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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修书研究的一部力作
——读霍艳芳博士《中国图书官修史》

2015-04-10江曦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5年5期
关键词:博士图书研究

江曦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中国古代官修书研究的一部力作
——读霍艳芳博士《中国图书官修史》

江曦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霍艳芳博士的《中国图书官修史》作为一部系统全面地研究官修书的专门著作,其优长有四,即内容完备、征引宏富、结论可靠、屡有新见,填补了学术史的空白。虽然其中存在些许疏漏之处,仍不失为研究中国古代官修史乃至整个中国图书编修史的重要参考书。

官修史 中国 古代 文献学

霍艳芳博士的《中国图书官修史》作为《中国图书文化史》丛书的一种,2014年12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皇皇近五十万字,系统阐述了两千多年来我国官修图书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官修图书乃至整个图书编纂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古籍卷帙浩繁,据近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编纂的《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先贤著述中传世的约有20万部,分藏在世界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机构。规模如此巨大的文献是怎么产生的?就编撰主体而言,我认为不外乎官修、私撰和坊编三类。官修书是由各级政府主持、出资而编成的图籍,如正史、国史、地方志多为官修。坊编书是由书商出资编纂并出版的图籍,多以营利为目的,大概相当于今天出版社组织编写的畅销书。唐代以降,随着出版业的兴盛,各地书坊编纂了大量的图书,如宋代的《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虽托名王十朋,但实系书坊为射利而编。明清两代书坊更盛,如扫叶山房、匠门书屋等除了刻书,还常自己编辑新书发售。私撰书则非官非商,为私人撰著,其中大家耳熟能详者较多,如先秦的《论语》《孟子》等,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王充的《论衡》等,魏晋南北朝干宝的《搜神记》、葛洪的《抱朴子》、郦道元的《水经注》等,隋唐五代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和凝的《宫词》等,宋辽金元朱熹的《四书集注》、关汉卿的《窦娥冤》等,明清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李时珍的《本朝纲目》、曹雪芹的《红楼梦》等。与前二者相比,私撰书同样遍布经史子集,然数量最大。

虽然官修书在数量上相对而言不及私撰书,但其绝对数量亦十分可观。由于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能集中财力、物力、人力修书,所以不少官修书的部头较大。如宋代四大书中《太平广记》500卷,《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都是1000卷,明代的《永乐大典》22877卷,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更是有79309卷之巨。除了规模大,不少官修书影响亦大。如《十三经注疏》中的疏多为官方组织学者撰写,唐初孔颖达等奉敕修《五经正义》,其后唐代的杨世勋、贾公彦,宋代的邢昺等奉中央政府之命为其余经书撰写了疏,这些疏对于研读经和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中国经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虽然其后出现了宋元《四书五经》和清代的新疏,但都无法取代《十三经注疏》的地位。《二十四史》被尊奉为正史,是史学研究领域最核心的典籍。《二十四史》除了前四史具有私撰性质,其余二十史皆为官修,且形成了后世中央政府为前代编修纪传体史书的传统。这些部头大、影响广的官修书,在中国学术史乃至整个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我们去深入全面地研究。霍艳芳博士以官修书作为研究对象,体现了较为独特的学术眼光。

目前对官修图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专题研究,如对官修地方志、实录、《四库全书》、类书等的研究;二是断代官修书研究,如曹之先生曾先后发表《元代官修书考略》《明代官修书考略》等相关论文。但是,学术界至今尚无系统全面地研究官修书的专门著作。霍艳芳博士撰写的这部

《中国图书官修史》(以下简称《官修史》)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通观全书,其优长有四。

1 内容完备

《官修史》对每一代官修书的论述大概分为四部分内容:历史背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官修机构、官修史概况、总论。既有对重要官修书的微观探究,亦有对一代官修书概况的宏观总结;既有对官修书本身的探究,又有对官修书历史背景、组织机构等相关内容的考察。这四部分相互关联,缺一不可。所谓“盛世修书”,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是修书的重要基础。宋代四大书、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无一不是“盛世”所修。官修组织机构是官修书的具体实施者,该书对官修书的组织机构介绍尤为详细,详细阐述了国史馆、方略馆等常开之馆,实录馆、则例馆、圣训馆、玉牒馆、会典馆、文颖馆等例开之馆,明史馆、三通馆、清字经馆等特开之馆。对这些修书机构的人员组成、修书概况进行了详细考察。《官修史》立足于官修书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分类探究,对一些需要重点考察的官修书(如《四库全书》)则辟章节单独考察,既能全面兼顾,又能突出重点。

