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余光 李诗苗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100871）

2014年我国文献学研究进展

王余光 李诗苗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100871）

本文以2014年公开发表的文献学论文和主要著作为基础，总结了本年度文献学研究在文献学理论、文献学专题、文献学家、专科文献学四个方面的研究进展，以期为研究者了解2014年度文献学研究进展提供参考。

文献学 学术进展 研究综述

从2014年国内公开发表的出版物来看，热点集中在文献学理论研究、文献学专题研究、专科文献学和文献学家研究几个方面。文献学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开始思考古典文献学与当代文化的整合，以及对文献学发展历史的总结；文献学专题方面，目录学、古籍整理和出土文献研究受到关注，更加重视这些方面的人才培养与当前研究相互结合的深度研究；专科文献学方面，少数民族文献和地方志的整理是研究的热点，中医文献学继续探讨中医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总结；文献学家仍然是研究的重点，学者们对于人物选择的视野逐步放宽，更加关注在其他领域有所建树的人物在文献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下将对这几个方面进行详细介绍。

1 文献学理论研究

著作方面，除了有一些经典性文献学著作的出版重印之外，学者们还逐步将文献学的研究放至国际视角，同时也更加注重工具性书目的编撰和文献价值的思考。

陶敏主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1］于2014年由岳麓书社出版重印。本书在2005年8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名为《中国古典文献学教程》，并被列入“21世纪高等院校基础性核心课教材”丛书。由于此书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献的类型、版本、校勘、目录、辨伪、标点、注释、编纂、考据和检索情况，语言通俗易懂，十分有助于初学者了解古典文献学，在2011年年底，此书就已售罄。此次的出版重印既是完成了陶敏先生的临终嘱托，又是对古典文献学教材体系的补充。

刘小枫主编的《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2］选录了维森博格的《西方古典语文学简史》、厄森胡特的《西方古代修辞术简史》和耶格尔的《文本考据》，介绍了西方的古典语文学史、古代修辞术史和文本考据学（校勘学）。虽然这三部分和我国古典文献学的区别不大，但是西方文明和华夏文明的不同却在文献上有所表现，作者旨在给古典文献学的研究者们以文化角度的思考。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所著的《中国文献史》［3］以连续的15个小节，介绍了儒、释、道家著作，以及历史、地理、律法、语言学、农业、自然科学、医学、兵法、文学等方面的中国文献古籍。本书是作者以俄罗斯汉学专业教师的身份长期阅读这些中文古籍的思考和授课笔记，是俄国汉学家介绍我国文献古籍著作首次在中国的出版。作者对中国文献的搜集方法、介绍内容和对文献史的研究为20世纪俄罗斯汉学的研究起到了导向作用。

贺巷超的专著《文献价值——理论文献学的价值论解读》［4］是他在文献价值领域研究的一部新作。作者从哲学的角度，分别从客体论、主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论述了文献的特性、文献的需求、文献价值的评价与实现，是贺巷超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集结的成果。该书对于学者将文献价值应用于文献学理论和实践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为“推动现代文献学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5］。

作为教育部的课题成果，陈东辉编著的《历代文献学要籍研究论著目录》［6］收录了2013年6月前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日本等国的相关研究论著，其中也包括硕士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集论文等单篇文章共计4千余种，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校雠通义》《书目答问》《书林清话》等近30种历代文献学要籍的研究论著目录。本书可以看作是研究文献学的学者查找相关研究成果的工具性书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2014年初，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了2013年3月开题的“百年中国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研究”项目的中期检查报告。各课题组基本上完成了对民国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的资料搜集工作，其中学者们对民国时期、港台地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整理等方面的资料搜集调研情况的成果突出，掌握了许多之前未曾了解的信息资料。报告还公开展示了学者们在有关出版刊物上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编纂《三沙市志》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志》的建议和具体设想。［7］

2014年9月20日至22日，山左先贤与齐鲁典籍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35届年会在山东省图书馆召开。来自大陆及港澳台的高校、科研院所、图书馆等65家文化机构的120余名历史文献学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围绕“山左先贤、齐鲁典籍以及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的诸多问题”展开讨论，会议共收到提交论文88篇，探究了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各个方面的问题。［8］

