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晴

（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100084）

《清文献通考·经部经籍考》对《四库全书总目》之因革析论

李成晴

（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100084）

《清文献通考·经籍考》解题内容本于《四库全书总目》，但在部类、体式的安排上则系折衷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四库全书总目》而来。通过以《清文献通考》中的《经部经籍考》为样本进行分析，可发现《经部经籍考》对《总目》有所扬弃，在这一改编的过程中，以意改《总目》而出现一些失误，同时也在解题的立意、史实、考证诸方面对《总目》有所补充与订正。

《清文献通考》《经部经籍考》《四库全书总目》 因革

《清文献通考》本名《皇朝文献通考》，为三通馆所纂“清三通”之一，先后由张廷玉以及嵇璜、刘墉等奉敕修撰。《清文献通考》作为继明清两种《续文献通考》之后又一部赓续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著作，其受关注程度远远不及两种《续文献通考》。①当代已有多人专门就两种《续文献通考》进行过探讨，例如王德毅：《王圻与〈续文献通考〉》，《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4年；李峰：《王圻〈续文献通考〉史学成就探析》，《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03期；向燕南：《王圻〈续文献通考·道统考〉二题》，《史学史研究》，1996年02期；金晓东：《〈皇朝续文献通考〉编纂始末与学术价值》，《兰州学刊》，2009年01期；毛春伟：《试论明清〈续文献通考〉的史学史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01期；但对《清文献通考》却迄今未见专门论述者。

由于《钦定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的编纂时间与《四库全书》部分重叠，这就为两书《经籍考》一门参鉴《四库全书总目》提供了便利。事实上，两书的确依据《四库全书总目》为蓝本，在“文献通考”著述体例的框架之内进行了扬弃。关于《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关系，郭艺鸽已经进行了初步考述，［1］15-42可以参看。《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唯著录清人自开国至《清文献通考》纂修时的四部著述，其分目思想及各书目解题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关系，迄今尚未见有加以论述者。通过两者比勘可以发现，《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实为《四库全书总目》清人四部著述提要部分的缩微版，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丝缕缠绕，倘欲整体论述，远非单篇论文的篇幅所能容纳。因择经部一门为样本，考察《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在子目增减以及解题结撰方面对《四库全书总目》的因革。为行文简洁起见，下文除特定需要外，《清文献通考·经部经籍考》省称作《经部经籍考》，《四库全书总目》省称作《总目》。

1 部类、体式之调整

《清文献通考》纂修者于《经籍考》序言说：“臣等恭纂《经籍考》，谨遵《四库》成规，分为经史子集四门，列圣御制、御纂、钦定之书，皇上御制诗文集，钦定各书，恭列卷首。至著述诸臣，仍载其姓氏官阀，或前人论断有禆本书考订者，亦约载数家，以符马《考》之例。”［2］211卷，2以《经部经籍考》为例，其本于《总目》是相当明显的。《经部经籍考》中所收清人著述范围基本不出《总目》之外，实际是属于摘选了《总目》所收的部分清人经部著作，包括著录次序也与《总目》基本一致。此外，《经部经籍考》在对合刊经学著作进行析出著录时，也会对《总目》的看法萧规曹随。例如蒋永修的《孝经小学集解大全》，是对《孝经》和朱熹《小学》两种书的注释，原本合刊。《总目》认为“以宋儒杂纂之本与圣经并为一编，拟于不伦，难于著录”，［3］32卷，420故析为二书，分别著录。《经部经籍考》也依此分别著录，且谓合刊本“是取圣经与宋儒杂纂之本相比伦矣，于义殊有未协”，［2］216卷，99不过就《总目》稍稍变了一下说法。

但《经部经籍考》对《总目》并非完全的依样画葫芦，从著述体式角度来看，《经部经籍考》的子目对“文献通考”体分门本位有所扬弃，同时又将《总目》的提要文字进行了调整，使得解题形成了相对整齐的“作者简介+序言/某人曰”之体式，亦即前引《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序言所谓“载其姓氏官阀，或前人论断有禆本书考订者，亦约载数家，以符马《考》之例。”

