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方

(陕西理工学院两汉三国研究所，陕西汉中723000)

三国魏蜀战争时期，汉中对曹魏的军事战略意义，人们一般都以“鸡肋”定位。这一认识来源于杨修对曹操态度的分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遂至阳平。备因险拒守。”原注:《九州春秋》曰:时王欲还，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主簿杨修便自严装，人惊问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1］52《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修字德祖，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汉中，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鸡肋’而已。外曹莫能晓，修独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乃令外白稍严，操于此回师。”［2］1789学界对汉中于曹魏的战略地位，代表性的观点也承袭“鸡肋”说，认为曹魏并不重视汉中，汉中对于曹魏没有特别的意义。［3］

从曹操征讨张鲁进攻汉中(215年)，到蜀汉亡国(263年)，魏蜀对峙的近半个世纪过程中，汉中在两国对峙的战略地位发生了深刻变迁，而“鸡肋”一说忽略了汉中攻守与两国军事、政治的深层联系。重新回顾魏蜀战争对峙的过程，我们发现“鸡肋”大体类似于魏蜀相争之初特定时刻的“酸葡萄”。而此后，曹操逐渐将汉中纳入到两国对峙的国家整体战略之中，实施了一个系统的对蜀方略，这一方略被曹魏三代统治者贯彻施行，影响了两国对抗的全部过程，直至蜀汉灭亡。曹操的汉中攻略与其国家战略亦即全局战略的关联与实现过程，大体可分为选择、实施、全胜三个阶段。

一、放弃汉中的战略选择

公元215年，曹操讨伐张鲁成功，取得对汉中的军事控制权。但是，对于后续的军事部署，主簿刘晔和司马懿都主张乘胜攻入蜀地。刘晔分析说:“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慴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1］445刘晔的一番话虽然振奋人心，大涨己方之志气，然而，不难发现，他主张继续进军的根据却是“推此而前”，依据的是曹操之前战役中的威势。曹操没有听从他的意见，是出于现实因素的考虑:“此妖妄之国耳，何能为有无?吾军少食，不如速还。”［1］445他考虑到以汉中为据点，向蜀地推进的现实军事地理劣势:交通条件恶劣，军粮供应的巨大压力。曹操认为:虽然得到汉中，但是军粮问题始终无法解决。汉中浅窄，也很难发展成为粮食生产、供应基地，从关中补给粮草需要翻越秦岭，异常困难。因此大军以汉中为基地，继续纵深推进，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司马懿与刘晔有相似的看法:“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4］2司马懿与刘晔的相通之处在于，非常乐观地推测了汉中新胜之“势”，然而对蜀地的占领与治理，将其变成己方的军事基地却并非一个短暂的、一次性活动。曹操没有听从这个意见，在胜利的情况下，冷静地选择放弃汉中，“(建安二十年)十二月，公自南郑还，留夏侯渊屯汉中”［1］46。

然而，夏侯渊败亡之后，刘备屯兵阳平关，蜀汉政权在汉中的迅猛发展令曹操不安。公元219年，他携带军粮，第二次亲征汉中，调整对蜀方略。“夏侯渊败，曹公争汉中地，运米北山下，数千万囊。黄忠以为可取，(赵)云兵随忠取米。忠过期不还，云将数十骑轻行出围……值曹公扬兵大出，云为公前锋所击，方战，其大众至，势逼，遂前突其阵，且斗且却”。曹军追至营下，赵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雷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1］950。曹操第二次兵临汉中，与刘备争夺此地，结局果然像曹操之前分析的那样，军粮出现了问题，而且久战不下，危机四伏。

曹操回应司马懿的建议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2］1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将关陇与汉中放在一起通盘考虑的。陇右与汉中两个地区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将防线放在关陇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曹军将防线收缩至关陇地区，军粮补给变得轻松，避免与蜀汉在汉中一地的兵力胶着，也就是摆脱了“致于人”的军事被动。曹操将汉中留给了蜀汉，也将“守战之力，力役参倍”［1］458的用兵之弊端和压力留给蜀汉。而且，曹军以关陇为防守基地，切断了汉中与陇右的联结，使汉中成为“孤绝”之地。蜀汉虽然占据了一定的地理优势，却同时承受了巨大的压迫与围困，不得不苦苦向陇西发展，追求突破。如此一来，曹魏方面就以据守关陇而调动了蜀汉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的连年北伐。曹操放弃汉中，据守关陇，实堪为“致人而不致于人”［5］40战略的杰出典范。

