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锦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广东广州 510070）

梁份的《秦边纪略》，又名《西陲今略》，是成书于康熙三十年的一部记述清初西北舆地的要著。书中所载内容，涉域范围横跨西北六大省区（内蒙古、西藏、新疆、甘肃、宁夏、青海），以卫为纲，下系镇、城、边堡墩台，涉及建置沿革，山川 形势，道路驿站，官司戎伍，攻防得失，农畜物产，风俗人情，沿边蒙古部落、土、藏等族分布及其活动情况。此书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1987年，赵盛世等人的《秦边纪略》校注本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校注本是至今为止较好的本子，本文也以此校注本为主。不可否认的是，学术界有关雍正朝之前甘宁青厄鲁特蒙古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究其原因，主要是史料的稀缺，另一方面是对已有史料的挖掘不够。《秦边纪略》之《近疆西夷传》及其他记事中之厄鲁特部落，多有史料价值［1］535。然而，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1866-1934，号湖南）虽已认识到其较高的史料价值，但并没有对其作进一步的研究。尽管此书取材多出自实地考察，然著者梁份也不可能处处踏访，加之当时西北边陲战事不断，社会极为不稳，实地考察实为不便，其中不少材料应当是通过询问有关知情者间接获得，因此，其史事不免有失实错漏之处。故本文拟对《秦边纪略·近疆西夷传》中有关阿拉善蒙古史事略作鉴别。为此，以下列其原文，并据其他资料疏释之，以一一校其异同。秕谬之处，尚祈指正。

一

《秦边纪略·近疆西夷传》载：

祝襄台吉者，故绰库兔吴把什之别部也。多机智，好大喜功。初本西域土著，当七清乱，劝绰库兔东徙，不听。及败，祝襄豫携其仲父克气、弟劳藏三台吉，三部引弓者约六千，东走甘、肃塞外为行国。久之，就畜牧宁夏贺兰后。嘎尔丹称汗，臣之。其内兄麦力干世牧青海。其少主憨顿逃避于坤都鲁。祝襄时时相过从，循长城，绕祁连，苦路迂，间越边，过则掠且杀戮。有一二书生，持羊、酒劳之。喜曰：“所过不见有若此，此何如人？”左右曰：“读书秀才。”祝襄曰：“秀才知礼，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诸生曰：“惟有德者居之。”曰：“何为有德者？”曰：“不杀、不焚、不掳掠。”祝襄捧腹大笑曰：“但如是耶？”策马去，戒帐下不得更踰边，犯一草一木。过憨顿曰：“学佛不如学汉人书。近边有秀才，可请为师傅。”憨顿从之。于是近边诸部，多厚币延老学究，讲四子五经云。贺兰山接壤故西受降城，踰黄河则河套，钦列伯山旦当其冲。河套人众而弱，祝襄闻汉人为之防秋，常窃笑焉。康熙二十四年，同科尔坤十八部，由古北口入觐，豫宴于芦沟桥而返，出口时迎者约万骑云。［1］398

