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晶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汉中723000)

独孤及(725－777)，字至之，河南洛阳人，天宝十三年(754)以道举补华阴尉，在天宝、大历时期的文坛享有盛名。据梁肃《独孤公行状》所载，当时享誉文坛的李华、苏源明称独孤及为“词宗”［1］197。权德舆在《唐故尚书兵部郎中杨君文集序》中，还将他与李华并称为“狎主时盟”的“词林龟龙”［2］509。这些推举虽不无溢美之词，亦可看出独孤及在当时文坛的实际影响力不容小视。独孤及以文名世，其古文创作与文学思想对中唐文学家梁肃、韩愈都有影响。他的诗名虽远不如其文名，但亦得到了后世评家的称赞。如宋代刘克庄《后村集》称其《观海》诗“虽高雅未及陈拾遗，然气拍雄浑与岑参、高适相上下”［3］3。明代钟惺《唐诗归》称其诗“高处已似元道州矣”［4］13。清代乔亿《剑溪说诗》这样说:“萧功曹颖士、李员外华、独孤常州及诗，皆以格胜，不欲与流辈争妍”［5］17。这些诗论为我们揭示出了独孤及诗沉雄劲健、迥异于流俗的精神风貌。而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独孤及传》在赞赏了独孤及诗迥于流俗的“高古”之风后，在文末还另辟蹊径，对“诗家之立题”发表了自己的一番感悟:

尝读《选》中沈、谢诸公诗，有题《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及《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及《田南树园激流植援》、《斋中读书》、《南楼中望所迟客》、《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等数端，皆奇崛精当，冠绝古今，无曾发其韫奥者。逮盛唐，沈、宋、独孤及、李嘉祐、韦应物等诸才子集中，往往各有数题，片言不苟，皆不减其风度，此则无传之妙。逮元和以下，佳题尚罕，况于诗乎!立题乃诗家切要，贵在卓绝清新，言简而意足，句之所到，题必尽之，中无失节，外无余语，此可与智者商榷云，因举而论之。［6］54

这段文字虽然不是专门讨论独孤及诗歌制题艺术的，但是将这一相对独立的议论置于独孤及传末，并且把其诗题并入不减“沈、谢诸公”风度之列，可见，辛文房是将他的诗题作为唐人制题的优秀典范给予高度评价的。辛氏关于诗歌制题的这段论述，以前的独孤及研究学者或没有注意到，或将“卓绝清新”、“言简意足”等有关诗题艺术的评语混为独孤及诗歌创作的艺术特征。本文正是借辛氏此番论述，将《毗陵集》的81 首诗题加以梳理，重点讨论独孤及诗歌制题的独特之处，进而从文学史的角度对诗题在唐代的发展演变进行审美关照。

一、常题:继承《文选》，师习六朝

唐人诗题多受萧统《昭明文选》选诗的诗题影响。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文选》在唐代可谓是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是所有有志于仕途功名的学子登第前的必读书目。再加上应试诗题多从《文选》出，故熟读《文选》、熟用《文选》、熟练掌握《文选》选篇的风格，是唐代文人必备的基本功。而在《文选》设定的轨道上轻车熟路地进行模仿，审美习惯上顺理成章地与《文选》的美学风尚心理趋同，就成了唐代文人创作和鉴赏过程中的集体无意识。《文选》选篇所发挥的样板和示范功能，对于唐诗从题目到风格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不容小视。然而《文选》对唐代文学的影响还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它一方面为一个成功的文人走上成熟的创作道路提供了方便，进而为唐诗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它也限制了唐人的创作视域，使唐诗很难跳出既定的审美定势。盛唐诗人将《文选》范式推进到极致，后人难以为继的情况，决定了元和以后的诗人被迫奋力冲破唐诗“画地为牢”的现状，对《文选》的审美范式进行全面地突围。

