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 培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温和与野性：沈从文和梭罗笔下“自然”的区别

葛 培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从生态美学角度比较沈从文和梭罗这两位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家在表现“自然”这一主题上的差异，可以发现，梭罗赞赏野性的自然，但是这样的自然让人敬畏，使人退却，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思想更接近一个生态学家；而沈从文笔下的自然是生态和谐境界的象征，他的自然观为人类如何走出生态困境指明了方向。

沈从文；梭罗；自然；生态美学

生态美学的价值在于对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进行深刻的思考，提醒人们时刻敬畏自然。但是极端的生态主义者也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在突出生态重要性时，人是否应该做自然的奴隶，匍匐在自然的脚下？难道人只有把自己贬低到这样的地位才算是具有生态意识？沈从文和梭罗作为两位讴歌自然的文学家，以其超前的生态思想观念为解答生态美学的困境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一、沈从文、梭罗：呼唤“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作家

沈从文，自称“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1]。最能代表他创作风格的是那些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湘西现实生活为背景，表现湘西普通大众生存状态的乡土作品，无论是《边城》、《湘行散记》还是《长河》，都在“抒写着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体现了作家对于人的生存处境，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思考”[2]。

沈从文从小就是个贪玩的孩子，也因此常被处罚，《从文自传》里记述了他受罚时的情形：“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样动人事物上去。按照天气寒暖，想到河中的鳜鱼被钓起离水以后泼剌的情形，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山中歌唱的黄鹂……我应感谢那种处罚，使我无法同自然亲近时，给我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3]大自然赋予了沈从文以灵性，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

沈从文的很多作品都围绕“自然”来展开故事情节，塑造理想人物。《边城》里的“茶峒”就是一个青山碧水的“世外桃源”，不但滋养着茶峒的男女老少，而且使读者在现实物质世界中紧绷的神经放松了，被世俗纷扰的心灵平静了，仿佛进入了一幅和谐优美的山水画卷之中，一切是那么地富有诗情画意，人与自然和谐宁静地融为一体。沈从文就是这样，将心灵从社会中暂时抽离，追求“自然”这一理想的境界，写下一曲曲乡村牧歌。

亨利·大卫·梭罗被奉为守护自然本真与人类本性的圣哲、自然主义诗人、生态文学家。他最主要的作品，如《瓦尔登湖》《在康科德河和梅里马克河上一周》《缅因森林》《考德角》等都是以对自然的沉思为主题的，充满了对自然景物的细腻描写。

梭罗从小就对大自然充满浓厚的兴趣，十岁那年就写下了描述一年四季景色和天气变化的《季节》一文，这是现存梭罗最早的作品。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梭罗经常偷偷跑到学校旁边的田野里，或者在附近的湖畔闲逛，就是为了观察那一带的野生动植物。梭罗短短一生中，最为人称道的一段经历是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里生活的26个月，他在那儿亲身实践着自己关于质朴生活的理论。他通过种菜、打零工换取生活必需品，大部分时间用来观察自然、书写自然、赞颂自然，最终写成了记载他的具体活动和思考的不朽名著—《瓦尔登湖》。

在东西方两位热爱自然的作家笔下，自然渐渐被现代性、理性、科技侵占、掠夺，理想世界、理想人性成了人们苦苦追忆的“过去”。现代社会备受环境问题、污染问题的困扰，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位富有先见之明的“生态作家”的作品中汲取养分，重建理想家园。

但是，自然是一个宏大的概念，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理解，对于不同的理论家也有不同的意义，是将自然作为膜拜的对象还是作为宜居的环境就是不同的选择。沈从文和梭罗笔下的自然就有所不同。

二、两种“自然”：温和的自然，野性的自然

沈从文和梭罗的作品都涉及大量关于自然的描写，包括自然的景物、自然的人性、自然的社会，在他们的笔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一）自然的景物：“平等”与“从属”

