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凡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王竑，字公度，明代河州（今甘肃临夏市）人，正统、景泰、天顺时期及成化初叶的名臣，惕厉中外二十余年，“豪迈负气节，正色敢言”。在土木之变时有出色的表现，景泰年间出任漕运总督，官至副都御使。天顺年间击退过蒙古孛来的进攻，成化初年官至正二品的兵部尚书。王竑在明代历史上有重要影响，今人多有研究，但是对于王竑在总督漕运、巡抚淮安时的救荒活动则较少论述，本文拟对王竑的救荒举措作一考察，以使我们对王竑的为人有更全面了解，对他为明代社会所作的贡献有更深刻认识。

一、总督漕运、巡抚淮安

王竑，正统四年登进士，十一年授户科给事中。正统十四年八月土木之变后，王竑率众在朝堂之上捶杀王振死党马顺，北京保卫战之后受命提督守备居庸关。景泰元年八月以疾还朝，当年十一月又被任命为漕运总督，“同都督佥事徐恭督漕运，治通州至徐州运河”［1］卷177《王竑传》，4707。由此王竑成为明代历史上第一位文职漕运总督，明人陆容称：“永乐间，平江伯陈公瑄把总海运粮储，共一百万石。时未有总兵之名。…洪熙元年，始充总兵官督运，镇守淮安，此设总兵之始也。宣德四年，同工书黄福计议于徐州等处立仓，令官军接运。六年，挂漕运之印。…正统四年，专以马兴充总兵，汤节充参将，此设参将之始也。景泰二年，设左佥都御史王竑同管。此文臣总督漕运之始也”［2］卷9，108。这里陆容叙事的时间有些误差，但他告诉了我们王竑是明代历史上第一个漕运总督。

实际上王竑受命为漕运总督的时间是景泰元年十一月。《明英宗实录》载：“户科都给事中马显奏：‘供给京师粮储，动以百万计，其事至重。比者总督其事，惟都督佥事徐恭，请推选廉能干济在廷大臣一员，协同儹运。’事下户部会官推选，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竑堪任其事，其把［总］都指挥等官私役运粮军者，许即具奏执问。从之”［3］卷198，景泰元年十一月壬寅条。此时王竑的职责只是督理漕运，如疏浚淤塞不通的运河、处理运船遭风漂没的赔补、运粮船的修与造、防止把总、都指挥等官私役运粮军士等，还无权管理地方事务。

到景泰二年十月，由于淮安巡抚、刑部侍郎耿九畴奉调回京，朝廷便将巡抚淮安地方的任务交给了王竑。史载：景帝“敕谕右佥都御史王竑曰：先命刑部右侍郎耿九畴往淮安等府、州巡抚，今已召回京，特命尔仍依前敕，总督漕运兼巡抚淮安、扬州、庐州三府并徐、和二州”，至于巡抚的具体任务非常明确：“抚安兵民，禁防盗贼。督令所司，凡遇人民饥荒，设法赈济；水势失利，设法修治；农务废弛，及时劝课；城池坍塌，用工修理；官军闲逸，令常川操练；器械损缺，令量宜修备；或有远近盗贼生发，即调官军剿捕，毋或因循，以致滋蔓；仍常宣布朝廷抚安军民之意，振作卫、府、州、县奉公守法之心，官员中有廉勤公谨，致盗息民安、军政修举者，量加奖劝；其贪酷不才，害军害民者，除五品以上及军职具奏区处，民职六品以下并豪强把持官府、刁泼军民人等，尔即挐问如律；凡有事便军民者，听尔从宜处置具奏。尔为朝廷宪臣，受朕委任，必须宽猛适宜，于是乃克有济，盗息民安，地方宁靖，斯尔之能。若或处置无方，致有乖误，惟尔不任，尔其钦承朕命毋怠”［3］卷209，景泰二年十月壬辰条。从这份敕书中我们可知王竑的巡抚职责包括：第一、赈济饥荒，第二、兴修水利，第三、劝课农时，第四、修理城池，第五、操练官军，第六、整备器械，第七、剿捕盗贼，第八、考察与奖惩官员，同时还授予他便宜处置的权力，对他的要求是必须宽猛相济、务求盗息民安、地方宁靖，“斯尔之能”，做不到这些就是不称职。

