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文化与军事考古学

2015-04-10赵丛苍

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3期

赵丛苍，张朝，赵戈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陕西西安710069)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代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多采取相对灵活的统治政策，土司制度则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政策。土司制度上承唐宋以降的羁縻治策，形成于元代，明代沿用，但已经开始小范围实施改土归流，到了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实施使得这项政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几百年来，因土司制度而形成的物质的与精神的文化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土司文化。

军事考古学是以古代军事遗存作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分支，开展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对于推动疆域史的研究有积极的意义。［1］［2］土司文化的研究是边疆研究的重要领域，并且我国西北、西南边疆地区有着丰富的与军事活动有关的土司文化遗物、遗迹，正是由于土司文化与军事考古学存在内在的联系，所以土司文化所包含的军事遗存也成为军事考古学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我们希望通过对两者之间的概念、方法、理论、意义的阐释，拓展军事考古学的研究领域，推动土司学与军事考古学研究的共同深化。

一、土司与军事

有学者认为“土司”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指土司衙署与土官，狭义上仅指土官。［3］无论是广义的土司衙署与土官，还是狭义的土官，土司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与军事有着天然的联系。“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这是土司最关键的特征，而且缺一不可，其中的“世统其兵”则凸显了土司的军事属性。回顾我国军制史，除了少数昏庸无能的帝王及特殊情况之外，军队始终掌握在帝王手中，这种世袭的武装力量从法律上得到确认并不多见。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基于土司制度也形成了诸多军事遗址遗物。

土司制度是在羁縻治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核心思想是有相通之处的。［4］所以，我们在对土司制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特别是研究土司起源问题，无法跳过羁縻治策这一阶段。所谓的“羁縻”就是中央王朝对周边夷狄政权像对牛、马用羁和縻进行控制，这种控制是松散的，某些羁縻府州时叛时附。羁縻府州的主要作用在于为华夏守藩篱，朝廷希望通过羁縻治策来构建一个战略缓冲地带，确保内地的繁荣稳定。中央政权并不指望能够从羁縻府州获得经济上的实质利益，正如唐贞观五年(631)康国求内附，唐太宗说:“前代帝王，好招徕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无益于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国内附，傥有急难，于义不得不救。师行万里，岂不疲劳!劳百姓以取虚名，朕不为也。”［5］6091而在显庆三年(658)，唐高宗面对大食东侵的严峻形势，在康、石等国设置羁縻府州。这样的一个转折实质上是唐王朝对西域军事防御策略的一个改变，由此我们也能够看出羁縻治策的实施与军事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土司制度承袭了羁縻治策，从其创立之初就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与羁縻治策不同，土司是国家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一项严格的制度。朝廷所任命的土官隶属于国家政权，其相关机构是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国家行政机构有着某些差别，土司拥有自己世领的武装力量——土军。宋末元初，平定大理后，忽必烈和兀良合台统兵采取迂回战术，从陆路上封锁了南宋王朝。而西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政治环境，处于南宋抗蒙前线。在蒙军东进的过程中，西南地区的地方武装修筑了诸多的军事城寨对其造成诸多阻力，就连蒙哥汗也战死钓鱼城下。据学者统计，在此背景修筑的山城有多处，钓鱼城(合州)、神臂城(泸州)、大良城(广安军)、铁锋城(普州)、重庆城、多功城(重庆府)、白帝城、瞿塘城(夔州)、赤牛城(梁山军)、天生城(万州)等。［6］54在元朝统一之后，任命这些地方势力为土司。部分军事寨堡为后代土司所继承，并且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如播州的海龙囤，在明代的平播战争中就成为播州杨氏土司的重要据点。

根据文献记载，土司的设置，与其卓越的战功密不可分。石砫土司就是因其对苗蛮的征伐而设立，“当宋高宗时……苗蛮乘隙不靖。……得扶风人马定虎，(马)援三十九代孙也。知兵饶胆略，朝命领兵进剿……苗果震慑，溃败。捷闻，即以南宾县地官之……乃置石砫安抚司，敕马氏世袭，节制九溪十八峒，为镇服苗蛮之计，厥后夷汉相安。故元因其旧。明洪武八年，以马克用功，升为宣抚司。天启元年，以秦良玉功，又升为宣慰司。”［7］18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甘肃永登鲁土司三世土司鲁失加在明永乐年间扈从明成祖朱棣征漠北蒙古有功，遂赐姓鲁。其后又在洪熙元年(1425)率部卒随从李英、康寿等征安定、曲先、罕东三卫，因功获世袭诰命，有了世袭特权。［8］