论文方面，学者们除了注重文献学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外，还开始重视古典文献学与当代文化的相互结合，以及文献学史的撰写研究。余春燕［9］分析了2009-2013年以来文献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机构和主题分布情况，得出文献学理论与问题对策研究、文献专题研究（包括古籍整理、专门文献研究、少数民族文献研究、文献学家研究）和文献学专门史研究是学者们社科基金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提出了文献学研究要重视特色、关注海外文献和凸显问题意识的发展建议。王余光和刘刈青［10］从文献学理论、文献学分支研究、文献学专题和文献学家等方面对2013年我国文献学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罗家湘［11］解释了文献一词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概念，动态文献和静态文献的区别，以及古典文献学的学科来源，从知识信息传递的角度出发，阐明了由文献的制作与存佚、文献的组合与类分、文献的比较与鉴别等方面构成的古典文献学知识体系的学科建设的意见。王炜［12］通过阅读《中国古典文献学史·清代及近代卷》，叙述了清代语境中有关于“文献”一词的涵盖范围和指称对象，概括了文献学在这一时期的显性发展情况，同时，通过列举戴震、章学诚、卢文弨等的实际例子，证实“文献学学科谱系的建构在清代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结论，论述文献学自古至今发展的循序渐进性。何跞［13］阐释了文献学的概念和学科现状，从当今文化整合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古典文献学的文化传承和整合意义。徐有富［14］从文献学学科和古典文献学理论建设发展情况，以及古典文献学研究的现实成果（专科文献学、分支文献学、出土文献学等分支学科的研究成就）状况谈起，通过考证文献史在文献学通史、断代文献学和各分支学科发展史的研究现状，证实撰修多卷本文献学史的迫切性。

2 文献学专题

2.1 目录学

著作方面，王承略和刘心明［15］主编的《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繁体字版）收录了二十五史中的艺文志和经籍志，以及宋代至民国时期考证的补证共计83种。作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本套丛书共二十七册，较为全面系统地汇集了二十五史中的艺文经籍志以及对这些书籍目录的考证，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白金［16］著《北宋目录学研究》是作者在2012年所写博士论文基础上的深度研究，全面阐述考察了北宋目录学的产生背景、学术成就和发展特点。熊月之［17］所著《晚清新学书目提要》汇集了晚清时期新学书目，包括了《晚清新学书目提要》的《增版东西学书录》《译书经服录》和《新学书目提要》《西学书目答问》的书目内容，兼采中西学科分类方法，并附有东西人旧译著书书目，有条理地总结了晚清时期的新学著作书目。来新夏［18］著《古典目录学浅说》简要地介绍了目录学的缘起、类别、体制、发展史和研究趋势，语言通俗易懂，可以作为目录学初学之人的启蒙读物。沈乃文［19］所编《版本目录学》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所出第五辑版，旨在纪念王重民先生诞辰110周年，涉及典籍、版本、目录、校勘、活字本、金刻本与蒙古刻本，从传统目录学的角度出发收集了历代版本目录学名作。

2014年11月8日至9日，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图书馆和中山图书馆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山大学图书馆、《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重点研究基地联合主办，以“《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为契机，讨论了“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鉴定”“中文古籍善本书志及其编撰研究”“中文古籍数字典藏与数字人文研究”“海外中文古籍的收藏、整理与利用”“中文古籍保存与保护”等问题。此次会议旨在“推动广州地方文献研究，促进全球中文古籍资源整理的共建共享，以及古籍版本学、目录学、书志学、文献学等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20］

论文方面，学者们的研究集中于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私人藏书家书目和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上。自2013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司马朝军所著的《续修四库全书杂家类提要》之后，文献学家们考证《四库全书总目》的热情有增无减。胡露［21］考据订正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中经部中易、书、诗、礼四类的讹误，为读者准确理解《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内容提供了参考资料。陈晓华［22］评述了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从胡氏所引用的书籍内容和数量上考证此书的学术价值，同时还将本书与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辩证》进行了比较，得出本书的通俗易懂性和资料参考性特征。龚新年［23］介绍了刘向刘歆父子生平和《别录》《七略》的基本校理群书流程，简要阐述了这两本书的目录学成就。李权第和张金铣［24］详细叙述了焦竑《国史经籍志》的分类体系和体例结构，肯定了此书的目录学成就。石亚培［25］从图书分类、叙录内容和著录方法上论述了《直斋书录解题》的目录学贡献，强调了其在目录学上的创新之举。