和大历时期的许多文人一样，独孤及的大多数诗题仍然按着《文选》所规定的套路亦步亦趋，很少表现出自己制题的个性化风彩。而中国古典诗歌从早期《诗经》的诗题仅作为单纯的称引符号到六朝时期诗题成为文人自我表达和人际交往的需要，六朝诗人的制题艺术已臻佳境。故师习《文选》诗题，即是师习六朝诗题。独孤及《毗陵集》所辑诗歌共81 首，其中交往诗(包括宴会诗、送别诗、酬和赠答诗)68 首，占《毗陵集》诗歌总数的80%多。另外，还有行旅诗4 首、题诗3 首、其它诗歌6 首。可见独孤及诗歌题材极为单一，而把同一题材的诗题放在一起，又很明显地表现出类型的趋同。所以开卷一览独孤及诗的诗目，六朝诗题套路千篇一律的重复很难给人别开生面之感，甚至难以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像《观海》、《雨后公超谷北原眺望寄高拾遗》这样只观其题即令人胸中涌起膨湃的力量、眼前浮现壮丽图景的诗题，像《初晴抱琴登马退山对酒望远醉后作》、《寒夜溪行舟中作》这种意境幽远、引人万千思绪的诗题在独孤及的集子里毕竟只是少数。

独孤及的交往诗和行旅诗都遵《文选》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格式化标题，如送别诗基本上都采取“(离别地点)+送× ×人+(终到地点)+(事由)”①括号内的内容根据具体情况可有可无。的标题格式，如《送马郑州》、《送相里郎中赴江西》、《送长孙将军拜歙州之任》、《送李宾客荆南迎亲》、《水西馆泛舟送王员外》等等。比照《文选》所选的“祖饯诗”，可以发现独孤及的诗题更加格式化、程式化，更加浑圆、成熟，但这种死板的命题套路实在缺少《文选》所选谢灵运《邻里相送至方山》、谢朓《新亭渚别范零陵》等诗题的自然、灵动和鲜活。但是翻看唐人诗集，尤其是大历以后的集子，会发现此种诗题俯拾皆是。这种诗题大量涌现却未使时人生厌，恐怕与时人更加重视的是诗题社会交往的功能性、工具性，而忽略了诗题制作上的艺术性有关。

独孤及的行旅诗的制题亦深受《文选》选诗的制题方式影响，基本上采取“时间+地点+(事件或事由)”的标题格式。如《丙戌岁正月出洛阳书怀》、《季冬自嵩山赴洛阳道中作》与《文选》所选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的诗题模式如出一辙。此外独孤及的赠答、酬唱、宴筵系列的诗歌，也基本上延用六朝“赠× ×”、“寄× ×”、“酬× ×”、“× ×宴”的既定格式，如《三月三日自京到华阴水亭独酌寄裴六薛八》、《海上怀华中旧游寄郑县刘少府造渭南王少府崟》、《得李滁州书以玉潭庄见托因书春思以诗代答》、《暮春于山谷寺上方遇恩命加官赐服酬皇甫侍御见贺之作》、《九月九日李苏州东楼宴》②着重号为笔者加。等等，但是却在“赠× ×”、“寄× ×”、“酬× ×”、“× ×宴”等核心词汇的基础上，更加翔实地标明时间、地点、场合、情感状态以及引起诗兴的本事等等。这些诗题对当事人的亲身经历记录得更加详尽，体现出诗人自我表达、自我书写和自我传播意识的自觉。而且用语也不啰嗦，即便是长题也能做到辛文房称赞沈、谢诸公时所说的“精当”，然而离六朝佳题的“奇崛”境界却相去甚远。虽然独孤及亦有些诗题能做到雄壮有力，但是由于过度因循《文选》而“复多变少”，所以他的诗题往往难以出奇致胜、独特不凡。从这个角度来看，独孤及的大部分诗题都缺少创造性的能量。