二、经营关陇的战略实施

曹操经营关陇发生在赤壁失利之后。他对关陇的经营与赤壁之战失败的教训有一定的关联。在赤壁之战开始之前，曹操因轻易得到荆州，意图乘胜从江陵出发，一举统一南北。曹魏军事集团中的智囊人物贾诩当时曾有不同意见:“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1］330其时意气风发的曹操没有听进去贾诩的睿智之策，然而，在赤壁失利之后的冷静思考中，他似乎从贾诩“不劳众”而使一方“稽服”的谋略中获取灵感，而应用在经营关陇上。

关陇地区的经营较之江东，形势更显艰难、复杂。关陇地区不仅是军事交通要冲之地，而且历来各族杂处，战乱不断，老百姓死伤、逃亡流离失所者众多。曹操平定韩遂、张鲁在关陇的割据之后，任命“既有恤民之效，又能和戎狄”［1］491的官吏经营，增强了曹魏在西部边境的边防实力。扶风郡武功县人苏则治理关陇的策略与曹操不谋而合，曹操“见则悦之”，任命苏则做金城太守。苏则谨慎地安抚流民，迅速平定叛乱，恩威并用，治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乃明为禁令，有干犯者辄戮，其从教者必赏”。他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日多”［1］491。并多次平定关陇地区的叛乱。魏文帝时期，苏则攻下酒泉郡、张掖郡，荡平武威郡的胡人骚乱，曹魏得以与西域互通使节。“出军西定湟中，为河西作声势”，其作为极大稳定了曹魏对关陇的控制。魏文帝授予苏则护羌校尉的官职，赐爵关内侯。［1］491魏文帝时期延续了曹操对关陇的经营方略。

曹操听取河东人卫觊对关中的经营策略。卫觊早在建安初“留镇关中”期间就提出，治理关中的要害在于招抚流民，让农民有地可耕，发展农业，“勤耕积粟”，并提出了可行的措施。卫觊观察到关中因战乱流亡到荆州的百姓，在本土安定之后，逐渐回流，但是农民没有土地可耕，大多被众将领征召为部曲，这样一来，郡县的户口仍然空虚。他建议，政府应该收回盐的专卖权，“置使者监卖”，用专卖盐的收入增加耕牛，为农民开垦提供耕牛。同时，中央派员纠察、限制将领滥用职权，保护地方吏民。“使司隶校尉留治关中以为之主”，维护关中的正常生产秩序。［1］610曹操采纳了卫觊的意见，关中周边“远民闻之”，“日夜竞还”。［1］610之后，“流人果还，关中丰实”［2］784。