《清文献通考》在处理经部的子目时，对马端临的子目顺序亦有所修正。例如马端临《文献通考》三礼顺序为《仪礼》《周礼》《礼记》，《续文献通考》仿其例，而《清文献通考》则调整为《周礼》在前，《仪礼》在后，并加说明曰：“兹纂《皇朝通考》，恭绎《钦定三礼义疏》御制序文，列《周礼》于《仪礼》之先，自应谨遵诠次，并恭录御制序文于《周官义疏》之前，俾读者知《周礼》乃一代治天下之典，而《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各以类从，庶不失本末纲领之次焉。”［2］214卷，57这样的《周礼》《仪礼》《礼记》的排布次序实际上与《四库全书总目》也是一致的。

至于对《礼记》所析出的《大学》《中庸》两子目的安排，《清文献通考》则仍遵马端临《文献通考》之旧，而不像《总目》那样归入“四书类”。《经部经籍考》于胡渭《大学翼真》解题后加按语曰：“臣等谨按：《大学》《中庸》二篇，本《戴记》旧文。自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伏读《钦定四库全书》，虽列入‘四书类’中，而《钦定礼记义疏》则备录全文，以复古今之旧。今谨遵编次，凡《大学》《中庸》之单行者，仍入‘礼类’，且以从马氏旧例焉。”［2］214卷，67同样，《清文献通考》也遵马端临《文献通考》对《论语》《孟子》《孝经》、经解的排列次序，而不改从《总目》的《孝经》、五经总义、《四书》次第。至于“小学类”又完全遵照《总目》的分类法，所谓“今遵《钦定四库全书》之例，列训诂于小学之首，次字书，次韵书，各以其类而编次焉。”［2］218卷，121由诸项调整可以看出，《清文献通考》的部类调整实际是折衷马端临《文献通考》与《四库全书总目》而成。

具体到某一种书的解题上，《经部经籍考》摘取《总目》作者小传，后提行录书首序文，或者他人对此集之评价，其体式也是折衷马端临《文献通考》与《总目》而来的。马端临不录作者小传，而《总目》则详于知人论世，于是《经部经籍考》从《总目》摘编作者“姓氏官阀”；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多征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之解题，谓“陈氏曰”或“晁氏曰”，《经部经籍考》则主要摘引序言，谓“某氏自序曰”或“某氏为之序曰”，这种摘引评价的方式是依仿马端临的。例如《经部经籍考》于刁包《易酌》解题下先录《总目》之作者简介，后照抄刁包《自序》：“包字蒙吉，祁州人，前明天启辛卯举人。包《自序》曰……”［2］211卷，6这一结构方式在《经部经籍考》颇为习见，而《总目》则未见有长篇征引某书序言之例。

《经部经籍考》对诸书的解题，大多数的情况是逕引《总目》原文，有的情况则是对《总目》进行重新组织，而信息量并无多大变化。例如《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周易稗疏提要》：“故每条但举经文数字标目，不全载经文。”［3］6卷，54《经部经籍考》改作“故每条不全载经文，但取数字标目。”［2］211卷，6《经部经籍考》解题对《总目》提要调整一个总的原则是使解题格式合于“作者简介+集序/他人考论”这样的体式，“以符马《考》之例”。

以上是《经部经籍考》在部类、体式两个层面对《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库全书总目》的折衷。下文拟通过实例，讨论《经部经籍考》在具体的解题内容上对《总目》的依仿及商榷补正。

2《经部经籍考》解题损益《总目提要》之得失

《经部经籍考》对《总目》有所损益，还表现在对《总目》提要具体内容的取舍上。这一方面是体式变更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也是三通馆臣虽本于《总目》但也不愿表现为一字不改地因袭，故有“裁缝灭尽针线迹”（杜甫《白丝行》）的心理在发挥作用。

《经部经籍考》解题对《总目》提要内容最常见的损益方式为节略中有增笔，例如《总目》论惠士奇《易说》谓“士奇博极群书，学有根柢，其精研之处，实不可磨”，［3］6卷，63《经部经籍考》则改作“臣等谨按：士奇长于三礼之学，其说《易》皆有依据，推阐实义，与诸经相贯通。”［2］212卷，22变“博极群书”而为“长于三礼之学”，更明晰地点出了惠士奇的经学专长。

