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月 兵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1990年代工业改革题材小说中的许多作品反映了国企改革的困境及工人群体的生存境遇，表现出强烈的回到革命史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怀旧情绪。此种怀旧情绪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同时高扬着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表达了工人群体在现实困境中寻找精神家园的强烈渴望，以及通过“左翼”精神的复兴确立自身文化认同和历史合理性的努力。然而，将过去道德化和理想化，“家园”意识形态及“左翼”精神的复兴在解决工人群体现实困境方面有着明显的不足与欠缺，而且在全球消费文化语境中存在着被消费意识形态捕捉而被商品化的危险。以张宏森的小说《车间主任》为个案，探讨此一时期怀旧叙事的策略、存在的问题及所应进行的文化审思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一、怀旧的概念及类型

在西方，“怀旧”(nostalgia)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瑞士医生霍弗尔在1688年的一篇医学论文中提出的。英语“nostalgia”由希腊语“nostos”(返乡)和“algia”(怀想)构成，主要是指士兵返回故土的愁思。“怀旧”一词起初是在病理学层面上使用的，中经心理学阶段，最终被纳入到社会学以表达某种文化情怀。美国社会学家斯维特兰娜·博伊姆认为：“怀旧向往的定义就是所渴望的那个原物的丧失，以及该原物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位移。”[1]5就中国而言，从公元前6世纪的孔子时代开始，“怀旧”就成为中国文学的母题，表示回到某段时光和某个地方的强烈渴望，总在社会出现不和谐、断裂、巨变、异化的时刻绽出，执迷地述说着对于宇宙和谐、社会乌托邦和人性健全的幻想。

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性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寻根，借用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的概念将其称为“存心”怀旧。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其一，在民族志中的原始神话、巫术仪式以及在前工业时期较少受现代文化浸染的边陲地带寻找民族文化之根；其二，对于被现代性排斥的阶层而言，表现为在该阶层曾经辉煌或高度发展的时期寻找文化之根。罗兰·罗伯森指出：“出于某些目的，把从政治上鼓动的怀旧看作以下两者的混合产生的考虑是适当的：从实际的和潜在的民族精英这方面来看，他们意识到了民族整合的需要；同时，因‘国际社会’的压缩，民族认同受到相对化的威胁。”[2]218与这种出于民族整合及认同的需要进行政治上鼓动的“存心”怀旧相比，“存在型”怀旧则是现代社会对前现代社会文化资源的再利用，抑或对前现代文化的体验式消费。在全球消费文化语境中，因民族文化同质化的焦虑而进行的“存心怀旧”可能最终被“存在型”怀旧所捕捉。此外，美国社会学家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将怀旧分为“修复性”怀旧和“反思型”怀旧两种类型。“修复型”怀旧是指通过对过去之物(如纪念碑、教堂)的修复，使其作为一个民族辉煌过去的实证性力量，从而完成民族象征和文化的构建。“反思型怀旧”则是目睹现代文明的诸多弊病对“精神家园”的回望，并意识到过去的建构性、回溯性及非本真性，进而生发出强烈的主体精神与批判性，在形式上表现出“挽歌”和“讽喻”的特征。综合二者的怀旧理论可以看出，“存心”怀旧是一种政治实践；“修复型”怀旧是这种政治实践的文化举措，目的是持续文化认同的同一性；“反思型”怀旧则是认识到过去已不可返，侧重于对现实的审视与反思；“存在型”怀旧则是消费语境中对文化的体验式消费，是一种为了消费而进行的怀旧，潜存着对上述三种怀旧的解构与涵化。

尽管罗伯森和博伊姆的怀旧理论是在分析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层面展开的，然而其理论也适用于1990年代工业改革题材小说中怀旧叙事的研究。其实，中国现代性(启蒙主义、工具主义、物质主义)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政治维度上的“存心”怀旧和文化层面上的“反思型”怀旧。近代历史中出现的“中体西用”派就表现出强烈的“存心”怀旧色彩，而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京派”则代表了在乡土中国的回望中对现代性的反思。不论是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抑或师陀的“果园城”，都具有家园即将逝去的挽歌情调。同样，1990年代的工业改革题材小说也是反拨1980年代西化思潮的政治实践及文化反思。首先，随着全球范围内资本的扩张，国有企业不得不面对跨国资本的渗透及跨国投机的风险。其次，各种体制外经济实体的大量涌现导致国有企业竞争的激烈化。同时国企改革中腐败、寻租等现象进一步恶化了企业的困境及工人群体生存境遇。再次，在全球消费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下，传统的、革命史中的价值观念解体，工人群体面临着文化认同的危机。新兴阶层的崛起在加大贫富差距的同时，与工人群体的冲突不断加剧。由此，面对20世纪90年代改革进程中引发的诸多矛盾与困惑，工人群体产生了回到革命史，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强烈渴望，体现了对过去的挽歌及对现实的反思。然而，在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中，不论是“存心”怀旧的政治实践抑或“反思型”怀旧的文化审视，都可能被纳入到消费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被“存在型”怀旧所消解。

