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与民国文论的体系书写

2015-04-10贺根民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2期

贺根民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1)

中华传统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文化之流，它往往会在某些特定的文化节点上因为异质文化的交锋而呈现思想的井喷场景。狂飚突进的“五四”思想潮流引发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检讨，缘于民主和科学口号的鼓荡、西方科学精神的影响，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作为知识资源的地位逐渐衰歇，正如一枚钱币的两面，国人对其审视角度的裂变却也同时开启了另一扇窗，它的学术资源色彩被大力体认。民国文论的体系话语是民国文化生态的体现，民国文论体系话语是历时性话语(史的色彩)和共时性话语(专题性质)的有效综合，一个完备的体系话语世界，总是与话语书写形态、成熟的方法论和经典理论言说相联系，具有鲜明的外在形态特征和内在结构特性。1920年代发凡起例的整理国故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深化的产物，它所体现出的科学理性和系统眼光推动了民国文论书写的独立进程，显示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

一、进化论视野下的文论书写

“国故”一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我国固有的文化(多指语言文字、文学、历史等)”。在古代意味着国家遭受凶、丧、战争等重大变故，它至晚清被赋予新义，魏源《定庵文录叙》为龚自珍文集作序：“其书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1](P239)其中“国故”义近于典章制度。从现代意义上来重新界定该词，则首推章太炎，其《国故论衡》一书明确将语言、文学、诸子学纳入“国故”的论述范围。拓展了它的意义空间。1919年5月毛子水在《新潮》上发表《国故和科学精神》一文，进一步深化和刷新章氏的定义：“古人的学术思想，是国故；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应该叫做‘国故学’，他自己并不是国故，他的材料是国故。”[2]该文将其理解为“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这一概念旋即被新文化运动领导人胡适推戴，他先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一函中加以引申，后又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重新诠释：“‘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3](P222)“整理国故”一词的发明，虽然被胡适纳入自家门下，实则源于傅斯年的提倡，1919年5月他在为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所撰写的《识语》中，鲜明地指出研究国故的两条道路：其一为整理国故，其二为追慕国故。而胡适迟至1919年8月才在致毛子水的函件中予以回应，明确阐述“整理国故”一词。不过将整理国故引发为一场文化运动，则又非胡适莫属。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旗帜鲜明地标举“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4](P3)的十六字方针。这四组词汇，前两者是对“问题与主义之争” 的回应，后两者则是对《国故》与《新潮》之争的反思与总结，职是之故，“整理国故”便由一个简单词汇上升为一场富有成效的学术文化运动。

我国是一个信史的国度，慕史意识是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情结。胡适领袖群伦的整理国故运动弘扬了历史研究之于民国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1921年其《“研究国故”的方法》一文提出了四种研究方法：历史的观念、疑古的态度、系统的研究、整理。单就“系统的研究”，胡适就声明：“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寻出系统来。”[3](P215)在他看来，整理国故是进化观视野下疑古精神的发扬，其《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表明了此一心理：“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4](P10)破旧立新，均不能一蹴而就，文化转型期的文明积累需要不断地改造、利用和吸收。进化论视野下的历史观念打破了史书国别体、纪传体等的传统体例，展示文化史书写的崭新样态。胡适不仅在理论上鼓吹历史观，并且将其运用到文化史的具体写作之中。1919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明变、求因、评判的原则来勾勒古代哲学思想，树立了哲学史书写的典范。1928年的《白话文学史》标举双线进行的文学史观念，在该书的“引子”中，胡适托出自己撰写的初衷：“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5]如此推崇文学的民间化理路，与同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书写，客观上突破了经学一统天下的格局，解构了经、史、子、集的传统分类。对于《白话文学史》所展示的历史观念，胡适本人亦颇为自得，其《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认定《白话文学史》“供给了一种根据于历史事实的中国文学演变论，使人明了国语是古文的进化，使人明了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什么地位”。[6](P123)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受杜威经验主义的影响，贯穿着一种实验精神，带有浓郁的实用主义色彩，其所整理的大多是流传下来的白话文学，整理国故运动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他的国语运动服务。文学史的纵向梳理，展示整体统摄之下的求真理念。《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树立了历史进化论的文化范式，其后他又选择整理不太为时人所重的古代章回小说，从《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破土动工，借以考辨与阐释来建构古代小说研究的新模式，亦体现了整理国故运动的深化。