2014年学者们研究的目录学家有李充、伦明、郑樵、章学诚、叶昌炽、孙楷第、孙德谦、余嘉锡、杨士奇、毛坤、祁承、萧绎、钱大昕、缪荃孙、来新夏等。除了传统的古典目录学家外，学者们还将视野放至近现代，更加关注20世纪目录学家所取得的成就。如刘平［26］以伦明《目录学讲义》为研究资料，指出伦明“目录学不等于版本学”“目录学不等同于目录”的重要学术思想，并结合伦明的藏书实践活动论述了伦明的目录学思想。

2.2 古籍整理和古籍数字化

2014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全国古籍普查工作的成果，包括《天津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湖南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等省级图书馆目录，以及《河南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等高校级别图书馆古籍目录，这些书籍基本上涵盖了各个图书馆的馆藏古籍，对学者研究现存古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14年11月30日，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正式确立了“古籍保护方向”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培养计划。这意味着古籍保护开始成为我国高校所开设的研究专业，对推进我国古籍保护具有重要意义。［27］

除了传统形式的纸质古籍文献整理，金石古籍文献的整理也受到学者们的重视。2014年12月17日，《中国金石总录》编纂工程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这是我国首次对全国地下出土和地上遗存金石文献进行全面调查、系统整理、全文数字化的一项文化工程。随着编纂工程阶段性成果的出炉，《金石录》的整理出版将会填补我国古籍整理和出版领域方面的空白。［28］

论文方面，学者们对古籍整理与数字化方面的研究集中于对古籍整理、古籍保护与利用、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和古籍数字化的思考上。庄秀芬［29］根据古籍整理的实际工作，将社会对古籍保护人才的需求类型分为古籍整理、古籍修复、古籍保护三个层面，列举了目前我国培养古籍保护人才三种方式的特点及存在的缺陷，探索了当今社会培养古籍保护人才应该注意的问题。李克征［30］以古籍整理中涉及版权问题的实际案件为例子，谈论古籍整理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版权法律问题，通过分析近年来实际工作中对于古籍整理成果独创性、古籍整理侵权以及侵权赔偿标准的考量来引发读者对古籍侵权问题应采取对策的思考，并强调充分运用合同机制管理版权和完善经济利益补偿制度来解决问题。陈立［31］从20世纪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注重馆藏服务的理念入手，表明国家对于古籍的保护工作不仅仅是对古籍的收藏管理，更是便利古籍服务读者的举措；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提出了古籍的价值在于传承文明，思考了新形势下公共图书馆古籍服务读者可采取的方法。古籍数字化方面，邵正坤［32］总结了古籍数字化在版本选择、人才培养、子系统建立、格式统一、选题控制、资源共享、版权意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发展建议。马创新、曲维光和陈小荷［33］将中文古籍数字化的开发层次分为表层和深层两个级别，通过分析当今中文古籍数字化的发展情况，得出其必然由浅层次向具有统一标准、重视网络技术等深层次开发转变的发展趋势。冯红娟、张文静和梁蕙玮［34］以四种中文古籍书目数据库（如CALIS联机目录）和五种中文古籍全文数据库（如《国学宝典》和《中华基本古籍库》）为例，分析了这九种中文古籍数据库的特点，得出了目前我国中文古籍数据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中文古籍资源统一检索系统进行了大胆的设想。

2.3 版本、校勘、辑佚、辨伪学

学者在版本、校勘、辑佚和辨伪学方面的研究热点集中于某个朝代、某位文献学家或者对古代某本专著的考证研究。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的实证考据研究进一步深入，但理论性的归纳总结研究相对缺乏。

版本学方面，崔富章［35］的专著《版本目录论丛》收录了他在四库学、楚辞学、版本和善本方面的论文，通过这三个方面的阐释，论述了他从四库全书和楚辞出发对于版本目录学的理解。陈永萍［36］首先介绍了版本学的概念、研究对象与范围、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其次将版本学与图书馆的实际工作相结合，将图书分类为古籍和现当代图书，分别阐述了在处理不同书籍时应该考虑的版本问题。刘芙蓉［37］通过叙述宋版本的刻书地、刻书版式、字体、用纸、装帧版式介绍宋版本的基本特征，从序跋、著作等角度出发简要概括了鉴别宋版本的基本方法。蒋鹏翔［38］汉籍版本学的进化分为札记时代、教科书时代和技术史时代，从而引出第三阶段的代表性著作—陈正宏的《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重点探究此书在关于汉籍版本学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方彦寿［39］通过对宋代《行状》和其他书籍对杨时所做书目的考察、明清时期《龟山集》的刊刻与传播，考究杨时著作的存佚状况以及版本源流。

