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丽娟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北京100089；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文化学与传播学】

“中学西渐”——欧洲现代精神的中国借鉴

黄丽娟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北京100089；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110034）

18世纪出现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现象，启蒙初期的思想家在为欧洲摆脱封建的神学政治、寻求现代精神过程中将思想视野投向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中国，以中国这块“他山之石”攻击陈腐败落的欧洲传统。当前研究17到18世纪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向欧洲译介的“儒教”中国知识，将之对照启蒙初期欧洲思想家在寻求现代精神过程中的中国话语，旨在说明无论耶稣会士还是启蒙思想家，都是以各自的思想合理性为宗旨，去选择性地译介和参照中国文化。

儒教；中国话语；欧洲现代精神

鲍曼（Zygmunt Berman）把现代性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它始于西欧17世纪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转变，后来达到了成熟”［1］。周宪先生则认为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更多地指17到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成熟的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进而指出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启蒙精神的另一种表述［2］。以理性、秩序、科学感召的启蒙精神是欧洲独特的现代精神。如果我们跨越历史性线型时间的纵轴局限，在地理空间的横轴上来审视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不难发现西方总是在与他者文化、与非西方社会文化的接触与比较中，借鉴与对照在历史文化发展模式上与之完全不同的社会中趋步前行。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是西方衡量自身成就的对比标准，正是在这些关系背景下，‘西方'思想逐渐成型，具有意义”［3］。

众所周知，18世纪出现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现象，启蒙初期的思想家在为欧洲摆脱封建的神学政治、寻求现代精神过程中将思想视野投向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中国，从地理大发现时期耶稣会士的中国文化著述和儒家典籍译介中找寻启示，以中国这块“他山之石”攻击陈腐败落的欧洲传统。本文研究17到18世纪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向欧洲译介的“儒教”中国知识，将之对照启蒙初期欧洲思想家在寻求现代精神过程中的中国话语，揭示前者的中国知识对欧洲启蒙精神的启迪作用，旨在说明无论耶稣会士还是启蒙思想家都是立足各自的思想合理性为宗旨选择性地译介和参照中国文化的。

一、“天路历程”——耶稣会士的“儒教”中国知识

16世纪下半叶，正当欧洲内陆处于宗教改革和反改革水深火热的浪潮之际，犹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天主教传教士以传播和振兴天主教为使命，迈开现代步伐向东方新世界进发，这是一个打破壁垒高筑、戒备森严的中国大门、开启中西文化交流的新航道之行，同时也开启了现代欧洲向东方借鉴的文化之窗。受罗马教皇授权传教亚洲的耶稣会先驱有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等。利玛窦正是延续这些先驱们的奠基性努力和尝试，于1582年开始在中国传教和生活。可以设想，当时从欧洲大陆宗教和政治漩涡中抽身而出的耶稣会士历尽艰难跋涉，抵达有着两千多年历史和文化的大一统之国——中国的复杂心情。通常情况下，人们面临难解、陌生文化时的第一反应是努力在已有的价值框架下将其进行同化。耶稣会士无一例外地将中国异质文化按照基督教“一神论”进行文化挪用和转化。

明清时期的中国为儒、道、禅三教一体的信仰体系，泾渭并不分明，耶稣会士深入地剖析晚明的三教一体现象，竭力为异域中国的宗教和文化符号下定义，逐一分类后认同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一教中国。为寻求在中国传教的突破口，利玛窦采取实用主义策略，先着僧服，后改穿儒服，起中国名字，试图融入中国社会：“如果你们皇上能看见我现在这样子该多好，我感觉自己已经成为中国人。”［4］利玛窦还翻译了孔子的四书五经，认为儒家五经是“过正当生活的伦理原则，指导政治行为的教诫、习俗、古人的榜样、他们的礼仪和祭祀以及甚至他们诗歌的样品和其它这类的题材。”［5］87论语“主要着眼于个人、家庭及整个国家的道德行为，而在人类理性光芒的照耀下对正当的道德活动加以指导”［5］87。在利玛窦的带动下，耶稣会士纷纷著书立说，译介儒家思想典籍，向欧洲介绍和出版关于中国的书籍，广泛地介绍儒家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不懈地、创造性地巩固“儒教中国”知识，也界定了欧洲对中国信仰体系回应的范畴。1687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所主编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首次在法国出版发行，书中全面地阐释《四书》和《五经》之于儒家思想的经典意义，还加入了大量的历史注释，特别是关于尧、舜、桀、纣、文王、周公等重要人物。此外，还用一些注释来介绍中国的风俗习惯，如在器皿内外铭刻格言。这本书开始了中西文化间深层次的对话和交流，其后纷沓而至的耶稣会士成为引起欧洲对东方中国兴趣和信念的始作俑者，除了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比利时人金尼阁、德国人汤若望，还有葡萄牙人曾德照、比利时人南怀仁等。有影响的著述还有杜赫德的四卷本《中华帝国全志》（1735）、曾德照的《中华帝国志》（1655）等。