照实说来，进化论不是胡适的发明，东来的进化论途经康有为、严复的发扬而渐为国人熟知。1905年刘师培《论文杂记》云：“夫所谓退化者，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及观之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于六朝，文与笔分；宋代以下，文词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以开俗语入文之渐。陋儒不察，以此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7]天演进化之说，几成民国学者的普泛认知。胡适对待文化遗产，反对盲从、反对调和，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1923年1月，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亮出“整理国故”的三大方向，“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3](P230)鉴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效应，整理国故的三大策略很快为学人所接受。1934年吕思勉《中国民族史》、1936年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及早期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热潮，均出现于整理国故运动之后，均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历史进化论为民国文学史书写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使得杂多无序的文学材料有可能组合成一部纵向演绎的文学变迁史。1919年刘师培《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一文推举西晋挚虞之作为中国文学史的雏形：“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代之书，莫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今挚氏之书久亡，而文学史又久无完善课本，似宜仿挚氏之例，编纂《文章志》、《文章流别》二书，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8]考镜源流、厘定部派，梳理文体流衍之道，挚虞的条贯之法允符了早期文学史的书写之需。虽然被誉为国人第一部的文学史著作——1904年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出于使令的驱遣，还在经学的框架下打转，但后来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或以朝代为纲，或以文体为目，或以作家为线，既能使人捕捉到挚虞之作的影响，更彰显进化论观照下的现代效能。整理国故运动之中或其后，编撰中国文学史已成为日益受到重视的热门工作，各类文学史通史、断代史、文体史已达数十种，并在1930年代出现了中国文学史撰写的第一次高潮。与此旗鼓相当，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以“正—反—合”的波浪式进化来建构全书的论述框架，在他的导引下，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的高峰亦在1930年代出现。凡此种种，均折射了整理国故运动的文化效应。

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民国文论书写体现了历史观念下的文学变迁脉络。在一片援引进化论的论调中，不乏有学者的理性认知。1931年，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强化书写的求真理念：“历史的写法，不妨是机械的。所以我这本书的写法，还是用我的‘记账法’，把它一条一条分析得很清楚，记载得很明白，以便查账的人一目了然。”[9](P4～5)“记账式”的文学史的撰写方法，一望便知是胡适的提倡。机械的文学史书写有利于遵循文学材料的本来面目，贯彻求真的理念，却难免会陷入绝对主义历史观的泥坑之中。文论材料是具体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几千年的文明接受史总有可能滋生某种误解，更何况文论材料的整理尚需经过文学家的选择，因此，纯粹客观的文论材料十分有限。相对而言，朱东润的认识似乎要理性得多。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自序》云：“既然是史，便有史观的问题。作史的人总有他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所看到的，永远是事态的全面。因此，我们也说要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观察事态。”[10](P5)朱东润意识到绝对主义历史观的局限性，相较于以古释古的完全还原，他更乐意采用一种个体化的写作策略，参以文论典籍的现代价值，从而在相对主义历史观念下来实现以今释古的理念。

材料的梳理和整理是文论书写的一个重要的先期工作，而发掘材料或归纳观点离不开对古代典籍的大量披阅。为了占据文化阵地、深化整理国故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新学巨子纷纷向青年推荐各类“国学书目”。这场由胡适、梁启超引领，吴虞、汤济沧、汪辟疆等人参与的“国学书目”开具事件成为整理国故运动中一道独特的风景。1923年2月，胡适应胡敦元等清华学子的请求，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该书目计有工具书15种，思想史94种，文学史79种，共计188种。在该书目的“序言”中，胡适不失时机地兜售其历史眼光：“这虽是一个书目，却也是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可以叫做‘历史的国学研究法’。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通信。……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3](P28～29)其后，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顾颉刚的《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郑振铎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之“读书举要”，或就书籍分类，或评价在收典籍材料，均不同程度地折射民国文论书写的体系意识。

