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宗英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28)



欧阳修的藏书历程

孙宗英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28)

欧阳修除了作为北宋历史上著名的股肱之臣、文坛宗师、金石学家，还是著名的藏书家。其一生藏书历程分为具有明显差异性的三个阶段：早年家贫藏书稀少，但却收获一部影响深远的韩愈文集；中年聚书最快，这主要得益于长期任职馆阁的经历和文坛盟主的地位；晚年藏书增长缓慢，精力转入营建藏书室六一堂以及编撰自己和友人的著作。

欧阳修 藏书历程 阶段性

如同每个爱书的读书人一样，书籍及藏书活动在欧阳修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一生喜欢读书，认为“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而且在他看来，读书的乐趣和功用还是丰富多层面的：“乃知读书勤，其乐固无限。少而干禄利，老用忘忧患。”[1]。其子欧阳发在《先公事迹》中说他“藏书一万卷，虽至晚年，暇日惟读书，未尝释卷。”[2]正如他自己所云，“物常聚于所好”[3]，对书籍的热爱是其藏书活动坚实的基石和动力。

虽然欧阳修一万卷的藏书数量在宋代藏书家中并不占前列，宋代有事迹可考，藏书达到万卷及万卷以上的藏书家人数有近四百人[4]，但考虑到欧阳修藏书活动的零起点，这个数量亦足以说明其聚书的热情和收藏活动的勤且久。此外，虽然看起来相同的藏书活动，但在不同的行为主体身上会呈现出判然有别的模式与特点。具体到欧阳修，这一行为历来被掩盖在其集古活动的巨大首创性光芒之下而鲜有关注。作为“六一”之一，藏书在欧阳修内心及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自然毋庸置疑。考察欧阳修个体的藏书活动历程，可以从一个特殊的幕后视角来还原欧阳修作为文士的日常生活之一角，从而加深对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内在解读。

欧阳修一生的藏书活动按年龄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之间呈现出的差异颇为显著。由早年环堵萧然的单薄基础到晚年“插架一万轴”的富足，细流滥觞而最终百川入海，藏书活动是政事之外的日常生活中最为持久的主题之一。

第一阶段为早期，从读书识字开始到二十五岁进士及第任西京留守推官前后。这一阶段的特点为藏书数量稀少，但却收获了一部至关重要影响深远的韩愈文集。欧阳修幼年失怙，父亲去世后，家里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植”[5]。欧阳修母子的物质生活极度贫困，家无藏书。幸运的是，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出身江南名族，颇具文化素养，能承担起对欧阳修的启蒙教育，曾教其背诵郑谷诗。此时家里想来亦有数本藏书，但不会太多。与宋绶接收毕士元、杨徽之二家藏书的好运相比[6]，欧阳修的藏书起点可谓是从零开始。他少年时的阅读积累基本以借书、抄书为主。欧阳发《先公事迹》云：“先公四岁而孤，家贫无资，太夫人以荻画地，教以书字，多诵古人篇章，使学为诗。及其稍长，而家无书读，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抄录未毕，而已能诵其书。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欧阳修自己在《记旧本韩文后》亦云：“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但藏书的稀少并没有成为欧阳修学习的阻碍，顶着养家侍亲的压力，凭借背水一战式的勤奋，在借书、抄书的情形下，欧阳修仍然出色完成了对基本典籍的学习。天圣元年(1023)，十七岁的欧阳修在随州取解，虽因落官韵而遭黜落，但应解试本身已说明其知识储备的丰足。到天圣六年(1028)，二十二岁的欧阳修拜谒知汉阳军胥偃，所投《上胥学士启》文采华赡，典故绵密，遍涉四部，如《周易》《礼记》《论语》《孟子》《诗经》《左传》《尚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庄子》《世说新语》《楚辞》《文选》等，且用典精妙，切合事体，充分体现出其勤奋苦读的丰富积累、宽广的涉猎范围。

这一阶段的藏书数量不可确考。欧阳修的阅读范围虽然宽广，但由于精力所限，不可能把每次借来的书都抄录副本。当时虽有专业抄书的佣书人，以欧阳家缺纸少笔的困窘情形也负担不起。所以在这一阶段的末尾，欧阳修二十六岁任西京留守推官居洛阳时，其非非堂中藏书数量才数百卷。[7]