纵观土司制度延续五百年来的历史，无论是土司的设置，还是土司不断发展的过程，甚至是土司的消亡，军事活动总是如影随行，所以土司军事遗存的研究应当成为土司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军事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军事遗存，所以二者具有进行交叉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二、土司文化与考古学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成臻铭先生认为:“从文化的逻辑分层方面考察，土司文化分为土司心态文化、土司行为文化、土司制度文化和土司物态文化，其与土司政治文化之中的土司政治意识形态、土司政治行为、土司政治制度和土司政治体系形成基本对应，共同形成土司文化现象。”［3］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包含了遗物、遗迹、遗址、考古学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土司文化的各层面文化形态并不能都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采取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是进行研究的前提，因此我们不能教条地利用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土司文化的各个方面，首先应当选取恰当的研究对象。

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来说，土司物态文化应当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当然，土司物态文化并不只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各个学科都可以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考古学希望能够通过对土司物态文化的存在形式，包括遗迹、遗址、遗物等物质现象进行研究，尽可能的复原土司历史的某个方面或几个方面。

如前面所述，土司制度源自羁縻治策，所以对于土司文化进行考古学研究的时候，我们同样不能跳过羁縻治策阶段。这一阶段历史悠久，有诸多的遗迹、遗址、遗物流传于世。如1956年11月，云南省博物馆从晋宁县上蒜镇石寨山古墓群中发掘出“滇王之印”。这枚金印的发现，证实了汉王朝对古滇国实行了羁縻统治，这也是中原与云南交流的直接见证。1941年，张大千先生发现的敦煌文书《唐景云二年(711)张君义勋告》也是见证唐代西北地区羁縻政策的重要实物资料。［9］269广西上林智城城址及摩崖石刻作为一处唐代羁縻州县渠首的遗迹，也是研究隋唐时期羁縻制度的重要资料。

严格来说，土司文化的主要遗存应当集中在元明清三代，由于距今时代较近，相关遗存十分丰富。1991年，宿白先生考察了甘肃永登的鲁土司衙以及妙因、显教两寺，为土司文化遗址的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范式。宿白先生不仅在纵向上梳理了鲁土司的发展脉络，还将鲁土司衙与四川渡口市普济州土司衙布局进行了横向上的比较，认为明代土司衙署的建造应当有一定的规定。［10］275近年来，对于土司遗址的考古发现也层出不穷，2010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的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使土司制度的研究，终于有了一个考古学实证的案例，可以宏观上把溪州土司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相连，微观上得以深入到当地社会的诸多细节。［11］2012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的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也是羁縻·土司制度的实物遗存，它完整见证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由唐宋时期的羁縻治策到元明时期土司制度再到明代开始的“改土归流”的变迁，它的发掘为从考古学的角度深化中国土司制度和文化的研究，探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12］

以往由于考古发掘资料的欠缺，土司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历史文献学与民族学的考察，而今日的土司文化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史料的基础上了，如何深入理解考古出土材料应当成为一个研究重点与热点。在这一点上，考古学是具有先天优势的。考古学具有一套自身的方法论，即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考古学的任务不仅是将地下的遗物、遗迹发掘出来，还要对发掘出来的遗物、遗迹进行解释。就土司文化的遗存来说，因为有大量的文献存世，所以构建其时空框架相对较易。单一遗址最大的研究价值在于其微观研究，这使得还原一座寨堡的社会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军事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得以实现，而传统文献研究是做不到的。或许考古材料无法解释宏大的社会背景，但我们可以还原诸多的碎片，如一个个体的衣食住行，土兵的武器装备，土司的生活设施及宗教信仰的细节，这些碎片的整合将会使我们对土司文化有更加具体的认识，而不只是停留在政治制度的层面。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遵义海龙囤遗址所发现的类似“厕所”的遗迹，这样的材料在史籍中是比较少见的，只有通过考古发现才能够认识到“别样”的土司文化。［13］

除了微观研究的贡献，考古学对于解释诸多土司之间的文化差异具有一定的作用。考古学是对物质遗存的研究，根据物质遗存之间的差异性与相似性，我们可以构建一个个文化类型。由于土司文化分布地域广阔，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这样的差异性导致了存在着诸多不同的土司文化类型。从大的地域范围划分，可以分为西南土司文化与西北土司文化;从民族上划分，又可以分为蒙古族土司文化、土族土司文化、土家族土司文化、彝族土司文化等等。这些不同的土司文化之间最显著的差异就体现在其物质文化的表现形式上，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和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研究将对这些不同文化类型有更细致的划分，从而推动不同土司之间、土司与中央等文化互动的研究。

然而，考古学也是有局限性的。前文我们提到通过考古学的研究，能够复原土司文化的一个或几个方面，这就是由考古学的局限性造成的。土司文化是一个系统的、包罗万象的概念，考古学研究只能为其提供部分的研究支持，对于土司文化中诸如政治制度、精神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并不能全面解决，或者说土司文化的研究应当是一个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过程，任何一个学科都无法独立地进行土司文化的研究。作为考古学分支的军事考古学，能够对土司文化的军事遗存研究提供一些借鉴，进而丰富土司文化的整体性研究。