有时《经部经籍考》对《总目》之提要还会有所腾挪，例如《总目》于孙嘉淦《春秋义》提要谓“嘉淦以《春秋》一书，比事属词，经本甚明，无藉于传，乃尽去各传，反复经文。……然大抵以《公羊》常事不书之说为根本，于《春秋》本旨未能尽惬。后自觉其失，旋毁其版。”［3］31卷，404《经部经籍考》于孙嘉淦《春秋义》唯著“臣等谨按：是编无传文，谓经旨本明，无藉传也”一语，［2］215卷，90然而在作杨方达《春秋义补注》解题时却有“孙嘉淦作《春秋义》，复自毁其板，盖嘉淦以胡《传》常事不书之说为宗主，于《春秋》本旨颇多未惬”诸语，［2］215卷，92实际是从《总目》《春秋义》提要中腾挪而来。具体来看，《经部经籍考》对《总目》的损益，可以分失误与成就两方面进行考论。

《经部经籍考》在摘引《总目》时，出现了一些疑误之处，例如《总目》谓刁包《易酌》“用《注疏》本，以程《传》《本义》为主”，［3］6卷，55是指刁包宗于《程氏易传》及朱熹《周易本义》，而《经部经籍考》则改作“是书根据《注疏》，以程子《本义》为主”，［2］211卷，7三通馆臣“程子《本义》”的表述很容易引起误解。又如《总目》著录杨方达《易学图说会通》，《经部经籍考》误引作《易象图说会通》、［2］212卷，27《总目》著录许体元《周易汇解衷翼》，《经部经籍考》误引作《周易汇解衷易》，［2］212卷，28当然，这类歧异也可能是抄胥之讹，不必深究。

遇到曾得到康熙等帝王称赞或恩赐的作者时，《经部经籍考》的纂者会不惮笔墨，详述原委。例如朱轼《周易传义合订》十二卷，《总目》唯谓“蒙皇上笃念旧学，亲洒宸翰，弁於编首。称其‘简而当，博而不支，钩深探赜而不凿。盖玩之熟，故择言也精；体之深，故析理也密’”，［3］6卷，63而《经部经籍考》则全录乾隆序文，备述本末。［2］212卷，21又如胡渭《禹贡锥指》，《总目》谓“康熙乙酉，恭逢圣祖仁皇帝南巡，会呈御览，蒙赐‘耆年笃学’扁额，稽古之荣，至今传述。”［3］12卷，161《经部经籍考》在备录李振裕序中所述御览本末后，意犹未尽，复加按语以颂圣曰：“臣等谨按：胡渭殚心著述，遭逢圣祖仁皇帝尊崇经术，采访遗编，得以上尘睿鉴。读是编者，匪特仰圣度如天，不遗荛献，亦以见儒生稽古之荣，堪垂不朽也已。”［2］213卷，40这类无关学术的颂圣之语，虽在《总目》中也时有出现，但不会像《经部经籍考》这样的连篇累牍。这样的颂圣表述，在当时为时势所需要，然而在其更为久远的学术生命来看，无疑是有损于《清文献通考》的价值。

如果《经部经籍考》只是萧规曹随，对《总目》进行无甚新意却往往有失误的刺取整合的话，那么其文献价值是否值得探讨便成为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但三通馆臣显然不甘心于完全的“拿来主义”，《清文献通考》的编纂者在参考《总目》时对《总目》之讹误及未备之处，也会进行订正及补充，这正是《清文献通考·经部经籍考》的核心价值所在。

首先，在研究《经部经籍考》与《总目》的关系过程中，我们会注意到，如果遇到《总目》评价性表述而自己并不赞同时，三通馆臣也会加以修正。在有些史实的叙述上，《四库》馆臣留有明而未融之处，而三通馆臣则对出处及相关文献进行了进一步考证，故而有多处补《总目》之未详。《总目》卷二三《周官辨非提要》，论万斯大此书“徒见刘歆、王安石用之而败，又见前代官吏之滥，赋敛之苛，在在足以病民，遂意三代必无是事。竟条举《周礼》而诋斥之，其意未始不善。而惩羹吹齑，至於非毁古经，其事则终不可训也。”［3］23卷，292微褒而大贬。而《经部经籍考》则认为此书“条举件系，详稽博考，极辨其非，凡五十余节。盖斯大于经学颇有根柢，而于《礼经》疑义尤所究心，故能直抒己见，言之凿凿。”［2］214卷，59纯是称誉，无所指摘。由此亦可见三通馆臣与四库馆臣在对待古文经学的态度上是不一致的。再如《总目》卷二九《左传事纬提要》曰：“是书取《左传》事类分为百有八篇，篇加论断。”［3］29卷，372对马骕《左传事纬》的义例介绍的不是很详尽。《经部经籍考》遂加按语曰：“臣等谨按：《序传》等八卷即附录也，本名《前书》。其十二卷曰《正书》，凡百有八篇，篇为终始，篇末各为之论，盖易编年为叙事者。”［2］215卷，83再比如《春秋地名考略》的著作权问题，《总目》谓“据阎若璩《潜邱札记》称‘秀水徐胜敬可为人作《左传地名》讫，问余成公二年鞌之战’云云，则实士奇倩胜代作也。”［3］29卷，374《经部经籍考》在其基础上补证曰：“臣等谨按：《地名考》或又以为士奇乡人徐善著。善字敬可，嘉兴人。朱彝尊《曝书亭集》中载有此序，谓《地名考》吾乡徐善所辑，余文并同。谨附志于此，以备参核。”［2］215卷，86这样就在阎若璩《潜邱札记》之外补充了朱彝尊《曝书亭集》的另外一条证据，更加有力地佐证了《春秋地名考略》可能是徐善代惠士奇而作。