祝襄台吉，相关史籍俱无此名。然，结合当时背景，比对相关史实，此人应为阿拉善蒙古的和啰理，史籍多载为巴图尔额尔克济农。

祝襄是由于避“七清乱”从西域迁到宁夏贺兰山后的“西域土著”。“绰库兔吴把什”，即准噶尔部的楚琥尔乌巴什，也名楚库尔，噶尔丹之叔叔［1］540—541；“故绰库兔吴把什之别部”，此说明祝襄并不隶属于准噶尔部。“七清乱”，七清，《秦边纪略·嘎尔旦传》载，“初，哈赖忽喇娶后妻，生子曰七清，亦作乞庆，独有宠，欲立为黄台吉。然把都儿长，久握兵，乃分所部属七清，使居沙陀西偏……于是七清杀僧格，并其众，收其妻妾，释黄台吉而称汗。”［1］420内藤虎次郎认为，“《藩部要略》、《朔漠方略》，皆以其异母兄车臣杀僧格，据梁《传》（即《秦边纪略·嘎尔旦传》），七清（亦与车臣同一对音）乃僧格叔父，非异母兄。而由梁《传》亦记有僧格之兄积欠（即车臣）一名推测，七清、积欠当叔侄同名”［1］538。“初，准噶尔巴图尔珲台吉卒，子僧格嗣，其异母兄车臣、及卓特巴巴图尔与争属产，遂杀僧格。有噶尔丹者，僧格同母弟也，居唐古特，习沙门法，达赖喇嘛遣归辖厄鲁特众，因执车臣戕之。（车）［卓］特巴巴图尔与弟卓哩克图和硕齐奔青海，噶尔丹遂为所部长。”［2］132鄂齐尔图汗，也叫车臣汗，“康熙十六年，噶尔丹以兵袭西套，戕鄂齐尔图（即鄂齐尔图车臣汗）破其部……西套厄鲁特既溃，或奔依达赖喇嘛，或被噶尔丹掠去，和啰理率族属避居大草滩，庐幕万余，守汛者遣之去，仍逐水草徙，恋处边外。”［3］540七清，即车臣，著者梁份把噶尔丹之异母兄车臣与鄂齐尔图车臣汗相混，也许梁份自己也并没有弄清七清具体指谁，因此，“七清乱”应指车臣杀僧格至噶尔丹执杀其岳父鄂齐尔图车臣汗的整个事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又记载到，“查甘凉近南山一带，则有西海墨尔根阿喇奈多尔济台吉等部庐帐数千余，肃州境内游牧彝人头目，则有济农（即和啰理）、布第巴图尔（即和啰理之弟博第）、罗卜藏（和啰理弟）、卓思巴、额尔德尼和硕齐、寨桑吴巴什、摆代麻木吴巴什、额尔克格隆，庐帐万余，若辈皆为噶尔丹所败，自西套来奔。”［4］44“厄鲁特济农（即和啰理）等，为噶尔丹所败，逃至沿边，违禁闯入塞内，夺番目马匹，及居民牲畜，守汛官兵驱之使出，济农等言，我等皆鄂齐图汗之子侄，穷无所归，故至此。”［4］41由此可知，避“七清乱”逃至宁夏贺兰山后的非准噶尔部者，史料所载者只有和啰理兄弟。

“今北面之夷，不胜屈指，人但指为祝襄，其实不止于一部也。”［2］147而麦力干的话更加坚定祝襄是一个大部落的首领，“麦力干雅与妻兄祝襄相厚，曰：‘南有我，北有祝襄，何事不可为。’”［2］403由此可知，祝襄是当时有实力且影响较大的，驻牧于昌宁湖东［2］140的蒙古部落首领。对于这么一个蒙古大部落的首领，清朝官私史籍中必有记述。我们再看《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的记载，“厄鲁特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灭鄂齐尔图汗时，啰卜藏滚卜阿拉卜滩（即鄂齐尔图之孙啰布藏衮布阿拉布坦）、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即和啰理）等，纷纭离散，来至边境，窜迹于金塔寺、贺兰山等处，”［4］81然而，啰布藏衮布阿拉布坦并非驻牧于贺兰山一带，于九月十二日，在嘉峪关外，得遇达赖喇嘛使者车齐克他赖堪布，随遣人召啰卜藏滚卜阿拉卜滩至，语之故。亦约会于东大山北，啰卜藏滚卜阿拉卜滩曰：皇上弘恩，赐我等地方，当即偕诸大人往赴约会之地，但我姊阿努，乃噶尔丹之妻，闻率兵千人，声言往谒达赖喇嘛，徙而过，或中怀诡计袭我，亦未可定，不得不整力待之。请即于此地宣旨可乎？臣等随同车齐克他赖堪布宣旨讫。啰卜藏滚卜阿拉卜滩回奏曰：圣上俯念臣祖鄂齐尔图汗，使臣兄弟完聚，给以土地，臣不胜欣忭，即当迁至济农所居，一同游牧，但正值冬月，属下人民散处，使之迁移，贫人牲畜少者，难以度冬，请俟来年草青时迁之。［4］88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的记载表明，在迁到阿拉善之前，啰布藏衮布阿拉布坦并非驻牧于贺兰山一带。至此，驻牧于贺兰山、昌宁湖东一带者，只有和啰理。