校勘学方面，王虎［40］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北齐书》为依据，参照百衲本等其他版本书籍，列举了42条关于此书的校勘补充。杨战朋［41］详细介绍了梁启超的五种校勘方法，指出梁启超校勘方法词义含糊、少概括等弊端，从而引出陈垣校勘四法是对这五种校勘方法的继承和改进的观点。王华宝［42］以段玉裁和顾千里的学术争辩为论述开端，讲述了段玉裁经学研究“求是”和“求道”的学术主张；接着以清代学术背景为出发点，阐释段玉裁的校勘理念和“改字”主张、校勘条件和学者素养，全面总结了段玉裁的校勘思想。

辑佚学方面，郭国庆［43］重点分析了清代辑佚书凡例在清朝初期、清中期、清后期三个发展时期的特点与代表性著作，反映了辑佚书凡例在清代的发展成熟过程。李成晴［44］以方志文献为参考依据，对《全宋诗》所著录的诗人和诗作进行了18条辑补。李圣华［45］叙述了黄灵庚新编《宋濂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的辑佚价值，同时，作者还简要介绍列举了宋濂生平、新书辑佚价值和对宗谱文献辑佚工作的思想启发。

辨伪学方面，王国强和孟祥凤［46］以疑古派和出土文献派两大派别对的观点为依据总结中国文献辨伪方法的现状，指出疑古派缺乏逻辑和不明古书体例、出土文献派文献辨伪方法少和可操作性不强的局限性，从而提出坚持文献辨伪基本原则、建设文献辨伪方法体系的主张。佟大群［47］以唐玄宗时期《孝经》孔、郑注真伪之辩为讨论主题，表现唐代官方机构文献辨伪的思想与主张。朱仙林［48］以胡应麟《四部正讹》成书前的明代辨伪学为出发点，重点探讨“辨伪者也是造伪者”现象的表现和其兴起原因的反思。

2.4 藏书文化

2014年12月27日，由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等联合举办的2014藏书文化传播体系建设工程启动仪式暨首届中华藏书文化论坛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藏书文化传播体系建设工程集藏书、品书、读书为一体，以传承中华文化景点，读而藏，藏而传为宗旨，旨在推进“中华古籍百部经典”进校园、藏书文化行等系列公益活动。论坛还就“藏书文化对中华文化传承的价值和意义”“信息时代如何发展和传承藏书文化”“藏书文化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三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49］

2014年11月15日，浙东文献与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宁波召开，来自浙江大学、宁波大学、宁波天一阁博物馆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参加了研讨会，学者们就浙东文献和藏书文化的研究价值、研究方法、涉及领域以及如何加强浙东文献与藏书文化研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对深度挖掘浙东文化资源、推动浙东地区优秀藏书文化的传承有着积极的时代意义。［50］

论文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某一地区或某一朝代的私家藏书，以及藏书文化对今天阅读文化推广工作的借鉴。梅华和曹培根［51］总结了古代家庭藏书文化藏而能读、书尽其用的特征，通过实例分析古代家庭藏书文化在教育人才方面不可磨灭的贡献，引出了当代家长要重视家庭藏书文化建设和阅读教育的启蒙作用。刘雪平［52］从近代湖南省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角度解析了湖南近代私家藏书兴衰的原因，以此为基础，探寻了湖南近代私家藏书“勿薄今厚古”“开放藏书观念”的文化特性。韩梅花和罗军［53］概述了齐鲁私家藏书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通过参考元代至清代运河流域藏书家的地理分布数量，证明了京杭大运河对齐鲁私家藏书文化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列举京杭大运河沿岸私家藏书流传图，揭示齐鲁藏书活动对运河沿岸文献传承的实际引领和促进作用。楼向英［54］回顾了我国近三十年来寺院藏书的研究状况，集中叙述了学者们在断代研究、区域研究和专题研究方面的具体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展望了寺院藏书在研究方法、资料拓展和问题意识上的发展前景。薛慧芳［55］首先详细分析福建兴化文化形成的生态环境和人文条件，然后通过具体生动的事例和数据说明了书院及藏书楼的兴盛对兴化文化的影响，尤其是给刻书业带来的持续繁荣之效。

