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爱红

（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太原　030024）

·女性文化研究·

女性功利性择偶及文化背景分析

冯爱红

（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太原030024）

当前女性择偶功利性特征显著，择偶途径公开、多元，参与人员众多，择偶标准注重物质经济条件，并存在“急婚”“恐婚”等择偶焦虑心理。经济条件虽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婚恋观，但特定的社会性别文化、婚姻制度、婚姻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舆论氛围却是形成女性功利性择偶观的主要原因。

功利性择偶；婚姻制度；性别习俗；文化背景

近年，大龄青年婚恋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2013年末，笔者所在高校工会女工委联合太原市多家企事业单位共同举办了一场青年交友联谊会，100多位男女青年（其中女性占多数）及其父母对婚姻的功利性选择及焦虑态度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及思考。婚姻不是个人私事，选择谁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并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喜好和意志。世俗社会通过权利、金钱、就业等决定了两性在家庭及社会生活中的性别角色，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往往妄图通过婚姻改变命运。本文基于几位当事人的征婚经历，探讨并说明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婚姻价值观以及风俗习惯、社会舆论氛围等是形成当代青年女性功利性择偶的客观社会基础及文化背景。

一、女性择偶途径、标准及心态的功利性特征

（一）多元、公开的“交友”途径，参与人员众多，亲朋好友齐上阵把关

青年恋爱方式经由旧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进入到“两情相悦、自由恋爱”的新阶段后，现在又现“媒人”介绍、“父母四处张罗”热潮。小付，2011年博士毕业成为大学教师。由于常年在外，生活漂泊，工作不稳定，耽搁了恋爱成家，现在年过30岁，“结婚”成为家人和自己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在“联谊会”上，小付及其父母、大姨、大姨夫、表姐一家齐上阵，共同挑选“意中人”。这种方式现在很普遍，如风起云涌的交友类电视节目、交友网站、互联网及各类征婚广告等，各种不同交友媒介充当红娘、月老，使青年人恋爱更加直接、便捷，恋爱交友途径、方式日趋多元。

报刊、杂志开启了媒体公开征婚的先河，而电视、网络直接把征婚搬上屏幕，甚至网恋也大肆流行。中国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交友网站较往年大规模增长，使用率达19.3％。《2009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粉皮书》随机抽样调查了世纪佳缘网站上7.8万名会员，年龄覆盖23～35岁适婚青年，结果显示，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寻找、结交结婚对象的首选方式之一，96％的被访者表示可以接受通过互联网寻找结婚对象［1］。青年人交往借助现代媒介不断掀起“新式”征婚、相亲潮，把征婚者本人，及其父母、亲属和朋友等都裹挟了进来。这一变迁，使曾经那种建立在男女共同学习、劳动、工作过程中“两情相悦、自由恋爱”的“感觉”被弱化，而物质层面的内涵与要求却日益凸显。在现场，“亲友团”不仅为当事人呐喊助威，更要帮当事人挑选、确定恋爱对象，如同“联谊会”上的小付。曾经认为“土”和“落伍”的相亲模式，现在居然很时尚、新潮，用小付的话讲，“让亲人朋友帮忙把关，这样势必将风险控制在最稳妥合适的范围内，婚姻会更多些保障”。

（二）赤裸裸地谈征婚条件，择偶标准明确、具体，直接与物质条件相连

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联合某婚恋网站发布的《2010年全国婚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女性择偶更追求对方经济实力，而男性更追求女方外貌；7成女性认为男性必须有房才能结婚。女性追求经济实力与男性追求外貌特征，均是一种功利性的择偶表现。在“联谊会”上，笔者亲见征婚者赤裸裸地直接表白择偶标准，目标对象明确、具体，条件很现实。对女性来说，如工作、收入、房、车等是必须要求男方满足的条件。闫×，高校教师，自身工作、收入都不错，但要求男方必须“有房子，工作单位稳定，收入起码跟自己差不多，家里最好不是农村的，不要有经济负担”。另一女性，小陈，闫×同事，说到自己跟闫×都已33岁，这个年龄找对象是不是不能太挑了，小陈直言不讳：“房子是必需的，如果男方家在太原，有旧房，面积小点都行。起码是本科学历（闫×、小陈均是博士），有稳定工作、正常收入，家人性格好，容易相处。这条件还算太挑？”婚姻离不开物质经济基础，但在交友会现场直接明了地提物质条件，难免给人以“物质女”的功利印象。“联谊会”上，闫×和小陈都一无所获。