憨顿，即准噶尔部噶尔丹之叔父楚琥尔乌巴什之孙罕都（论证见下文），其与祝襄的关系也向我们透露出重要的信息。“其少主憨顿逃避于坤都鲁”，此“少主”一词，肯定是不准确的，理由很简单，祝襄与憨顿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两个族系，但并不否认憨顿与祝襄之间存有特殊关系，不然就不会“至坤都鲁，遇祝襄以少主（憨顿）託”［2］399，且“过憨顿曰：‘学佛不如学汉人书。近边有秀才，可请为师傅。’憨顿从之。”此外，前述内容也告诉我们，憨顿避乱时，首先依附于祝襄台吉，并一直与其保持密切关系。《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记载到“有楚琥尔乌巴什者，噶勒丹叔父也，子五：长巴哈班第…….巴哈班第子罕都，为和啰理甥，时年十有三，其属额尔德尼和硕齐携之逃，以兵四百掠乌喇特户畜，窜就和啰理，居额济内河。”康熙二十五年，“时罕者及额尔德尼和硕齐请与和啰理同牧”［3］540-541。此类记载，《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也很多，如“见额尔德尼和硕齐、巴图尔济农、毛济拉克台吉、滚布等四起约二千余人。绕额济内河而居”［4］48。由此可知，和啰理就是祝襄台吉。

我们再看祝襄于康熙二十四年朝贡的史实。“康熙二十四年，同科尔坤十八部，由古北口入觐，豫宴于芦沟桥而返，出口时迎者约万骑云。”此话虽有夸大之词，然也向我们透露这一信息，祝襄朝贡时，使团规模很大，那么，对于这么一位实力强大的厄鲁特蒙古部落首领，在清朝积极经略西蒙古时期，对祝襄给予较高的礼遇，积极拉拢他应是清朝政府的一贯政策，因此，史籍中必然会有所反映。然查相关档案和实录，只有和啰理符合此推测，先看《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的记载：

康熙二十五年正月乙亥，厄鲁特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来朝。先是理藩院尚书阿尔尼奏言，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携其属七百八十人将至，请遣官往迎。谕曰：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所属亦限二百人入关，余者留归化城，则现在噶尔丹之贡使可无辞矣。兹当严冬之际，行李牲畜，盗贼可虞。归化城都统顾慕德，现以年节来觐，可令速回，监视供应，其回归化城之人，著遣户部司官一员，将宣府所貯米石，给为廪饩，并遣尔院贤能官一员，由光禄寺银两买羊双给之。此系外藩宾客，不必限以银数，尔院所差之官，竟行买给可也。至是赐宴毕，照大台吉例颁赏，仍以上服貂裘赐之。［4］82

再看《清实录》的记载：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先是，理藩院奏，厄鲁特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携其属七百八十人将至，遣官往迎。上曰：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所属，亦限以二百人入关，余者留归化城。则见在噶尔丹之贡使可无辞矣，兹当严冬之际，行李牲畜盗贼可虞。归化城都统古睦德见以年节来觐，可令速回监视。著遣户部、理藩院司官各一员，前往宣化府，优给供应。至是，巴图尔额尔克济农至京朝见，筵宴毕，上以御服貂裘赐之。［5］387

和啰理于康熙二十五年正月到达清朝国都，那么他就必须在康熙二十四年某日出发，因为他的朝贡使团从贺兰山至京城，途中需费时日。通常来说，人们说某日去做了某事，都会从开始的那天记数，而不会说是完成的那天。由此推测，此祝襄台吉应是和啰理。

此外，《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记载到：“嗣鄂齐尔图汗被难，和啰理徙牧大草滩，遣使至靖逆将军张勇所，称避乱赴青海，以边外道远，乏水草，请由内地行。张勇遵旨谕由水泉过边，和啰理恋牧大草滩，草尽北徙，不果赴青海，侦噶勒丹屯布隆吉尔，虑袭已，由双井避入内地。甘肃提督孙思克请率兵御，时张勇屯甘州，谕令亲视出边，和啰理请去，徙牧额济内河界。”［3］544而其弟弟土谢图啰卜藏、博及其部落也常掠边，多次受到清廷的指责。这与《秦边纪略》的记载“祝襄时时相过从，循长城，绕祁连，苦路迂，间越边，过则掠且杀戮。”是较为吻合的。