沈从文的作品，除了《边城》，还有很多也都描写了自然，表现了对自然的崇尚。《凤子》中有这样一段话：“秋天为一切圆熟的时节。从各种人家的屋檐下，从农夫脸上，从原野，从水中，从任何一处，皆可看到自然正在完成种种，行将结束这一年，用那个严肃的冬来休息这全世界。”[4]在这里，自然是主体，而代表人类的“农民”和“原野”、“水”一样，都是被自然“完成”的对象。但自然是亲切的、温暖的，人类不需要去讨好、俯首称臣，它并不凌驾于人类之上。再看《渔》中描写月景的一段文字：“月亮的光照到滩上，大石的一面为月光所及，如躲有鬼魔。水虫在月光下各处飞动，振翅发微声，从头上飞过时，俨然如虫背上骑有小仙女。鼻中常常嗅着无端而来的一种香气，远处滩水声音则正像母亲闭目唱安慰儿子睡眠的歌。”[5]这是一个生趣盎然的诗意境界和宁静和谐的生态空间，自然和人类相伴而眠，作者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把视觉、听觉和嗅觉交汇融合，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月下美景图。沈从文笔下的自然与人类是平等的，是契合统一的。

在梭罗的《瓦尔登湖》中，自然同样是有生命的，有人格的。“我还听到湖上的冰块的咳嗽声，湖是在康科德这个地方和我同床共寝的那个大家伙……”[6]302在这类描述中，作者和瓦尔登湖是平等的两个个体，在这里，鸟兽是隔壁邻居，蚂蚁的厮斗是两个帝国的交战，枭的号叫则用的是瓦尔登方言，瓦尔登湖是活生生的，是亲切的。

但梭罗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自然的存在并不需要人类的证明，在人类出现以前，大自然的一切就已经存在了，包括瓦尔登湖：“也许远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时，那个春晨之前，瓦尔登湖已经存在了。”[6]201自然生命的变迁与人类的存在无关，这是一种明显的生态中心论思想。再如，梭罗将观察测量湖的深度的理论用于伦理学，具体讲述这一理论如何应用于观察人心：就一个人的特殊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潮流组成的集合体的长度和宽度，我们也可以画两条这样的线，通过他的凹处和入口，那两条线的交叉点，便是他的性格的最高峰或最深处了。[6]320所以，确切地说，梭罗认为自然不属于人，人却是属于自然的，是自然的一部分。

（二）自然的人性：山水滋养与荒野磨练

沈从文推崇的是自然人性。他的湘西小说中，塑造了翠翠、夭夭、三三这三个典型的纯真少女形象，她们代表着圣洁的美，透着神性。陈国恩在《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书中把她们置于人性金字塔的塔尖。金字塔的第二层是老船夫、傩送、杨马兵等；第三层是阿黑、五明、四狗、“阿姐”等；第四层有会明、老司务长等；在第五层的则是顺顺、天宝等；最后一层的是水手柏子（们）与跟他相好的妓女（们）。[7]209虽然笔者对此分法并不完全赞同—因为沈从文并没有把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分成三六九等，他们平等地、和谐地生活在自然山水中，但是，第一层人物所具备的人性确实是作者最为推崇和赞赏的。在沈从文的观念里，“自然”是滋养着人类的。他坚持自然人性的观点，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如《雨后》《采蕨》《夫妇》三篇作品中，青年男女在慵懒的阳光下、和煦的春风中，忘情地躺在自然怀抱中，他们不做一点傻事，似乎反而成了一种罪过。作者用大自然的光和空气冲淡肉的气息，提升灵的因素。

梭罗则认为生命是与野性相伴的。苏贤贵在其论文《梭罗的自然思想及其生态伦理意蕴》中，引用了梭罗散文、论文中原话，来阐述梭罗对自然的看法。在《散步》一文中，梭罗为“自然，即与公民自由和文化相对立的、绝对的自由和野性”说话，对荒野的价值作了有力的捍卫。梭罗认为最有活力的东西是最野性的东西，因为它没有被人类所征服，而我们现在这个脱离自然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梭罗感叹道：“这里有广袤的、野性的、荒僻的自然，我们的母亲，她无处不在，如此美丽，对她的儿女如此爱抚，就像母豹一样；而我们却很早就从她那里断了奶，投向了社会，转向只有人与人交往的文化—这种近亲繁殖充其量只产生了英国的贵族，是一种注定要很快达到极限的文明。”[8]所以，梭罗认为人类的未来和希望存在于那不可穿越的、令人震撼的“沼泽地”里，要想脱离这病态的社会就要重回荒野、重拾野性。