此阶段藏书数量虽乏善可陈，在所藏之书上却有重大收获，这便是对欧阳修一生的文学理念和创作道路甚至整个人生道路都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的韩愈文集。此集为欧阳修在十岁左右得于随州城南大姓李氏[8]，六卷，蜀刻本，文字刻画颇精。在《记旧本韩文后》中，欧阳修详细记载了得是集之本末，并云：“予于此本，特以其旧物而尤惜之。”“予家藏书万卷，独《昌黎先生集》为旧物也。”这种饱含深情的旧物之爱亦屡见于其他篇章。如在治平元年(1064)四十八岁时，欧阳修在一则金石跋尾中写道：“余家所藏书万卷，惟《昌黎集》是余为进士时所有，最为旧物。”[9]这种看似简单真实的记述背后其实颇有值得推敲之处。作为一个爱书之人，欧阳修一生虽然宦游四方，奔波千里，但在此时，其少年苦读所抄录之书，即非非堂中数百卷书籍未必全部流散不存。不过在欧阳修眼里，它们在万卷藏书中并无特别意义，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只有此部韩集才能堪称“旧物”。要明白欧阳修有意无意的忽略之原因，以下这段话或许可以给出一些个中消息：

予之始得于韩也，当其沉没弃废之时，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利，于是就而学之，则予之所为者，岂所以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然也。[10]

由此，我们明白，韩集身上所承担的意义不再止于一本书籍，而收藏、阅读韩集的行为也远远超出日常普通阅读行为，在颇为自豪的叙述笔调中，欧阳修把它升华为一种不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取向，一种从容沉潜、坚守原则的人生态度。“进不为喜，退不为惧”的精神旨归亦不限于为仕之路，而是其学术、仕宦乃至全部人生所追求的一种超然境界。在欧阳修关于其藏书的记述中，没有哪一本书能再获此殊荣，哪怕是御赐书籍或罕见秘本，欧阳修对它们除了表达感激、珍惜之情，在书籍本身的价值之外并无太多阐发。韩集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由来尚矣。

第二阶段是中期，具体指欧阳修从二十五、六岁明道初西京留守推官任上到五十六、七岁嘉祐末参知政事任之间的三十年。这是欧阳修的壮年和中年，也是最主要的聚书时期。其藏书数量有了巨大的飞跃，从数百卷迅速发展积累至万卷。这一阶段的特点有以下两个方面最为显著：一是馆阁任职的经历为藏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二是自庆历初欧阳修主盟文坛后，远近慕名投谒的士子纷至沓来，同时在亡友身后代为整理编集的机会亦增多，所以在欧阳修的藏书中，数量众多的同时代人著作是一大特色。

“馆阁”指三馆、秘阁，为宋代国家藏书机构别称。具体包括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后又增置秘阁，以藏三馆书籍真本及书画。欧阳修任职馆阁凡三次，前后共计十一馀年。第一次是景祐元年(1034)三月，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任满，经王曙举荐得召试学士院，闰六月任馆阁校勘，七月预修《崇文总目》，至景祐三年(1036)五月贬夷陵为止，时间为两年。第二次为康定元年(1040)六月，自滑州召还复充馆阁校勘，仍修《崇文总目》，十二月，《总目》修成，改集贤校理，管勾三馆秘阁，至庆历二年(1042)九月通判滑州为止，时间亦为两年。第三次为至和元年(1054)五月母丧服除回朝后，八月诏修《唐书》，兼史馆修撰，二年曾改集贤殿修撰，旋复史馆修撰。嘉祐二年(1057)九月，兼判秘阁秘书省，十一月，权判史馆，至嘉祐五年(1060)十一月拜枢密副使为止，任馆职首尾凡七年。后又于嘉祐七年(1062)三月提举三馆秘阁写校书籍。北宋前期的三馆、秘阁不仅为蓄书之所，更为储才之地。对于馆阁任职的意义，欧阳修有着明确清醒的认识：“择聪明俊乂之臣以游其间，因其校雠，得以考阅，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乱，九州四海幽荒隐怪之说，无所不通，名曰学士。一日天子阙左右之人，思宏博之彦，出赞明命，入承顾问，遂登宰辅，以厘百工，一有取焉，多从此出。”[11]后者所蕴含的仕途、政治深意，宋人对此无不了然，所以得一馆职向来是令人欣羡之事。不过即使“登宰辅”的心愿落空，却并不妨碍馆臣们浸润成为“无所不通”的“学士”。从滋养、造就士大夫阶层这个意义上说，前者的影响无疑更为深远。