到景泰三年九月，王竑担负的责任又有增加，景帝“敕总督漕运巡抚淮安等处右佥都御史王竑曰：‘已尝命尔总督漕运兼巡抚直隶扬州、庐州、淮安三府并徐、和二州，今复命尔兼巡抚直隶凤阳府并滁州，仍兼理两淮盐课，总督运司官吏，督工煎办，时常巡历行盐地方，提督缉捕私贩之徒，轻则听尔量情发落，重则械送来京处治，俱没其盐入官；运司及各场官吏若贪图贿赂，不用心提督煎办，致亏欠盐课，阻滞客商者，尔即执问，应奏者指实具奏；尤须严禁巡捕之人，不许将贫难小民买盐食用及挑担易换米粮度日者，一概扰害，尔其钦承朕命”［3］卷220，景泰三年九月庚戌条。从这份敕书中我们可知，王竑巡抚的地区在扬州、庐州、淮安三府及徐、和二州之外，又增加了凤阳府和滁州，同时还兼理两淮盐课，要缉捕私贩、监督官吏并严禁对平民百姓的扰害。正是在王竑出任漕运总督并兼巡抚淮、扬、庐三府，徐、和二州，再兼理凤阳、滁州及两淮盐课的几年间，这里发生了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为王竑提供了施展才干、救荒济民的广阔舞台。

二、救荒济民、措施得力

王竑任职期间面对的自然灾害非常严重。《明史·五行志》中记载道：景泰“三年，淮、徐大饥，死者相枕藉。四年，徐州洊饥。河南、山东及凤阳饥。五年，两畿十府饥”［1］卷30《五行·三·年饥》，P508。造成这次大饥荒的灾害有多种，如水灾，景泰三年六月“河决沙湾白马头七十余丈；八月，徐州、济宁间，平地水高一丈，民居尽圮；南畿、河南、山东、陕西、吉安、袁州俱大水。四年春夏，河连决沙湾。五年六月，扬州潮决高邮、宝应堤岸。七月，苏、松、淮、扬、庐、凤六府大水。八月，东、兖、济三府大水，河涨淹田”［1］卷28《五行·一·水潦》，449。如雨雪、冰冻，“景泰四年，凤阳八卫二三月雨雪不止，伤麦”［1］卷28《五行·一·雨雪陨霜》，427。这是春季的雨雪灾害，影响夏麦的返青生长；同是景泰四年，“南畿、河南、山东府十州一，自五月至于八月霪雨伤稼”［1］卷29《五行·二·恒雨》，473。这是夏秋时节的连续降雨，影响大田秋粮的长成；到了冬天，灾害仍然不减，“景泰四年冬十一月戊辰至明年孟春，山东、河南、浙江、直隶淮、徐大雪数尺，淮东之海冰四十余里，人畜冻死万计。五年正月，江南诸府大雪连四旬，苏、常冻饿死者无算。是春，罗山大寒，竹树鱼蚌皆死。衡州雨雪连绵，伤人甚多，牛畜冻死三万六千蹄”［1］《明史》卷28《五行·一·恒寒》，426。这是冬季乃至早春的暴雪严寒，使人民群众越冬十分艰难。此外还有旱灾，景泰四年，“南北畿、河南及湖广府三，数月不雨。五年，山东、河南旱。六年，南畿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江西、湖广府三十三，州卫十五，皆旱”［1］《明史》卷30《五行·三·恒旸》，482。诚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黄河流域固然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是“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4］92。明代景泰年间，王竑恰逢其考。

作为代表朝廷治理地方的巡抚，王竑面对灾情迅速采取措施，救荒济民，对此明清史籍多有记载。明人陈仁锡在其所著《无梦园初集》中专有《荒政考》一目，其中说道：“景泰中，淮、徐饥，死者相枕藉。山东、河北流民猝至，都御史王竑不待报，亟发广运仓赈之。近者饲以粥，远者给之米，力能他就食者为装遣，鬻梁者为赎还其人；卽空庾六十楹处流民之病者，择医四十人分治之；死给棺为丛塜瘗焉。穷昼夜精虑，事皆曲当。所任使，委曲戒谕，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所全活数十万人。具疏闻，且待罪。初流民奏至，上读之，大惊曰：‘百姓饥死矣！饥死吾百姓矣！其柰何！’已，得竑发廪奏，乃大喜，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我百姓饥死矣’”［5］。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看到，面对大灾，王竑立刻行动，“亟发广运仓赈之”，同时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距离赈济地点近的，煮粥施赈；二是道远者发给米；三是有能力到外地投亲靠友的给以“装遣”，资助行资；四是因灾而卖妻鬻子的为之“赎还其人”，使受灾百姓得以团聚。同时为了防止大灾之后的疫情，他又腾出六十处房屋安置有病的灾民，派出四十名医生为灾民治病，将因灾而死者具棺敛葬，史称他“穷昼夜精虑，事皆曲当”，语切实际。为使赈灾活动落到实处，他在用人之际，每每用至诚之心谆谆告诫，所以才能人人尽力，全活数十万人，这些救荒措施报到朝廷，得景帝称赞为“好都御史”。

