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陈远章

(1.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2.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 长沙 410006)

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一重大命题之实质就是：针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通过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种基本途径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增强其生命力和影响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针对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意识形态，强调要建立一种为大众立言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武器，树立人民大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针对一般性的马克思主义无法完全解答当今中国问题，强调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实现“三化”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感染力以及认同度，进而会赢得话语权。所以，马克思主义“三化”问题实质上也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问题。

一、着眼于提升话语权，突出中国元素

当今全球化时代，谁的话语体系更具道义感召力和思想穿透力，谁的话语和叙事就能打动人，谁就拥有国际话语权，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法国后结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在1970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时发表的就职演说《话语的秩序》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话语即权力。他认为，话语的外在功能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因此，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掌握了对世界秩序的整理权，也就掌握了“权力”。福柯的话语权理论是对西方国家抢占思想意识制高点和主导权的深刻反映，在西方国家具有广泛影响。话语权既是话语的道义力量，即所谓的说话“有人听”和“愿意听”；也是话语的强制力量，即所谓的说话“让人听”和“必须听”。它是综合实力的集中表现和国家强大的主要表征。综合国力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组成。硬实力由经济力、科技力和军事力等构成。在这些要素中经济力是基础，是硬实力的重中之重。新中国已成立6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从原先的一穷二白发展到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硬实力提升很快，彻底解决了“挨打”的问题。但软实力还比较弱，特别是国际话语权有待提高，“挨骂”的问题没有解决。世界大党、大国的发展史证明：只有硬实力而缺少软实力，或软实力与硬实力不相匹配，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话语权的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一是立足于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党成立90多年、在全国执政60多年、领导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和快速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发展奇迹，开辟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重大创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奇故事需要向中国和世界讲述。讲好了，可以成为人类发展的巨大正能量，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发展和世界进步。怎么讲？话语体系至关重要。如果盲目地简单套用西方的概念、范畴、理念、分析框架、理论体系和结论，用西方话语来解释中国丰富独特的发展实践，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这个美好的故事注定是讲不好的，“好经”念“歪”是肯定的。因此，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科学、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打造中国的话语体系，始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以中国实际为根本基础，以中国实践为根本依据，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客观规律把握的程度和运用的水准，决定着中国话语体系的科学化程度。只有在深入探索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才能科学地概括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确保话语体系符合中国实际、引领时代发展。要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着力探索管方向、管全局、管长远的“大规律”，积极探索运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小规律”，及时把这些规律性认识转化为中国话语体系的构成元素，讲好、讲活、讲深中国故事，不断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二是立足于唱响中国声音。1985年前，鲁迅曾在香港发表演说《无声的中国》，呼吁“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他说：“青年们先可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今天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声的中国”。但目前，这种声音在国内还是一种需要消除杂音、形成共识的声音；在国外的声音还不响亮，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匹配。仅以传媒为例：一方面是中国声音在努力“走出去”；一方面是国际主流媒体和主流舆论对中国肆意进行围堵甚至妖魔化，中国的正面声音在海外传播仍然有限。根本的原因，还是力量对比的差距。据统计，西方几大通讯社几乎垄断了全球消息的来源及解读，80%～90%的消息是由西方几大通讯社提供的；以华语为载体的信息量，大约只占全球信息总量的5%。连我们自己的主流媒体，也只好大量采用CNN等播放的国际新闻的消息和画面。

中国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时期，需要向全世界发出最强音，以中国好声音凝心聚力，激发民众奋发图强，以此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由于当今世界所有的西方大国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国际话语权问题上仍然处于被围堵和被孤立的境地，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发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千辛万苦、付出巨大牺牲做出的郑重选择。在这条道路上，我国实现了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稳步攀升，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等的普遍关注，也引起西方敌对势力的质疑。西方国家担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担忧中国的发展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凭借其话语体系优势，对中国进行抨击：抛出其主导的“普世价值”，说中国反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把中国妖魔化为专制、暴政、侵犯人权的国家；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是担心中国的崛起将重复西方列强崛起的老路，会破坏现存世界秩序，损害他国利益，威胁世界和平；“中国崩溃论”是唱衰中国的伎俩，认为“中国模式”将不可持续，中国的崩溃将给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中国责任论”是指责中国只享受发展成果、不履行应尽义务，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力量的国际义务。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大国，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公开说要抵制中国的发展模式，宣称如果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那将是世界资源、环境的灾难。这些既反映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偏见，又折射出中国话语的弱势和声音的弱小。