（三）自然的社会：立足社会与立足自然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社会在发生着变化。《边城》《三三》里，社会是和谐、淳朴、宁静的，但到了《张大相》《顾问官》里边，社会中充斥着金钱、血腥、堕落，令人神往充满牧歌情怀的生存环境被破坏，现代文明入侵乡村，给乡村带来了观念的变化和人性的“病变”，作者借此抨击和鞭挞畸形的现代文明对生态的严重破坏，显现出浓厚的文化关怀和生态情怀。

在沈从文看来，人类只有回归自然，才能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才能恢复人的自然本性与纯真，从而医治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文明病”。因此，他积极倡导回归自然—并不是回复到原始荒蛮的史前状态，也不是在自然中取悦享乐，而是在自然中获取美德和生存的智慧。[7]209在这一点上沈从文与梭罗是不同的。

梭罗对自然的高度赞美和崇拜，与他对社会的深刻批判密不可分。在《马萨诸塞州的自然史》一文中，梭罗严厉警告：“在社会中你找不到健康，只有在自然中才能找到健康。如果我们的脚不是起码站在自然之中，那么我们的脸色就会变得苍白、没有血色。社会总是在生病，最好的社会病得最厉害。”[9]所以，梭罗是站在自然的角度，批判社会的种种弊端。自然是主体，而现代社会只是自然的叛逆者，需要被拨正。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笔下的自然与人类是平等的，自然温和、有益，是可以帮助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但梭罗的自然高于人类，自然是上帝，人类应该始终对其抱有敬畏之心，他推崇的是野性的自然。

三、走出人类生存困境，呼唤自然人性复归

沈从文与梭罗笔下的“自然”，虽然在理解、体验和描写方式上有明显差异，但都为解决人类生态病症和生存困境指明了方向，那就是文学艺术有责任把自然作为文明的归宿来展现。随着生态学的人文转向，生态美学也承担着拯救自然与拯救人类的双重使命。但问题仍然是：在回归自然的道路上，我们可以走多远？

沈从文作品中关于自然的理解、思考对我们走出生态困境更具有借鉴意义。沈从文的“自然”有陶冶人性、净化社会的作用。自然既是外在的环境，也是人内在的本然状态，即他推崇自然的人性，这是理想生命形式的象征。“回归自然”在他这里是对理想世界的期待，是对健康生活的呼唤。而湘西这个远离城市、古朴原始、和谐统一的“世外桃源”，给我们提供了拯救生态困境的良药，是生态和谐境界的象征。

梭罗赞美原始森林，赞赏野性的自然。这样的自然让人敬畏，使人退却。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思想更接近一个生态学家，一个纯正的生态中心主义者，“瓦尔登湖”要求我们抛弃现代社会回归原始，但社会是不断往前的，人们不可能愿意，现实情况也不允许他们丢掉现在拥有的一切便利。这种以毁灭现代文明为代价的生态思想不仅难以实现，而且是危险的，甚至有生态恐怖主义的嫌疑。所以，现代社会更需要沈从文的“自然”，它温和、亲切，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7.

[2] 王丽娟.沈从文“边城”想象的现代魅力[J].求索，2010（8）：208-210.

[3]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53.

[4]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87.

[5]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5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70.

[6] 梭罗.瓦尔登湖[M].徐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7] 陈国恩.浪漫主义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8] 苏贤贵.梭罗的自然思想及其生态伦理意蕴[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9（2）：58-66.

[9] 梭罗 亨利 戴维.远足[M].江山，王欣，流畅，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53.

（责任编辑：时 新）

Mild and Wild:“Nature” Portrayed Differently by Shen Congwen and Thoreau

GE Pei
(School of Humanity,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By comparing the theme of “nature” by the two authors of Shen Congwen and Thoreau who are from different times and different countries, we can find that Thoreau appreciates the wild nature, which makes people revered and frightened. To some extent, his thoughts are much closer to an ecologist. While in Shen’s works, the nature is the symbol of ecological harmony. His view of nature points out the way for people to get out of the ecological dilemma.

Shen Congwen；Thoreau；nature；ecological aesthetics

I0-03

A

1008-7931（2015）06-0045-03

2015-07-10

葛 培（1991—），女，江苏兴化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