藏书家方面，研究者们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更加关注在其他领域有所贡献却不为人所共知的藏书家们。凌冬梅［56］重点关注了浙江的女性藏书家群体，通过叙述她们在书画史、鉴赏史上、藏书史和海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卓越贡献，歌颂了其巾帼不让须眉的文化使命责任感。韩丽花［57］从明清山西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背景论述，列举了乔超五、乔致庸、何尊先、何晓楼、常赞春、赵昌晋等人简要的藏书事实，总结了他们注重藏用结合、收集善本稀本、乐于捐赠的藏书特点。王龙和张志雄［58］以元代私人藏书家为分析对象，通过事实举证、职业分类、读书方法、藏用行为等方面将元代私人藏书家概括归纳为不同的类型，探讨了元代藏书的整体特征。郑林生［59］把贵阳凌惕安古籍保护与收藏方法作为参考依据，探索了他的藏书活动对贵阳藏书活动的影响。霍艳芳［60］则是着重介绍了明代私人藏书家李开先花钱购求、他人赠与、借抄图书、自己著述和自己刻印的五个藏书方式。

2.5 出土文献

2014年8月8日，“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古代文学史料研究分会2014年年会暨第四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大学蓬莱校区召开，来自中国和韩国等多所高校的9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刘跃进先生作了发言，他首先强调对文学史料进行研究的重要意义，提出要对经典和文献保持敬重之心；其次认为整理文献是基础性学问，要注意辨伪存真，把考证资料与得出结论结合起来；最后鼓励学者要将古代文学史料研究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做到为人民和社会服务。会议共收到论文101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主要是对清华简、北大简、郭店简等出土文献的研究；二是对有关文学史料刊刻、整理、考证等方面的研究；三是对有关具体作品的文学性等相关研究。此次会议对推动出土文献与文学史料学、扩大相关学科的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61］

著作方面，2014年，学者们所编著的许多关于出土文献研究的书籍得到出版，如卜宪群和邬文玲的《简帛研究2014》、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出土文献研究》、陈松长的《岳麓书院藏秦简的整理与研究》、纪向军的《居延汉简中的张掖乡里及人物》、张桂光和秦晓华的《商周金文辞类纂》。这些著述基本上都是对出土文献某个方面的研究或者是出土文献资料的类编，对于了解出土文献、推动学科进展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论文方面，学者们开始更加理性地看待出土文献，注重对出土文献的深度研究、出土文献研究成果的总结，以及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综合性研究。李婵［62］通过传世文献的记载考证了春秋时期盟誓的五种形式：天子与诸侯结盟、诸侯之间相互结盟、诸侯与卿大夫之间的盟誓、诸侯国君与国人之间的盟誓、卿大夫之间的盟誓，阐述了传世文献未记载盟誓礼仪细节的不足，以山西侯马春秋晋国遗址出土的侯马盟书中所反映的定期、选择盟誓的场所、撰写载书、掘地杀牲、埋书的具体形式，论证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互补的关系。蔡万进［63］首先阐释了出土文献概念的形成与界定，其次叙述了出土文献与文献学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最后强调出土文献在证史、撰史、纠史、补史方面的重要作用，强调研究历史要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资料相结合，不可过分扩大出土文献的史学价值。李天石和李常生［64］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资料相结合，探讨了六朝时期西北地区鄯善、河西、高昌诸政权法制建设、户籍法、奴隶身份法方面的特点，并反思了其形成的历史根源。何有祖［65］对2013年战国出土文献（如楚简帛、金文、玺印文字、盟书、陶文等）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概括总结。吕庙军［66］对2013年举行的“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中有关于“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金文与两周史研究”“简帛文献与上古史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进行了研究综述。

3 专科文献学

3.1 少数民族文献学

朱崇先［67］主编的《民族古籍文献研究》通过选取相应的研究论文，将学者们对于民族古籍文献的研究分为古典文献学理论探索、古籍文献综合评介、古籍文献专题研究、古籍文献个案研究、古籍文献译注选录、古籍文献研究综述六大部分，从不同的侧重点反映了我国在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研究现状。

彝学是研究彝族文化的一门学科，在2011年被教育部列入中国学科目录，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中涉及有彝族历史文化、文学艺术、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古籍文献等内容。2014年11月18日，第十五次滇川黔桂彝文古籍协作会、第十次全国彝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四川凉山州召开。会议主要总结了“2011年以来彝文古籍抢救搜集、整理保护和彝学研究的工作经验，并讨论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彝族卷》的编纂工作、彝族语言文字标准化建设、全国彝学发展规划等议题，以部署下一阶段彝族古籍和彝学研究主要工作。”［68］

