿。决定论哲学贯穿于左拉整个小说创作的始终。

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传播到美国，在本国超验主义哲学和宗教信仰的洗礼之下，发展成为进化有神论。进化有神论是19世纪末美国的主要思潮，协调了有神论和无神论、科学实证和直觉体验之间的矛盾，具有浓厚的超验色彩。进化有神论认为：第一，无论是传统或现代，上帝始终是自然界整个进化过程的设计师，他是整个世界永恒运动、变化不断的终极原因。第二，上帝不仅仅是设计师，而且存在于自然过程和自然法则之中。第三，进化的过程也包括人类灵魂的进化和精神的产生，因为灵魂的进化是上帝的主要目的，人类应当回到世界中心，重建宇宙秩序。第四，进化有神论也包含了伦理学。在进化过程中邪恶是不可避免的，邪恶存在于生存竞争之中，个人也许会经历痛苦，甚至毁灭，但是，邪恶是短暂的、瞬间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个体的损失会产生补偿作用，种族、物种、社会将从中受益，保持整个宇宙运动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进化有神论是许多美国自然主义小说的哲学基础。

美国自然主义文学承袭了法国左拉的创作理念，又受到超验哲学和进化有神论的改造，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的、复杂的、矛盾的倾向。一方面，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们受到本能、遗传和环境的制约，或是在兽欲中沉沦，或是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成为失去自由意志的牺牲品。另一方面，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又拥有众多的新型形象，他们高扬自由意志，在自然中见证了与神的同在，从而灵魂得到拯救，生命获得攀升。在主题上，有些作品表现盲目的、不可知的外在的异己力量和冰冷的、机械的宇宙法则对个体命运的决定作用；又有一些作品充满了对至善的超验道德的绝对信仰，文本摆脱了悲观绝望的情绪。

查理斯·沃尔卡特在《美国文学自然主义：一个分支》中说：“自然主义是超验主义的后裔。超验主义宣称上帝与自然融为一体，人凭着直觉认知(凭着直觉心灵与超灵同在)和科学探索(凭借科学对现象世界的研究可以理解作为超灵象征的自然)在认识现实中是同等重要和同样有限的。超验主义在19世纪末形成两股支流，产生两条思想分支：一条是直觉心灵认知超灵存在的支流，它滋生了理想主义、进步主义和社会激进主义；另一条是科学认知超灵的象征——自然，它陷入悲观绝望的机械决定论的深渊。前者乐观进取，后者悲观绝望；前者热情洋溢，后者消极低沉；前者肯定自由意志，后者否定自由意志。”[2]1沃尔卡特论述的重要意义在于深刻地揭示了美国自然主义文学的本土文化特征，自然主义不是法国的舶来品，而是与本土的超验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逻辑联系。自然主义是在一种科学语境中产生的文学思潮，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现象、自然、经验事实，得到的结论是人被一种机械的自然法则支配，失去了自由意志，于是，自然主义文学传达出悲观绝望的情绪。受超验主义思潮的影响，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也试图通过直觉体悟超验精神的存在，认识到超灵普遍存在，上帝是绝对的善，善终将战胜恶，于是形成了超验的道德乐观主义。这两股支流都汇集在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中，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

三、诺里斯自然主义文本《章鱼》的超验精神

超验主义和进化有神论是诺里斯小说的哲学基础。唐纳德·皮泽认为：“诺里斯小说思想体系是进化的有神论，理解这个体系很重要，因为它把小说从传统哲学中解放出来，显示了作家的本土文化根基，不同于通常所认为的小说是外来影响的结论。”[3]73超验主义、进化有神论作为意识形态话语渗透在诺里斯的作品中，使诺里斯创作摆脱了机械决定论的制约，美国自然主义文学自身的特色得以形成。