二、系统化视阈下的文论书写

傅斯年针对国粹派“保存国粹、昌明国故”的做法，反对一味追慕国故。胡适则光大旗帜，主张以评判的态度来梳理传统学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4](P9)胡适认为古代学术素无条理、没有头绪，寻求国学的内在体系成为整理国故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曹聚仁的《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也认为：“国故先经合理的叙述而芜杂去，继经组织的整理而合义显，乃入于系统而学乃成。”[11](P71)运用合理而系统的探究方式，发掘传统思想的存在形式、表述方式、因果联系，可以寻绎传统学术的理性逻辑。新文化人大多认为无系统是旧学的大病，就连提倡国粹者也承认旧学的最大问题在于缺乏西方式的逻辑思维；在西学浪涛激烈拍击传统学术的堤岸之时，整理国故运动深化了新文化运动，按照胡适的设计，援引西方科学方法补救了中国文论没有条理的弊端。科学方法促使旧学系统化，对方法的推崇恰是胡适高出时人之处，余英时的观点很有参考价值：“顾颉刚在1917年以前早已出入今古文经学之门，傅斯年则是黄侃的高足，他们的旧学基础不但不在胡适之下，或者竟有超过他的地方。但是他们虽有丰富的旧学知识，却苦于找不到一个系统可以把这些知识贯穿起来，以表现其现代的意义。胡适的新观点和新方法便恰好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的转化作用。”[12](P154)胡适的新方法填补了新旧转折关口的空白。重新估定传统学术的价值，整理国故运动加重了对传统文化的学术批判色彩，也催生了民国文论体系书写的盛况。刘绍瑾爬梳草创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形态，断论：“在关于‘整理国故’争论过去后的六七年间(约在1927—1934年)，更是出现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历史上最富创造性、最有成就的黄金时期。”[13](P12～13)早期的文学批评史家，大都激于古代文论文献的零碎形态而有意去设置线索。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感于历代诗话、词话、曲话“零星破碎，概无统系可寻”，从而“捃摭宏纲，觇其辜较”。[14](P8)郭绍虞从文学本体切入，以问题为纲，将周秦至清代的文论厘定为演进、复古与完成三期，以现代文学理论来整理材料，展示其所提倡的旧学系统化思想。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以人物为纲，或以专题为目，操持“综合体”的书写策略；朱东润根据远略近详的原则，大致遵循以批评家为线索的理路；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以史的线索为经，以横推各家意蕴为纬”，既体现了纵向梳理的特质，又展示其横向推阐之力。凡此种种，草创时期的批评史书写从不同角度来系统整理文论材料，显示了民国文论自觉的体系建构意识。

古代文论材料似一堆散金碎玉，民国文人必须着手的工作就是提供一条能串金连珠的红线。1926年朱光潜的《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载：“我们第一步工作应该是把诸家批评学说从书牍札记、诗话及其他著作中摘出——如《论语》中孔子论《诗》，《荀子·赋篇》，《礼记·乐记》，《子夏诗序》之类——搜集起来成一种批评论文丛著，于是再研究各时代各作者对于文学见解之重要倾向如何，其影响创作如何，成一种中国文学批评史。”[15](P143)以科学的方法细细爬梳文论材料，朱光潜觉得“中国文学在创作与批评两方面，都有许多待开辟的领土。在整理国故呼声很高的时候，应该早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作一通盘计算”。[15](P134)该论虽然针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确也道出民国文人系统整理国故的集体意识。胡怀琛慨叹中国文学“二三千年以来，只有一大堆没有整理过的材料”，[9](P16)于是“先编这一本通史，以后再把文学史内的各部分分开来，各编一本专史(如小说史、诗歌史之类)”。[9](P2)编撰简要的文学通史——《中国文学史概要》，以朝代为线来考察各时代文学体裁的变迁，从纷然杂沓的旁枝别派中寻觅体系的因子。1925年，胡云翼撰《宋词研究》，其夫子自道是：“我著这本书的动机，就是想将宋词成功组织化、系统化的一种著作。”[16](P3)系统整理文论材料，强化了民国文人的文化自信。据韩国学者李腾渊的统计，20世纪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以至建国前的“中国文学史”，广义上按朝代来勾勒者有25部，广义上以文体为序来梳理者达18部，兼用朝代和文体来划分者有8部，按作家为序者有6部。[17](P199)整体来观，依朝代来整理仍占优势，文体为序次之，显示早期文学史家各具机杼的体系意识。