三、军事考古学视野下的土司文化研究

军事考古学是对古代军事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如前所述，土司文化与军事有着密切的联系，土司文化中也有诸多与军事相关的遗存，这些遗存即为军事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1．遗迹，包括城址、关塞、堡寨、兵器加工场所、古战场、道路等。据学者统计，西南地区的长官司以上土司遗址主要分布在湖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行省。民族构成越复杂的地区，土司遗址数量越多，其中贵州数量最多，为184 处，次为四川119 处，云南、湖广、广西分别为86、55、10 处。［14］众多的土司遗址大小不一，最大一般不超过一个行政县的范围，如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鹤峰容美土司。最小的仅一个行政乡或行政村的范围，如咸丰龙潭土司、宣恩忠建土司、木册土司等。数量丰富的土司城址，大部分的修建是与军事活动相关的，或者在其修建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军事防御的思想，如遵义海龙囤遗址、唐崖土司皇城遗址。地处西北的土司遗迹同样也具有军事活动的意义，如明代青海乐都境内修筑的三座土司堡寨，发挥着重要的军事作用。［15］道路设施也是军事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如石柱土司石桥，北桥(后桥)是土司时代联系鄂西的巴盐古道石桥。南桥(前桥)是联系南宾、辐射长江的驿道石桥。

2．遗物，包括兵器、战争生活遗物及其他反映军事活动的遗物。如1945年，宣恩猫儿堡土司墓出土铁箭簇。同时，图像材料也是我们研究对象之一，国家博物馆藏《平番得胜图卷》是一幅描绘明朝万历时期明政府平定西北诸番部族叛乱的军事题材绘画，从图像中我们也能够获得与土司有关的军事活动资料。［16］

3．考古出土的军事文献及文字资料，包括各类玺印符碑。1985年，咸丰农民拾得“永宁卫千户所百户印”，是有关土司军制的实物资料。［17］墓志是古代社会各个方面记录的重要载体，其所记载的内容对我们研究古代军事文化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资料。2012年发掘的播州土司杨铿及其夫人田氏的夫妇合葬墓出土两盒墓志，大致记录了播州杨氏家族史、部分土司传承关系及杨铿为朝廷率军出征的功绩等。［18］

除了以上所列举的直接与土司文化相关的遗存，我们还要注意其他具有间接联系的材料，比如明末平播战争中明军所使用的武器装备，这对我们理解土司文化与其他文化互动能够提供一个不同的角度。

从上述研究对象来看，土司文化遗存研究的重点应当是近几年发掘的土司衙署、寨堡建筑，这些建筑无不体现着军事活动的影响，所以也是军事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些在传统考古学领域应当属于聚落考古，军事考古学所要研究的是提取其中与军事相关的遗存信息，理解城寨布局的军事防御体系、后勤保障体系、交通通信体系等方面的内容。当然，零散的遗物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研究资料。

无论是土司学，还是军事考古学，都是需要多学科交叉共同研究。具体到军事考古学视野下的土司文化研究，我们认为应当以包括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等方法的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为基础，广泛采纳军事学、民族学、历史文献学、民俗学、自然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建筑学等学科研究方法与成果，这样才能全面理解和阐释土司文化的军事遗存。

军事考古学是一门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学科，军事考古学视野下的土司文化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深化了古代土司军事的研究。军事考古学为古代土司军事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一方面补充了历史记载的缺陷，另一方面能够从实证上证实历史学、民族学等其他学科研究的结论。其次，推动了疆域史的研究。土司文化绝大多数分布于边疆地区，军事考古学对于认识和解决边疆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其三，激发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各民族共创中华已成为我们的共识，军事考古学发掘土司文化当中的优秀文化遗产，让全社会对各民族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对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能够有所贡献。其四，对当今国防建设有借鉴作用。西南、西北地区对我国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深入理解古代西南、西北地区的军事防御措施，对当今我国在西南、西北地区的国防建设能够提供有益参考。同时，西南、西北地区复杂的宗教、民族问题，特别是反恐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都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是社会稳定的威胁，军事考古学对于古代这些地区社会结构、地方武装力量、人员流动等问题研究，能够对当前的反恐形势提供建设性的建议。最后，有利于军事遗存旅游价值的开发。近些年，如何实现经济转型是国家和社会讨论的热点，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也是社会共识。军事遗址的利用与开发将促进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军事考古学通过对土司文化的军事遗存深入研究，发掘其精髓，用丰富的文化内涵塑造产品形象，从而得到旅游者的认同和接受。

军事考古学与土司学的交叉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前景，军事考古学与土司学的互动对进一步认识古代军事遗存和土司文化有积极意义，推动二者的协同研究应当是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

［1］赵丛苍．军事考古学初论［N］．中国文物报，1999－11－10(3)，1999－1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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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萦绪．石砫厅志·沿革志［M］．乾隆四十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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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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