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 志 全

(南昌工程学院 人文与艺术学院，江西 南昌330099)

庄子论心、气、命

万 志 全

(南昌工程学院 人文与艺术学院，江西 南昌330099)

在主观的“心”和客观的“气、命”之间，在可控制的“气”和不可控制的“命”之间，如何实现“心、气、命”之间的最佳联动，是构成庄子生命观与命运观的核心命题。庄子认为，气由心使，命由气定，故应清空“心”，安定“气”，安于“命”，并通过“清心”以“养气”，通过“养气”以臻达逍遥自在的“乐命”境界。

庄子；心；气；命

庄子是战国时代发扬光大了老子道家学说的伟大思想家。庄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尤其在“道”的概念定义与阐释方面，他不但将老子的道家思想从广泛性、彻底性方面加以延展，而且对“心”、“气”、“命”等概念进行了一体化阐释，从而在老子守静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类似于佛家的空无思想。也就是说，庄子不再像老子那样只满足于“守柔曰静”，而是更为洒脱地以彻底空无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社会、生命和命运，通过清空内心的所有念想、牵挂和判断，来彻底获得解脱和自由。简而言之，在生命观和命运观方面，庄子通过清心、养气而乐命，这是他对待生命(包括心灵和肉体)和支配生命的命运之卓越见解。

一、清空“心”以达道

根据陈鼓应的统计，“心”在《庄子》中出现180次[1]。据此可以推知，庄子对“心”特别关注。在他看来，“心”是一种“阙者”、“虚室”，而“虚室生白”(《人间世》，《庄子·人间世》的简写，下同)，故此，应该让心室虚静，让精气充塞，因而在面对私心杂念之际，我们应该无心。《徐无鬼》里也说：“以目视目，以耳听耳，以心复心。”心就像是洪水猛兽，我们应该把它关起来，让它呆在身体内，不外用，不思考任何问题，不起任何意念。正如《大宗师》所言：“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这在《知北游》里也有类似的说法：“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死灰”就是已经冷却的灰烬，庄子要求人们把心头燃烧的欲念冷却下来，彻底掐灭欲念之火，让心不存留任何尘世的幻想和牵挂。因此，对一个身处乱世而又充满了悲观色彩的智者而言，要让生命得以保全，拼命攫取外界的东西是不可靠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管住自己，管好自己的心，让心不为外界任何诱惑所动，通过灭掉心头欲火而斩断与滚滚红尘的联系，从而让自己摆脱与外界的联系，建立一个“心的绝缘体”以保护自己不受外界威胁。然后，通过清空“心”以安定神，从而达到养护生命之目的。否则，就会像《天地》所说的：“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那种投机取巧、役使心智的后果就是把纯净而洁白的心给玷污了，亦即把心神给扰乱了，这种做法在庄子看来是违背“道”之基本原则的。在《在宥》中，广成子告诉黄帝的养生之道也是如此：“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养生之道就在于心里安静、心海清澈，不沾染任何对于外界的感受，让心安静下来，让形体清闲下来，让精存储起来，从而取得长生不老之良效。

进而言之，清空“心”还有更为重要的追求，那就是可以一心一意地去感悟道，从而收获“有道之德”，成为超世之至人。《庚桑楚》曰：“徹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通过解除心志中的错误念想，可以去除对德的牵累，可以通达道之征途。因此，要“达道”就必须忘却心头的任何牵挂，《让王》有言：“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也就是说，要想通达“道”，就必须“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德充符》)，像至人那样“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从而获得“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方”(《知北游》)之奇效。正如《逍遥游》所言：“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这种能够逍遥游的人，其实就是庄子一生的理想与追求，所以会有楚国国君聘请他去当宰相，他却为了无拘无束的自由而不接受高官厚爵的传世佳话。

二、安定“气”以养神

有研究者通过统计后指出，《庄子》内、外、杂篇共出现44处关于“气”的论述。这其中既有我们平常会用到的、易于理解的如神气、云气等，也有宏观的、包罗万象的“气”；既有物质构成上的义项即阴阳之气，又有哲学意义上的义项即阴阳气化万物的普遍规律[2]。陈鼓应则认为，《庄子》言“气”一般多以气为构成万有生命的始基元素，但有时则又将始基元素的气提升为精神气质、精神状态乃至精神境界[3]。