另外，耶稣会士将儒家思想塑造成可与基督教相提并论的极其纯净和独特的形式。他们研究儒家思想，在儒家学说中发现理性的光辉和道德的光芒，认为儒家思想虽然不是宗教体系，但基督教信仰可填补其宗教空白。于是他们极力推崇儒家思想并将之建构为中国的传统真理和道德源泉。为此，耶稣会士努力发掘古典儒家文本和基督教义的共融之处，找到挪用中国有关神和灵魂现象的词汇，说明基督教教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信仰体系的相通性。比如古代中国圣贤的生活和格言与基督圣徒言行的明显相似；中国早期的宗教哲学为一神教的信仰体制，中国语境下的天、上帝是与真正的犹太—基督教的上帝相近的实体等。正如《生产儒家思想》一书中詹启华（Lionel Jensen）指出，现代的“孔夫子”思想很大程度上是早期耶稣会知识生产的产物，深刻影响了后来西方人以及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传教士将自己独特目的与范式强加在孔子人物和思想上，然后加以再现［6］。可以说17世纪以来耶稣会士的中国传教史基本上是对中国儒家思想认同并采用适应策略的变革和影响史［7］。

耶稣会士译介传递的“儒教”中国知识体现了两重基督教的思想谱系：一是基督教传统的真理认同观，即撇开犹太教、建立唯一权威的正教思想。这种正教思想令耶稣会士难以接受中国三教一体的现状，逐一排斥。道教是中国的固有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有一套颠破不灭的哲学理论，追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以丹道法术为修炼途径，显示出人挑战天命的能动性。而炼丹术与长生不老与基督教的原罪论、今生赎罪以便死后进入天堂的主旨相悖，耶稣会士认定道教与迷信无异。佛教强调慈善、宽容、苦修、来世，与基督教教义极为接近，但耶稣会士在仔细研究佛教后，认为佛教的偶像崇拜（iconoclastic）违背基督教教旨，“尽管说服中国人信仰上帝、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很容易，然而很难令其将所有的佛从圣殿拉下摧毁，不再信仰。”［8］也将之排除。二是耶稣会的创立思想。1521年，德国修士马丁·路德引发了一场席卷欧洲的新教改革运动。而在天主教内部一些卓越人士亦纷纷创立修道团体和宗教会所，进行天主教复兴运动，即反宗教改革运动。耶稣会是在这种宗教改革热潮中诞生的。1534年，西班牙贵族出身的伊格纳修·罗耀拉（1491—1556）创建了耶稣会（Society of Jesuits）。耶稣会的传教活动重视政治权力，认为“重要的工作是主宰那些决定其统治之下的大众精神生活性质的为数不多的君主的思想意识……一位君主的势力越大，赢得他的信任就越发重要”［9］49。因此，这种理念下，在华的耶稣会士极为重视士绅阶层和儒家思想，在中国传教交友27年中利玛窦以其数学、水利和天文学、地理学方面博学的科学文化知识，结交中国士儒李贽、徐光启、李光藻等人。他还用多棱镜、自鸣钟和世界地图三件法宝得到万历皇帝的恩准留在京城，享受宫廷俸禄。

耶稣会排除万难解决了在中国传教的困难，但受到来自欧洲天主教内部派系的倾轧。在欧洲的法国天主教詹森派（Jansenists）围绕中国“礼仪之争”（rites of ritual）与耶稣会论战。在论争中耶稣会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书籍来为自己辩护。然而，在詹森派大肆攻击下，1700年索邦的巴黎神学院组织160名成员对李明（1655—1728）等耶稣会士的中国著述进行普查，结果认为“虚假、轻率、造谣、谬误，严重地侵害神圣的基督教”［7］334。1714年法国政府通过了解散耶稣会的决案。尽管满怀宗教虔诚和人文情怀的耶稣会在中国传教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与种种困难较量和体验中，他们著述了大量的书籍，不仅向欧洲介绍中国生活和习俗的方方面面，还主要从儒家思想为宗旨的中国历史、帝国政治、经济体制方面加以描述，成为前启蒙时期欧洲思想家的文化借鉴和参考。可以说，他们是较早向西方传递儒家哲学和中国世界观的东方学者。虽然耶稣会士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派系，但他们书写中国极尽能事地赞扬君王政治、选贤纳士、儒家理性道德等，后来成为启蒙哲学家在为欧洲寻找现代出路，即寻求现代欧洲现代精神过程中可以借鉴的文化他者。