针对上述挑战，除了加强硬实力建设，还必须加强软实力建设。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人文社科、新闻舆论等各个方面的软实力，都直接表现为话语权。因此，要把提高话语权作为国家战略来实施，在全国营造良好的舆论和观念环境，使全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外部环境和国际话语权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意义。通过设置项目、加大投入、培养人才、打造平台、营造环境等措施，有效设置国际话语议题、制定国际话语规则、占领国际话语高地、引导国际话语走向，特别是要发挥各类媒体和载体的作用，在关键问题上有理有据地向世界传播中国真实的声音和真实的形象。用恰当的话语和形式表达中国观点、中国立场，在国际重大事件上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充分展现我国和平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友善的国家形象。要向国际社会清楚表明，“中国模式”对世界是一种贡献和机遇；中国是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创造者和维护力量；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通过广泛的文化交流、深层次的文化对话，向世界传递中国五千年一脉相承的和谐文化，揭示当今中国倡导建设“世界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应当大胆学习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在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交流中加深理解，扩大共识，增进友谊，推进合作，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新的贡献。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实际出发，批判地吸收借鉴于我有用的成果。对于那些可资借鉴的提法，比如民主、平等、人权等，应该根据我国国情和人类文明演进规律进行科学转换，赋予其更加科学的含义，并纳入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增强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对于那些不符合我国实际的提法，则应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旗帜鲜明地、加以坚决地舍弃甚至抵制。要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表达”，不断探索“中国声音”的国际表达方式，不断打造和完善中国话语体系，努力扩大“中国梦”、“中国奇迹”、“中国经验”的国际影响力。

三是立足于贡献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他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美国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具有话语权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重视智库的国家。全世界有5000多家智库，美国占了1700多家，像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传统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等都是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智库。美国的国际话语权无疑源于其智库的话语权。中国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回答和解决好这些难题是对人类世界的重大贡献。如果中国没有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是难当此重任的。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充分体现智库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研究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紧紧抓住中国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做出紧贴实践发展的理论概括，进行人民喜闻乐见的学术创新，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及时解答诸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新型城镇化、缩小贫富差距、建设生态文明等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高度重视学科基础理论建设。没有学科基础理论支撑的学术繁荣是虚假繁荣。比如，在经济学领域，在学习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同时，还要结合中国国情、中国实践，形成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一些新兴学科必须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学科理论体系。同时，要重视重大问题研究，认真梳理和研究国际重大议题，做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拿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对世界性发展难题进行解答。在此基础上，不断形成中国有力量的话语体系，抗衡西方国家的话语体系，以科学的话语体系对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二、着眼于增强时代感，突出时代元素

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产品应当是时代的产物，缺乏时代元素就会被时代所抛弃。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产品要突出时代元素，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不断增强时代感，汇成充满时代气息的进取强音。

首先，把握时代脉搏。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来看，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发展面临难得契机。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一个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初现端倪。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既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也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更加关注中国，也更加关注中国的文化，这为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契机。现在一些外国学者提出“世界文化东移论”，认为“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认为“未来在很多方面西方要向中华文明取经”。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发展具有深厚基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使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提高、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成功之路，也是一条不断孕育新的思想文化的希望之路。在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实现的每一次大的突破，经历的每一次大的考验，取得的每一个重大成果，都孕育和发展着新的思想、新的观念。社会各界对文化发展的关注度、参与度空前提高，一股强劲的“文化热”正在形成，加快文化发展的氛围越来越浓厚。从世界网络化的趋势来看，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契机。人类文化的发展始终是同科技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技与文化历来如影随形,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给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发展态势带来革命性变化，以独特的方式增强着精神文化产品的冲击力。互联网的裂变式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带来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而且极大地改变了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催生新的文化业态。目前，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18亿，移动用户5亿，通过网络了解信息、浏览新闻、学习知识、休闲娱乐已经成为人们丰富文化生活和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参与文化建设，借助博客、播客、维客等进行文化交流和文化创造，广大网民既是网络文化的享受者，又是网络文化的创造者。网络技术在满足人们文化需求、激发人们创造热情的同时，也孕育了具有信息时代特征的文化形态，催生了网络音乐、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文学等新的文化样式，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效率，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领域和内容。今后人们文化的消费享受、创作生产和交流传播，大都要通过网络这个平台来实现。谁在网络文化的发展上抢得先机，谁就能占领文化的制高点。只要顺应网络化、信息化时代潮流，把互联网作为传播先进文化、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阵地、新平台，就一定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发展注入新动力和开辟新领域。[1](P14～15)