综上所述，种种史实表明，祝襄台吉应为阿拉善蒙古部落首领和啰理的推测是正确的。至于《秦边纪略》一书中对其记述，虽然作者梁份是在实地考察、广询博访的基础形成的，祝襄台吉整体的史实应是准确的，然而，其中也不免有夸大之词及间接知情过程中造成失实错漏之处。

二

《秦边纪略·近疆西夷传》载：

绰力兔阿气黄台吉，嘎尔旦之别部也。叩甘肃关，通番文，达赖喇嘛遣来，以摆代生事边地，制之，请自今好相与云。番之称甲士三千，觇之则所隐过半。扇马城东抵肃州可二百里，王建儿黄台吉，有众二千牧其地。初不知为何部，二部合乃知皆自西域来者。摆代在百里外，久不闻以一矢相加云。［2］399

从上文可知，绰力兔阿气黄台吉，并非隶属于准噶尔部。“初不知为何部，二部合乃知皆自西域来者”，此句为我们提供了两个信息，首先，它说明绰力兔阿气黄台吉是从西域迁来的，并非一直驻牧于此；其次，王建儿黄台吉驻牧于扇马城，“二部合”意味着绰力兔阿气黄台吉也移牧到了扇马城周边地区。扇马城，“在肃州西，嘉峪关外”，“俗称扇马营，在肃西二百三十里，嘉峪关西一百六十里。城东四十里有回回三大冢，赤金卫在西八十里，旧为番族牙兰部所居”［1］250。

绰力兔阿气黄台吉何时迁至于此？书中没提，只因“达赖喇嘛遣来，以摆代生事边地，制之”而来，为此，摆代，应游牧于扇马城周边的“百里外”地区。《秦边纪略》中也记有一个摆代，即摆代拜彦，也就是罕都之部属拜达［3］541，“居闲无所用力，则射死他部牛羊以启衅，夜则窃马为常。夷法窃一偿九，摆代拜彦独不知法，诸部咸指为贼。”其行为最终导致“塞外无所容，乃依憨顿于坤都鲁”［1］400。而书中所记摆代拜彦出现过的地方共两处，其一是 “犯下古城，杀官兵无算”的下古城，其“西南至肃州四十五里，南至临水界堡一十里”［1］242；其二是坤都鲁，“坤都鲁在肃州西北七百里，赤金蒙古卫东北五百余里，金塔寺西北六百余里”［1］253，由上可知，摆代拜彦应游牧于嘉峪关至扇马城之间的地方，故“摆代生事边地”之摆代者，应为摆代拜彦，即拜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到，“查甘凉近南山一带，则有西海墨尔根阿喇奈多尔济台吉等部庐帐数千余，肃州境内游牧彝人头目，则有济农（和罗理）、布第巴图尔（和罗理之弟博第）、罗卜臧卓思巴、额尔德尼和硕齐、寨桑吴巴什、摆代麻木吴巴什、额尔克格隆庐帐万余，若辈皆为噶尔丹所败，自西套来奔。穷困异常，现在杀人为食，见内地人民牲畜，有不劫夺者乎？”［4］43，摆代拜彦很有可能是避乱而来的西套摆代麻木吴巴什。

