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英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女性学研究的方法与方法论问题

魏国英

（北京大学，北京100871）

我国女性学研究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在传统学科女性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伴随着女性学知识与理论系统的不断完善，女性学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不断推进，初步呈现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和以社会性别理论为指导的两种探索模式，并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

女性学；方法论；唯物史观；社会性别理论

我国女性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在传统学科的女性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女性学内在学理构建和外在学科建制的推进，独立的女性学学科已初见端倪。1998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北京大学设立了女性学研究生专业方向并开始招收研究生。2006年，教育部批准中华女子学院设立女性学本科专业，并每年招收30名本科学生。这一年，北京大学的女性学研究生专业方向升格为硕士学位授予点，成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2008年，厦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设立女性学研究硕士点，2012年升格为跨学科的女性学博士授予点。至此，女性学本科、硕士、博士级学位教育已被纳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与此同时，在各既有学科开设女性学研究硕士和博士专业方向、开设女性与性别研究课程方面，也取得显著进步。据统计，截至2008年，已有32所大学和研究所，在遍及哲学、经济学、文学、史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和医学等八大学科门类的40多个硕士学位点和15个博士学位点上，招收了女性或性别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高等院校面向本专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女性或性别研究课程达282门［2］。伴随我国女性学学科建设的不断推进，女性学研究的方法论也逐步深入。本文基于2000年以来中国高等院校先后出版的10本女性学原理性教材①和相关论著，对我国女性学研究的方法与方法论发展态势及其模式特征做一简要探讨。

一、我国女性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发展态势

一般来说，所谓研究方法是指认识事物的原则、方式和手段，它是认识事物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发生联系的桥梁和中介。这就决定了一切研究的方法都有两个特点：从主观方面看，它受到一定的思想观念和感情的支配；从客观方面看，它反映着特定认识对象的属性与特点。随着认识和科学研究的不断进步，各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已相当完备。按其普遍程度来讲，大体可以分为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各门科学的一些特殊的研究方法；第二个层次是各门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第三个层次则是宏观的哲学方法。哲学方法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是一切科学的最普遍的方法［3］。哲学方法亦可称为方法论，它是具体研究方法的更高层次的理论指导。当然，不同的哲学学派有不同的方法论，不同的方法论也应用到不同的学科。在具有历史属性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研究中，应遵循何种方法论，这是由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以及研究对象的具体属性决定的。按照以上3个层次的划分，作为一门相对规范的学科，女性学研究的方法也应该具有从低到高的3个层次，即特殊研究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和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哲学方法。

我国的女性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式起步的，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也带有时代特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批判“极左”运动的展开，我国思想理论界曾出现过一股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风潮。女性研究界也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已不能解释现阶段的妇女问题”［4］“妇女学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风马牛不相及”［5］等观点。这使得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处于女性研究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受到严重的质疑和挑战。

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各种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及其分析框架，也被不断且大量地引入进来，对中国女性研究界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相当一个时期，传播和吸纳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分析工具和运作策略，成为了女性研究的新潮和热潮。初始阶段，一些研究力量相对雄厚的传统学科的女性研究发展较快。女性文学与女性批评、妇女史学、女性心理学、女性教育学等分支学科的研究，取得明显成果，为其后的女性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方法借鉴。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女性研究界，曾出现过要不要建设独立的女性学学科，要不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不要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能不能拥有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等问题的争鸣和讨论。

经过不断的探讨与实践，上世纪末以来，建立独立的女性学学科，推动女性学进入高等教育体制的呼声逐渐明晰和强烈。学界普遍认为：“女性学学科的问世是世界妇女运动和妇女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女性学学科的创立是发展妇女运动、深化中国女性研究的客观要求”［6］。“如果没有妇女学学科建设，妇女研究就总像一盘散沙，在科学领域中没有自己的家园。”［7］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学术理论界推进女性学建设的行动，也就更加自信和自觉。