100多人的“联谊会”结束后，组织者告诉笔者：“可能有那么两三对儿彼此有点意思会交往下去。大家刚见面，要不不好意思说条件，要不条件提得太直白，这恐怕都影响联谊效果”。恋爱对象的选择不同于商品买卖，明码标价显然行不通，但仅仅为了相识、联谊，大家没必要到这里来。通常，所谓功利，即过分注重物质条件和某些外在表征。这包括相貌、学历、能力、家庭背景、身体状况、户口、职业、住房、个人收入、地域等多种因素。自古以来寻找配偶时物质条件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还应考虑双方精神层面的需求，比如理想、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等，但这些方面的内容在征婚现场往往似蜻蜓点水，根本不足以与物质偏好相抗衡。有女青年斩钉截铁地说：“除了理想、兴趣，属于精神层面的追求，还有个人人品、气质、情感等，我也考虑，只不过这些因素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认为在现实社会，成熟的婚恋观是需要首先考虑物质基础的，因为婚后将面对具体实在的生活内容，经济收入、住房、职业，以及孩子出生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会很麻烦，这些问题最需要解决好。”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人们在当代社会非常现实的功利性婚恋观。

这些年，电视、网络征婚及各种“富豪相亲会”中女性的表现，事实上反映了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接受薪水“女高男低”，相当一部分女性认为择偶对象必须有车有房，而且在择偶时敢想敢说敢干。女性择偶挂钩于物质经济，房子、存款与性格、人品并驾齐驱，“富二代”是最受关注的婚恋对象［2］。笔者在女性学课堂上随机调研，超过半数的女大学生坦诚愿意嫁给富二代，理由是可以少奋斗很多年；三成多女大学生认同“学得好不如嫁得好”，追求“高富帅”。

（三）急婚、恐婚与婚恋焦虑现象增加，征婚主体趋于年轻化

社会生活中的流行语言往往是社会变革的一面镜子，不同时期的语言反映着特定社会生活的景象。近些年，关于恋爱、结婚等有“闪婚、毕婚、恐婚、婚活族”这样一些新名词出现，这些名词反映了嬗变中的青年婚恋观，也反映了民众的一种急婚心理。一般来说，男性22～30岁是婚恋活动的参与主体，而女性比男性通常低2～3岁，这与我国《婚姻法》法定结婚年龄有关，也与传统习俗有很大关系。但现在所谓的“剩男”“剩女”增多，无论男女，一旦接近30岁还没有结婚甚至没有确定恋爱对象就变得很焦虑，对婚姻要求提速，迅速加入征婚者行列。在校“联谊会”上有二十五六岁左右的年轻人，当问她们为何参加这样的活动时，她们回答“不小了，得赶紧找呀”。这些较年轻女性的加入，一方面说明相亲有年轻化、低龄化趋势；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婚恋竞争，使年龄稍大些的女性的危机感更强。

在征婚中，家长比子女更加焦灼不安，上述小付一家便是典型的例子。据小付父亲说，“每周末公园自发形成的帮子女相亲聚会，我和老伴已经成了常客”。现在好多城市公园自发形成一些定期或不定期的“父母帮子女相亲大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许多中老年人为儿女婚事忙碌操心，这也是现在急婚、恐婚、婚恋焦虑现象加剧的表现。

二、形成女性功利性择偶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

（一）婚姻制度习俗对女性的束缚

婚姻是一种男女之间择偶的制度性安排。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婚姻制度起源于财产私有、男性统治和财产在父系血缘间传承的需求，因此婚姻一开始就在男女两性间通过社会安排而结合，它不完全是个人事务。通过社会安排，婚姻让男性和女性结成高度社会化的生活合作关系，同时承担高度社会化的社会责任，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享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对个人而言，经过漫长的历史文化变迁，始终没能改变婚姻社会性对个人婚姻的束缚，并且还形成强大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强制，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习俗，这些观念对男女适龄青年提出了必须结婚的要求。

在“联谊会”上，包括社会上的各种征婚活动中，一旦走进征婚行列的男女青年，一般都是到了结婚年龄而尚无合适对象却不愿放弃任何机会的人，他们普遍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要结婚成家”。小付、闫×等明确表示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持赞成态度。不仅如此，因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观念的影响，她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这些年饱受各种逼婚、催婚、问婚等折磨，或父母、或家人、或朋友总会在有意无意间“善意”地问起或提及婚恋的事情，让她们倍感苦恼与无奈，所以，“巴不得赶紧找个人嫁了”。

婚姻历来被看成是人们安身立命的重大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个人，而且往往涉及家庭幸福。在传统文化视野中，婚姻还承担着生育的功能，婚姻的价值立足于此，要求女性必须在合适的年龄段完成婚姻的使命，否则，“年龄不等人”。女性身负生育重任，生育将延续整个家庭的血脉，也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这给女性造成很大精神压力，也导致了“急婚”行为的产生。