景祐至嘉祐年间，三馆、秘阁历经数次较大规模的访书，藏品极为宏富。馆阁任职的经历首先使得欧阳修得以遍阅天下珍藏书籍，扩展了眼界，增长了学识。比如他曾见到《孙子》的多种注本[12]、民间所献的《春秋繁露》(其中多有馆阁藏本中所阙之篇目)[13]；其次还培养了较为敏锐的版本意识，比如对郑玄《诗谱》的搜求：“世言郑氏《诗谱》最详，求之久矣不可得，虽《崇文总目》秘书所藏亦无之。庆历四年(1044)，奉使河东，至于绛州偶得焉。”[14]第三，任职馆阁并预修《崇文总目》的经历也影响到了其私藏书目的编纂。《通志·艺文略四》载“欧阳参政书目一卷”。[15]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任职馆阁的职务之便可以使欧阳修的藏书数量迅速增长。主要有以下两个途径：其一为皇帝赐书。如太宗淳化二年(991)，“诏翰林学士苏易简以上三体书石本遗……三馆学士……明年，以新印《儒行篇》赐中书、枢密院、两制、三馆”[16]；宋绶“大中祥符元年，复试学士院为集贤校理，与父皋同在馆阁，每赐书辄得二本，世以为荣。”[17]以上材料说明馆阁大臣经常能得到皇帝赐书。虽然现存欧集中并无此类记载，但他曾长期任馆职，亦应有不少机会得到赐书。其二为借馆阁藏书抄录副本。根据零散史料记载，馆阁藏书当时是可以公开出借的。真宗咸平二年(999)三月，“点检三馆秘阁书籍、司封郎中、知制诰朱昂等言：‘四部书散失颇多，今点勘为朝臣所借者凡四百六十卷。’诏许诸王宫给本抄写外，馀并督还。”[18]这则材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藏书可以公开出借。[19]与欧阳修同样曾长期任职馆阁的王洙就抄录过副本。《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三著录《金匮要略》三卷，云“此书王洙于馆阁蠹简中得之，曰《金匮玉函要略方》……乃录而传之。”[20]苏颂的藏书中有不少传录自秘阁。其孙苏象先在《谭训》卷四中回忆道：“祖父在馆阁九年，家贫俸薄，不暇募傭书传写秘阁书籍，每日记二千言，归即书于方册。家中藏书数万卷，秘阁所传者居多。”[21]同苏颂一样，欧阳修早期任馆阁时俸禄亦微薄[22]，但自至和初回朝后，其官阶一路攀升，俸禄亦颇优厚，家中已能负担起佣书人。在嘉祐三年(1058)与僚友吴奎的信中，欧阳修即云：“孙明复《春秋》文字，知在彼传录，欲告借一两册，或彼中已写了者，若或未写，到者皆得。此中一、二笔吏闲坐，必不久滞。”[23]现存资料中并无直接记载欧阳修抄录馆阁书籍之事，但以王、苏之例及家中笔吏推之，作为同样供职馆阁又爱好读书、藏书的士人，欧阳修应少不了抄录馆阁书籍以自藏，甚至这些抄录自馆阁的书籍占其藏书的主体部分也是极有可能的。在写作《记旧本韩文后》的嘉祐六年(1061)[24]，欧阳修的藏书已具万卷规模。[25]

