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晨宇

（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生产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每年立春过后，人们就要开始耕耘、播种，开始农业生产，谓之春耕。而皇帝择吉日春耕，谓之亲耕。这是中国古代国家的一项重要典礼，以此来表示天子劭农劝稼、祈求年丰之意。亲耕之礼古已有之，《礼记·祭统》中载：“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谷梁传·桓公十四年》中说：“天子亲耕，以共粢盛。”汉代桓宽的《盐铁论·授时》中也道：“故春亲耕以劝农。”

明代皇帝的春耕，在各种史料典籍中都有记载，现搜罗一些史料记载，条陈于下，来分析明朝皇帝的亲耕概况。《明史》中载：

洪武元年谕廷臣以来春举行藉田礼。于是礼官钱用壬等言：汉郑玄谓王社在藉田之中。唐祝钦明云：先农即社。宋陈祥道谓：社自社，先农自先农。藉田所祭乃先农，非社也。至享先农与躬耕同日，礼无明文。惟周语曰：农正陈藉礼。而韦昭注云：祭其神为农祈也。至汉以藉田之日祀先农，而其礼始著。由晋至唐、宋相沿不废。政和间，命有司享先农，止行亲耕之礼。南渡后，复亲祀。元虽议耕藉，竟不亲行。其祀先农，命有司摄事。今议耕藉之日，皇帝躬祀先农。礼毕，躬耕藉田。以仲春择日行事。从之。[1]

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国家举行藉田礼最初是为了祭祀“先农”。先农或谓神农，或谓后稷，是古代传说中最先教民耕种的农神。先农在远古时称为帝社、王社，至汉时始称先农。《汉仪》载：春时东耕于藉田，引诗先农，则神农也。《五经要义》载：坛于田，以祀先农。魏时，先农为国六神之一，《唐书》卷十四载：风伯、雨师、灵星、先农、社、稷为国六神。唐朝垂拱年间（公元685年～688年），将祭祀先农的祭坛藉田坛改为先农坛，至此祭祀先农正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礼制，每年开春，皇帝亲领文武百官行藉田礼于先农坛。

二年二月，帝建先农坛于南郊，在藉田北。亲祭，以后稷配。器物祀仪社稷同。祀毕，行耕藉礼。御耒耜二具，韬以青绢，御耕牛四，被以青衣。礼毕，还大次。应天府尹及上元、江宁两县令率庶人终亩。是日宴劳百官耆老于坛所。十年二月遣官享先农，命应天府官率农民耆老陪祀。二十一年更定祭先农仪，不设配位。[1]

可见，在洪武一朝，皇帝亲耕的礼仪、运作流程和具体细节都已经有了正式的规定。这些规定都传承自明代以前的古代社会，而明中后期的规定也都是以明初的规定为基础，进行小的变动和修改。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亲耕之礼发生了一些变化。

永乐中建坛京师，如南京制，在太岁坛西南。石阶九级。西瘗位，东斋宫、銮驾库，东北神仓，东南具服殿，殿前为观耕之所。护坛地六百亩，供黍稷及荐新品物地九十余亩。每岁仲春上戊，顺天府尹致祭。后凡遇登极之初，行耕藉礼，则亲祭。[1]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仿照南京，新建了行耕藉之礼的先农坛、收贮皇帝亲耕后秋天成熟的粮食的神仓、皇帝祭先农时更衣并行耕藉之典的具服殿以及皇帝观看王公大臣耕作的观耕台，并规定以后历朝皇帝登极之初须行耕藉礼。弘治年间，在前代的基础上，对耕藉之礼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也由此奠定了此后皇帝亲耕的标准流程和具体细节。

弘治元年定耕藉仪。前期百官至斋。顺天府官以耒耜即穜稑种进呈，内官仍捧出授之，由午门左出，置彩舆，鼓乐，送至藉田所。至期，帝翼善冠黄袍，诣坛所具服殿，服衮冕，祭先农。毕，还，更翼善冠黄袍。太常卿导引至耕藉位，南向立。三公以下各就位，户部尚书北向跪进耒耜，顺天府官北向跪进鞭。帝秉耒，三推三反讫。户部尚书跪受耒耜，顺天府官跪受鞭，太常卿奏请复位。府尹挟青箱以种子播而覆之。帝御外门，南向坐，观三公五推，尚书九卿九推。太常卿奏耕毕，帝还具服殿，升座。府尹率两县令耆老人行礼毕，引上中下农夫各十人，执农器朝见，令其终亩。百官行庆贺礼，赐酒馔。三品以上丹陛上东西坐，四品以下台下坐，并宴劳耆老于坛旁。宴毕，驾还宫。大乐鼓吹振作，农夫人赐布一匹。[1]