2014年12月4日，西南民族大学藏学学院索南才让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藏文世俗法规古文献整理与研究》在西南民族大学举行开题报告会。该课题在研究方法上既强调纵向的时间顺序，即按照历史沿革编排藏文世俗法规古文献，对文献进行对勘、校勘和注释，也强调需要结合空间上不同地方政权时期的文献特点，加强横向比较和整理，以便最终形成文献汇集。该课题重视对藏区相关文献资料的全面搜集整理，同时注重藏族传统文献的现实意义，对于充实少数民族文献学的研究，弘扬我国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69］

论文方面，学者们除了关注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保护之外，还重视民族文献的数字化，以及与文化旅游产业的合作性开发。欧阳大霖［70］按照产生背景将侗族地区碑刻文献分为官刊和民刊两种类型，详细描述了不同类型碑刻文献所记载的内容，并探寻了这些碑刻文献对于研究侗族地区农林经济、民俗文化、传统教育、民间法规等领域的史料价值。马凌云［71］通过对藏族文献类型、特点和分布情况的详细分析，提出了应把认真调查、建档编目和建立文献呈缴制度相结合来对文献进行全面搜集，同时还强调藏文文献的数字化开发。吴勰、刘云和王明贵［72］列举了彝族文献的发展现状、资源优势和存在的保护意识不强的问题，提出了注重古籍资源保护和发展、推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开发利用建议。李庆红［73］划分了少数民族地方文献数字化的范畴，提议重点将少数民族优秀地方文献数字化，实现数字化资源的合作共享。

《图书与情报》杂志第2期开设专题刊登了5篇关于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献保护以及文献资源建设的论文，作为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少数民族文献资源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它们展示出了我国学者在西部少数民族文献方面的研究情况。如党燕妮、郭向东和陈军［74］以敦煌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为研究重点，总括了敦煌的吐蕃文（藏文）文献、回鹘文文献、西夏文文献、粟特文文献四种文献类型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情况，并列举了部分文献所记载的详细信息。郭向东和段小虎［75］从西部少数民族文献建设制度研究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制度设计的思想、原则和主要内容，尤其强调要采取多种保护方式相结合、分级分类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

3.2 中医文献学

著作方面，汪冶、田兰和田华咏所著的《中国侗医药史》［76］是我国第一部侗族医学史专著。该书分别总结了侗族概况、侗族医药自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对侗医药文献、历代侗药本草、历代著名侗医药人物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对学者研究侗族医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蔡鸿新所编的《闽台中医药文献选编：政协文史资料篇》［77］对福建省各级政协文史资料有关中医药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包括医疗卫生类材料、闽台药业类材料和闽台疾病类材料。这些史料大部分属于历史当事人亲身体验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可以看出闽台地区中医药文化历史发展情况。滕红丽和梅之南主编的《中国壮药资源名录》［78］首次将植物、动物和矿物壮药编成一整套名录，共收录了壮药资源2285种，可以作为壮医药学研究人员查询资料的专业工具性书目。

论文方面，学者们的研究热点在于对历代中医古籍文献的考证与整理方式的探究。焦振廉［79］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背景出发，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医文献所涉及的学科和医书作者类型，阐述了这一时期的医书文献整理较秦汉时期在编撰、补阙和体系上的进步性，为帮助学者考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医文献整体情况提供了依据。农汉才［80］以民国时期的中医文献整理为研究视角，叙述了民国的中医文献整理不偏重于校勘考证的传统整理方式，而是重视保存、出版中医文献的特征，同时用大量的中医文献家（如何廉臣、周雪樵、裘吉生、曹炳章）整理出版中医文献的实例来论证这一时期的特点。焦振廉［81］总结了秦汉出土医书医巫混杂、方药为主、理论内容单薄的特点，其次叙述了早期医书形成的主要方式，论述了出土秦汉医书所反映的编纂目录、收集概况、分类归属、规则行为的文献整理内容。于雷［82］对宋元明清四代亡佚中医古籍的情况进行了概述，以宋代至清代的目录书为依据，将其与《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所录书目相校对，整理出了宋代以来亡佚中医古籍的整体概况，把中医古籍亡佚的主要形式进行了归纳并论述其典型例证。钱超尘［83］以刘衡如校勘《灵枢经》和点校《本草纲目》的具体方法和过程为例，叙述了刘衡如先生的中医文献学成就。于业礼和王兴伊［84］对新疆出土的汉语和胡语医药文献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概述。