2 征引宏富

官修书在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在《官修史》出版前无通代全面研究之作,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的对象十分庞大,涉及的文献数量更是难以估算。霍艳芳博士爬梳了大量的文献,据其书后的参考文献,有244种之多,涉及经史子集四部,特别是其中多为正史、实录、会要、笔记、文集等第一手资料,足见其用功之勤。当然,全面爬梳如此多的文献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从霍艳芳博士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分别是《宋代官修书研究》和《明代官修书研究》可以看出,在她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五六年,已经完成此书中两个比较重要的朝代——宋代和明代的写作,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增补为这部通史。

3 结论可靠

《官修史》在每章最后有总论,叙一代官修书之概况与特点;全书最后有一章总论,述历代官修书之总特征。这些在全面考察基础文献后得出的结论能准确揭示官修书的特点。如第十二章对历代官修书特征的总结便十分准确,霍艳芳博士认为官修书具有“发展继承性和成书系列性”,并列举了实录、会要、地方志等书。确如其言,中国先哲在学术上讲究传承,这一点也在修书上有所体现。除了实录、会要、地方志,如石经、《大藏经》等亦具系列性。以《大藏经》而言,从宋太祖下令雕造的《开宝藏》以降,明代有《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清代有《龙藏》,皆为官方组织编订刊刻。又如作者认为官修书有“内容失实性”的特点,这也是符合一些官修书实际的。如清乾隆时纂修的《四库全书》,由于政治违碍,馆臣对不少典籍进行了删节篡改,饱受后世诟病。

4 屡有新见

进行官修史研究,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官修书进行界定,将其从数以万计的古籍中与私撰、坊编书区分开来。《官修史》对“官”字的界定时,提出官方提倡、出资、参与、善后四个标准。这四个标准是完全可以将官修书与私撰、坊编书区分开的。正是根据这四个标准,霍艳芳博士把过去一直认为是私撰的扬雄的《方言》认定为官修书。原因是:扬雄撰此书曾奏报汉成帝,并为他提供财力和物力的支持;编撰《方言》时所用的材料是由皇帝派出的輶轩使者搜集的。这种认定的理由是充足的。诸如此类在书中较多,兹不枚举。

当然,由于官修书数量巨大,《官修史》难免有所疏漏。如全书涉及的内容多集中在中央政府修书,而对地方政府修书情况的探讨略显不足。中央官修书数量多、部头大、影响远,是官修书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地方政府也主持编修了不少书,如本书涉及的明代地方政府所修的方志、各地藩王的修书等。除了这些,地方官修书还有很多,如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在任两广总督时,曾创立学海堂,组织人力编纂了《皇清经解》;王先谦在任江苏学政时,延揽文人,在江阴南菁书院编刻《皇清经解续编》。这两部经解汇编是对清代经学成就的总结,至今仍有重要影响。又如清代后期,各省纷纷成立官书局,比较有名的如广雅书局、金陵书局、淮南书局、山东书局等。这些书局并不只是出版已有典籍,还经常组织学者编纂新书。如光绪十二年(1886)创立的广雅书局就聘请了王仁俊、叶昌炽等知名学者任校勘,辑刻了《广雅丛书》,收书150余种,影响很大。另外,《官修史》个别地方亦有尚待商榷之处,比如第388页,叙述清代官修书的经济背景时,提到“铜活字刊刻《古今图书集成》,木活字所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般木刻本可以称刻,活字本则一般不称刻,应称印或排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易纬八种》《汉官旧仪》《魏郑公谏续录》《帝范》四部书为乾隆三十八年武英殿刻本,其余134种才是活字排印本,应有说明。第422页在叙及官修《明史》时,云“除了《明史》332卷之外,正史类还有本朝国史、《宗室王公功绩表传》12卷……”,按照四部分类法,正史专指《二十四史》,其他的史书都不应称为正史。当然,白璧微瑕,这些疏漏与本书对官修史研究的成就相比微不足道。

总之,霍艳芳博士的这部《中国图书官修史》是官修书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提高了学术界对官修书研究的水平,是对中国古代官修书乃至整个中国图书编修史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A Good Book Researching Ancient Chinese Governmental Book Compilation——after Reading Dr.Huo Yanfang’s History of Chinese Governmental Book Compilation

Jiang Xi

As a systematical and comprehensive book researching governmental compilation,Dr.Huo Yanfang’s History of Chinese Governmental Book Compilation has four advantages:complete content,plenty of materials,reliable conclusions and many new insights.It can fill the blank in the subject field.Despite some omissions,it is still an important reference book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cient governmental book compilation and the book compilation history of the whole China.

History of governmental book compilation;China;Ancient times;Philology

G256.4

E

江曦(1983-),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代文献研究所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版本目录学和《尚书》学,已出版专著一部,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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