新世纪以来，我国高校至少先后出版了10部女性学原理性教材。这说明女性学研究进步很快，其研究方法也日益成熟。首先，在女性学的特殊研究方法这个层次上，取得了基本共识。由于女性学的研究对象是女性，是与男性相对应的人类的另一半，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就决定了它需要独特的研究方法，即性别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女性学安身立命之本［8］。由此，构建以性别分析法为核心的女性学特有的研究方法，也就成为学者们较为普遍的意见。这种方法，简单说就是从“人”出发，从“女人”出发，以男性为参照，对女性加以聚焦，从而解答女性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等一系列问题，为男女平等而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其次，在一般研究方法这个层次上，也取得了相当程度的一致。由于“女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女性问题必然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角度对女性和各种女性现象普遍具有的特质加以研究是不可缺少的。有学者提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观念、批判继承的观念，以及借鉴吸收的观念和跨学科思考与观察的视角和规则，现有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与方法都可以为其所用。”［9］（P21-22）同时，随着各个学科研究方法在社会性别框架下的成功应用，它们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些学者从初始的“拒绝和否定由男性一手构建起来的包括方法论和研究方法在内的知识体系”，逐渐转化为赞同“有选择地使用与研究目的一致并能够为顺利达到研究目的服务的现成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10］。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应该“选取、改造和转化相关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成为‘为女性学所用’的研究方法”［11］，这既是研究任何一种社会现象普遍采用的方法，也是女性学研究中的一般研究方法。当然，也有学者仍坚持认为，因为研究者不可能在研究过程中真正保持价值中立，以往由男性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免不了打上性别歧视的烙印，无法胜任女性学研究重任，甚至还会把女性学引入男性早就铺设好的歧途；应倡导使用与传统研究方法相对立的解释主义的方法，特别是质性研究更适合于以社会性别为分析框架的女性学研究［12］（P16-23）。

再次，对于以带有方法论意义的哲学作为女性学研究的指导原则，目前仍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应是女性学研究方法论的基础；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社会性别理论才是女性学研究的方法论核心。有学者指出，既然女性学是社会科学，那么“它的最直接的指导思想即方法论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要“按照唯物史观的思维模式来分析女性、解剖女性，把女性看成社会的产物、社会的缩影，从女人身上寻求社会历史的因素”；“要从女性与社会的联系和制约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中，寻求关于女性的一切问题的答案”［9］（P21）。有些学者明确指出：“女性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理论基础”的综合学科［13］，女性学要“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而与此种意见不同，有学者则强调：“运用‘社会性别’的概念，是要从理论层面去指导整个研究过程”［12］（P21）。也就是说，“社会性别”理论应具有根本的方法论意义，要成为核心的指导原则。坚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还进一步比较明确地提出：“要树立社会性别的哲学思想方式，确实把社会性别引入到建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的整个过程中去。”“有了社会性别这一至关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作为先导，我们就会自觉地从女性学的学科角度选用合适的研究步骤和分析手段”［14］。显然，这种意见是把性别视角、性别差异、性别矛盾方法论化、基本原则化和普遍观念化了。“社会性别”，毕竟是“社会”的性别，而不是抽象的性别。只要是“社会性别”，那它就不全是能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所指明的，它就必然会同意识到这个差异和冲突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意识形态形式发生关系，就必然要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因此，笔者认为，仅仅用“社会性别”理论去指导女性学“整个研究过程”，或者把“社会性别”理论等同于“哲学思想方式”，等同于“方法论原则”，是难以达到深层次的理论高度、难以解析女性发展的规律性问题的。

方法论问题涉及到女性研究的理论假设、框架分析及其材料的选用。不同学者对女性学研究方法论的看法不尽一致，恰恰折射出该学科到底应以何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和选择何种方法论原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我国女性学研究方法论的应用分析

女性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综合科学。它的理论和方法既来自对女性生存和发展实践的认识和总结，也指导着人们解释和应对女性发展中面临的各种挑战与困惑。为此，采用不同的方法论，对各种女性现象和问题就会有着不同的分析角度，就会得出不同的看法和结论。

例如，在如何看待近代以来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问题上，女性学界就存在区分和差异。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在男性主导、在民族和国家的解放与振兴中兴起并推进的。对于这一历史事实，持有不同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的学者就给出了不同的认识和解析。有学者提出：“中国妇女解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运动，妇女平等地位问题先是由近现代史上那些对民族历史有所反省的先觉者们提出，后来又被新中国制定的法律规定下来……这使我们无法断定，享受着平等公民权的女性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她应该有的一份权利还是被强制规定的一种身份。”［15］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妇女解放不同于西方历史上那种由妇女自身掌控的妇女解放，而是在男性主导的国家和民族解放振兴中兴起并发展的，因此这样的妇女解放算不上真正的妇女解放，应当受到质疑和否定。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妇女解放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伴生物，它也被当成了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必要环节，并随着国家建构的变化而变化。它与国家建构之间的互动，是一种确定无疑的必然的历史性存在。而正是有这样历史环境的制约，它才呈现出了一种迥异于西方的样态，即男性主导，性别合作，而且在辛亥前革命语境下的女性就已经萌生了此前女性所没有的那种自我意识［16］。