二、佳题:言简意足，精紧细密

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对于唐代才子的品评常常用语精辟，具有启发性。这位以刘长卿的字为名、以于良史的名为字的铁杆唐诗爱好者，不会对何为好的诗题没有一点常识。将张说的《闻雨》、《山夜闻钟》，王维的《新晴野望》、《山居秋暝》，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江中对月》，杜甫的《望岳》，柳宗元的《江雪》等意境幽远、自成兴象的诗题放置一边，却把独孤及的诗题提到“不减六朝风度”的高度，多少让人有点匪夷所思。细酌辛文房关乎“诗家之立题”的议论，可以发现辛氏一方面是以《文选》为评价标准的，如果视《文选》选诗的诗题为“正格”，那么独孤及不求“标新立异”的诗题大体不离《文选》的框架;另一方面，从辛氏所引用的六朝诗题来看，他对描写“精工”的诗题似乎情有独钟。拿《晚登三山还望京邑》、《南楼中望所迟客》和杜甫的《望岳》、王维的《新晴野望》相比，可以看到前者用思的缜密、落笔的精微，而后者却诚然一番自然天工之美。故辛氏完全不是从“天工”、“兴象”的角度，而是从“人力”、“制作”的角度来谈诗家之立题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独孤及的一些诗题虽不是超越时代、属乎天才之大手笔的“高题”，却是符合立题规范、不犯诗家大忌的“佳题”。

辛文房眼中的“佳题”又是什么样的呢?他用“卓绝清新、言简意足”这八个字来概括。“卓绝清新”是呈现出来的审美感受，而“言简意足”是达致这种审美感受的具体方法。而在这八个字中，他只下大力气对“言简意足”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可见他对“言简意足”的重视。他将“言简意足”解释为“句之所到，题必尽之，中无失节，外无余语”，又在评论沈佺期、宋之问、独孤及、李嘉祐、韦应物诗题时用“片言不苟”来称赞他们集子中的“数佳题”。“言简意足”和“片言不苟”可以互参，可见“简练而不芜杂”正是辛氏眼中独孤及诗题的特色。我们且看《雨后公超谷北原眺望寄高拾遗》和《官渡柳歌送李员外承恩往扬州觐省》两诗的诗题。

《雨后公超谷北原眺望寄高拾遗》是安史之乱第二年(756)独孤及写给高适的一首赠诗，此时高适正在“讨贼的第一线”辅佐哥舒翰把守潼关。诗歌内容如下:

崖口雨足收，清光洗高天。虹蜺敛残霭，山水含碧鲜。远空霞破露月轮，薄云片片成鱼鳞。

五陵如荠渭如带，目极千里关山春。朝来爽气未易说，画取花峰赠远人。［7］14

这个时候寄给高适一首观景诗，似乎与前线的战火不相协调。然而从诗题中“北原眺望”四个字可见，独孤及不是不关心前方的战势，反而总是牵肠挂肚地盼望着北边来的捷报，一个“眺”字完全写出了作家的牵挂和期盼。而“雨后”二字则借自然界雨过天晴山水更丽表达了作家对于战争必定胜利、朋友必然凯旋的信心。从诗题所反映的情绪就可以看出，作家本人虽然未能亲临战场助朋友一臂之力，却心系战场为远方的朋友声援和助威。这首诗的诗题充分展现了盛唐诗人未被战火打消的昂扬的精神状态，可谓是盛唐气象的余音。

再如《官渡柳歌送李员外承恩往扬州觐省》一首:

君不见官渡河两岸，三月杨柳枝。千条万条色，一一胜绿丝。花作铅粉絮，叶成翠羽帐。此时送远人，怅望春水上。远客折杨柳，依依两含情。夹郎木兰舟，送郎千里行。郎把紫泥书，东征觐庭闱。脱却貂襜褕，新著五彩衣。双凤并两翅，将雏东南飞。五两得便风，几日到扬州。莫贪扬州好，客行剩淹留。郎到官渡头，春阑已应久。殷勤道远别，为谢大堤柳。攀条倘相忆，五里一回首。明年柳枝黄，问郎还家否?［7］49