《经部经籍考》也会对《总目》明显的讹误进行改正，例如《总目》于《羲画愤参》提要曰：“国朝陆位时撰，位时字与偕，钱塘人。”［3］9卷，109李楁等《杭州府志》卷八六解题本之曰：“《羲画愤参》二十五卷，钱塘陆位时与偕撰。《四库》附存目。按《乾隆志》作十五卷，今据《四库书目》改正”。［4］86卷，1668实则“与偕”当作“与階”，《经部经籍考》正作：“陆位时撰，位时字与階，钱塘人。”［2］211卷，8从古人名、字之联系来看，“位”与“階”相应，而与“偕”无涉，《总目》“偕”当是“階”字形近之讹。

综观《清文献通考·经籍考》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三通馆臣对作者之师承及书名典故、著述背景尤其关注。例如《总目》于张沐《周易疏略》之解题并未提及其师承，［3］9卷，111而《经部经籍考》则引谭瑄之说加以补充：“谭瑄曰：仲诚受学于容城孙奇逢，《易疏略》四卷，自为之序。”［2］211卷，11《总目》卷九《成均课讲周易提要》述其著述缘由曰：“此书乃乾隆辛酉纪官国子监祭酒时所著。”［3］9卷，121《经部经籍考》则补充说明道：“臣等谨按：纪于《周易》《四书》均有论述，而《易》及《学》《庸》均被以‘成均课讲’之名，盖其官祭酒时所与诸生讲说之本也。”［2］212卷，23-24又《经部经籍考》于孙奇逢《尚书近指》解题，未录《总目》之提要，唯引“张溍曰：此其晩年所论定也”一语，［2］213卷，37当是以此语能见出孙奇逢之学术思想的阶段。他如《经部经籍考》于毛奇龄《孝经问》解题撮述《总目》之前，先引李塨说以交代成书之缘由：“李塨曰：此先生说经之余录也。先生自言曰：‘学圣之功，宜行不宜说。惟经义是非，极须论辨。’每思建讲堂，集诸生议群经得失，而历求其人不可得，遂尔中止。此只就问及，偶然入记者，登之于录。”［2］216卷，99皆可见《经部经籍考》对著述背景的重视。

《经部经籍考》因其“文献通考”体著述的性质，于作者书名之考定颇为留心，故凡《总目》已考出者则直接引用，《总目》未加说明者则加以补释。沈淑《经玩》一书，《总目》重心在衡论诸门类之性质，而《经部经籍考》则于解题开篇便说“是书一名《经玩七书》，‘七书’者”云云，［2］216卷，103则重在介绍此书之别名。