曹操打败马超，大致平定了陇右地区，随即任命张既担任京兆尹，负责“招怀流民，兴复县邑”［1］472。张既协助曹操充实了关陇的户口，奠定了关陇稳定的劳动力基础。首先，在张既主张下，曹操迁徙汉中民众几万户到长安及三辅地区，加强了关中的驻守力量和农业发展基础。“(张)鲁降，(张)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1］472其次，当陇西、天水、南安三郡百姓因移民引起恐慌，骚动不安时，张既果断赦免三郡将吏的赋税，命令他们修建房屋住宅，制作水碓，民心逐渐安定下来。最后，曹操为了防止大军被蜀汉方面牵制，决定撤出在汉中的军队，但他同时很担心刘备向北攻取武都氐，从而进逼关中，他与张既谋划这个问题。张既出了一个计策:曹军游说武都氐向北退出，就食关陇，同时躲避蜀军攻击，曹军为先到的人提供优厚的赏赐待遇。曹操采取这个策略，亲自部署，从汉中撤出了各路人马，命令张既到武都，迁徙五万多户武都氐到扶风、天水境内定居。“(太祖)乃自到汉中引出诸军，令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1］472－473京兆太守颜斐是魏国著名的“良二千石”。“始，京兆从马超破后，民人多不专于农殖，又历数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为民作久远计。(颜)斐到官，乃令属县整阡陌，树桑果。是时民多无车牛。斐又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他重视文化教育等治理措施:“又起文学，听吏民欲读书者，复其小徭。又于府下起菜园，使吏役闲鉏治。又课民当输租时，车牛各因便致薪两束，为冬寒冰炙笔砚。于是风化大行，吏不烦民，民不求吏。……京兆皆整顿开明，丰富常为雍州十郡最。”［1］513曹操挑选的官吏，逐渐将关中发展成为优良的军事基地。“太祖征汉中，以郑浑为京兆尹。浑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为比，勤稼穑，明禁令，以发奸者。由是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及大军入汉中，运转军粮为最。”［1］511可见，在郑浑的治理下，关中已经成为重要军粮供应基地。他们大多能够“内抚吏民，外怀羌、胡，卒使柔附，为官效用”，“于时男女万口，咸怀感激，形毁发乱，誓心致命。寻率精兵踧胁张掖，济拔领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张睦。张掖番和、骊靬二县吏民及郡杂胡弃恶诣兴，兴皆安恤，使尽力田。兴每所历，尽竭心力，诚国之良吏。”［1］761－762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关陇既占据地理优势，又获得充实的劳动力，关陇的防守日益坚固。蜀汉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从陇右进攻顺利占领了武都、阴平，天水、南安太守弃城逃跑，“关中响震”，“朝野恐惧”。［1］922但是陇西太守游楚不仅固守陇西，而且自信地对蜀军预言:“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虚自疲弊耳。”［1］473游楚的话虽然是为了鼓舞己方的士气，但也道出了魏蜀对峙的关键点:关陇是曹魏对抗蜀汉的军事前沿阵地，这个地区与关东腹地之间联系紧密，会随时得到增援与补给。封锁蜀汉前进的陇西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据点，而是在曹操关陇防守的通盘计划之中。

曹操对关陇的经营战略，一直得到继承与贯彻。魏明帝时仍十分重视关陇的治理，并不因为此地偏远而有所松懈。明帝选派名臣徐邈担任凉州刺史，并且兼任护羌校尉，加“使持节”称号，负责陇西军政事务。在诸葛亮兵出祁山，陇右三郡叛魏降蜀的紧急时刻，徐邈联合金城太守的兵力收复了南安。关陇各郡互通声气，联合作战，蜀军无法突破陇右的防线，最后只得退回汉中。徐邈击退蜀军之后，积极开展了军事基地的经济建设。他根据当地雨水稀少，粮食产量不高的特点，“修武威、酒泉盐池”，换取周边地区的粮食，“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在这样的治理下有了“家家丰足，仓库盈溢”的局面。徐邈在关陇经济改善的基础上，“率以仁义，立学明训，禁厚葬，断淫祀”，教化百姓，“进善黜恶”，以致于“风化大行，百姓归心”、“荒戎入贡”。徐邈对待当地其他羌、胡等少数民族，不问小过，严惩大罪，得到了他们的信服。在他的治理下，凉州一带出现了清平安定的局面。［1］739－740曹魏政权造就了所谓“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的局面，从而真正赢得了关陇的归附，也赢得了对蜀汉的决胜条件。

而且，曹魏放弃汉中时，基本上将汉中的人口迁徙一空。曹操从汉中撤军时，“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到汉中引出诸军，令(张)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1］472－473。曹魏大臣杜袭使汉中“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1］666。蜀汉政权虽然从曹魏手中攻取汉中，但的确是“得其地，不得其民也”［1］1020。何兹全先生研究汉魏之际社会经济变迁时指出，汉末魏晋的社会经济的中心问题是人口问题。“人口、劳动力成了最重要的东西。有了人口，就有了一切，有了财富，有了武力，有了政治地位和权力。”［6］曹魏不仅切断了汉中与关陇地区的联系，而且几乎转移了汉中的全部人口，留给蜀汉的汉中地区实际上成为一个孤立的军事堡垒。汉中为蜀汉带来的经济与军事战略价值都大打了折扣。

三、汉中攻略的全胜之道

秦汉以来，人民丧失土地被迫流亡的问题一直很严重，政府基本上没有办法和措施解决。三国时代，曹操是首先重视以军事实力而致经济优势最终取胜的统帅。他发展曹魏的军事经济，客观上造成了农民与土地的结合，有助于解决流民问题。