从诗歌的内容上来看，这是一首以女子口吻写出的送别诗。一种可能是作者化身为女子来表达对友人恋恋不舍之情，可以想见作者若不是与友人关系非常密切，是不敢开如此幽默风趣的玩笑的。另一种可能就是这首诗是独孤及为李员外的妻妾代写。但不管哪种可能，作者都必须化身为女性，以女性的视角来抒发情感。此诗的诗题与诗歌的内容正相呼应。题首先点明离别的地点“官渡”，而“官渡”古镇的历史感，无疑平添了离别情感的厚重。古代以“折柳相赠”来抒发离愁别绪，故以“柳歌”点题为送别又附加上了一层浓浓的诗意。再者“柳”的纤弱柔美、袅娜多姿又与女子的娇媚可人之态暗合，这又为该诗将朋友比作情郎，以女子的口吻表达依依惜别之情的奇特构思做出了绝佳的铺垫。遗憾的是，在独孤及16 首送别诗中，此等佳题仅此一首。从这两个诗题可以看出，独孤及的诗题中往往还有“题眼”。如《雨后公超谷北原眺望寄高拾遗》中的“眺”字，《官渡柳歌送李员外承恩往扬州觐省》中的“柳”字，《寒夜溪行舟中作》中的“寒”字，《三月三日自京到华阴水亭独酌寄裴六薛八》中的“独”字，都是诗题中的点睛之笔。其高度概括性与升腾出来的联想空间，可以产生一字千金的效果。可见，“言简而意足”的确是独孤及一些佳题独特的艺术特色。再看下列几个诗题:

《初晴/抱琴/登马退山/对酒/望远/醉后/作》

《贾员外处/见中书贾舍人巴陵诗集/览之怀旧/代书寄赠》

《暮春/于山谷寺上方/遇恩命/加官赐服/酬皇甫侍御见贺之作》

《癸卯岁/赴南丰道中/闻京师失守/寄权士繇韩幼深》①分隔号为笔者加，以下同。

这些诗题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单纯的“寄× ×”、“酬× ×”等动词前加上一连串的状语，使动作发出的情由被更充分、更细致地揭示出来。然而这些诗题并没有因为长度的增加而给人以累赘冗繁之感，独孤及基本上采用“状语并置”的方式，将时间、地点、事件及一系列的状态平铺开来，不用连词衔接，造成节奏上的急促紧凑之感。如《初晴抱琴登马退山对酒望远醉后作》一题，作家精细地将引起诗兴的事一一道来，十五个字中包含了六个有助于展现作家情感状态的信息点。这类诗题一方面委曲详实，另一方面又精紧细密。真正做到了辛文房所说的“句之所到，题必尽之，中无失节，外无余语”。独孤及的此类诗题，在大量创作“酬答唱和诗”的唐人集子里，如沈佺期、宋之问、韦应物、李嘉祐的诗集里亦有出现，只不过这些诗人诗题题材广泛，类型化特征也不突出，所以没有像独孤及诗题的这种特征表现得这么集中。如李嘉祐的《自苏台至望亭驿/人家尽空/春物增思/怅然有作/因寄从弟纾》、韦应物的《雪中/闻李儋过门不访/聊以寄赠》。当然，每位诗人个性特点不同，诗题的风格亦会有所差异。