二、“他山之石”——启蒙初期思想家寻找现代精神中的中国话语

17世纪是欧洲处于新旧思想交融、新旧势力抗衡的动荡的文化转型期。革命精神充斥着各个领域。社会领域，宗教狂热和派系之争引发不断的流血事件；思想领域，理性感召的科学实验精神质疑政治、经济、宗教等各个领域的传统僵化观念。人们企求稳定、秩序和理性，期待王权政治取代神权。在这种处于走向现代、寻求现代精神的阵痛中，18世纪出现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现象。启蒙思想家如法国的伏尔泰（1694—1778）、德国的莱布尼茨（1646—1716）、英国作家哥尔德史密斯（1730—1774）、法国的魁奈（1694—1774）等纷纷在耶稣会士译介的不信仰基督的中国发现了梦寐以求的理性、道德、秩序。在他们的现代话语中，中国是“一个强大、自给自足、由仁慈君主统治的国家，君主按照儒家经典所规定的道德和政治规范行事，而且任命那些通过了科举考试、熟谙治国之道的行政人员组成的机构进行治理”［9］72。在呼吁欧洲摆脱宗教神学束缚、建立世俗君主制、创建秩序文明的过程中，启蒙初期的思想家以耶稣会的“儒教”中国知识为借鉴，寻找欧洲现代精神。

在法国，思想界首先掀起一场以东方中国和中国哲学为武器，批判宗教争端的热潮。最有力的声音来自自然神论倡导者著名作家伏尔泰。他在《风俗论》（1756）中详细阐释了对儒家哲学的理解，以中国为矛攻击当时法国社会的政治和宗教制度。他反对贵族世袭制，认为中国道德哲学和政治体制是建立在理智的原则上，具有内在优越性。伏尔泰阅读耶稣会士杜赫德等的儒家中国著述，“相信在中央王国发现了即没有教义也没有牧师的开明容忍的宗教之花，即完全的自然神教”［10］。相形之下，基督教神学信仰迷信、沉迷浮华仪式、体制腐败，已羸弱不堪。伏尔泰的思想影响并加强了同时代《百科全书》（1750—1765）的编撰者狄德罗和著名哲学家艾尔维修等启蒙思想家打破旧有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决心。无疑，法国无神论和自然神论的启蒙思想家将中国儒家思想理想化并加以挪用，“东方哲学成为为欧洲达到一定目的服务的有力武器，成为我们见到在许多背景下目前仍在使用的策略”［11］。

在英国，深受耶稣会士杜赫德和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影响的是著名的讽刺作家奥利弗·哥尔德史密斯（1730—1774）。在1762年出版的作品《世界公民》（1760）中，他效仿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的书信体形式，借一个旅居英国令人尊重的中国河南人李安济·阿尔汤基（Lien Chi Altangi）之口，讽刺英国社会在政治行为和道德风尚上的虚伪狭隘，如：“这个国家的优雅艺术品味是随着社会法律和政治的变动而变动。不仅喜好的物品和衣物服饰，甚至精美程度和鉴赏眼光都要受制于反复无常的风尚影响。”［12］176而相比之下，他在中国的联系人冯煌（Fum Hoam）如此赞赏中国和中国人：“当我将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加以比较，我为是中央王国的公民而欢喜……在这里我看到一个古老广阔的帝国，一切建立在律法基础之上，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然和理性……由此形成的政府非常稳固，能够从史前延续至今。孝道在这个国家是首要准则……因此，国家可以说就像一个大家庭，皇帝就是保护者，父亲和朋友。”［12］176不难看出哥尔德史密斯借鉴的是耶稣会士所传递的儒家中国图景，即原初、自然、理性、宽容、平稳、秩序的大一统中国。中国儒家传统的封建专制为欧洲的君主制提供了蓝图，即“王位传承者将自己视为人民之父，这个哲学家般种族冒着牺牲个人幸福和名气威望的危险，坚毅地与偶像崇拜、偏见和暴行作战”［12］177。