从材料中可以看出，皇帝行耕藉礼时的“三推三返”至此时已经成为定制，皇帝耕藉完毕后，还要在观耕台上观看三公九卿们的五推或九推，之后，还要宴请百官耆老，接受他们的庆贺，参加耕藉礼的老农还能得到一匹布的赏赐。嘉靖年间，由于嘉靖帝痴迷于道教，且经常不上朝，对国事不关心，因此也导致了皇帝亲耕之礼的变化。

嘉靖十年，帝以其礼过烦，命礼官更定。迎神送神止行二拜。先二日，顺天府尹以耒耜穜稑种置彩舆，至耕藉所，并罢百官庆贺。后又议造耕根车载耒耜，府尹于祭日进呈毕，以耒耜载车内前玉辂行。其御门观耕，地位卑下，议建观耕台一。诏皆可。后又命垦西苑隙地为田。建殿曰无逸，亭曰豳风，又曰省耕，曰省敛，仓曰恒裕。礼部上郊庙粢盛支给之数，因言：南郊藉田，皇上三推，公卿各宣其力，较西苑为重。西苑虽农官督理，皇上时省耕敛，较藉田为勤。请以藉田所出，藏南郊园廪神仓，以供圜丘、祈榖、先农、神祇坛、长陵等陵、历代帝王及百神之祀。西苑所出，藏恒裕仓，以供方泽、朝日、夕月、太庙、世庙、太社稷、帝社稷、禘祫、先蚕及先师孔子之祀。从之。十六年谕凡遇亲耕，则户部尚书先祭先农。皇帝至，止行三推礼。三十八年罢亲耕，惟遣官祭先农。四十一年并令所司勿复奏。隆庆元年罢西苑耕种诸祀，皆取之藉田。[1]

由以上史料可见，嘉靖帝为了省去繁琐，因此简化了行耕藉之礼的程序，并采用了新式的更加省力气的耕田工具。后来在西苑辟出一块闲地开垦来装模作样，再后来干脆罢去了亲耕之礼，派遣大臣去祭祀先农。隆庆时恢复了标准的亲耕之礼。到了万历时期，继承了其爷爷嘉靖帝几十年不上朝习惯的万历皇帝，除了初期举行过耕藉之礼外，中后期废止不行，其废止的时间比起嘉靖时期更长。在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本著作中，有对亲耕之礼精彩地描述，现移录于下：

皇帝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他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每年在先农坛附近举行“亲耕”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例。这一事例如同演戏，在“亲耕”之前，官方在教坊司中选取优伶扮演风雷云雨各神，并召集大兴、宛平两县的农民约二百人作为群众演员。这幕戏开场时有官员二人牵牛，耆老二人扶犁，其他被指定的农民则携带各种农具，包括粪箕净桶，作务农之状，又有优伶扮为村男村妇，高唱太平歌。至于皇帝本人当然不会使用一般的农具。他所使用的犁雕有行龙，全部漆金。他左手执鞭，右手扶犁，在两名耆老的搀扶下在田里步行三次，就完成了亲耕的任务。耕毕后，他安坐在帐幕下观看以户部尚书为首的各官如法炮制。顺天府尹是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他的任务则是播种。播种覆土完毕，教坊司的优伶立即向皇帝进献五谷，表示陛下的一番辛劳已收到卓越的效果，以致五谷丰登。此时，百官就向他山呼万岁，致以热烈祝贺。[2]

黄先生的这段描述，为我们形象、直观地展示出万历皇帝亲耕之时的流程情况。以此类推，明代皇帝的耕藉之礼也大体如此，可能在一些细节上有稍许变化。除开《明史》中对亲耕之礼的记载，在明朝其他的一些史料中也有相关的描述，譬如说记载嘉靖一朝经济类方面的法律——《嘉靖事例》，其中载：