三、独孤及诗题“存事”特征及文学史定位

从独孤及的诗题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对“简短叙事”的热爱。独孤及经常通过“连续性的动作”精紧地勾勒出引起诗兴的原委。如《初晴抱琴登马退山对酒望远醉后作》叙写了诗人五个连续性的动作“抱”、“登”、“对”、“望”、“醉”，这样便将诗作抒发的感伤情绪，完全与具体的天气、环境、情状联系在一起。再如《贾员外处见中书贾舍人巴陵诗集览之怀旧代书寄赠》中的“见”、“览”、“怀”三字，不经意的“见”、有意识的“览”和下意识的“怀”，充分记录了具体的某时、某地所发生的某种情怀。《癸卯岁赴南丰道中闻京师失守寄权士繇韩幼深》中的“赴”、“闻”两个动词连续出现，使人感到作家本来就颠沛流离的生活似乎更加雪上加霜了，真可谓是身体和心灵双重的悲愁糅合在一起。此外，对于赠答酬和的对象及其身份独孤及也不忌详尽，如《李张皇甫阎权等数公并有送别之作见寄因答》、《东平蓬莱驿夜宴平庐杨判官醉后赠别姚太守置酒留宴》、《海上怀华中旧游寄郑县刘少府造渭南王少府崟》都可以看出他不厌其烦、竭尽全力地记录每一个对象的努力。独孤及诗题的叙事性倾向使得他的诗题更像是生活的记录或是日记，它虽不是翔实地记录某一天发生的事情，但是至少可以起到一种“标识”作用，使作家凭此能够身临其境地去回味逝去的岁月。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中国古典诗歌的诗题发展史，就会发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作家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表现。《诗经》基本上是有诗无题，现有的诗题都是后人在编辑整理的过程中为了称引的方便加上去的，所以多数诗题都是从诗句中出。［8］10如《蒹葭》，诗题即出自于该诗的头两字。而这首诗歌所描写的“上下求索”的情境与诗题“蒹葭”几乎没有必然关系。该诗穿越历史的时空为各个时代的人所爱赏，然而诗人究竟在求索什么?是恋人?还是借求索伊人表达生活中其它方面的失落和寻找?我们无法从具象上来把握诗人的寻求对象，但是普天下各个时代的人都能被这种“求索”的人生情境所感动，因为这是在所有人身上都可能发生的寻找和失落、再寻找和再失落。诗人作诗的动因可能缘于某一具体事件，然而时过境迁，事件我们已经无处可寻，因为事件本身并没有被刻意地记录下来，只留下了抽离具体生活的、超越时空的人生图式。试想一下如果《蒹葭》的作者事先按独孤及的拟题风格拟一诗题《溪行舟上见一佳人上下求索而不遇寄× ×》并将此题记录在案，这等具体化的诗题中便蕴含着诗人强烈地自我阐释的冲动，这种冲动源于诗人留住过去的美好与感伤的欲望与好奇。

中国古典诗歌的诗题走着一条“从简单到精致，从散漫到规范”的发展道路［9］160。诗题在汉代萌芽，大概在西晋时期走向成熟。六朝时期出现的“长题”表明六朝诗人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详细地记录。独孤及诗题继承六朝，记录更加翔实精密。其诗题对身边事件的概括性叙写，完全可以看成是他作为社会性的人，对记录生活中欢宴、送别、交往等与人“群”的生活事件拥有极大的情感需要［10］167。人际交往中的欢乐、悲伤似乎牵系着他的自我价值、自我形象与自我期待。从审美接受的角度来看，《诗经》当中的无题诗常常越出具体的事件表达一种感悟和情绪，而独孤及有意为之的“详尽的诗题”就像是系在他“诗歌之舟”上的一根缆绳，将他诗化的感悟牢牢地锁定在具体的时空。当然，独孤及诗歌中蕴含着的强大自我，也常常会影响他诗歌诗意的展现。我们只要看一看元和以下诗人的“长题”就会发现独孤及诗题的叙事性倾向在元和以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故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独孤及的诗题可以看成是连接六朝诗题与元和以下诗题的一个典型的过渡。

在《唐才子传》中，辛文房发出“元和以下，佳题尚罕”的感叹。辛文房为何对元和以下诗题创作总体情况有不满情绪呢?按其“卓绝清新，言简意足”的审美标准，元和以下的诗歌一定是不够清新与简练了。粗粗一览元和时期诗人的诗题，辛氏所发的微词不无道理。元和时期诗人众多，诗作更多，交往唱和的诗歌为唐代各个时期之最。此时，往来应酬似乎是诗人生活的常态，酬答应和的事由也更琐细，所以很少有诗人对这类诗题再花精力细心推敲了。以元稹集子里与白居易的酬唱诗为例，《送乐天××》、《和乐天× ×》、《酬乐天× ×》之类的诗题彼彼皆是，着实给人以索然无味之感。这样的诗题无奇崛精壮之力，更无卓绝清新之妙。