其次，回应时代诉求。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说：“人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难以忍受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灵魂，富于同情心、自我牺牲和忍耐的精神。诗人、作家的责任正是描写这种精神。作家的天职在于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诗人不应该单纯地撰写人的生命的编年史，他的作品应该成为支持人、帮助人巍然挺立并取得胜利的基石和支柱。”前苏联作家舒克申说：“在我看来，艺术的目的在于帮助人认识生活和自己，使人变得更有人性、更高尚、更美好。真正的艺术永远引导人们通向尽善尽美的境界，永远是真实的，与时代合拍的。”近年来，随着我国空前的城市化进程，急剧膨胀的物质生产，快捷的信息传播速度，各种思想和价值观亦处于变化之中。粗看起来文化似乎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表面繁荣的背后潜藏着理想信仰的缺席。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一种市场化、景观化、肤浅化、粗俗化的怪圈，文化最应该载荷的伟大、崇高、理想已经渐行渐远。马克思说，金钱可以“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当追逐金钱和名利成为生产文化产品的目的，对理想、信仰的呼唤就应该成为时代的诉求，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发展的责任和使命。要加强对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把握好方向、把握好导向，把满足需求与提高文明素养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

理想主义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产品永恒的主题。精神文化中的理想主义，是对知识、科学、真理、崇高的求索，以及对自由、平等、正义等重大价值的渴望和呼唤。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产品应该包含着崇高与理想，反映这种崇高与伟大、理想与信念。生活中不缺少崇高与理想，文化产品也不能摒弃理想与崇高。文化产品如果失去了对于理想的呼唤、对于美的诉求、对于爱的表述，也就没有了直达心灵的力量，也就丧失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影视方面，近几年来，涌现出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历史的天空》《八路军》《亮剑》《开国大典》等一大批反映主流文化的优秀电视剧，还有《大国崛起》等一系列纪录片。这些文化艺术作品都是歌颂理想与崇高的精品力作，在获得好评的同时，也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普及到群众的心中。就文学而言，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样的作品是很多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叙述了数学家陈景润的传奇经历，多方位展示了他的个人遭遇，揭示了知识分子的不幸与民族命运的关系，呼唤对人的价值、科学、知识的尊重。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全景式地演示了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他们的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正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所言，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达那个社会的痛苦和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称作文学的。这是作家的责任，只有坚守了文学的理想与崇高，才可以创造出屹立于世界文坛不朽的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学。[2]

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创造了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革命文化都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这些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宝贵财富不断实现着中华文化的再生再造，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凝聚升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现在，有的人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搞历史虚无主义，认为革命文化是“过去式”，今天再讲革命文化没什么意义，随心所欲地戏说和“恶搞”历史，企图消解红色经典，甚至对英雄人物、历史人物进行颠覆性评价。有的人选择躲避理想与崇高。所谓躲避崇高，就是回避价值判断，就是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丑恶，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区别，也就是放弃了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放弃了对人的尊严和理想的捍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相信崇高的存在。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也是对文化的亵渎。一定要用好、用足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丰富革命文化资源，使之深深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把艺术追求和学术探索融入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洪流之中，满腔热情地讴歌时代主旋律，才能创作生产出有生活厚度、有思想深度、有精神高度的优秀作品，承担起时代赋予的神圣职责。

第三，弘扬时代精神。改革创新是永恒的时代精神。纵观人类文化发展史,历代文学艺术巨匠们之所以能够创作传世佳作,其共同特点在于具有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从我国秦汉以前的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众多佳作以及18、19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品,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晶。在当代中国，一大批优秀作品之所以脱颖而出，关键就是敢于突破传统范式，大胆创新、大胆创意,实现了题材多样化、形式多样化、手法多样化。历史和现实证明,精神文化产品的魅力在于创新,文化创作生产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永恒主题和不竭动力。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社会条件、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日益多样,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日益多样,人民群众的接受习惯日益多样,不注重与时俱进、改进创新, 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就会滞后于时代、落后于形势，精神文化产品就会失去受众、失去影响。党中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在新起点上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内容形式创新、传播手段创新，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繁荣我国文化事业和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必由之路。无论是创新文化观念还是创新体制机制,其最终的结果都要落实到精神文化产品上来,只有把创新精神贯穿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全过程,才能推出更多的优秀产品,实现文化创新的任务,使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之树常绿常青。要以敢为人先的胆识和超越前人的勇气激发创造活力,大力推进观念、内容、风格、流派积极创新。坚持把创新与继承借鉴统一起来，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善待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对待世界各民族文化，深入挖掘和提炼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价值，积极借鉴人类一切于我有用的优秀文明成果，使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产品更加符合时代进步潮流。要顺应科技革命的潮流，自觉站在科技发展的最前沿,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强化互联网思维，善于用科技手段创新精神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用技术含量提升精神文化产品的艺术魅力,努力实现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实现样式和载体的极大丰富，让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插上科技的翅膀，飞得更高、传播得更远、流传得更久。