“气”的本初概念是山川之云气，以及人体的呼吸之气。老子曾将气与“道、万物”联系起来，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的理论假设。庄子延续了老子“道生气，气生万物”的观点，提出“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的理论假设，并进而扩大了气的使用范围与涵义。一方面，庄子认为天地之间充塞着阴阳之气，而“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则阳》)，阴阳之气进而生成了万物，“夫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庚桑楚》)，阴阳之气不但生成了万物，也生成了人，人禀气而生，每个人都“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至乐》)，故而庄子能够“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秋水》)；另一方面，他认为气在人的体内则能与“神”结合而成“神气”，每个人都应爱惜自己的神气，切莫“忘汝神气，堕汝形骸”(《天地》)，而应让神气安然无恙、自由自在。如说：“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窥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田子方》)在庄子心中，“至人”不是只有一般见识的人，而是能够览天地美景、神游天地之间却依然神气安闲自得的人。为什么庄子心中的“至人”能够如此气定神闲呢？因为“至人”已经成为庄子理想人格的化身，至人就是对尘世欲望毫不动心之人，是立足于天地之间而仍能保留独立心态的精神逍遥之人，是真正的得道之人。而且，庄子还认为人的生命其实没有什么神秘的，它只不过是天地之气的凝聚与消散而已：“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之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腐臭，腐臭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腐臭。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生死本是气的聚散之表现，死不过是聚在一起的气消散了而已，它和生一样，都是气的物态表现。由此可见，在庄子关于“气”的理论假设中，一方面，“气”分阴阳，它是构成万物的基本物质元素，是生物死生与否的根本标志，是能与精神相结合的神气；另一方面，“道”却在支配着“气”，“道”是“气”得以存在的根源，“气”是“道”的物态显现。概而言之，在如何对待“气”的问题上，庄子认为，人们若能清空“心”以“悟道”，则能知晓如何恰当地安定“气”以养护“神”。

三、安于“命”以忘忧

有研究者通过统计指出，“命”在《庄子》中出现了82次[4]。有的研究者认为，“生命”是庄子哲学的主题和核心。生命本无须用“心”去呵护，因为生命自会顺其本然地展开、延伸，然而人类社会的现实却使“心”从生命中凸显了出来，并且煎熬着、痛苦着。“心”承担了生命的苦痛，“生命”的苦痛又通过“心”而得以解脱[5]。

在庄子看来，相对于万物的生死转化而言，“命”就是一种阴阳之气生出万物的必然性，也就是说，万物由阴阳之气转化而来，万物因之而得以生老病死，这就是万物的命：“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天地》)而这里面，万物之间的互相转化是由“命”的一种具体形态“几”所造就的：“种有几……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至乐》)物类之间的千变万化皆源于微细状态的“几”(机缘)，万物皆出于大自然的机缘造化，而万物又必须融入大自然的机缘造化中去。这里的机缘造化也包括人的生成，比如“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在某种机缘作用下，马可变种为人，而人则终将返回到机缘造化之中去。庄子的“马可变种为人”之假说看似有点荒唐可笑，但他这种“人来自于大自然偶然造化”的命运观并不荒唐可笑，庄子意欲告诉世人，“命”只不过是气的一种偶然运动之轨迹而已。因此，就我们每个人而言，“命”不是我们想要改变就能改变的：“性不可易，命不可变。”(《天运》)庄子告诉人们一个令人心痛的道理，人命中注定有生有死，这是不依人们的喜好而可变更的：“道无始终，物有死生。”(《秋水》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那么，对待这种“必死之命”应该怎么办？庄子认为，解决这一痛苦的办法就是看淡生死，抹去生死之间的界限，把生死看成是一回事，认清“万物一府，死生同状”(《天地》)的道理，看透“人生天地之间，犹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知北游》)的本质，萌生“以死生为一条”(《德充符》)的豁达情怀。而且，庄子进一步认为，死亡的结果并不比活着时要差，因为死了即可得以长久“休息”了：“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刻意》)这种“休息”并不比人世间的帝王生活差：“死，无君于上，无君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至乐》)死了以后的感觉应是很快乐的，这种感觉应该与在人世间当帝王的感觉差不多。庄子之所以如此赞美死后的快乐，坦然安享死亡之命运，正是为了让世人能够从死亡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不要为了那种根本感觉不到的、遥不可及的痛苦(人死了以后，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人若是没死，一味去假想死后的可怕样子，其实是很愚蠢的)而不胜悲哀，这完全是自己折磨自己，实在是没有必要的，故而应该豁达开朗地勇敢面对死亡。