1990年代工业改革题材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怀旧小说，如榛子的《且看满城灯火》，肖克凡的《最后一个工人》、《最后一座工厂》，张国擎的《斜阳与辉煌》，季宇的《灰色迷茫》，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刘醒龙的《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又名《无家可归》)，张宏森的《车间主任》，等等。作为改革时代的文学书写，这些小说反映了转型期中国改革的困境及其承受者在文化方面的蜕变。然而，最集中和最深刻地表现上述四种怀旧类型相互渗透和交叠的是张宏森的《车间主任》。这部小说书写了在全球消费主义和新兴阶层围困中工人群体的尴尬境遇，既包含着对现实境况的反思，也包含着对过往时代的精神提取。其怀旧的策略既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文化资源，又提供了对怀旧叙事进行审思的样板。

二、怀旧叙事的表现及策略

张宏森的《车间主任》以濒临倒闭的大型国企“北方重型机械厂”为叙事空间，刻画了社会转型中工人群体对革命史尤其是毛泽东时代道德理想和精神风貌的守望，流露出强烈的时代怀旧情绪。以车间主任段启明为代表的工人群体坚守着那个时代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相互扶助的优良传统。然而，这些与革命史及中国五六十年代的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集体风尚，却在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尴尬与屈辱。如小鼻涕在为父亲看病时遭到医生无情的奚落和讥讽；程全惩治恶少杨子江反被拘留；郭燕燕在杨子江的胁迫下，为了尊严投河自尽；刘义山下岗的妻子遭到不法商人的诈骗，等等。小说展现了工人群体在与市场经济、消费时代的文化错位中的无奈与叹息、愤怒与迷惘，并引发了回到革命时代的强烈渴望与对毛泽东时代的“存心”怀旧。然而，这种“存心”怀旧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政治，其中包含着将过去道德化和理想化的倾向，旨在通过将过去理想化而为工人群体提供温馨的精神家园。

除了对革命史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存心”怀旧，《车间主任》还叙写了工人群体在“存在型”怀旧中所遭遇的文化围困与符号暴力。市场经济的勃兴引发了社会的转型及各阶层的分化与重组。代表既得利益的新兴阶层因其在经济上的优势，必将把他们的文化欲求通过媒体表达出来，从而使部分媒体成为其文化欲求的倡导者。然而，消费意识形态的兴起不仅侵蚀和消解了传统的阶级区分，而且工人群体的向下流动及消费能力的匮乏使其文化诉求被忽视和遮蔽。《车间主任》中出现的媒体文化，如“忧伤迷惘”的《雾里看花》，“俗不可耐”的《大花轿》，街头秧歌的伴奏曲《拥军花鼓》，“粉饰太平”之声的《今儿个真高兴》，星级酒店大堂内“幽雅”的琴声，“全是资产阶级牛奶，没一点无产阶级的粮食”的书籍，对于工人群体而言是异质的。这些媒体符号既与向下流动的工人群体的情感相隔膜，又在特定的情境下形成了对工人群体的文化围剿和符号暴力。当参加完刘义山火化仪式，怀着悲痛心情的工友们面对大街上传来的《今儿个真高兴》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懑与无奈。此种媒体的中产情调和娱乐化倾向对经济上贫困、政治上弱势、文化上孤立并对前景充满困惑和焦虑的工人群体形成了巨大的挑衅，引发了工人群体对疏离的和异己的媒体文化的深深敌意。这种疏离的和异己的感受在强化工人群体阶层意识的同时，使其成为消费社会中充满敌意的被排斥的存在。

现实的失败感与媒体文化的围困使工人群体生发出强烈的抗争意识，而这种抗争又是在话语的、象征的层面上进行的。《车间主任》中除了“程全”将反抗付诸行动外，车间内其他成员希冀通过“左翼”话语进行象征性的文化抵御，以消弭现实处境的尴尬与焦灼。小说中反复回荡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深深的海洋”、“三套马车”等红色革命歌曲的高亢旋律，也营构着这种文化抵御的悲壮气氛。同时，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叙事元素，如“血书”、“遗物”、“临终嘱托”成为革命史中的工人阶级与市场转型中的工人群体精神延续的策略与方式。这些“左翼”话语表达的正是工人群体现实的、文化的困境以及通过怀旧重塑其作为一个阶层的文化认同感。究其根源，“左翼”话语是工人群体在现实挫败感中，修复和重建“温馨共同体”的努力以及寻找并证明其历史合理性的尝试，是“确认自己处在一个强大的历史空间和族群文化之中，拥有一些可以充分应对变化的传统资源，自己是这一传统中一分子，凭着凸显和夸张这种文化传统与民族历史的方式，人获得所需要的自信心和凝聚力”。[3]544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学中的贫穷革命化、同情道德化、暴力合法化也成为工人群体修复自身历史合理性的负面文化心理。