明人陈建在其所著《皇明通纪集要》中也记载道：景泰二年以右佥都御史王竑巡抚两淮诸郡，“时徐淮大饥，民死者相枕籍。竑至，尽所以救荒之术。旣而山东、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报，大发广运官储赈之。近者人日饲以粥，远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给米以为道食，被鬻者赎其人以还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万余，全活数百万人；择医四十人，空庾六十楹，处流民之病者；死者给以棺，为丛冡葬之；穷昼夜，竭精虑，事事穷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谕，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或述其行事为救荒录，世传焉。先是淮上大饥，帝于·轿上阅疏，惊曰：柰何！百姓其饥死矣。后得兹奏，辄开仓赈济，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饥死我百姓矣”［6］。其基本史事与前述相同，但增加了用米一百六十万余［石］，全活人数则变成数百万人，同时还有人将王竑的救荒事迹写成《救荒录》传世。

明人陈龙正在其所著《救荒策會》中专立“王竑活饥民赈流民”一节说道：“景泰二年，徐淮大饥，民死者相枕籍，都御史王竑多方救之；旣而山东、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报，大发广运仓储赈之，近者日饲以粥，远者散以米，流徙者给道食，被鬻者赎还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余万石；择医四十人，空庾六十楹，处流民之病者；死则给以棺，为丛冢葬之。穷昼夜，竭精虑，有所委任，必竭诚戒谕，人人尽力，所活数百万人。”这里的内容与前述无别，但在他的“论曰”中谈到：王竑有活人大功，“史载竑部民有患疾病者，许为舁舆辄愈，竑岀，百姓争舁之。世有灵神，百姓必奉以人道。竑，人也，当其生，百姓早以明神事之矣。至诚之心如神，活人多者，其身亦如神”［7］。这段记载告诉我们，王竑的救荒分为活饥民与赈流民两个层面，他因为救荒得力，深为百姓爱戴，所谓百姓早以明神事之矣。

明人何乔远作《名山藏》，在《臣林记》中对王竑的救荒活动记述得更详细些：景泰元年王竑因病从居庸关回京后，“顷之，用荐总督漕运兼理巡抚江北诸处。竑政酌民心，法讫豪右，踣絷墨吏，威令虩虩。徐、淮连岁荒，饥民死亡流离，竑大发官仓，敛富人粟，舟过河岸下者，令如意出米。粥既，河南、山东流民闻风猝至，时诸仓皆空，独广运仓尚有滞积。广运仓者，故以备用京师，主以一中贵、一户部官。竑欲发，主者难之。竑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穷至此，旦夕为盗，且上忧朝廷，何论备京师！尔不吾从，脱有变，吾先杀尔，治尔召盗罪，然后自请死。’竑词既戅，主者素惮其威，许之。所存活百五十八万八千余人，他境流寓安辑者，万六百有余家。先时，帝得荒奏，惊问：‘奈何，无饥死我民。’及闻，大喜曰：‘好都御史！’竑赈饥民，近者饲以粥；远者散之米；流徙者给道食；被鬻者赎之；病者处之空庾，为之医；死者棺葬之。早夜殚精，有所寄任，委曲戒谕，出于至诚，人人为尽。有述竑行事作《救灾录》以传者”［8］。何乔远的记述增加了更多的细节，从救灾的角度来看，首先要有粮食，王竑的办法有三：发官仓中米，征集富人家藏米，令路过的漕舟“如意出米”。及至煮粥赈济饥民的消息传开后，河南、山东等地的饥民闻风而至，到这里来就食，可是仓库却空了，只剩下广运仓还有些积储，但是有一个宦官和一个户部官看守，王竑要发仓赈民，这两个“主者难之”，王竑以“民为邦本”的思想对其进行了开导，又以饥荒将导致民变进行威慑，主者摄于王竑的威望同意开仓，王竑终于达到了发仓赈民的目的，救活民众一百五十八万八千余人，安辑境外流民一万六百余家（若按每家五口人计算，亦达五万三千余人）。另外，关于王竑救活民众的数字，何乔远所说大约有一百六十三万余人，至雷礼《皇明大政记》则是“前后全活者二百二十九万余人，医治得生者三百四十余人，赎还家者一千三百四十八人，及瘗埋者三千三百余人。于是居、流之民举安謡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抚’”［9］。