上述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源自两种不同的理念。以“社会性别”理论为依托的女性主义分析框架，势必认为妇女解放就应该是妇女的自我解放，就应该是相对男性而言的、在性别比较基础上的平等权利的诉求。因此，他们指责“男性主导”的妇女解放的不正当性，质疑中国妇女“解放”的成色，对妇女解放的国家与民族叙事采取批判和解构的态度，认为中国妇女已经获得的所谓“解放”，“不过是蕴含了男性主导的国家民族主义以‘解放’的名义强加于传统妇女的一种现代化暴力”［16］。而倘若按照唯物史观去解释，那么，妇女首先是带有阶级和阶层性的人，然后才是带有阶级和阶层性的女人。妇女的解放首先是作为人的解放，其次才是作为女人的解放；妇女解放应该也始终与人的解放结合在一起。从人的解放来说，只要社会存在等级差异，消除性别等级就不一定比消除非性别等级具有优先性［16］。因此，他们认为，男性主导的与国家民族解放紧密相连的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人的解放与妇女解放的一种很好的结合。而将个人与社会和国家对立的西方视野，只看到国家和民族论述召唤女性奉献的一面，却无视了国家和民族论述有时会帮助女性获得平等权利并推动女权发展的另一面［17］。上世纪20年代中国妇女运动杰出领导者和实践者向警予就曾说过：争国权和民权与争女权并不相悖，争国权与民权的国民革命是“开女权之路”，因为“非将人权民权首先争回，女权不能有存在的根据”［18］。这一见解，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妇女解放的状况，学界也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国家“恩赐”的、是“超前”的、是“去性别化”的，因此需要在女性主体意识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做双向补课［19］。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从近年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反思出发，这一时期中国妇女解放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三个前瞻性的内涵：一是以改造和废除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来铲除压迫妇女的根源；二是以改革家庭和婚姻制度，改变生产关系来建构男女平等的社会关系；三是以改造上层建筑来建构妇女的主人翁精神和培育社会主义新人［20］。这种观点呼吁珍视我国社会主义的这些宝贵历史遗产，以此构建新世纪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理论。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妇女解放的“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上呈现出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而面对这些不同意见所展开的学术讨论与争论，也是积极的、有益的。不同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为中国女性学生长发育提供更丰厚的底蕴与沃土，可以为推进女性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提供更充足的动力。

三、我国女性学研究方法论的初步评估

毫无疑问，近30年来，蓬勃发展的以“社会性别”为核心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方法及其累积的学术成果，为中国女性学研究提供了多视角的分析工具。“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广泛应用，也为中国女性学研究减少了许多起步时的艰难与困惑。它对于推进我国女性学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对于揭示当今世界在性别角色塑造上的社会文化的许多不合理之处，有其独特的效果和作用。然而，“社会性别”理论毕竟有其自身的“适用域”，它不是万能的，而是有理论局限的。譬如，它自身就存在着“忽视社会文化的合理成分而夸大其不合理性”的偏颇［21］。有学者在研究中已经指出：“社会性别结构分析方法尽管填补了传统学术中性别批评话语的缺失，但现行的研究有一种将社会性别理论作用夸大化的倾向，研究中必称社会性别，以为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都是性别视角缺失造成的，这可能会导致妇女学研究与学科化的僵化。”［22］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要防止走向方法论上的‘性别万能论’，要坚持批判性和宽容性并存的原则，在女性研究方法上秉持开放和多元的态度”［23］。

鉴于此，有些学者主张，要将社会性别分析范畴与其他分析范畴结合起来，尽量避免从单一的女性角度来考察性别问题，而应从两性角度来思考女性发展与两性和谐问题。也有学者从本土的角度提出“弱嵌入”分析方法［24］，认为“我们需要在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系统中关注妇女和性别问题，无论是思考问题、分析原因还是寻找对策，都不能脱离中国现实社会系统”。“我们需要分解这个大系统，发现其中的性别关系”，同时“又要将其‘嵌入’回这个系统中去发现联系和影响，寻找原因和对策”。“弱嵌入性”还“提示我们关注社会系统中的性别关系需要注意的‘度’，既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现实孤立地讨论性别关系和性别问题，也不能将社会经济关系对性别关系和性别问题的影响绝对化，或理解成‘强嵌入性’。否则，性别关系就可能被埋没在社会经济关系之中”［25］。这一理论思路，是值得重视的。