在欧阳修的藏书中，大量的同时代人著作是一大特色。这主要缘于欧阳修主盟文坛的特殊地位。欧阳修年少成名，24岁时高中省元，其程试之文曾以两文钱在书肆中热销，一时名声大噪。在入仕之初，便有士子、秀才慕名前来拜谒，并投贽文章请他指正[26]。欧阳修曾经谦虚的解释道：“仆少从进士举于有司，学为诗赋，以备程试，凡三举而得第。与士君子相识者多，故往往能道仆名字，而又以游从相爱之私，或过称其文字，故使足下闻仆虚名。”[27]即使在这样低调的叙述中，我们还是可以窥见欧阳修早年的人气颇旺，隐然已初具文坛领袖的气象。而后景祐年间的夷陵之贬及《四贤一不肖》诗的广为传诵，欧阳修的名气渐趋显赫。至庆历初，已居主盟天下之地位。[28]庆历二年(1042)，曾巩在上欧阳修的信中云：“执事每曰：‘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29]嘉祐初年，欧阳修在《与陈之方书》中云：“某忧患早衰之人也，废学不讲久矣。而幸士子不见弃，日有来吾门者，至于粹然仁义之言，韪然闳博之辩，蔚然组丽之文，阅于吾目多矣。”[30]元祐初，毛滂《上苏内翰书》云：“本朝以文章耸动搢绅之伍者，天下最知有欧阳文忠公……为儿童者记诵先生之言，能论撰者盗窃先生之意，视先生以为规矩绳墨，未有以方圆曲直逃者也。”[31]以上材料皆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出在欧阳修主盟文坛后士子慕名拜谒投献文章之盛况。在所投献文章中，有单篇亦有结集成书者。由于阅文既多，品鉴亦精，加上领袖之号召力影响力，同时代之友人别集的编纂亦多经其手，欧阳修或主动请缨编纂体例、删削篇目，如苏舜钦文集、梅尧臣诗集等；或受家人亲属拜请撰写序文，如谢希孟诗集、廖偁文集、杜衍文集等。编集作为文坛领袖的“常规工作”，历时弥久，成果丰硕，这些编著成果也顺理成章的成为欧阳修藏书的重要部分。

第三个阶段为欧阳修的晚年，具体时间指从嘉祐末年到熙宁五年(1072)的十年间。这个阶段欧阳修的藏书数量并没有太多增长。嘉祐六年(1061)时已记载有藏书万卷，九年后至熙宁三年(1070)仍是“藏书一万卷”。虽然此处有可能是取其整数，但仍可见并没有太大规模的增长。这个时期欧阳修因身体衰弱和政治风波的双重打击，心灰意冷，决意致仕归隐，收藏活动也因此受其影响，节奏变得缓慢。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由之前的密集收藏转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谋划归身之所的同时，也在为其万卷藏书修建栖息之处。颍州私第之六一堂即为其藏书室。治平四年(1067)，受彭思永、蒋之奇诬其“帷薄不修”之事的打击，欧阳修连上《乞外郡》三札子，三月出知亳州，过颍留月馀，即着手修葺故居，以备归隐之计。在与门生曾巩的信中他写道：“某昨假道于颍者，本以归休之计初未有涯，故须躬往。及至，则敝庐地势，喧静得中，仍不至狭隘，但易故而新，稍增广之，可以自足矣。以是功可速就。”[32]则此次修葺颍州私第是在原来皇祐间知颍州时所建故居为基础，简单翻新扩建即可。虽然如此，欧阳修的准备工作还是颇细致周密。他准备了施工的“宅图”，储存了专款“房钱”，并且打算“买得材料”，便“躬亲盖造”，以达到“精洁”[33]的效果。不过次年熙宁元年(1068)欧阳修致仕之愿落空，八月改知青州，加上现存家书中不见熙宁元年(1068)至三年之信，修房之事进展不得而知，估计临时被迫中止了。至熙宁四年(1071)二月，欧阳修在与长子欧阳发的家书中仍在嘱咐营建之事，可知之前因推迟致仕并未完工。据家书可知，此时房钱并不太宽裕，修建规模并不宏大，欧阳修还删减了长子欧阳发的几项计划：“汝书言待盖草堂并庵，此不急之务，不是汝去时议定且只修房，钱紧急，因何又却及此？吾此书到，切更勿议盖也。”[34]虽然删减营建规模，六一堂仍是修葺的重点。清代光绪年间所修《安徽通志》仍有记载：“六一堂在府城内，欧阳修致政归颍时所构。”[35]藏书万卷及金石拓本千卷的六一堂，自建成之日起就成为文人士子心系向往之处。实际上欧阳修个人使用的时间才一年左右，但这个建筑却和它的主人凝结一起化为文化史上一个具有久远魅力的符号。欧阳修过世十九年后，时任颍州教授的陈师道怀着崇仰之情参观了六一堂图书：“集古一千卷，明明并群雄。……插架一万轴，遗子以固穷。”[36]此时，欧阳修的三子欧阳棐、四子欧阳辩丁母忧居颍，六一堂内摆设秩序井然，完好如初。后人在列举北宋藏书大家及藏书室时，六一堂便名列其中，如陆游云：“予闻故时藏书，如韩魏公万籍堂、欧阳兖公六一堂、司马温公读书堂，皆实万卷。”[37]杨万里云：“皇朝爱碑首欧阳，集古万卷六一堂”[38]，即点出六一堂的代表性和历史意义。此外，六一堂在后世的意义还超越了藏书堂的原始作用，建六一堂成为缅怀纪念欧公的一种方式。欧阳修过世后，在其曾经留下足迹的绵州、夷陵、吉州等处皆建有六一堂[39]，这是其他藏书堂所不曾拥有的殊荣，体现了欧阳修作为文坛宗师令后世神往的个人魅力。不过令人惋惜的是，北宋藏书家的藏书大都毁于靖康之难，六一堂之藏品亦未能幸免。南宋周必大在《前汉五器铭》中记载道：“靖康间，公诸孙避难南行，不能尽载，乃取遗泽而弃旧刻。”[40]欧阳修所钟爱的金石拓本尚且遭遇如此，则万卷书籍同样湮没于战火。