清人傅恒作《通鉴辑览》，对王竑赈济之事记载道：“凤阳、淮安、徐州大水，道殣相望，竑不待报，辄开仓赈之。山东、河南饥民亦相率就食，竑以徐州广运仓有余积，欲发以赈，典守中官不可。竑曰：‘民旦夕且为盗，若不吾从，脱有变，吾先斩若，然后自请死耳。’中官惮竑名，不得已从之。竑乃自劾专擅罪，因言广运所储仅支三月，请令死罪以下得入粟赎，帝从其议。复命侍郎邹干赍帑金驰赴，聴竑便宜。竑乃躬自巡行散赈，不足则令沿淮上下商舟，量其大小，出米作粥，以食饥民。又劝富民出米、麦、谷、粟，而以银钱绢布参之，分给被灾之家。全活二百一十余万，赋牛种及招抚复业者七万九千余户，他境流移安辑者万六百余家”［10］。

清人这里又提到朝廷“命侍郎邹干赍帑金驰赴，听竑便宜”之事，说明朝廷也为救灾采取了诸多措施。此外清人张廷玉作《通鉴纲目三编》，陈鹤作《明纪》，以及佚名的《苏松历代财富考》等史著都对王竑赈灾之事有记载，内容大体相同，兹不赘述。

三、救荒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明清史籍中我们了解了王竑救荒的大致情况，但是还是有些含混之处，如王竑的救荒之策到底全活了多少人，是数十万还是数百万？王竑救荒时的“不待报”和“不待奏报”究竟是什么情况，其间有何差别？除了王竑救荒外，朝廷方面有什么举措？从《明英宗实录》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更加准确、具体的情况。

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景泰三年六月“总督漕运、巡抚淮安等处右佥都御史王竑奏：淮安、海邳二州、安东等县大水，冲塌军民庐舍，漂流畜产农具，麦田渰没，人民缺食，已督有司给粮赈济，并将科买物料、逋负税粮暂从宽缓。事下该衙门议行”［3］卷217，景泰三年六月己丑条。这是王竑给朝廷的奏报，反映出水灾的严重程度和督理有司赈济的情况。到七月，王竑又向朝廷奏报：“今年夏初淮安雨水，二麦无收。至五月，复被山东水涨，冲塌房屋，漂流人畜，失业缺食者众，乞免徵夏税以苏民困。诏户部遣官覆视处之”［3］卷218，景泰三年七月丙午条。这段记载表明淮安地区不但二麦无收，而且在五月还遭受了水灾、房倒屋塌，景帝在接到奏报后，一方面令当地政府想办法，另一方面命户部遣官覆视处理。从景泰四年正月王竑的奏疏中更全面地反映了前一年的灾害情况，他说：“山东、海［河］南、东昌、开封抵江北徐淮等处，去年正月大雪异常，树介数次；夏秋雨水，人民庐舍漂荡，麦稻渰没，老穉颠连流徙。迩者新春，风雨连月，寒冱倍冬”［3］卷225，景泰四年正月丁亥条。这和前揭《明史·五行志》的材料正可以相互印证。