（二）作为生活资本——婚姻的功利性价值

从理论上讲，婚姻是男女双方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结成夫妻并承担相应权利和义务的一种制度。但对个人而言，婚姻是结成夫妻的男女双方，包括双方家庭在结婚前后通过物质、情感等多方面投入，产出的一种社会资本［3］。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认为投资婚姻是一个人获取幸福生活的工具和必要手段。观察发现，男女结合组成家庭，夫妻双方所拥有的信息资源、发展机会、财富等会远远高于单身男女所拥有的信息资源、发展机会和财富，且拥有财富的增长速度也远高于单身男女单枪匹马的个人奋斗。有学者研究，仅仅从积累财富的角度看，投资婚姻是人生最大的一笔投资，美满的婚姻是积聚财富的基础。简单地说，就是夫妻两人过日子比一个人奋斗可以更快地积累家庭财富［4］。不可否认，今天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提高，但同男性相比，无论整体社会地位还是单纯拥有财富量的多少，女性都显著落后于男性。因此，期待婚姻作为生活成本投入进而获得高质量生活回报，甚至追求婚姻生活更高“附加值”，这种婚姻对女性不可避免地具有功利性意义。有学者对25年来青年人择偶标准变化进行跟踪调查发现，自1994年以来，征婚者对于经济收入的价值评价显著提升［5］。女青年希望通过婚姻，找个有经济实力的老公，以满足自身的各种消费需求，对男方学历和家庭背景也有更多考虑，认为学历、收入高，家庭背景好意味着家底殷实，家庭社会地位优越，是女青年的理想选择［6］。

当婚姻与社会资源分配方式、个人生存发展机会等结合更为紧密时，婚姻更具现实意义，对处于劣势的女性更具有吸引力。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关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男性40.7％、女性48.0％持认同态度。与2000年相比，男女两性对此认同的比例分别回升了10.5％和10.7％个百分点［7］。世俗社会中人的社会地位是由权利、金钱等决定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物质至上的社会风气，使爱情和婚姻充满了金钱的味道。

（三）择偶梯队效应，男性优质资源稀缺

婚姻是获取权利、资源、地位的新渠道，但中国历来有从生理性别上确定女性地位的民俗传统，女性家庭成员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8］，“男主女从”的文化观念自然形成婚姻配对的“男高女低”模式，也称之为择偶梯队理论。女性习惯于在择偶时往上找，倾向于选择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薪金收入等与自己相当或高于自己的男性；而男性在选择恋爱对象时又恰恰相反，较倾向于选择各方面条件低于自己的女性。按照择偶梯度效应，男性往下找，目的是便于利用自己的优势获得家庭掌控权，在家庭中建立并维护男性的绝对尊严与地位；而女性往上找，就是要寻找依靠，借助男性的优势地位建立自己“稳定”或“幸福”的家庭生活，并获得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地位和尊严。处于社会底部的，如农村或城市贫困男性，自然没有女性愿意选择。而如果女性自身各方面条件较好，本身已经处于社会生活中的较高阶层，再往上选择，优秀的男性资源势必更稀缺、有限，造成择偶资源紧张。学校“联谊会”上女性无一不是高学历，甚至一些女性还具有高职称，她们本身职业地位、工资收入等条件优越，但在择偶时仍将目标定为比自己更优秀的男性，或者最起码条件应跟自己差不多。几位女博士坦言，“学历不一定必须是博士，但起码应该是本科以上，工作单位、工资收入等就不能差了”。

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普遍认为依赖或借助男性的力量可以获得相应的生存条件和资本，甚至过上更为富足、体面的生活，在社会生活中享有一定的声望和地位。这些年一些明星美女争嫁“豪门”，一夜间名声鹊起，身份地位尊贵无比。这些例子似乎告诉女性嫁“优质男”更容易获得成功，获得社会尊重。另外，“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符合传统性别文化对两性性别角色的评价标准。一位单身女性，即使个人事业很成功，也无法获得拥有美满家庭的优越感及成就感。

（四）女性“年轻貌美”最具婚恋竞争性

尽管从社会经济地位看，男性一般在婚姻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在婚姻市场上，女性“年轻貌美”是最有力的竞争性条件和资本，过时将贬值。许多25岁左右的年轻女性迫不及待地参加征婚，有些甚至在大学期间就多次相亲。她们之所以成为“急婚”一族，原因复杂。有的年轻女孩儿正如前所述唯恐优质男性旁落他人，很早就考虑找对象。当今女性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女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不及男生，就把结婚当成缓解就业压力的最佳途径，以结婚实现“曲线就业”。女大学生“急婚族”日益壮大，一些女大学生刚毕业就结婚，被称“毕婚族”。另外，这种“急婚”现象，还有一个原因，即女性的“年轻”。曾有学者研究表明，在择偶中，女性的资源跟男性相比还包括肤色、长相、体型、相对年龄以及持家能力等，这使一些女性可以以她们的美貌换取男性的家世、成就或向上流动的潜力［9］。关于美貌，人越年轻，越有优势；随着年龄增长，长相、体型、美貌等这些优势将渐渐消失，甚至不存在。所以，按照传统观点“年轻貌美”是女性婚姻中最有竞争性的条件，促使女性试图以年轻的资本寻求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财富。