然而，工人群体所怀恋的光辉岁月及作为温馨共同体的毛泽东时代是无法返回的，仅仅是其在艰难的现实境遇中对过去的想象性重构。在集体失语的境遇中，工人群体深刻地意识到在时代与社会的转型中革命史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辉煌已经逝去，使此一时期的怀旧叙事表现出“反思型”怀旧的特征。然而，向市场主体的转身必然是沉重的，因为工人群体必须在断裂的意义上与过去告别，并引发了强烈的认同焦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工人群体在与新兴阶层的创伤性体验中通过创造性地利用消费文化，借用表达新兴阶层文化欲求的媒体符号来表达自身的现实处境。究其实质是“左翼”文化传统在当下的延续，是工人群体在其文化传统视域中对当下媒体文化的审视与反思。其二，向下流动的工人群体对日益中产化、娱乐化的媒体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倾慕，借自其他阶层文化欲求的媒体符号既表达了工人群体加入全球文化消费的渴望，也意味着主体性的匮乏及对现实苦难的象征性抚慰。由此，工人群体的象征性符号抗争与全球媒体文化符号之间表现出既抗拒又迎合的复杂形态：抗拒表现为借用媒体文化以反媒体文化的策略，亦即通过工人群体对生活的感知和体认对抗着消费社会淘空历史与现实所营造的“神话”；迎合表现在工人群体在消费社会中建构主体与寻求抱慰的文化选择，这种文化选择在阉割其反抗性的同时也标明了回到过去、走向未来的尴尬处境。

综上所述，《车间主任》的怀旧叙事策略表现为在时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工人群体对过去的想象与重构，目的在于通过“左翼”精神的复兴修复其文化认同与身份的同一性。然而，这样一种重建文化同一性的努力在全球消费文化语境中遭到了媒体文化的围困与排斥。工人群体通过怀旧抵御消费文化的围困，但是过去已不可重返；希冀加入消费文化，但又处于被排斥的位置。《车间主任》写出了工人群体回到过去和走向未来的尴尬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认同危机。然而，过去的乌托邦及当下的消费意识形态都是以主体性的匮乏和悬置为代价的，简单地依附于过去的重建抑或加入到消费意识形态之中，都不是工人群体解决困境的应然方式。重要的是，工人群体如何在现实的困境中重建自身的主体精神，如何在对过去的精神寻找中提升自身适应现实的能力和实践感。同时，悬置工人走出困境的主体重建，将过去理想化、现实苦难化的叙事策略，以及对已逝之物的道德同情和情感追忆，是否潜存着商业写作的可能性？

三、怀旧叙事的问题及反思

《车间主任》中的怀旧叙事高扬着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表达了对毛泽东时代的深情追忆。但是，将过去道德化、理想化并非中国摆脱现代性困境的应然方式。因为此一时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化的文化模式已经在历史中证明了自身的局限及不合理性。本质上，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也仅是一种“历史的想象物”，是对已逝的特定历史进行选择性提取和选择性构建的文化行为。其在历史深处除提供特定的精神文化资源外并不能指明中国社会的前行方向。怀旧叙事的文化功用就在于通过回望过去对现代性的前行方向进行审思。对“过去”岁月的怀旧是在体认“过去”对“现在”深层形塑的基础上，探寻超越现实的文化因子和精神能量，对未来的预言则是将推动现实的文化因子和精神能量纳入到未来的视界中。简单地回到过去抑或走向未来都可能因其对历史的想象和对未来的虚构而走向为历史而历史的犬儒主义及为未来而未来的乌托邦维度中去。此一时期的怀旧叙事表现出来的道德理想主义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具有反思现实的、未来指向的超越性品格。道德理想主义的怀旧情绪在表达乌托邦美学的同时，潜存着将国人所应有的现代精神向度拉回到革命时期甚至是传统文化的向度中去，而且在对“过去想象物”的怀恋中斩断了通向未来的进阶。