景泰四年正月，景帝敕令“镇守浙江右都御史洪英、巡抚江西右佥都御史韩雍、巡抚直隶苏州等府卫户部右侍郎李敏、巡抚淮安等府卫右佥都御史王竑，劝输赈济米麦，以实仓庾”［3］卷225，景泰四年正月庚午条。这表明朝廷一直在关注着这些地区的灾情。二月的实录又记载道：“巡抚淮安等处右佥都御史王竑先奏：‘徐州广运仓粮，除给官军俸廪外，今欲发赈河南、山东并徐州等处被灾饥民，计不及三月而尽，乞敕户部会议，将内外问刑衙门犯笞、杖、徒、流、杂犯死罪如例纳米赎罪，山东定与济宁仓、河南定与被灾地方仓、南京并江南江北直隶定与徐州仓。’至是户部议：宜从竑请，定其则例，死罪八十石，三流并徒三年六十石，余徒四等递减五石，杖罪每一十三石，笞罪每一十二石。从之”［3］卷226，景泰四年二月壬寅条。这是户部就王竑此前所提出的建议作出的答复，同意让被判处笞、杖、徒、流、杂犯死罪者纳米赎罪，用以赈灾，这样既可以使各种囚犯有一个赎罪的机会，又可以使灾民获得实际的救助，可见王竑的殚精竭虑，而户部议定的则例为景帝批准实行，说明朝廷也在致力于救荒济民。而三月里的记载说道：“直隶徐州奏：‘本州今年自二月来，阴雨连绵，麦苖俱已渰死，春田至今不能耕种，恐无收成之望。’事下户部议：‘请移文右佥都御史王竑并本部原遣郎中黄琛，发官粟验口赈济，其公私逋负及今岁夏税俱与停免。’从之”［3］卷227，景泰四年三月辛巳条。这说明地方政府也在就灾情向朝廷反映情况，朝廷一则令王竑“发官粟验口赈济”，一则是停免了当年的夏税。不仅如此，景帝还派出礼部右侍郎兼春坊庶子邹干作为朝廷特使前往济宁、徐州等处赈济饥荒，在给他的敕书中说：“今特命尔带银三万两，会同内官武艮、尚书薛希琏、都御史王暹、王竑，于彼设法，或将淮安官仓预备粮储雇船载至饥荒之处赈济，或收买、或劝谕军民富实之家助力为之，其各处原收钞者不必收钞，止令照所收钞时直出米或柴，以助赈济，其他有可赈济之策，皆听尔等便宜处置。淮安、扬州旁近州县今年夏粮，该存留者悉令运赴徐州交纳备用，其军民船该带仪真、瓜州柴薪赴京纳者，止于徐州等处收给赈济，徐州等处二麦无收者，并听勘实免徵。希琏等听其各在所巡地方整理，尔干与艮往来计议处置，尔等其益尽乃心，钦哉”［3］卷227，景泰四年三月壬午条。从景帝给邹干的这份敕书中我们感到朝廷对灾情的重视，命他带三万两白银作为赈灾经费，设想了各种赈济之策，准许邹干“便宜处置”，并提出该免征的免征，命令邹干和武艮在山东、淮安等灾区“往来计议处置”，说明朝廷在救灾方面有许多实际举措。

由于造成这次灾害的原因一是连续降雨、一是河决沙湾，所以户部在四月里上奏：“以山东东昌及直隶凤阳等府民饥，又沙湾修筑河道夫匠众多，粮储当为撙节，奏请移文山东巡抚、尚书薛希琏并布、按二司，各委官于济南有粮官仓支粮一万石，起倩递年里长有丁大户运赴沙湾备用。其山东三司官及东昌、兖州、济南三府，直隶淮安、扬州、凤阳三府州县并卫所官员，应支本色俸粮俱自四月初一日为始暂支一石，生员廪米减支五斗，其余折支钞贯，自德州抵淮安驿，使客廪给行支二升、坐支三升，一日经过两驿不许重支，待收成有粮之日，如旧关给。从之。”这里采取的措施是一方面运粮一万石到沙湾备用，一方面是淮安三府官员人等暂时减支月粮以救灾，等到灾情过后再“如旧关给”。户部主事戴珤也提出建议：“淮安、徐州所属人民饥窘，弃产抛家，卖妻鬻子，虽有右佥都御史王竑设法劝贷赈恤，缘富实出粟者少，而贫困乏食者多，若不预为蓄积，诚恐患生不虞。乞以淮浙运司盐召商于淮安、徐州等处官仓上纳米麦，及将淮安船料钞自今俱折米，每钞五贯折米三升，其钞旧在官者，亦差人分赍于豊熟地方籴粮实淮安仓，以备赈济。”戴珤的建议分为两项：一是将开中法变通一下，召商于淮安、徐州等处官仓上纳米麦而与之盐；二是将淮安船料钞折米以实淮安仓；用作赈济。户部廷议后认为：“盐课待给边储，未可遽支，船料折米麦宜从其请，然亦恐不敷，南京官仓积粮数多，年久不无陈腐，请移文南京兵部，量拨空闲马快船，冬领粮十万石，每石加耗二升，运赴徐州仓交纳赈济，驾船军士每人赏银一钱”［3］卷228，景泰四年四月戊子条。可以看出朝廷各个部门都在为救荒策划着种种办法。