三、着眼于提高认同度，突出大众元素

为人民立命、为人民谋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追求。因此，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产品，理所当然都源于大众、为了大众、属于大众。只有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最广大人民为服务对象和表现主体，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化创造，为大众放歌,为大众抒情,为大众呼吁，才能为大众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才能得到大众的真正认同。

第一，反映大众生活。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产品要进一步发挥其实效，就必须使其基本价值反映大众生活，关心大众的物质利益，由仅仅满足于书本词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关注平民大众物质生活并得到人民大众认同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对“彼岸世界”的一种论证，而是对“此岸世界”的现实关注。实现大众的物质利益，就是这种现实关注的重要内容。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需要和利益则是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P103)马克思还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 (P82)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本应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利益的理论，注重实现人民大众的物质利益。但在“文革”十年中，“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的荒谬口号，要人们安于贫穷。这是对社会主义的严重歪曲，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实质的极大误解。通过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并非仅仅体现在纯粹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等传统社会主义所认为的经济结构模式方面，而主要体现在其价值、功能方面。这样，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就突破了其具体制度结构的层面而深入到功能与价值的层面，亦即：不再仅仅从结构着眼，而是从功能与价值着眼；不是先定性，而是先重实效；是功能与价值决定了对结构的选择与结构的变迁，而不是相反；是结构服务于功能与价值，而不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凡是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本质与功能的，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做。这样，就可以解除一切思想禁锢，大胆解放思想。对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解更深刻，更具哲学意义，可谓正本清源、直指根本。这样理解的社会主义无疑对广大民众更具有吸引力与感召力，而反映了大众生活与利益诉求的、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无疑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大众化。

这就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产品生产者转变那种远离大众、不关心大众世俗物质生活、仅仅满足于“词句革命”的倾向；要聚焦人民大众，关注大众感性的世俗生活，关心大众的物质利益诉求，主动设置议题，加大对民生问题的宣传力度，加大对热点、难点问题的阐释力度，多宣传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多表现平凡人物的精神世界，把更多的镜头、版面对准普通百姓，充分展示大众 “身边的感动”，大力唱响“劳动者之歌”，从大众的需要与利益出发富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和教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当前我国利益矛盾日益凸显，利益冲突日常化，这是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出的一个新课题。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利益主体结构、利益表达方式、利益分配差距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满足人民大众合理的利益诉求，有效协调社会利益矛盾，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与大众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提出了明确目标。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进行了老百姓喜爱、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表达和表述。他特别指出，我们的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里讲的都是人民群众一个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个人的梦想，从而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真正走进大众的现实生活世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只有切实走进大众现实的生活世界，关注大众切身的物质利益，才能真正疏导大众情绪，赢得大众认同，从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增强其感染力。

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步改善，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迫切、更加旺盛。文化越来越成为生活质量的显著标志。要着眼于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坚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推动文化产品、文化设施、文化服务向基层倾斜、向农村倾斜、向普通百姓倾斜，让文化改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对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深受群众欢迎的利民举措，如文化惠民工程，公共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免费开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往深里做，往实里做。树立以人民为中心、以普通大众为对象的创作导向，降低文化消费门槛，多生产群众买得起、用得上的文化产品，多提供普通群众喜欢的文化服务。

第二，契合大众心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产品必须走入大众的精神或心灵世界，把握大众的“心”情，解决大众精神世界的心灵问题，由教条化或说教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具有包容性、为大众立言、与大众进行心灵对话而充满温情与人性关怀的马克思主义。