进而言之，将过去道德化、理想化是一种典型的“家园”意识形态。这种“家园”意识形态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就世界而言，整个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就表达了现代性语境下重建家园的渴望；就中国而言，文学对家园的回望和追忆亦是其永恒的母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迫切地希望退回到过去的精神体验中，这一方面说明了现实变革与人自身的承受能力之间的激烈碰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的惰性以及趋乐避苦的本能，反映出不敢直面也不能直面、只求退避和自保的怯懦心态。”[4]358由此，怀旧植根于人类对消逝、变革、动荡、苦难、死亡的恐惧，是对孤独、焦虑等本真困境的逃避，是人性的怯懦以及对家园的稳定感、安全感、连续感的渴望与追寻。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小说”中的“家园意识”，到90年代“工业改革题材小说”中的“家园已失”，再到新世纪“底层文学”中的“家园重建”，都伴随着对“家园”的深切渴望。然而，“‘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的故乡——是‘人类境况’本然的一部分，但就像所有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一样，这条道路上也遍布着荆棘和引人失足的陷阱。”[5]17就此一时期的怀旧叙事而言，简单地依附革命史的、消费文化的认同尽管潜存着新的历史经验生成的可能性，但缺乏现实转向的基础。工人群体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转型与变迁中重建自身的主体精神，以及激活过去、开辟未来的必要性。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小说”相较，90年代的“工业改革题材小说”中对家园深切的渴望在表达浓重的“家”的意识形态的同时，恰恰悬置了改革开放初期“上城”、“出国”叙事中的个体精神和开拓意识。

法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政治状况进行深入的反思后，认识到全球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所导致的共同体的离散，提出了“寻找政治”的口号。这种“寻找政治”在此一时期的怀旧叙事中表现为“左翼”精神的复兴。如果将张宏森的《车间主任》纳入到“工业改革题材小说”的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从《乔厂长上任记》建构“现代性神话”的开拓性实践到《大厂》分享工人群体在改革困境中的艰难；从《车间主任》对毛泽东时代的回想与追忆到曹征路小说《那儿》中对“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的期盼与热念，始终伴随着对革命史中“左翼”精神的寻找。台湾学者林毓生就指出：“从‘五四’后期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中国历史的过程，基本上，是由强势左翼意识形态统摄的民族主义激情所形塑的。它使得人的精力与干劲迸发出来——其强度与浓度在世界史少见。”[6]568同样，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后期，新的社会困境和现实苦难在改革进程中的出现又再次激活了工人群体“左翼”精神的复兴。此种“左翼”传统成为工人群体应对现实困境、构建自身主体性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说到底，对“左翼”精神的寻找是现代性困境的承受者对现代性进行抵抗的政治行为，是通过“怀旧”对过去时代精神的复兴，是对现代化进步观念的质疑和对工业化线性时间的破除。然而，此一时期的怀旧叙事仍潜在地包含着左翼话语在革命史中的负面因子，如将苦难道德化，将同情政治化，将暴力合法化。因而如何在对左翼精神的提取中规避其在原有语境中的负面效应，并将“左翼”精神纳入到现实层面的改革中，是这一时期怀旧叙事所昭示的重要文化向度。

尽管此一时期的怀旧叙事表征着对现实的审视与反思，却也有意无意地在消费社会中体现出“存在型”怀旧的倾向。主要表现为通过将工人群体的生存境遇苦难化赚取读者同情的眼泪；通过“左翼”精神的复兴将社会重新阶级化满足读者情感宣泄的渴求；通过将过去重构为精神家园迎合读者怀恋过去的集体无意识。这种“存在型”怀旧模糊了精神文化产品和消费文化产品的界限，前者是以人为中心，关乎人的解放、自由，旨在激发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超越性；而后者则是文化工业中激发、满足大众欲求、用以消费的文化产品。与“存心”怀旧不同，“存在型”怀旧是大众的、体验的、消费的，“存心”怀旧是回溯的、批判的、生产的。本质上，“存在型”怀旧旨在抚平快节奏生活中人们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并使之获得一份内心的宁静。正如詹姆逊在论述怀旧电影时所指出的：“一般说来，怀旧电影同后现代主义倾向很协调，它试图生殖关于往昔生活的形象与类象，因而——在真正的历史真实与阶级传统日趋弱化的社会环境之中——为消费而生产某种虚假的过去，不仅以之作为一种补偿和替代，而且也是作为一种移置。”[8]461—462这一时期的怀旧叙事甚至表现出以消费为目的而生产、虚构过去的不良倾向。在这种刻意生产的虚假过去中表达的正是现代市场中的营销理念，也即通过超现实的想象，关于“过去”的形象不断激发人们消费过去的冲动与激情，表现出浓厚的消费拜物教特征。因而，这种对“过去”的消费抹除了过去、现在、未来向度中所包含的能动的、建构的能量，削弱了建立在文化同一性基础上主体的批判、反思的能力，悬置了文学自身的美学精神及超越性品格。由此，在全球消费主义文化景观中，这一时期怀旧叙事中的“寻找政治”也被纳入消费的意识形态之中，成为消解和弱化后发现代化国家信念和价值的文化因子。

[1] (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M].杨德友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0.

[2] (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M].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4] 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5]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6]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上海：三联书店，2011.

[7]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桥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