到了景泰四年五月，由于灾情的严重，留待边储的盐课也动用了。实录载：“直隶徐州大雨水，渰没禾稼，民饥愈甚，巡抚、巡按官右佥都御史王竑等各具以闻。诏命竑悉以改拨支运及盐课粮赈济之。”又“礼部右侍郎兼春坊庶子邹干及巡抚官右佥都御史王竑等以凤阳府水灾，奏请于淮安常盈仓支粮十五万石并支官银一千五百两，雇船运赴凤阳赈济，从之”［3］卷229，景泰四年五月甲戌条、丁丑条。为了赈济凤阳府的水灾，朝廷批准了王竑从淮安常盈仓支粮十五万石、并动用官银运赴凤阳的建策。由于朝廷上下的重视、救灾措施的得力，到了八月，灾情得到了缓解，王竑又向朝廷奏报：“比因直隶凤阳并山东、河南荒歉，民多流徙趁食，臣委官于河上，每遇经过舟船，量令出米煮粥给之，赖以存活者一百八十五万八千五百余人。又多方劝输殷实之家，出米、麦、谷、粟二十五万七千三百四十石有奇，银三千六百七十余两，铜钱、绵布半之，给与被灾者五十五万七千四百七十九家，其缺农具种子者七万四千三百九十七家，臣亦以官物给之，流入外境而招抚复业者五千五百九十三家，外境流来而安辑之者一万六百余家，即今人颇安业，盗贼稀少，较之去冬不侔，是皆朝廷恩德之所致也”［3］卷232，景泰四年八月乙未条。这是一篇灾后总结性的汇报，王竑自己上奏给朝廷的准确数字是：存活一百八十五万八千五百余人，得到粮米钱布救济的五十五万七千四百七十九家，给以农具种子的七万四千三百九十七家，流徙外地而招回复业的五千五百九十三家，安辑外地流入之民一万六百余家。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家庭人口“五口之家”来估算的话，王竑在这次救荒中存活、救济、安置的总人口数达到五百余万人。

景泰四年九月，灾情已过，朝廷“命直隶淮安等府卫并徐州所属官吏俸粮并使客廪给，自今年十月照旧关支。”这其中的缘由就是：“先是，粮用不给，暂令减支，至是巡抚右佥都御史王竑以今年颇有收获，宜复其旧，故有是命”［3］卷233，景泰四年九月癸亥条。

王竑救荒的功绩可谓大矣。但是仔细分析实录中的材料，我们感觉王竑的救荒活动是和朝廷密切沟通、互相配合而进行的，所谓的“不待报”、“不待奏报”的说法并不准确。实际的情况应该是当大量流民突然到来时，确实来不及奏报，由王竑决策发仓赈济，但那是景帝在敕书中赋予他的行政权限之内，开仓之后他马上就向朝廷奏报了当时的情况，而朝廷方面为了救荒也采取了许多积极有效的措施，这一点不容忽略。

四、王竑救荒活动的思想根源

鉴于王竑在救荒过程中立下的大功，景泰四年十月，王竑被晋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竑为左副都御史，仍理漕运。他的同僚、漕运总兵徐恭也由都督佥事晋升为都督同知。这是由户部尚书金濂和大学士陈循提议的，实录载：“时太子太保兼户部尚书金濂奏：‘昨者徐淮等处水灾，人民艰食，竑身任其责，往来设法赈济，活人数多。况总督漕运，奸贪畏惮，兼理巡抚，军民爱慕。’会少保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陈循亦言：‘竑尽心救济，宜量升擢，以励劳勤。’帝以恭与竑同理漕运，久著勤劳，故并进之”［3］卷234，景泰四年十月甲午条。爵以报功，王竑晋升合情合理。