一种“主义”要实现“大众化”，不仅要关注大众的物质利益需求，而且必须契合大众的心理或精神需求，并站在大众立场上为大众说话，从而使大众“真信”马克思主义。在本来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了浓厚的人文关怀，是一种真正为大众立言、体现大众根本利益、给人类命运以深刻关怀的理论体系。关注大众心灵世界，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价值关怀，当然也应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价值追求。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我们本应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关怀，积极为大众精神世界中的困惑提供心灵引导。然而在“文革”十年中，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谈“人”色变、践踏人性、伤害人的精神世界的现象，结果使一些人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注重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维度重新认识“人”，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由“谈人色变”到“以人为本”，改变了以往我们一度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说教倾向，重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反映大众呼声且具有包容特性的理论特征。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代，各种社会思潮呈现相互激荡的复杂态势。有些人在变革而且陌生的现实面前感到无能为力，把握不住时代发展的脉搏，对新的社会现实感到捉摸不定、无所适从，难以适应新的环境；有些人对事事靠自己能力及选择不习惯,有失落感，难以接受新的现实；有些人对多元、不确定、复杂的客观世界不理解，有恐惧感，难以驾驭周围世界；有些人曾付出艰辛的努力，但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因而对这种所谓“无情”的社会和人生充满疑惑，感到叹息，难以拥抱社会和人生；还有一些人对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社会邪恶和人际冷漠感到不满，甚至感到压抑和绝望,难以改变不满意的处境。所有这些，都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关注社会变革对大众心灵世界的影响，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大众的心灵世界，读好大众的心灵之书，为解决大众的心灵世界问题提供可亲、可信的理论和方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只有契合大众的心灵世界，了解大众“心”情，与平民大众进行平等的心灵对话，进而入心入脑，使大众“真信”，才能真正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增强其凝聚力。与此相应，我们的宣传工作应面向感性的日常生活世界，关注群众精神世界和社会心理，摸准公众思想实际，了解群众心理的变化特点和趋势，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强化大众视野、百姓视角，直面问题、聚焦热点，既讲怎么看、又讲怎么办，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办法呈现在人们面前，更好地架起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并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价值理念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融入现实，拉近理论与实践的距离，做到知与行的统一，为公众提供“心灵鸡汤”。这种春风化雨式的宣传教化方式，有助于公众在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中不知不觉地接受熏陶，并接受与认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三，符合大众思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精神文化产品的表述方式要符合大众思维，以解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和大众理解能力的问题，使抽象深奥的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

一种“主义”要实现“大众化”，必须具有通俗性，要善于将理论语言转换为符合大众思维的大众语言。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对此表述得很形象:“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作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5](P851)在《反对党八股》中，他强调指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5](P836)“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5](P841)他还详细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指出其严重危害。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党八股的分析直到今天仍极富启发意义。在今天，要更好地发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就必须按照现代传播学的“传播—接受”理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借用日常语言和历史典故，使理论由深奥到通俗、由抽象到具体，符合大众思维，为大众所掌握。实际上，当年马克思就强调，理论要“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6](P99)

大众化离不开通俗化，但通俗化绝不是庸俗化。列宁认为，庸俗和哗众取宠绝非通俗。真正的通俗应该是“从最简单的、众所周知的材料出发，用简单的推论或恰当的例子来说明从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结论，启发肯动脑筋的读者不断地去思考更深一层的问题”。[7](P278)把读者当成“不动脑筋和不会动脑筋”的人，试图“通过一种畸形简化的充满玩笑和俏皮话的形式，把某一学说的全部结论‘现成地’奉献给读者，读者连咀嚼都用不着，只要囫囵吞下去就行了”[7](P322～323)的做法，是十足的庸俗之举。通俗化是深入浅出。所谓“深入”，就是要抓住理论的根本。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8](P9)而事物的根本在人本身。这就要求深入掌握理论的精髓。所谓“浅出”，就是基于对人民大众之根本的把握，既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合大众思维，善于运用“三贴近”的大众化语言感染人民大众，又要借鉴大众文化的传播运作方式，用感性的生活世界事例来阐释抽象的理论。当前必须加大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传播力度。由此，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应力求写出精炼生动、通俗易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ABC”，大胆采用包括文字、图片、影视作品、综艺节目、艺术作品等多种文化形式，培养大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亲近感，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1] 云杉.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A].文化中国[C].北京：红旗出版社,2011.

[2] 李鸿雁.文学理想的时代诉求[N].文艺报,2010-10-18.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列宁.列宁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