黄念然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文论卷》归纳古代文论体系建构策略，分为四端：以“古”构“古”、以“今”构“古”、以“西”构“中”、以博取约。[18](P268～269)若以此为度，民国文论的体系建构基本体现了前三种策略，不同视角的建构路径展示民国文论体系话语书写的总体诉求。1933年朱自清的《中国文评流别述略》将中国文学批评分为六类：论比兴、论教化、论兴趣、论渊源、论体性、论字句；1936年钱钟汉的《中国文艺批评理论》一文则将文艺批评类型扩至辨微、体德、声色、情景、气势、意境、风骨、神韵、魄力、趣味、琢炼、妙悟12种，体现了以“古”构“古”的文论体系策略。1937年许文雨的《文论讲疏》精选古代文论论著14篇来展现文学作品的自然英旨，该著在接续传统注疏理路之外，更注重对典故的现代注释、文辞的贯通。1942年程千帆的《文学发凡》选取代表不同范畴的10篇论著详加注释，并加以按语，展示其融文史为一炉的治学思想。这两家选本多根基于现代视野来论说，属于以“今”构“古”的类型。1924年杨鸿烈的《中国诗学大纲》择取历代论诗之作，用严密的科学方法加以排列，并向欧美诗学原理取资来阐释诗学命题。1946年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突破传统的史传结合方式，援引西方艺术心理学方法，一反纵向书写模式，平列思想、感情、想象、形式四目，填以古代文学批评的有关材料，建构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展示了民国文论体系建构的以“西”构“中”典范。

搜集材料是整理国故运动系统眼光在文论层面的重要体现，草创时期的文学批评史家做出了界碑性的贡献。王运熙褒奖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搜集材料之功：“对于每一个批评家，他不满足于引用一些习见的材料，而是认真检阅其全部著作，搜找出有关篇章。这种披沙拣金的工作，不但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还需要不怕艰难枯燥的毅力来支持。对于每一个批评家，他在通读大量材料，获得了较全面深入的认识后才下笔，一个批评家的重要观点是什么，哪些文字表现了重要观点，他都经过慎重考虑，然后进行论述，因而显示出在运用、分析材料方面具有深厚的功力。”[19](P2)郭绍虞亲身参与《国故》与《新潮》之争，是整理国故运动的实践者；正是他们这些草创时期文学批评史家的梳理材料之功，才推动了批评史学科的独立。突破习见的搜集材料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学的整理方法。郭绍虞在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中首肯了罗氏的搜罗材料之勤和范围之宽，颇有些惺惺相惜的味道：“他必须先掌握了全部材料，然后加以整理分析，所以他们的结论也是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的。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二氏之书也加浏览，即如本书中采集智圆的文论，就是我所没有注意到的。当文学批评史这门学问正在草创的时候，这部分工作是万万不可少的。”[20](P1～2)古代文论材料是一处无尽的宝藏，早期文学批评史家滴水观日、积极参与，不仅标举搜罗材料的新界碑，也折射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实绩。

整理古代文论典籍，不单体现了民国文人爱国保种的需要，也强化了民族文化自信力。植根文论层面的系统整理旨在发现古代文论的本来面目，将文学理论从芜杂的学术典籍中整理出来，彰显它们的现代价值，文论材料的系统整理是一项艰难的文化工程。从一大堆文史混杂的学术典籍中整理出属于文论方面的材料，单靠艰苦细致的劳动还不行，更需要科学方法和现代眼光的观照。西学的烛照，为整理国故运动提供了“他者”的参照视野，为宏观把握古代文论材料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可能，但是，由于文化生态的差异，援引西学方法及其视野难免会产生某些消化不良的症状。朱自清的《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例以罗根泽之作来阐明批评家的有意疏忽：“罗先生提到‘制艺选家的眉批总评’，以为毫无价值。这种选家可称为评点家。评点大概创始于南宋时代，为的是给应考的士子揣摩；这种选本一向认为为陋书，这种评点也一向认为为陋见。可是这种书渐渐扩大了范围，也扩大了影响，有的无疑的能够代表甚至领导一时创作的风气，前者如宋末方回的《瀛奎律髓》，后者如明末钟惺、谭元春的《古唐诗归》。文学批评史似乎也应该给予这种批评相当的地位，才是客观的态度。”[21](P548)