其次，论者久已经指出，《总目》在作书目提要时，往往发挥考据癖而一发不可收，故而整篇提要纠缠于一两个具体问题的辩难，而忽略了对整本书的宏观评价。其实《经部经籍考》在这一点上对《总目》已经多有修正。例如关于李光地《诗所》，《总目》唯汲汲于考订其诗说之失，而于其所以著书之缘故未甚留意。［3］16卷，207《经部经籍考》则征引李光地《经书笔记》以见著书之旨：“光地《经书笔记》曰：‘诗序世次既不可信，则但当味其辞求其意，以论其世。欢忻交通者，必文武成康之诗；否则，必宣平幽厉之诗。”［2］213卷，50《总目》卷三一于万斯大《学春秋随笔》提要篇幅甚长，然仍是究心于具体问题如“吉禘”“禘一犆一祫”的考证，对万斯大的春秋学未曾提炼概括。《经部经籍考》显然有所不愜，遂未引《总目》而引《浙江通志》对万斯大春秋学的四点概括，［2］213卷，85颇中肯綮。同样的情况见于对《十三经义疑》的评价。《总目》卷三三《十三经义疑》提要集中篇幅讨论其中的具体校勘、释义问题，［3］33卷，435而《经部经籍考》则刊落《总目》的具体考证，唯录其评价数语，且据己见有所增补。［2］216卷，103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经部经籍考》在编撰时，可参考的资料除《总目》外，尚有朱彝尊《经义考》。《经部经籍考》对《总目》未详而《经义考》特出之论，会加以援引，以使解题更加完备。例如《经部经籍考》于乔莱《乔氏易俟》解题有“严绳孙曰：石林尊人侍御圣任先生以理学名家，《易俟》一书，大约得之过庭之训为多”一段。［2］211卷，16本段并不见于《总目》，而是见于朱彝尊《经义考》卷六八“易”类“乔氏莱《易俟》”之考证。［5］68卷，767《经部经籍考》于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解题除节引《总目》外，又提行引“朱彝尊曰：萧山毛氏见说经者多攻《古文尚书》之伪，作《冤词》八卷为孔安国、梅赜讼冤。”［2］213卷，38所引朱彝尊说，见于《经义考》卷九二“书”类《古文尚书冤词》之考证。［5］92卷，232-233《经部经籍考》于《尚书体要》解题除录《总目》作者小传外，还引“缪泳曰：肃润为马世奇弟子，隐居十峰草堂，其说书多本于马。”［2］213卷，41实则缪泳之说见于朱彝尊《经义考》卷九二：“缪泳曰：肃润字础日，无锡人，马素修先生弟子，隐居十峰草堂，其说书多本于马。”［5］92卷，232同样，《经部经籍考》于浦龙渊《周易通》、《周易辨》解题引严沆、叶方蔼之说亦取自朱彝尊《经籍考》而为《总目》所无。［2］211卷，17

最后，由于《总目》附于各本《四库全书》，其内容不尽一致，究竟何本提要为正，《经部经籍考》恰可取资校勘。例如《总目》卷十《易象援古提要》“《师》之三爻，谓如宋之江南”，［3］10卷，128浙本作“宋伐江南”，而《经部经籍考》即作“宋伐江南”，［2］212卷，28据此可证《总目》正本当作“宋伐江南”，浙本为胜。这类有助于校勘的例子在《经部经籍考》中时可发现，聊举其一，不烦详引。

3 结语

正如本文开篇说述，《清文献通考》与《四库全书》的编纂时间有所重叠。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使得《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可以成为《四库全书总目》最初传播与接受的一个标本，使我们可以藉此推考三通馆与四库馆之互动、《四库全书总目》之增删等纂修过程、“文献通考”体经籍解题之本位以及与书目提要之异同等各方面问题。由于《清文献通考·经籍考》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关系素未被学界论及，本文以《经部经籍考》为例，微引其绪，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教正。

〔1〕郭艺鸽.《钦定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目录学价值与文献价值［J］.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1

〔2〕张廷玉.清文献通考［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637 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3〕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李楁.杭州府志［M］//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99号.台北：

成文出版社，1974

〔5〕朱彝尊.经义考［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between Wen Xian Tong Kao Jing Bu Jing Ji Kao and Si Ku Quan Shu Zong Mu

Li Chengqing

Most of the text content in Qing Wen Xian Tong Kao Jing Ji Kao was excerpted from Si Ku Quan Shu Zong Mu.However,Jing Bu Jing Ji Kao compromised Ma Duanlin’s Wen Xian Tong Kao and Si Ku Quan Shu Zong Mu in the area of catalogue and stylistic rules and layout.Taking Jing Bu Jing Ji Kao as the sample,we can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Jing Bu Jing Ji Kao has revised many disadvantages of Si Ku Quan Shu Zong Mu.

Qing Wen Xian Tong Kao;Jing Bu Jing Ji Kao;Si Ku Quan Shu Zong Mu;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G257

A

李成晴（1987-），男，山东淄博人，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目录学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