笔者认为，性别分析方法是女性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分析方法，是女性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的研究手段，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要解析社会性别是如何被建构的，性别等级制度是怎样产生又是怎样被复制、被再生产的，男性中心文化构成要素是什么，它与权力、资源的占有与分配是什么关系，等等，那都必须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畴之内，必须去考察它的历史起源与它的前提条件，考察它经过了哪些主要的阶段，并以此为根据去认识它的现在和推断它的未来。同时，还必须历史地分析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以及经济关系，因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的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6］也就是说，认识女性，只能是从一般的女性进入到社会的女性，再从社会的女性进入到具体历史和具体社会中的女性，从而得到动态的、多维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女性图景。诚然，面对人类社会的前进和妇女实践的发展，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原则的女性学方法论，也要与时俱进，也要改变自己的形态，以便为探索和认识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与发展问题提供新的阐释方法和解析模式。

笔者还认为，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指导的性别分析和“社会性别”理论框架下的性别分析，如果处理得好，也可以实现某种共通性。既然二者都是为了认识妇女受压迫被歧视的历史、现状和根源，以推动实现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既然二者都重视性别比较和分析，并注意从中发现性别的社会差异及其原因，那么，存在互补的功能是可能的。当然，即便如此，这两种方法的本质差异也是不能抹煞的。

客观地说，新世纪以来我国女性学的方法和方法论研究虽有很大推进，但还是不够深入、不够规范和完善，还需要进行进一步探索、研究和争鸣。为了不断拓展女性学研究的发展空间，我们一要坚持开放原则，二要倡导学派意识，三要强化合作精神，唯此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注释：

①按出版年代为序，这10本教材是：（1）《女性学概论》，魏国英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女性学》，啜大鹏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3）《女性学》，罗慧兰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版；（4）《女性学》，骆晓戈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5）《女性学导论》，韩贺南、张健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6）《女性学教程》，周乐诗主编，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7）《女性学导论》，叶文振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8）《女性学导论》，祝平燕、周天枢、宋岩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9）《女性学（第二版）》，骆晓戈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0）《现代女性学概论》，黄蓉生、任一明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陈方.中国女性学的学位教育［J］.妇女研究论丛，2009，（增刊）：36-41.

［2］杜芳琴，王珺.三十年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化［A］.莫文秀.妇女教育蓝皮书［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354.

［3］范伟达.现代社会研究方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3.

［4］丁娟.妇女理论研究的发展及其特点［A］.中国妇女研究年鉴1991～1995［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7.44.

［5］邓伟志，华泽.女性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A］.中国妇女研究年鉴1991～1995［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7.32.

［6］啜大鹏.试论创建女性学学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65-69.

［7］李小江.妇女研究的缘起、发展及现状——兼谈妇女学学科建设问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4）：129-134.

［8］陈方，王珺.女性学学科建设研究综述［A］.中国妇女研究年鉴2001～2005［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62.

［9］魏国英.女性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叶文振.女性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学科意义［J］.妇女研究论丛，2006，（4）：35-39.

［11］叶文振.女性学导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87.

［12］韩贺南，张健.女性学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6-23.

［13］祝平燕，周天枢，宋岩.女性学导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7.

［14］啜大鹏.女性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7.

［15］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25-26.

［16］杨剑利.国家建构语境中的妇女解放——从历史到历史书写［J］.近代史研究，2013，（3）：110-124.

［17］宋少鹏.社会主义女权和自由主义女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妇女运动内部的共识与分歧［J］.中共党史研究，2013，（5）：76-88.

［18］向警予.向警予文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40.

［19］李小江.对话白露：关于1980年代“妇女研究运动”——由《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说开去［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1-8.

［20］苏红军.从“占领华尔街”到“李双双”：从近来对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反思来认识1950～1970年代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和实践的三个前瞻性的内涵［A］.岳素兰，魏国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39.

［21］潘锦棠.我看“社会性别理论”及其流行［N］.中国妇女报，2002-12-02（3）.

［22］魏开琼.从女性主义视角反思本土妇女学的建立［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60-63.

［23］吴小英.女性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综述［A］.中国妇女研究年鉴2001～2005［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48.

［24］孟宪范.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5］谭琳.在变化的社会系统中关注妇女和性别问题——读《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的思考［J］.妇女研究论丛，2004，（5）：63-64.

［26］恩格斯.反杜林论［A］.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4.

A Study on the Approaches to Women’s Studies and Their Methodology

WEI Guo-ying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Women’s studies in China began in the middle of 1980s，based on the specific studies on women in the traditional subject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women’s studies，the approaches to women’s studies and their methodology improve a lot.Two development patter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ise，one guid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e other lead by social gender theory.

women’s studies；methodology；historical materialism；social gender theory

C913.68

A

1008-6838（2015）01-0001-06

2014-12-07

魏国英（1946-），女，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编审，主要从事女性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