绰力兔阿气黄台吉是由达赖喇嘛派遣而来管理嘉峪关外地区，此关系清朝西北边疆稳定，清朝政府必然有所记载，然爬梳史乘，只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一人享此殊遇，“先是，鄂齐尔图孙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避噶尔丹，走唐古特，以达赖喇嘛言表请赐居龙头山，辖西套遗众，命兵部督捕理事官拉都琥往勘，奏言龙头山蒙古谓之阿拉克鄂拉。”［2］135《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也有同样记载：“乙酉。督捕理事官拉都虎，以龙头山形势复奏。先是厄鲁特噶尔旦巴台吉之子，鄂齐尔图汗之孙罗卜臧滚卜（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疏称，我祖父向会往来入贡，后以内乱，往依达赖喇嘛，今幸得稍宁伏乞皇上俯鉴，我等饿渴，抚而恤之，请率所辖居龙头山之地。”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致康熙帝的奏书更能反映，“谨奏于大皇帝陛下：自我祖辈始，即行献物纳贡，其间适逢变乱，故至达赖喇嘛处居住，已有数年未能向皇帝陛下请安进贡。兹禀告达赖喇嘛，据告称，可率尔父祖辈所部人众在阿喇克一带择地而居，等语。伏乞皇上洞鉴我等悲渴之心，加以佑爱。谨向圣明贡马三九匹。”［6］94因肃州边境多为达赖喇嘛“添巴”来源之地，如清水堡，“今其目曰蛇眼宛卜，今纳乌斯藏达赖喇嘛添巴”［1］231；金佛寺堡，“黑番今其目曰官代完卜，纳达赖喇嘛添巴”［1］232；扇马城，“达赖喇嘛部落王建儿、绰力兔合首气于此驻牧焉”［1］250，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原西套厄鲁特部落领主鄂齐尔图汗之孙，达赖喇嘛任命其管理避乱逃至肃州边境的“西套遗众”，那是非常合适、务实的举措，一方面可给昔日的施主鄂齐尔图汗一个交代，也给现在的众多施主一个安慰；另一方面，可为达赖喇嘛管理肃州边外的“番夷”。为此，达赖喇嘛对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也较为重视，就其游牧地问题，先是让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可率尔父祖辈所部人众在阿喇克一带择地而居”［6］94，之后因驻牧地不合宜，曾向清朝说情，“近者达赖喇嘛亦谓罗卜臧滚卜阿拉卜滩所居布垅吉里（也叫布隆吉尔）之地，地隘草恶，难以容众，不若与济农同居。”达赖喇嘛疏曰“欲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罗卜臧滚卜阿拉卜滩集居一处，特降恩纶，甚盛德也。苐此西海之地，各有分属，若使居天朝境内，又恐厄鲁特或有异言，其阿喇克山之旁亦属狭隘，乞大君矜怜择水草宽润之处安插一隅。”［4］80；85从上文可知，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部落在迁往阿拉善地区前，驻牧于布隆吉尔。布隆吉尔，位于安西州境内，安西、玉门之间。因此，综合上述分析，绰力兔阿气黄台吉应是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

三

《秦边纪略·近疆西夷传》载：

憨顿，西域人。嘎尔旦杀其父，其祖绰库兔吴把什走死。憨顿年少，方骑羊射鸟，闻败，仓惶无所往。其祖部落曰无素奈尔定合首气，奔还抱之，大哭曰：“故主骨肉尚在，足矣。”收败亡百余人，择善马，抱以东奔，金山兵追之，背负矢如猬，易四马始脱，从者止五骑。至坤都鲁，遇祝襄以少主託。乃驰而西，号召旧部落得数百人，牛、马、羊、骡、驴、驼称是，载妇人绕道抵坤都鲁。坤都鲁故沃野，乃劝部落勤牧射，一二年多盈余，即为之婚嫁。憨顿且长，就诸部议婚，咸畏嘎尔旦无一应。无素奈尔定合首气独揣知嘎尔旦无素憾，乃厚币走诣嘎尔旦。嘎尔旦以绰力兔和首气女妻之，令护于归于坤都鲁，诸部始重憨顿，别部落日益归之云。无素奈尔定合首气内奉幼主，外整部落，数年众十倍于初。时年未老，发髯尽白，无一茎黑者。有子二：长曰滚布插罕，次曰滚布刀尔吉，皆幼。［1］400