按照传统两性的审美标准，男性往往凭借其才情、权势、地位和金钱占上风，年龄偏大，这些方面成就可能会越大，对女性也越具吸引力。而对女性的审美却停留在其自然属性上，女性往往凭借其美丽外表向男性展示，而男性也更关注女性外貌。自然，在青春年少时，女性最具性魅力，也最具备外貌的审美价值。现在大学校园里，各种淑女班、礼仪班、形象气质学习训练班异常火爆，许多女大学生不惜花大力气注重修饰打扮，购买高档化妆品来展示自己的年轻及提升所谓的“品味”，目的就是吸引所谓成功男士的眼球。甚至有调查研究认为，“拥有财富和地位的男性与拥有青春美貌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的结合是资源的最佳配置”［10］。这说明男性以貌取人、女性以色事人的审美观仍为主导价值观。

（五）大众传媒舆论为复杂婚恋观推波助澜

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我国传媒事业取得显著发展，它的发展对文化传承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近几年，街头巷尾百姓热议的征婚类电视节目，如“非诚勿扰”，在观众中享有高知晓率及关注率。伴随着节目的播出，“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的物质至上的择偶观受到社会上一些青年女性的赞赏和追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热播影视剧，如《蜗居》中“小三”海藻放弃深爱自己但却一无所有的小男生，而选择了事业成功、能够屡屡帮自己解决人生难题的宋思明。青春偶像剧《裸婚时代》，看似主张对抗物质，相信真爱，但片子中面对现实生活里必备的房子、车子，以及婆媳关系等现实问题，演员的真情演绎，自然又把人带回到了理想与现实的纠结、矛盾与困惑中。《咱们结婚吧》更是写大龄单身女性最终经历几多波折与恐婚男恋爱结婚。剧中涉及当代青年急婚、恐婚现象，包括结婚与生育、就业与工作等矛盾问题，让人看后唏嘘不已。

各种婚恋节目信息量大，参与人员成分复杂，当事人的婚恋价值观形形色色，经媒体广泛传播而在社会上引起热议，一些年轻女性对片中、剧中人物效仿、学习。许多影视剧本身立场、观点模糊，剧情追求离奇曲折，脱离现实，给当代青年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不仅如此，媒体经常对一些影视体育明星、艺人嫁豪门、奢侈婚礼等八卦大肆渲染、深度报道，这种报道更是推波助澜，使各种复杂、多元婚恋价值观大行其道。大众传媒营造了复杂的社会文化氛围，对当代女青年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1］易运文.当代男女婚恋观有什么轨迹［N］.光明日报，2010-01-28.

［2］2010年中国青年网民婚恋观调查报告［EB/OL］.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view/a3c0f836a32d7375a41780c4.html.

［3］谭琳，李军峰.婚姻和就业对女性意味着什么？［J］.妇女研究论丛，2002，（4）：5-11.

［4］乔磊.婚姻是美国女性最大的投资［EB/OL］.和讯网，2012-03-27.

［5］曾燕波.青年八大热点问题［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137.

［6］曹彦.当前女青年婚恋观的偏差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J］.青少年研究，2011，（3）：25-28.

［7］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妇女研究论丛，2011，（6）：7-17.

［8］董晓萍.说话的文化——民俗传统与现代生活［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11.

［9］张国刚.家庭与社会［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64.

［10］秦美珠.女大学生急婚行为的动因分析——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1）：24-29.

An Analysis on the Utilitarian Mate Selection of Women and Its Cultural Background

FENG Ai-hong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aiyuan 030024，China）

Currently，the utilitarian characteristic of women’s mate selection is significant.The means of mate selection become open and multivariant with too many participates in blind dates.Furthermore，the standards of mate selection always emphasize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each other.There are even various anxieties in mate selection，such as“urgency of marriage，“fear of marriage”，etc.Although the economic factor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mate selection，which change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love and marriage，the specific social gender culture，marriage system，marriage values and social public opinion mainly result in women’s utilitarian mate selection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imbalance.

utilitarian mate selection；marriage system；gender custom；cultural background.

D669.1

A

1008-6838（2015）01-0057-05

2014-12-06

冯爱红（1967-），女，太原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女性/性别研究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