在德国，伟大的哲学家莱布尼茨大力推崇儒家的理性精神。他仔细研读耶稣会士的中国著述，出版了耶稣会士书信和报导的《中国近事》（1697）和讨论中国哲学的《中国自然神论》（1713），认为中国人已经形成了建立在理性，而不是神启基础上信仰自然的宗教［13］。作为哲学家，莱布尼茨致力寻求和谐的律法以解决一直以来困扰欧洲的宗教和政治纷争，建议团结中国“作为盟友一同抗争，打破人与人分离的道德和精神的障碍”［14］。在挑战宗教神学观点上：首先，他认为中国语言而非希伯来语是人类的始祖语，即前巴别塔语（pre-Babel）；其次，他认为中国《易经》复杂的二元符号为道德和实践的指导，是宇宙科学的基础，是谋求容忍和谐的语言，不仅会解决欧洲无休止的宗教纷争，而且会解决亚洲和欧洲国家的分歧。莱布尼茨从圣经中语言的起源上挑战基督教权威，而且同时期许多进步哲学家也踊跃参与，如弗兰西斯·培根，罗伯特·波义耳，贝尔，哈特列布和沙夫茨伯里伯爵。这刺激了知识的进步，为科学脱离宗教禁锢作出了贡献。

如果说耶稣会士传递的“儒教”中国知识在政治和文学中成为宣扬道德和理性可参考的典范，那么，针对当时法国重商主义泛滥的窘困社会状况，18世纪末中国还成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魁奈和他为首的重农主义阐发思想的参照来源。与重商主义不同，重农主义崇尚自然法则，遵从在自然法则运作下让人们得到最大的福祉。魁奈通过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文献了解中国。他在1758年发表《经济表》中指出，国家的财富最终来于土地和农业，财富的开发和利用取决于政府给予生产者的自由，使其免受束缚与干预，让市场的自然规律自由运作。他将中国树立为欧洲重农典范和理想社会。在讨论中国君主制时，他说道，“我从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得出，中国体制建立在明智和稳固不变的规律基础上，虽然帝王发号施令，但是他行为检点。”［15］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1767）中，他推崇古代中国的统治方式，认为中国的专制不是建立在武断的奇思妙想上，而是遵照规律法则，关注的核心是人们的福祉与社会和谐。魁奈由此被他的弟子尊称为“欧洲的孔子”。

启蒙初期的中国话语为欧洲理性地理解道德伦理实践，摆脱宗教原教旨主义提供了参照，从而推动了欧洲现代思想的发展。他们在儒家思想主导的中国仁政和德治中找到君主专制权力实施的榜样，倡导君主不以君权神授而要以道德和民生为准绳。中国知识还为理性的政治科学提供参考轮廓，为政治秩序和实施理性原则奠定了基础。在欧洲思想家、学者对中华文明的深刻洞察，有选择而创造性的诠释与利用下，中华古老文明蕴含的理性和宽厚包容的文化精神，成为攻击欧洲中世纪神学和旧政治经济秩序的一把利器，从而推动了启蒙运动为文化标志的现代历史伟大进程。

结语

综上所述，在欧洲现代精神的形成过程中，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政治文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与17世纪励精图治地传播上帝福音的耶稣会传教士向欧洲译介的“儒教”中国知识密不可分。如果说传教士为了打破知识中西壁垒，向欧洲传递的是一个可皈依上帝、儒耶同质的大一统中国，那么启蒙初期的思想家则利用理性、秩序的儒家中国政治文化为理想之镜，反照欧洲血腥不断的宗教争端和神学政治下的人性禁锢。可以说，无论耶稣会士的“儒教”中国还是启蒙初期思想家的中国话语，中国就是一个镜像，折射的是不同时期欧洲自身文化和思想的诉求。正如雷蒙所言，“对18世纪的许多欧洲人来说，中国是他们梦想中的国度……中国不是一种现实，而是一种模式，或者说是一种乌托邦；在受压迫和贫穷的欧洲人的想象中，她是一个神的国度”［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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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伟】

B504

A

1674-5450（2015）01-0157-04

2014-10-1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3M530552）；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2011协同创新项目

黄丽娟，女，辽宁铁岭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跨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