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说“元和之风尚怪”，元和时期的几位大家无论是韩愈偏激的“奇诡”还是白居易过度的“浅切”都被李肇纳入了不合盛唐气象“尚怪”的行列。［11］186那么这种“怪”在诗题创作上又有什么表现呢?韩愈提出“以诗为戏”，除元和时期诗人诗集中常有的常题之外，他的诗集里还常出现像《忽忽》、《落牙》、《嘲鼾睡》这样的诗题，这种随意、散漫不够精致严肃的诗题，固然与诗作的开阖洒脱相得益彰，却严重缺乏“卓绝清新”之意境，显然不会是宗《文选》诗题的辛文房所热爱的对象。另外，元和时期诗题的一个新气象是出现了“诗序化的长题”。这些长题主要在倡导新乐府创作的诗人集中有明显的表现，如刘禹锡的诗题:

《令狐仆射与余投分素深，纵山川阻修然音问相继。今年十一月仆射疾不起，闻予已承讣书，寝门长恸。后日有使者两辈持书并诗，计其日时已是卧疾，手笔盈幅翰墨尚新，律词一篇，音韵弥切，收泪握管以成报章。虽广陵之弦于今绝矣，而盖泉之感犹庶闻焉。焚之繐帐之前，附于旧编之末。》

元稹诗题:

《酬乐天早春闲游西湖，颇多野趣，恨不得与微之同赏。因思在越，官重事殷，镜湖之游，或恐未暇，因成十八韵，见寄乐天。前篇到时，适会予亦宴镜湖南亭，因述目前所睹，以成酬答。末章亦未暇诚，则势使之然，亦欲粗为恬养之赠耳。》

在白居易的诗集中更不乏此类长题。据初步统计，白氏超过50 字的诗题就有十四首，超过100 字的有四首，最长的一首竟长达254 字。［12］11从上举的两例可以看出，这类加长版的“长题”穷尽细节，或描摹、或叙事、或抒怀都不遗余力。此类长题在元和诗人的集子里虽不是主流，但是无疑代表了诗题在元和时期发展的新气象。在独孤及的诗题里可以一笔代过的信息，在这些诗题中却要穷尽细节，独孤及诗题精紧的节奏，被舒散的语言风格所取代。在独孤及简净的字眼背后需要咀嚼的深意，在此一览无余。此类诗题不试图在诗题的概括性上下工夫，却放纵地冲破诗题范式所规定的界限，允许诗题内容的扩张，向散文化方向发展。这类诗题固然通俗易懂，但冗长繁累，完全违背了辛文房“言简意足”、“句之所到，题必尽之，中无失节，外无余语”的审美理想。明代王士贞《艺苑卮言》在评论白居易诗时说:“用语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长，极有冗易可厌者。”［13］1011白居易对自己的诗亦有过检讨，认为他与元稹的诗都有“意太切而理太周”的毛病。这种意思说尽而不留余味“冗易可厌”的毛病同样是他们长题创作的问题。而这种长题创作在宋以后并没有消歇，反而在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的笔下延续，逐渐发展成为具有独立美学意味的小品文。从元和以下长题创作的漫延，可以看到人们对习以为常的《文选》套路的厌倦，亦可以看到随着人自身的觉醒，人们对于自我记录、自我阐释欲望的强势崛起。到此为止，“‘短而精’的《文选》式诗题逐渐被这种体兼诗序，貌类散文的长题所代替，《文选》所倡的规范制题也被完全突破”［14］3。

最后，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再来看独孤及的诗题被元人辛文房赞可的原因，就可以看到他的诗题作为“诗题发展史上重要一环”的文学史意义了。相对于《文选》所辑的六朝诗题模式，独孤及有自知的继承，在叙事委曲精到方面亦有不自知的发展;而相对于元和以下膨胀的长题，独孤及的诗题则保持了六朝题用语简净、意味深远的风味。在简单与繁杂之间，在诗趣与散漫之间找到平衡点，正是独孤及数佳题的特殊魅力。总而言之，正是在独特的历史境遇成就了独特的独孤及式制题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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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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