3.3 地方文献

从2008年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至今，全国地方志工作取得诸多令人欣喜的成绩：首轮修志任务全面完成，全国累计出版规划各级地方志书5900多部；第二轮修志工作深入展开，部分地区已完成修志规划任务，年鉴编纂与旧志整理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五年来，我国初步形成了由制度保障、工作成果体系、事业发展格局、共同价值理念等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志文化。在这个基础上，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于2014年4月19日在北京召开。中国各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以及国务院部委局史志机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总结了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以来的工作成果，分析当前地方志事业发展形势和发展趋势，明确了地方志编纂的奋斗目标和未来五年的工作方向，并审议通过了《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草案）。［85］

2014年12月23至24日，第四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在杭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方志专家学者以及部分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共计120余人出席会议。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弘扬方志文化，发掘历史智慧——中国历代方志整理与研究”，目的在于贯彻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的精神。本次会议共收录参会论文82篇。与会代表围绕方志与核心价值观、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家及其思想、方志纂修与比较、方志收藏与整理、方志开发利用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86］

著作方面，沈松平所编写的《新方志编纂学》［87］系统地论述了新方志（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修的志书）的编纂体例、原则、语言应用、行文规范、资料搜集方法和不同类型方志的编纂方式。该书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既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也结合了当前专修方志的实际工作，符合方志编纂学的教材特点，可以作为针对本科生、研究生方志学课程教学的参考资料。

论文方面，除了关注地方文献的修纂以外，学者们还更加重视方志文献在数字化和产业化方面的开发利用，以及对方志文献历史的考证。陈兰［88］从信阳地方文献与信阳地方文化的角度出发研究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阐释信阳农耕文化、茶文化、民歌文化对地方文献的影响，以及信阳地方文献对信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促进作用。李雷明、周馨和褚选玲［89］通过考察青海地方文献资源数字化建设的现状，探究影响其建设的因素，提出了全面收集与重点收集相结合、制定建库标准等突破建设瓶颈的发展意见。高健［90］从新疆的自然历史地理环境和历代行政区变迁讲起，将汉代至民国间新疆的方志编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重点考察了隋唐时期和清代乾隆年间新疆地方志的编纂情况，并对新疆方志文献中的舆图进行了特别的介绍和分析。梅森［91］重新论证了戴震与章学诚的宁波道署论争，认为二者的论争只是修志方法的辩论，而并非是方志性质的论争，二者方法的相互结合才是可以采纳的全面正确的修志方式。

3.4 法律文献

2014年11月21日至22日，“中国古代法律文献整理研究”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日本、德国等大学和境内外学术机构的40多位学者出席了此次研讨会。会议就当今古代法律文献整理的现状进行了讨论，共收到论文34篇，主题内容涉及先秦至晚清的各种出土与传世的法律文献研究，加强了境内外学者法律古籍方面的学术交流，扩大了我国法律史学的国际影响力。［92］

田庆峰、何青洲和邢文艳所著的《中国法律文献学引论》［93］论述中国法律文献学的基本理论和历史发展概况，对当今中国法律文献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重点考察了中国先秦至清朝时期法律文献的特点，对中国历朝历代法律文献的整理与利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张冠梓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献汇编》（全五册）［94］收集了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和近现代仍然存在的少数民族的各种法律文献。该书还收录了许多少数民族的珍稀文献，如土默特金氏蒙古家族契约文书，是我国首次由影印资料点校出来的文献。作者还对所收录的法律文献作了细致的分类，将这些文献分为法典法规篇、地方法规篇、乡规民约篇、习惯法篇、司法文书5个篇章，这对于研究少数民族法律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论文方面，学者们除了重视我国古籍法律文献的整理解释之外，还对其他国家的古代法律文献进行了考证研究。王亮［95］将新王国时期的埃及法律文献分为了王室敕令、自传体铭文、刑事、民事和内容无法界定五种类型，对其进行了翻译和注解；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整理，作者研究了古代埃及司法制度中的司法人员构成、司法机构、司法程序、神谕审判、有关刑法和民法的具体内容及演变过程，探究了古代埃及的司法体系特征。赵久湘和张显成［96］以睡虎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中的法律文献整理报告释文为分析对象，对其标点断句和注释翻译两个方面进行了补正研究。孙旭［97］描述了明律中的请托罪法，对史籍、官箴书和白话小说中对请托罪执行的反映进行了列举阐释，叙述了明代小说独特的法律文献价值。李雪梅和何赞国［98］对李氏朝鲜王朝时期的《推案及鞫案》初步解释，详细介绍了该文献的结构编排、文献构成，以及文献中所反映的“诏狱”及罪名、审问程序方面的内容，论述了《推案及鞫案》的研究价值。