然而，即便是撇开“生而必死”的命运不谈，人世间还有一种命运让我们耿耿于怀，那就是和别人相比，很多人觉得自己的命运没有别人的好，自己的命运似乎很坏很坏。庄子告诉我们，不要和别人比，即使你和别人比，也将发现众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是没有贵贱之分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秋水》)这里似乎可以推导出一个潜在的命题：“以气观之，命无好坏。”这种推导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庄子曾经讲过：“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庄子也借孔子之口劝导过那些穷苦之人：“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天地》)庄子还借子桑之口安慰那些对穷苦命运徒呼奈何之人：“父母岂欲我贫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大宗师》)因此，对待自己的命运，不管是幸福、痛苦，还是享乐、折磨，我们都必须坦然面对，而不必在意自己的命运没有别人的好，应将自己的命运与别人的一视同仁，觉得命运就是命运，无所谓好坏，如果能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就是勇敢的圣人：“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秋水》)

由此可见，庄子主张人们既不要贪生怕死，也不要觉得自己的命运比别人的差，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命”就被看得很透了，人们对待命运就不再会忧心忡忡，就能通达命运的本质(正如《达生》所言：“达命之情者，不务命之所无奈何”)，就能在命运的摆布面前安然自得，进而成为有德之人。《德充符》有言：“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人间世》亦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这两段话讲的是同样的意思，其目的都在劝导人们在任何死亡或痛苦面前都应该“安之若命”，不再做逃避命运摆布的徒劳者，而是做一位坦然接受命运安排的有德者。

四、清心、养气、乐命

为什么“心”不但不能在意“命”，反而应忘掉“命”，以便让“心”平静下来以养好“气”呢？因为庄子清醒地看到，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人的“命”确实不怎么美好，“方今之世，仅免刑焉”(《人间世》)。《庄子》中有很多故事提到那些穷困潦倒、厄运光临、形体残缺、疾病缠身、死神相伴左右的人，在遇到诸如此类的“坏命” 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间世》)之时，他们怎么办？庄子发现，在“心”与“命”的关系上，一方面，“心”虽然可以乐观地、豁达地对待“命”(比如《大宗师》中南伯子葵向女偊请教到的、通过去除外界牵挂而没有生死观念萦绕于心中的“叁日而后能外天下，七日后能外物，九日后能外生，而后能朝彻，而后能见独，而后能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生不死”的“撄宁”便是一种乐观积极的忘却命运之法)，但结果还是“心”奈何不了“命”，“命”还在那里摆布着人；另一方面，要想改变“命”的具体走向，则可借助“气”，即以“心”来影响“气”，通过“气”来改变“命”之性质，这种方法就是“心斋”。这种方法的特点就是让“心”专心致志地呵护“气”，让“气”自然通畅，以求进入合道的境界。这在《人间世》中有精彩的描述：“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通过虚设孔子与颜回的对话，来告诉人们应该全力以赴地以气合气，进入“虚”的境界，让“心”没有任何发动，这样才能与造物主完全吻合。也就是说，只有把自己当成没有七情六欲的人，才能不关心命，才能跳脱生死之命的束缚和个人悲惨命运的折磨。心斋过后，便可达到神奇的坐忘境界。《大宗师》对此描述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告诉人们，若能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地坐在那里，就能忘掉人世间的一切欲求与烦恼，并能通达道；而若通达道以后，心就可获得自由，就可遨游于天地之间：“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逍遥游》)心的这种境界被庄子称为“游”，而“游”就是快乐地畅游于、沉浸于“无欲无忧、气化无穷”的天地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之间的意思。

综上所述，庄子提出了怎样管好“心”、引好“气”、安好“命”的生存策略，这是他面对悲观现实时提出的走向乐观主义和豁达主义的高明见解，是其自由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主观的“心”、客观的“气”(有规律的)和“命”(无定式的)之间，在必然的、可控制的“气”(气构成了大千世界，人一定有其命)与偶然的、不可控制的“命”(每个人的命运结局虽然相同，但其内在的走向和趋势却不相同)之间，如何处理主客关系，如何通过控制必然而影响偶然，是庄子关于奔向自由境界之路的精辟假设，这些观点值得我们不懈领会与认真实践。

[1]陈鼓应.《庄子》内篇的心学(上)[J].哲学研究，2009(2).

[2]王菲.庄子“道”“气”关系新探[J].潍坊学院学报，2008(5).

[3]陈鼓应.《庄子》内篇的心学(下)[J].哲学研究，2009(3).

[4]向丽.《庄子》“安命”思想浅析[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4(8).

[5]若水，木玲.生命与心：论庄子哲学[J].青海社会科学，2000(4).

【责任编辑：高建立】

2015-08-04

万志全(1970—)，男，江西东乡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美学和文艺学研究。

B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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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3600(2015)11-002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