1920年代是一个以西方眼光来剪裁中国文学的时代，套用东来的各种“文学概论”中的文学概念或文学研究法总会有某些扦格难入之处。王瑶的《文体辨析与总集的成立》警醒地注意到这一问题：“因为中国的文论中不但很少具体的解释和说明，也很少像西洋文艺理论那样广泛的一套系统。他们都是为‘文’，或者为‘人’而批评的；不是为理论，或为批评而批评的。因此从曹丕的《典论·论文》起，文体辨析就一直在文论中占着极显著的地位。近代整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用了西洋文艺理论的观念，在我国历史上努力寻求相当于这种观念的材料，但他们在这一类讲求诗赋铭诔底区别和体性的文献里，找不出系统的理论和观念来；于是就忽略了他在中国文论发展上的重要性，认为无关紧要地便一笔带过了。”[22](P22)整理国故的自家立场，以西方理论的系统观来比照古代文论材料，部分遴选古代文论材料，那些看来无系统或者无法与西学系统观对接的文论材料便被人为地忽视了。在这一方面，特立独行的鲁迅具有典范意义。鲁迅的小说史著作，极少援引译介过来的西方小说概念，仍多沿袭明清小说评点的术语和方法，他在倡导新文化运动中的“拿来主义”态度与整理国故上的谨慎做法，恰成一鲜明对比，这就是那个时代多面而真实的小说家兼学者的鲁迅形象。民国文论的体系话语书写在具体操作层面存在科学整理和现代阐释的矛盾，前者侧重求真，后者倾向于求用。求真解构了古代文论典籍的神圣性，视其为一种学术资源；求用更多侧重现代维度来进行周密的阐释。整理国故运动在求真和求用的文化征程上走钢丝，实现了民国文论话语的系统化。

三、现代眼光下的文论书写

整理国故运动形成“历史的眼光”和“现代的眼光”的集聚。如果说，历史进化论视野下的民国文论书写铺设了文论的纵向演绎框架，那么，科学方法、平等的眼光、现代分类意识则是其现代眼光的综合体现。现代眼光打造了民国文论鲜明的时代样态。高歌猛进的“五四”运动刷新了国人的认知，整理国故运动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旗帜下发起对传统学术的改造运动，科学理性便是他们乐于操持的重要武器。尽管当时的各种流派对科学精神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均毫无疑问地愿意拾掇起这一工具。胡适的观点很具代表性：“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23](P161)科学理性滋长了怀疑精神。一统天下的经学话语和宗法伦理情结化合，制造了传统学术固步自封、对经典的顶礼膜拜现象。晚清以来，以科学知识为谱系的西学东来，促使国人去大胆打破和叫板权威，自觉探索新的学术领域。《新潮》社的毛子水、傅斯年最早提出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胡适则进一步将其与“输入学理”、“再造文明”捆绑来认知。他提出杜威式的“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并将其阐释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6](P126)如果说，他提出历史的文学进化论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化的循环论，扫清了白话文学的前进障碍；那么，他的实验主义文学(论)观则为民国文学建设找到了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6](P126)科学理念深刻影响着整理国故的实效和方向。胡适引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主张来阐释整理国故的总原则，高扬科学理性来划清与传统的界限，却在实际造作中与清儒章法扯上关系，此举暗合了许多传统学者的心理，致使国学获得新旧人物均能接受的发展生机。