3.5 其他

文学文献学方面，徐鹏绪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99］借鉴中西方文献学研究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分别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在整理、目录编制、校勘、考证、辑佚、注释上的具体内容，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生平文献、文学总集别集和文献述评等方面进行了一一介绍，并深入研究了各类型文献的文献价值。李琳［100］对新时期以来我国在传世文献与新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电子文献和数据库的研发与应用方面进行了阐述，总结了不同类型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的研究特点。

音乐文献学放面，王小盾所著的《中国音乐文献学初阶》［101］结合自己学术研究的实际经验，介绍了中国音乐文献学的知识与方法，重点讨论了不同类型研究领域研究者收集整理文献的途径，可以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的音乐文献遗产。许源元［102］根据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将我国音乐文献分为萌芽、产生、发展和鼎盛四个时期，论述了不同时期音乐专著文献的发展情况。吕婧和江雪娟［103］概括了四川彝族音乐文献比率不均衡、分类不明确、原始记录音乐资料偏少等的特点，指出了整理彝族音乐文献过程中所存在的地理环境因素和渠道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多用录音录像设备、建立相关数据库、分门别类收藏的发展建议。

宗教文献学方面，2014年10月25日至26日，“佛教与文学—日本金刚寺佛教典籍调查研究”成果报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来自日本各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公开展示了“日本金刚寺佛教典籍调查研究”项目所取得的成果，并对“金刚寺传存典籍形成过程的思考”和“金刚寺圣教的重层性”两个方面的主题，以及金刚寺藏品与文学等的关系作了考证性的成果发表。［104］辛岛静志［105］以瑞典斯德哥尔摩民俗学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法华经》藏译本写本为研究对象，论述了《法华经》隶属于经藏《甘珠尔》的世界范围内系统图，通过对这些不同系统中经藏内容的考证，作者强调研究者要更加重视有关系统的写本和部分版本，尽可能使用古老写本。何朝晖［106］叙述了明清时期天主教文献出版三个不同时期的演变情况，即晚明时期、清代前期和禁教时期，分析了不同时期的出版特点，从侧面反映了不同时期天主教的传播情况。张玮［107］通过实例和文献考证，阐明了元人许有壬所著的《至正集》对研究元代民族历史变迁、元代民族人物和事件、佛教问题、道教问题和伊斯兰教问题的重要史料参考价值。

美学文献学方面，王庆［108］采用理论与文献实证相结合的方式阐释了美学文献学的基础性、理论性、综合性和实践性的四大特点。皮朝纲［109］叙述了体系转换背景下中国美学文献学建设所存在的知识体系融合难点，通过分析中国文献体系的特征，探索了将美学与文献学相互结合的具体建设意见。陈丹［110］回顾了皮朝纲由面到点，由缓慢到快速和由困惑到清晰的学术研究路径，论述了他在中国美学文献学方面的学术贡献。

4 文献学家

与去年相比，本年度学者对文献学家的研究热情有增无减，除了对刘向、刘歆、郑樵、章学诚、余嘉锡、张舜徽等比较知名文献学家的深度研究外，学者们也将视野扩大至民国和明清时期在其他领域建树卓越的文献学家身上来，这对研究学科历史具有积极的意义。2014年学者们所关注的其他文献学家主要有：顾炎武、陈垣、伦明、周必大、钱基博、叶恭绰、姚莹、李开先、龚自珍、严遨、严谷、法式善、王謇、吴汝纶、郑鹤声、叶昌炽、王献唐、来新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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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皮朝纲.论体系转换背景下的中国美学文献学建设［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117-123

〔110〕陈丹.皮朝纲教授与中国美学文献学［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3）：26-29

Progress of Chinese Philology Research in 2014

Wang Yuguang Li Shimiao

Based on the papers and books on Chinese philology research in 2014,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annual research progress of philology in four aspects：the philology theory,specialized philology,philologists and special topics on philology,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Philology;Academic Progress;Review

G256

A

王余光，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诗苗，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2014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