绰库兔吴把什，即楚琥尔乌巴什，《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作楚呼尔吴巴什［1］540。“十一月甲子。厄鲁特憨都台吉、额尔德尼和硕齐遣使入贡谢罪。憨都台吉疏称，臣部运衰，遭噶尔丹执臣祖楚呼尔吴巴什，灭臣父班第，臣时年十三，有陪臣额尔德尼和硕齐者，挈臣逃出，遵达赖喇嘛之谕，在厄济纳託赖之地。”［4］76由此可知，憨都即憨顿，而无素奈尔定合首气，即为额尔德尼和硕齐。文中的“至坤都鲁，遇祝襄（即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以少主託。乃驰而西，号召旧部落得数百人，牛、马、羊、骡、驴、驼称是，载妇人绕道抵坤都鲁。”与《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的史事相一致，“（巴图尔额尔克）济农言：我蒙圣恩，许我由水泉过边，往见我兄，我乃擅在大草滩游牧，方以不免罪戾是惧，敢劫掠吴喇忒乎？前额尔德尼和硕齐与我同来，留六日即去。闻其率兵四百往劫。今尚在土谢图汗之地游牧。我试遣人追其所劫人畜以报。臣复至济农所，令遣使召额尔德尼和硕齐面诘之，至则曰：我等为噶尔丹所败，抛弃妻子，挈楚呼尔吴巴什之孙憨都台吉来奔，饿不能自存，游行捕猎。”［4］55然，文中之“无素奈尔定合首气独揣知嘎尔旦无素憾，乃厚币走诣嘎尔旦。嘎尔旦以绰力兔和首气女妻之，令护于归于坤都鲁，诸部始重憨顿，别部落日益归之云”的史事，实不合历史事实，《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道：“额尔德尼和硕齐疏曰，臣之两诺颜乃噶尔丹之叔及弟也。无罪而噶尔丹执之杀之。既薎我主，何能与之共事。故掠其边境，奔遁至此。”［4］76梁份的记载有误。而其中的史事，存在与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之史事相混之嫌疑，“今衮布喇卜坦（即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取喀尔喀土谢图汗之女为妻，两处互相犄角。噶尔丹博硕克图欲以兵向衮布喇卜坦、巴图尔济农，则恐喀尔喀土谢图汗蹑其后。欲以兵向喀尔喀，则恐衮布喇卜旦等蹑其后，盖断不能收取巴图尔济农者也。”［5］330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与喀尔喀土谢图汗的联姻，从而使清朝及西北各方政治势力不得不重视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诸部始重憨顿，别部落日益归之云”，此应指罗卜藏衮布阿拉布坦，且这个联姻也引起了噶尔丹的嫉恨，“又怨喀尔喀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当）［尝］助鄂齐尔图，且以女妻鄂齐尔图孙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欲攻之”。［2］138

摆代拜彦，身短而肥黑，臂力弓矢绝人。一身刀箭痕，累累无间隙。行国随畜，其引弓士不满百，皆敢死，居闲无所用力，则射死他部牛羊以启衅，夜则窃马以为常。夷法窃一偿九，摆代拜彦独不知法，诸部咸指为贼。犯下古城，杀官兵无算，其三十余骑，无一亡者。塞外无所容，乃依憨顿于坤都鲁。常与别部并骑行，遇黄羊，分逐之，至牧圈，则舍黄羊，射牧羊。或怪问之，曰：“不盗食他人物常不甘。”作贼其天性也。常大言曰：“与我千人，东西南北无敢当我者”。［1］399-400

摆代拜彦，依憨顿驻牧，不能说就已纳入到憨顿部落中，成为其成员。然而，对于外界人的观念中，不免出现将他看作是憨顿的部属。《皇朝藩部要略》载：“有拜达者，罕都属也，偕额尔德尼和硕齐诱其主弃和啰理，私以厄鲁兵千，掠边番，守汛者责之，为所戕，且抗官军，甘肃提督孙思克以兵屯边将剿之，罕都惧，乃降，诏宥其罪，仍驻牧阿拉善。”［2］140此拜达，应是摆代拜彦。

梁份《秦边纪略》是记述明清之际西北史地的一部史籍，其史料价值，通过以上对有关阿拉善蒙古史事的考证，粗略可知。有关阿拉善蒙古早期的史事，清代档案及《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等官方记载，综其始终且极详实，然而，官方之记述，多为关注与其政治军事有关之内容，至于其他，很少涉及。《秦边纪略》则不同，著者梁份实地考察，广询博访，较详实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情况，就有关阿拉善蒙古之早期人物史事来说，其史事基本正确，且记述了许多其他官私史籍中所没有的史事，无疑为西北史地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1］梁份.秦边纪略［M］.赵盛世，王子贞，陈希夷，校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2］祁韵士.清朝藩部要略稿本［M］.包文汉，整理.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3］包文汉，奇朝克图.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第一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4］温达，等.亲征平定朔漠方略［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5］齐木德道尔吉，等.清朝圣祖实录蒙古史史料抄（上）［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