任何事物均有两面，胡适认为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影响，消极一面为反对盲从、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4](P10)若从道与逻各斯眼光来观，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文明成果概无多少系统可言，因此就得进行读本式、索引式、结账式、专史式的整理。科学理性张扬了求真理念，基于事物本真的整理运动更富有成效。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提倡：“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不还它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它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它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它们的是非。”[3](P222～223)到国故中去“捉妖打鬼”，运用科学方法便厘定了“国粹”与“国渣”的区别。从维新阵营中走出来的梁启超与时俱进，积极参与整理国故运动并从理论维度鼓吹，1923年1月他在东南大学做了名为《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的讲演，提出了整理国学的两种方法：文献的学问和德性的学问。前者侧重科学客观，后者推崇内省躬行。郑振铎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鉴于中国传统诗话、文话的漫谈性质，主张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一般批评”、“诗话”、“词话”、“曲话”和“文话”，为建设新文论体系开辟新路。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等国学大师，虽没有像胡适那样大张旗鼓地鼓吹运用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但均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实际学术实践中往往会超越一般学术门派的差异，秉持操作层面的科学精神，而赢得惊人的创获。

科学精神的洗礼，为民国学者建构文论体系、奠定学科规范提供了方法论的资源，赋予他们开疆拓宇的胆识和勇气。1924年刘永济的《文学论》参稽外籍，比附旧说，援引西方学术理念来呈现融通中西的现代“文学理论”范式。1932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重视通俗文学，“有关通俗文学的叙述在全书中占百分之四十七左右，如果不把词包括在内，小说、戏曲部分(396页)还是有百分之三十八左右”。[17](P203)虽然，郑作落下过分重视戏曲之讥，但其对通俗文学的注重，自是求真理念发扬之一斑。草创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写大多从孔子发凡起例，而非就传统的三皇五帝起步，其书写的逻辑起点就蕴含着本于客观的科学精神。早期批评史家以西方科学理念来扬弃诗文评，朱自清统摄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的批评史著作后断论：“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是第一步。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按这方向走，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那个外来意念打成一片，才能处处抓住要领；抓住要领以后，才值得详细探索起去。”[21](P545)就表述字句而论，这既是胡适整理国故倡言的积极回应，也总括了早期文学批评史著作注重还原的求真理念。刘绍瑾认定自整理国故争论之后到抗战爆发这段时间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收获的黄金时代，“20世纪开初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西方科学精神和富有现代色彩的文学观念得以与作为‘国故’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这一学术对象结合。这一结合带来的是巨大的创造性”。[13](P31)西方科学精神与中国古代思想有效化合，成就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书写的高峰。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五四新文化人高抬科学精神的神奇妙用，却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中国文化固有的生态，带有一定的主题先行色彩。此种痼疾已被民国大师指出，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传》记录了陈先生对“新派”文人操作方法的担忧：“新派失之诬。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结论如果正确，对于我们的材料，也有适用之处。因为人类活动本有其共同之处。所以，‘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过也有时不适用，因为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所以讲‘大概似乎对’，讲到精细处则不够准确。而讲历史重在准确，不嫌琐细。”[24](P222)陈先生冷静而辩证的分析，命中了整理国故操持的方法论软肋，允称确评。

传统学术崇尚经学独尊的文化秩序，晚清今文经学的兴起预示着经学研究变局的来临，经学经世思想的复苏表明了经学已经落后于时代需求，整理国故运动的疑古态度进而改变这一既定状况。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诸子学一直不为学人所重，直到晚清，缘于时代风云和西学的双重激荡，诸子学一度勃兴，俞樾、章太炎、刘师培的子学研究促使子学成为专门之学。1919年商务印书馆推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突破了传统学术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方式，开辟了学术史书写的新时代。该著平视儒家典籍与其他学术资源，子学实现了“婢作夫人”的地位转变；事实意义上的经、子平等，为日后其他学科诸如文学理论、文学史的学科独立创造了条件。蔡元培在为胡著所作之《序》中褒奖了其四处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25](P4)胡著一视同仁地对待老子、孔子及其以后的诸子学；平等眼光的运用，有利于尽可能多地吸纳学术资源，延伸了学术的研究视域。在文学研究领域，据李腾渊的统计，20世纪前半期(1900—1949)的65部中国文学史就有52部包含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在撰写体例上实现了经、子平等。草创时期的文学批评史家如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均能自觉地将儒家思想与其他学术资源平列，挖掘其现代价值，并给予现代阐释，不能不说是胡适的开启之功。