超验主义哲学首先体现在文本主要角色的形象塑造上，人物形象摆脱了决定论哲学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色彩，他们的生命在不断更新，精神在不断成长。在《章鱼》中，牧羊人伐那米是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型人物。自从受到爱情的悲剧性打击之后，他便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与自然亲和，与上帝交流。他具有圣灵的能力、奇异的禀赋，长期生活在荒野中，来无影，去无踪，神秘色彩浓郁。他具有极强的直觉能力，在夜间天主堂的花园中呼唤幻象，渴望神让安琪儿回到他身边。终于，十六年后，在小麦萌芽的时刻，她被呼召出来，她就是安琪儿的女儿。死亡里诞生了生命，毁灭中产生了永生。从安琪儿的死亡中诞生了生命——冰清玉洁、不可征服。正如小麦在一夜之间全部萌发，从大地的掌握里和坟墓的怀抱里诞生了生命。伐那米感受到那永恒的上帝精神的存在，感受到“绝对的善”与上帝的慈爱。伐那米从小麦发芽中、从安琪儿的女儿身上，发现了超验的真理。生命是永恒的，无论是在一个新生的农作物上，还是在一个孩子身上都体现出生命的连续性。死亡被战胜了，生命获得不朽。窥见神的存在，洞察到超验的真谛，他不禁喊道：“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亡被战胜了，多少年来笼罩在他心头的那份天大的哀愁消失了，喜悦从他深陷的眼睛中放射出来。

另一个中心人物安尼克斯特在小麦的生长中生命也获得了更新，在种子发芽中发现了超验真理。安尼克斯特最早是一个自私自利、蛮横无礼的人。作者探索他的灵魂成长过程，是爱情使他走出了狭隘的自我，成为精神上仁爱、慷慨的人。他理解了爱情的意义，接受了与希尔玛的婚约，生命获得了重生。他获得爱情的时刻，也正是小麦一夜之间生长起来的时刻。“地里不再是一片荒芜的景象——不再是空荡荡的，不再是一片暗沉沉的棕色了。安尼克斯特一下子叫出声来。小麦啊，小麦啊，就在这里啦 ！那颗小小的种子早就播下了，在黑洞洞的土壤里抽苗发芽，拼命蠢动、膨胀，一夜工夫，一下子冒出头来，到了亮光里。麦子露头了。……那个慈悲为怀、泰然自若的巨人动弹了一下又醒过来了。于是，这晨光陡的光辉灿烂地燃烧起来，照耀着这被一个女人的爱情弄得心花怒放的男人，和一片喜气洋洋的大地。”[4]365

自然是“超灵”的象征。诺里斯安排了两个人灵魂的转变都是在小麦生长出来的时刻，因为小麦是上帝精神的物化，上帝的绝对意志存在于自然万物之中以及自然生命过程之中。在小麦生长中，他们窥见了超验的存在，窥见了自然之神，从自然中汲取了来自上帝不朽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不在圣经中，不在布道中，不在圣殿中，而是在自然界中，在小麦种子萌芽中，生命获得脱胎换骨的成熟。他们通过自然之途抵达神灵，是超验主义精神的实践者。

小说《章鱼》的叙事结构以小麦的生长周期来安排，小麦的生长周期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从第一年秋后开始，到第二年秋后结束，小麦生长经历了有规律的四季循环。整个叙事文本提供了小麦播种、生长、收获的完整过程，对农业生产进行了自然主义的探究。复杂的矛盾冲突、人物命运的转变、整个事件的结局，都放置在这广阔的小麦生长的时空背景之中。小麦生长周期成为叙事的象征，彰显着重要的结构功能。在整个生长周而复始的循环中，有一种不朽之力使小麦成长，同时又使小麦收割起来，腾出空地播种下一批作物。自然生命生生不息的循环，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处处昭示神的存在，蕴含着大自然的生命法则。小麦作为超验精神的象征，启示着宇宙精神的奥秘，生长进化过程处处显示着全能者的参与。“这是创造之谜，那惊人的生殖之谜。一年四季大规模的轮流变换，有规律的更迭交替，由太阳和星星打着拍子，奏出节奏完美的调子，让那天长地久的生殖交响曲随着它起伏摇摆，像一只全能的时钟那巨大无比的钟摆——这是永垂不朽、泰然自若、坚强无比的上帝亲手扔出的原生的动力。”[4]633

《章鱼》在主旨上揭示了超验主义的伦理观。在对待“善”与“恶”的问题上，“善”是宇宙普遍的本质，是上帝精神意志的体现，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恶”是短暂的，它不可能产生新的事物。在生命进化、生存竞争中，会有“恶”的出现，但是，它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因为事物总是向好的方向前进，“善”终将战胜“恶”。在铁路公司与农庄主争夺小麦利润的斗争中，充满了诡诈、欺骗、贪婪、贿赂等一切邪恶。最终“恶”似乎取得了胜利，贪婪者铁路公司获得巨额财富，而下层贫困佃农饿殍街头。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使普瑞斯莱内心充满了迷惘。然而，伐那米的超验主义道德观冰释了普瑞斯莱心中的谜团：“善良的事物是绝对死不了的。罪恶才是会死亡的，残暴、压迫、自私、贪婪——这些都是会死亡的，可是高贵，可是爱情，可是牺牲，可是慷慨，可是真诚——它们却是死不了的，它们是永生的。……如果你的视野相当广大的话，到末了留下的可不是罪恶，而是善良的事物。”[4]634