二是临近晚年，身边过世之好友增多，这一时期代友编集撰写序文较为频繁。

《跋杜祁公书》(嘉祐八年1063)：“予既泣而论次公之功德而铭之，又集在南都时唱和诗为一卷，以传二家之子孙。又发箧，得公手书简尺、歌诗，类为十卷而藏之。”

《仲氏文集序》(熙宁元年1068)：“君之既殁，富春孙莘老状其行以告于史，临川王介甫铭之石以藏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于世。”

《江邻几文集序》(熙宁四年1071)：“陈留江君邻几……余既志而铭之，后十有五年，来守淮西，又于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

《薛简肃公文集序》(熙宁四年1071)：“其平生所为文至八百余篇，何其盛哉……其于文章，气质纯深而劲正，盖发于其志，故如其为人。……公之文既多，而往往流散于人间，公期能力收拾。盖自公薨后三十年，始克类次而集之为四十卷，公期可谓能世其家者也。”

三是致仕后精心编纂自己的文集及其他著作。欧阳修著述宏富，由于积累多年代友人编集的经验，加上持有使之传世久远的信念，他对自己的别集去取甚严。同时，预感到自己生命之轮驶向终结，他也在紧锣密鼓的整理结集各种其他著述。据严杰《欧阳修年谱》，欧阳修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间编纂整理的著作如下：

治平四年(1067)九月，《归田录》初成，作《归田录序》。

熙宁元年(1068)，于亳州撰进《濮议》四卷。

熙宁二年(1069)二月，嘱咐欧阳棐编《集古录目》十卷。……成《欧阳氏谱图》。

熙宁三年(1070)，《诗本义》成书。

熙宁四年(1071)，编《诗话》成。

熙宁五年(1072)，与子发编定《居士集》五十卷。

综上所述，欧阳修一生的藏书活动与其治学、从政的经历相始终，阶段性明显，且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丰富的藏书是滋养欧阳修自身学养的坚实基础，也是其教育子孙的殷实后盾。其藏书活动和历程构成北宋藏书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注 释

〔1〕 《读书》，《欧阳修全集》卷九，中华书局，2001年，第139页

〔2〕 (宋)欧阳发《先公事迹》，《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二，第2641页

〔3〕 《集古录目序》，《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二，第599页

〔4〕 傅璇琮、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出版社，2001年，第350页

〔5〕 《泷冈阡表》，《欧阳修全集》卷二十五，第393页

〔6〕 (宋)晁说之《刘氏藏书记》：“惟是宋宣献家四世以名德相继，而兼有毕丞相、杨文庄二家之书。”《嵩山文集》卷十六，《四部丛刊续编》本，第16页

〔7〕 《非非堂记》(明道元年)：“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厅事……设一几一榻，架书数百卷，朝夕居其中。”《欧阳修全集》卷六十四，第930页

〔8〕 (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卷十附《记旧本韩文后》注引泉州本，云得旧本韩文在“年十五六时”。胡《谱》系此事于十岁时，姑从之。见严杰《欧阳修年谱》，南京出版社，1993年，第16页