整理国故运动是一场具有范式意义的学术革命，经学视域下的文类秩序并非落脚于文本自身的文化价值，而植根于其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强弱。如前所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解构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展示了颇具现代意识的学科分类原则，以西学为参照，衡以科学方法，分科研究刷新了国人的认知视域。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之“结语”载：“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而固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则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不坠其先业；世界人之治‘中华国学’者，亦得有藉焉。”[26](P107)在梁启超那里，将旧学分科，接续了清代朴学事业，也为后来学者提供新的启迪。分科研究是整理国故运动的必然产物，曹聚仁《国故学的意义与价值》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按之常理，国故一经整理，则分家之势即成。他日由整理而组成之哲学、教育学、人生哲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史学、自然科学……必自成一学统而与所谓‘国故’者完全脱离。”[11](P74)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草拟了一个具体的“中国文化史”计划，就涵盖了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十门。受此影响，东南大学以科学、哲学、文学视角来整理国故，抽列条理，打造一系统的学科体系；它以十年为期，先行编撰一套系统的学术史长编，其中偏向文学类的就有中国文学史、中国诗史、中国词史、中国曲剧史等类型。1925年曹聚仁的《国故学大纲》、1933年汪震《国学大纲》、1934年马瀛的《国学概论》、1936年黄毅民的《国学丛论》，在其国学分类中均已出现文学或文学史的类型。民国学术界按照现代门类进行分科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格局，最终促使“国学”一词淡出了民国学术界。

整理国故运动客观上减弱了封建道统的影响力，为民国文论的体系话语书写提供了先进的理念。1927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一文劈头就论：“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主要问题，不是乌烟瘴气闹什么‘文以载道’的说法，便是玄之又玄玩一些论神论气的把戏，前者是儒家思想之发挥，后者是道家思想之影响。这两家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竟产生了这样大的影响。”[27](P46)秉持整理国故的疑古态度，郭氏之论流露了鲜明的“捉妖打鬼”意味。如此，现代观念的牵引，剥离了经学的华衮，逐渐消除了文论书写的文化秩序障碍。1904年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还在沿袭正统文学观念，翼护文学的载道功能，忽视文学表达情感的作用。其文类排序以古文为上，诗歌其次，小说、戏曲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类。据李腾渊的研究，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文学史》大多采纳分期的论述体例，绝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以朝代分期，次为以文体分类来设置框架，其中只有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龚道耕的《中国文学史略论》才沿袭经、史、子、集的分类方式。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以问题为纲，既纵向梳理文论范畴的流变，又揭示其内涵与当时文学创作的关系；罗根泽以深厚的诸子学功底，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批评史层面的整理国故实绩，其《中国文学批评史》既关注对文学本质及其功能的探究，又注重对文学技巧的发现，展示批评史书写搜览材料全面、细致的特质。凡此种种，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整理国故运动的现实影响力。

四、结语

整理国故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构成中国式的现代性革命，深化了文学和思想革命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披沙拣金，建构相对严密的文论书写体系，借整理文化遗产来寻觅中西文明的结合点，民国文论的体系书写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西学检讨下的自行调整力度，显示了民族文化应对时代感召旺盛而顽强的生命力。整理国故运动展示了现代科学理性裁剪传统文化的力度，呈现了一种梳理旧学的方法。历史进化论营养的浇灌，解构了传统文人的历史循环论，为民国文人重估和整理传统文论材料的价值提供了契机，维护了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助推了新知识进一步向学术研究领域的扩散力度。划定概念的义界、安排文论的撰写体例、重新设置文类秩序、发申文论论述的分期观念，民国文论的体系话语再现了民族文化的光荣历史，编织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现代文明镜像。民国文论的体系话语书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学术操练，还关涉民国文人体认理论体系的结构功能、接纳逻辑思维的程度，从而最终促进民国文论的学科独立。继承与发扬科学理性，民国文论的体系话语书写推动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引领下，整理国故运动已超越了纯粹的文论书写畛域，涉及如何重建中华文化传统等时代话题，这又是我们需要深长思索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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