这里超验主义道德观的胜利，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在这场冲突中，毫无疑义，铁路一方罪行更大，他们操纵着联盟议会，垄断运输价格，贪婪地榨取小麦利润，用欺诈行为夺回土地。农场主一方，代表着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在竞争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一切痛苦、死亡、毁灭沉重地压在个人头上。但是，从更宽阔、更长远的视域看，善良的事物是永存的。小麦，作为“善”的象征，上帝力量的体现，正源源不断地运往亚洲印度偏僻的角落，一千条性命给保全了。整个冲突事件中个人会遭受祸殃，但是人类生生不已。所有一切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向好的方面发展，因为神的力量与意志，体现在万事万物之中，小麦作为神的力量的象征，正按照既定的轨道涌向成千上万稻草一样的饥民，谁也无力阻挡。

诺里斯坚信，在自然中蕴涵着道德秩序的力量。小麦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在摧毁斯·贝尔曼的场景中清晰地表现出来。作为贪婪的铁路公司的全权代表，他用尽一切手段掠夺土地和小麦的利润，他是灌溉渠流血事件的制造者。然而，法律不能制裁他，戴克的手枪照应他，卡拉埃尔的土制手榴弹没有伤着他，但是，罪恶是短命的，残暴、压迫、自私、贪欲——这些都是会死亡的。斯·贝尔曼在船舱中视察粮食处理整个过程，小麦好像是被自身的力量，被一股势不可当、巨大无比的力量驱使着，倾泻下来，冷酷无情地打在他的身上，完全地将他吞噬，邪恶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作品主要人物普瑞斯莱经历了整个冲突事件的始终，最终他的直觉使他领悟到神的无处不在。小麦作为神的力量和精神上的巨大能量的象征，无论在种子的发芽中，或是小麦的生长中，或在控制小麦生长的自然法则中，或在对邪恶者的惩罚中，都体现出神的力量，这是一种超验的存在，对超验存在的直觉领悟使文本呈现出道德乐观主义色彩。

四、结语

正如沃尔卡特所说，美国自然主义来源不同，有超验主义的信仰，有科学的怀疑精神。从超验主义出发，文本昭示着永恒的上帝精神的存在，人通过自然之途抵达神获得拯救，因而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从科学的怀疑精神出发，按照科学法则描述自然、探索自然，结果是机械冷漠的自然法则大于人的主观意志，于是文本呈现出悲观主义、机械决定论的主题倾向，从而对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的命运产生绝望情绪，对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产生怀疑。无论是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在诺里斯文本中都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在19世纪末的社会转型时期，有许多不同的社会思潮，达尔文主义、斯宾塞哲学、超验主义、进化有神论，等等，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渗透到叙事文本中，同时诺里斯创作题材和主题的复杂性、矛盾性也制约着文本结构、文本话语的生成。

超验主义对诺里斯创作有着重要意义，它使美国自然主义与法国左拉的自然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差异。超验主义改变了法国自然主义的哲学根基，使诺里斯的自然主义文学探索建立在进化有神论的基础之上。法国自然主义根植于达尔文进化论、决定论以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传统之中，人物成为受环境和遗传因素决定的牺牲品，失去了自由意志，文本弥漫着悲观主义情绪。诺里斯在艺术手法上借鉴了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但在意识形态上摆脱了决定论哲学的束缚，寻回了美国文化的本土渊源。超验主义哲学为主要人物的塑造开辟了新的写作方向，人物不再沉沦于兽性之中，而是在精神上不断攀升。在叙事结构和文本主旨上，小麦成为超灵的象征彰显了重要的结构功能，人物对绝对至善的信仰极大地消解了悲观主义情绪，文本呈现出乐观主义色彩。

[1] 史志康.美国文学背景概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2] Charles Child Walcutt. American Literary Naturalism, A Divided Strea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56.

[3] Donald Pizer.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Frank Norris'“The Octopus”. American Quarterly,Vol.14,No.1( Spring,1962).

[4] (美)弗兰克5诺里斯.章鱼[M].吴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5] Donald Pizer. Documents of American Raelism and Naturalism. New York：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64.

[6] Donald Pizer.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Frank Norris. New York：russell&russell, 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