看得给事中王玑所上四事，皆体国为民之意，为今日之急务，所当必行而无疑者。臣等议得，万民之业以农为本，五礼之事惟祭为大。故以天子之贵而秉耒耜，所以劝农也。祭之所奉必以已力，所以敬神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秋季，以帝籍之要，收藏于神仓，先王制礼之意精矣。恭惟皇上稽古定礼，敬天劝民，岁举躬耕，光累朝之旷典；备物制器，考旧史之逸遗；焕新令仪，风示天下。驾一出郊，都民感悦，扶杖快睹，以观大礼之成。德化流行，从何知矣。农坛内外，境宜黍稷。每岁耕籍之后，太常等以时播种，以供岁祀粢盛，则陛下精禋之实，又以达诸神灵矣。今复命臣等推衍施行，臣等仰知陛下一念，所其无逸，直欲亲见稼穑之艰难也。昔唐玄宗令种麦于苑中，宋仁宗观刈榖于别殿，皆炳耀青史，垂誉后来。陛下远驾殷、周、唐、宋之君，有不足言者。即今西苑地方宽阔，见有可耕之处，宜令农夫垦艺其中。陛下万机之暇，春秋二时，临幸其地，以观其耕耨耘获。然后收其所入，输之神仓，以恭效庙粢盛。则既以悉小民艰苦之状，又且得以自致洁清于神明，其为耕籍之实，孰大于是？合候命下，移咨户部议处，耕夫、牛具、穜稑、种子，径自具奏施行。若夫主敬行俭以倡率百官，此固陛下盛德自然也。陛下严恭寅，畏天命，自度夙夜，兢兢罔有宁怠，虽殷、周哲王，何以复加。曩者，裁革冗滥，禁约奢侈，敕戒臣工，凡所以表正万方者，亦已非一日矣。今本官复有此奏，伏愿皇上益坚无逸之心，懋敷不已之治，敦朴素以先天下，贞俭德以怀永图，则不显之化，公卿百辟，自将贞白洗心，以仰承休德，而方邦仪刑，天下大同矣。伏惟圣明裁察。其惜财费一节，系隶别衙掌行。合候命下，移咨工部施行。缘节奉钦依，该部便推衍议拟，奏来施行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嘉靖十年三月初二日，本部尚书李等具题。本月初三日，奉圣旨：是，西苑是已造土榖坛，卿等还具仪及行户部事宜，都依拟行。崇俭省费，关朕的自勉，卿等股肱，一体赞襄，务臻实效。钦此。[3]

这段材料讲的内容，与上文中说到的《明史》中嘉靖皇帝简化耕藉之礼、在西苑耕田的记载如出一辙，并追溯了皇帝亲耕的历史渊源，论述了皇帝亲耕的重要意义。嘉靖帝之后，泰昌、天启年间耕藉之礼基本废止，崇祯年间虽是乱世，但也举行过两次，这与崇祯帝本人的意志和作风紧密相关。明朝历代皇帝的亲耕次数和遣官耕藉次数，在董绍鹏和潘奇燕的 《北京先农坛明清先农祭祀文化比较研究初探》一文中有详细列表。

除以上史料外，明代皇帝的亲耕概况，还在《大明会典》[4]《国朝典汇》[5]和《春明梦余录》[6]以及《苑署杂记》[7]中有详细记载，其大体内容与《明史》中记载相差无几，为了避免重复，故在此不多赘述。

总之，明朝各代皇帝的亲耕，与其个人主观意愿息息相关，勤政的皇帝亲耕之礼就正常举行，比如说在明前中期的洪武帝、永乐帝和弘治帝；荒政、怠政的皇帝亲耕之礼就遣官为之，甚至废止不行，比如说后期的嘉靖帝、万历帝和光启帝。亲耕之礼的举行概况一方面反映出明后期的统治者越来越荒怠、腐朽、对国事毫不关心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明朝国家礼制荒废、国事不举和国力逐渐衰落的历史过程。

[1]张廷玉.明史：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五·礼三·先农[M].中华书局，1974.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2：6.

[3]嘉靖事例·西苑耕田[C]//杨一凡，田涛.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516-517.

[4]申时行.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卷五十一·礼部九·耕藉[M].北京：中华书局，1989：334-335.

[5]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十八·朝端大政·耕蚕[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366-367.

[6]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五·先农坛[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150-155.

[7]沈榜.苑署杂记：卷一·日字·宣谕[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