曹操从与汉中对峙的攻略中，衍生出与蜀汉对抗的国家战略，即以军事经济的优势取得对蜀战争的决定性胜利。魏明帝时大臣孙资对曹操的战略有过一次完整的回顾:“昔武皇帝(曹操)征南郑，取张鲁，阳平之役，危而后济。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喜出渊军之辞也。又武皇帝圣于用兵，察蜀贼栖于山岩……皆挠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又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广大……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摄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弊。”［1］458孙资重申了曹操的汉中攻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曹魏征服汉中而不守，避免主力被“深险”的汉中所牵制。其次，曹魏方面“不责将士之力”，只需“据诸要险”就足以“震摄”对方了。最后，“中国日盛”，而“益州疲弊”［1］919的局面形成，两国国家实力较量中胜负已经显示，这就是曹操应对蜀汉的全胜攻略。

曹魏制定策略的立足点在于双方的农业经济。曹魏不主动攻伐，而是专心务农，安置流民，保障军力，积极备战，增加了军事经济优势。曹魏在自己统治区保持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坚持与民休息，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值得一提的是，曹魏依托屯田制，发展军事经济的过程中开始解决秦汉以来人民流亡问题，促进了农民与土地的结合。早在公元196年，曹操下令实行屯田制，曹魏的军事驻防区内基本都设置田官，积蓄粮谷。屯田制减轻了军队征伐中分兵运粮的压力，成为曹魏的一项基本国策，并依赖这个条件取得军事胜利。“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1］14曹魏屯田最初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实施过程中超出了供应军粮的范围，而是以屯田制为依托，发展农业生产，安定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政府组织分配土田、耕牛、维修水利。“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建安中，天下仓廪充实，百姓殷足。”［1］388曹魏为社会弱势群体设立救助制度。《魏书》记载魏王(曹操)令，国家负责养育十二岁以下的孤儿、无劳动能力者、孤寡年高者、贫寒不能养活自己的人。年纪九十以上的，免除劳役，一家限于一人。［1］51曹魏政权以法律形式保障了最底层人民的利益，也维护了农业社会的稳定。曹魏还非常重视发展教育。建安八年(203)，曹操下令在各郡建立学校，在满五百户的县设置校官，提倡文献典籍研究，提升了民众文化素质。“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1］24这些措施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稳定与发展，也拓展了曹魏政权的统治基础。

魏文帝曹丕重申了与民休息、发展农业的国策:“今将休息，栖(刘)备高山。”［1］412文帝时期继续推行屯田制，息兵安民，减免田租，减轻刑罚。

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魏明帝曹睿针对蜀汉军事经济上的劣势，看准了蜀汉国小民穷，国家支持战争的潜在能力不足的致命弱点，重申、发展了曹操的战略:“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1］103魏明帝所谓的“全胜之道”正是曹操国家战略的最终目标。

著名的“曹魏三公”之一华歆，是参与魏蜀军事对抗历程的资深政治家。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向魏明帝上书《谏伐蜀疏》。他深刻指出，魏蜀两国军事对抗的本质是经济力量的较量:“兵乱以来，过逾二纪。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圣德当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绍三王之迹。虽有二贼负险延命，苟圣化日跻，远人怀德，将襁负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时动。臣诚愿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且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如闻今年征役，颇失农桑之业。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二贼之衅，可坐而待也。”［1］405他认为应对蜀汉北伐挑衅的最佳方案是:以逸待劳，坐而待其毙。

曹魏表面上对敌人按兵不动，首先打造“中国无饥寒之患”的坚实基础，实际上是一种“先敌而动”的战略。蜀汉依仗的只有险要的地理与交通，然而曹魏的优势却是农业经济的富足与发展。“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曹魏只有保持这个优势不断上升，“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那么应对蜀汉的北伐挑衅，完全可以以逸待劳，取得最后的胜利。

综上述，汉中对于曹操的意义，以及汉中在魏蜀军事对抗中的战略地位，显然并非仅仅是“鸡肋”这样简单。曹操的战略侧重于利用汉中“形势”，不断提升魏国的综合实力，体现出高超的军事谋略艺术，对促进魏国的强盛、最终灭蜀统一全国都有着深远影响。曹操的战略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军事艺术思想。

［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宋杰．汉中对三国蜀魏战争的重要影响［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

［4］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何兹全．汉魏之际的社会经济变化［J］．社会科学战线，19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