〔9〕 《唐田弘正家庙碑》，《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一，第2270页

〔10〕 《记旧本韩文后》，《欧阳修全集》卷七十三，第1057页

〔11〕 《上执政谢馆职启》，《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五，第1446页

〔12〕 《孙子后序》，《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二，第606页

〔13〕 《书春秋繁露后》，《欧阳修全集》卷七十二，第1051页

〔14〕 《诗谱补亡后序》，《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二，第603页

〔15〕 (宋)郑樵《通志》卷六十六《艺文四》，中华书局，1987年，志七八五页

〔16〕 (宋)程俱《麟台故事》卷五，中华书局，第185页

〔17〕 (宋)程俱《麟台故事》卷三，中华书局，第121页

〔18〕 (宋)程俱《麟台故事》卷二中，中华书局，第259页

〔19〕 关于崇文院(即三馆、秘阁)的藏书利用情况，详见潘天祯《北宋崇文院的建院目的和藏书利用》，《潘天祯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20页

〔20〕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84页

〔21〕 (宋)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卷三，《四部丛刊》三编子部，第八页

〔22〕 《与梅圣俞》其六(景祐二年1035)：“京师侍亲，窘衣食，欲饮酒，钱不可得。”《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九，第2446页。按：原注明道二年(1033)，误，据“京师侍亲”可知作于景祐二年(1035)任馆阁校勘时

〔23〕 《与吴正肃公长文》其四，《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五，第2373页

〔24〕 《记旧本韩文后》并无明确作年，《四部丛刊》本欧集题下注云“嘉祐□年”。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考订作于“嘉祐六年(1061)或稍后”，今从之。见《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28-1929页

〔25〕 《记旧本韩文后》：“余家藏书万卷”，这是其万卷藏书数量的最早记录。其馀两次分别为治平元年(1064)(《唐田弘正家庙碑》)和熙宁三年(1070)(《六一居士传》)

〔26〕 欧阳修《送白秀才西归》：“白子来自西，投我文与书。”洪本健笺：“原未系年，置明道二年(1033)诗间，疑即彼时作。”第1278页

〔27〕 《与荆南乐秀才书》，《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七，第660页

〔28〕 详见洪本健《欧阳修入主文坛在庆历而非嘉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第117-120页

〔29〕 《上欧阳学士第二书》，《曾巩集》卷十五，中华书局，1984年，第233页

〔30〕 《与陈之方书》，《欧阳修全集》卷七十，第1013页

〔31〕 (宋)毛滂《上苏内翰书》，《东堂集》卷六，《四库全书》本，第1123册，第763页

〔32〕 《与曾舍人》其二(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五十，第2469页

〔33〕 《与大寺丞发》其三(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五十三，第2531页

〔34〕 《与大寺丞发》其七(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五十三，第2535页

〔35〕 (清)何绍基《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五十一古迹，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第七五页

〔36〕 (宋)陈师道《观兖文忠公家六一堂图书》，《后山诗注补笺》第三卷，中华书局，1995年，第98-99页

〔37〕 (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一《万卷楼记》，《四部丛刊》本，第十七页

〔38〕 (宋)杨万里《跋王顺伯所藏欧公集古录序真迹》，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卷二四，中华书局，2007年，第1215页

〔39〕 (宋)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卷十九《六一堂》诗小序：“绵州司户廨舍，旧为推官斫，欧阳文忠公生于此。近岁陵井谭望勉翁为参军，葺一室于斫事之东偏，号曰六一堂。”《四部丛刊三编》本，第六页；《舆地纪胜》卷七十三“荆湖北路峡州”之“景物”篇载：“六一堂在夷陵县。”中华书局，1992年，第2433页；杨万里《吉州新建六一堂记》，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卷七十三，中华书局，2007年，第3071页

〔40〕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十五《前汉五器铭》，《四库全书》本，第1147册，第138页

The Book Collecting Process of Ouyang Xiu

Sun Zongying

Apart from being a senior minister, a literary master and a specialist of epigraphy in the Song Dynasty, Ouyang Xiu was a famous bibliophile. His life’s book collecting process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In his early years he had a few books because of poverty, but fortunately got a profound works of Han Yu; In middle age, he had built up a large collection of books, which was mainly due to his long time professionac experience in Guange(State Library) and the status in the literary circle; in his later years, his book collecting process became slowly, and he shifted his focus on constructing his private library(the Liuyi Hall) and compiling his own work and friends’.

Ouyang Xiu;Book collecting process;Periodicity

G258.83

A

孙宗英，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