在获晋升后，王竑仍然心挂救荒事宜，他向景帝提出了批判性建议：“总督漕运左副都御史王竑奏：近者南京户部尚书沈翼言：‘济宁、徐州等处水灾，皇上念彼民饥，出官银三万两，送彼籴粮，雇运用过银五千三百五十两，其剩银二万四千六百五十两，俱在东昌、兖州二府收贮，诚恐有司官吏乘机窃取、滥给妄费，乞委官管送京库。’臣竑窃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而信者又人君之大宝也。今各府州人民尚未安业，而翼惟知聚歛，略无远图，欲将前银取回京库，殊负皇上保民大信。乞储此银于原收官军，或籴粮米，分给赈济饥民；或收买牛只，给付贫窘不能耕作之民；有司官吏敢有因而侵欺妄费用者，惩治如律，则皇上德泽流通而下民永戴矣。帝曰：‘赈济银两虽有余剩，仍留彼备用，王竑仍如数支销，下人作弊妄费者罪之不宥’”［3］卷234，景泰四年十月庚子条。从这里我们看到，南京户部尚书沈翼同样也受景帝委托，携带官银三万两赴济宁、徐州等处赈灾，但是除了雇运用过银五千三百五十两外，剩银竟为二万四千六百五十两，那就是说朝廷给沈翼籴粮赈灾的银两他一分一毫也没有用来赈灾，老百姓一点也没有见到朝廷的恩惠，最后他还要把剩余银两上交京库，这样的官员心中哪里有民众啊！王竑对他的批评非常准确，“翼惟知聚歛，略无远图，……殊负皇上保民大信”，而景帝对王竑建议的批示，说明这个皇帝还是体察民情、心里有老百姓的。

王竑在救荒活动中之所以这样敢作敢为，应该是他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结果。儒家强调“尊君重民”，强调“民贵君轻”、“民为邦本”，这成为王竑救荒的根本指导思想。如他在发广运仓粮储赈灾时受到主管官员的阻滞，王竑就是用民为邦本的思想对两个官员进行动员，同时再加以民变的威慑，“尔不吾从，脱有变，吾先杀尔，治尔召盗罪，然后自请死”，对沈翼的批评也是从“国以民为本”的立场出发。民为邦本、救荒安民成为王竑赈济灾情的精神支柱。

再者，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也是王竑积极进谏的理论指导。景泰四年正月，灾情还在持续时，王竑向景帝奏道：“山东、海［河］南、东昌、开封抵江北徐、淮等处，去年正月大雪异常，树介数次；夏秋雨水，人民庐舍漂荡，麦稻渰没，老穉颠连流徙。迩者新春，风雨连月，寒冱倍冬，不识天意果何在哉。臣尝观易泰卦彖曰：内阳外阴，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否卦彖曰：内阴外阳，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盖阳为君子，阴为小人，今方春阳长，其候类秋冬，是阴盛阳微，殆食禄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岂懦而无用，钝而不敏，讷而无言，愚戆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诈若诚敬，便佞若忠鲠，大贪若廉，大奸若愚，即书所谓静言庸违孔子，所谓色厉而内荏者是也。伏望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责有位之臣，痛自修省改图，进君子而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奸邪者屏处。又必省刑罚而止聚歛，节财用而抑贡献，罢无益盖造之工，严无功爵赏之滥，散财以牧［收］民心，爱民以植邦本，庶几人事修而天变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邪正，又本于圣德之明睿。伏望皇上日亲讲臣，俾陈二帝三王与祖宗列圣克明此心之要，以清出治之原则，圣德益明而君子小人举莫逃乎天鉴矣。臣滥处台宪，致兹地方灾异，罪无所逃，伏乞将臣罢归田里，别选硕德老成者，庶彰国论之公，以消天变之见。诏曰：连阴雨雪过多，皆朕不德，政务有乖所致，朕深警惧，内外文武大臣亦当修省改过，勉辅朕躬，以回天意，以弭灾异。但有可以安邦利民之方，许诸人直言无隐，该衙门还移文被灾官司，令善加抚恤，赈济军民”［3］卷225，景泰四年正月丁亥条。

在这段奏疏中他引用了《易·泰卦·否卦》的阴阳消长观点，认为现在是“阴盛阳微”，建议景帝“责有位之臣，痛自修省改图，进君子而退小人”，以使“忠良者任政、奸邪者屏处”，并自劾不职，请求罢黜，景帝为此下诏要求群臣“修省改过”、“以回天意”，同时要求灾区衙门要“善加抚恤、赈济军民”。

景泰五年二月，由于冬春之际的冰雪灾害，王竑又上奏说：“山东、河南并直隶淮、徐等处连年被灾，人民困窘，去岁十一月十六日至今正月，大雪弥漫，平地数尺，朔风峻急，飘瓦摧垣，淮河、东海冰结四十余里，人民头畜冻死不下万计，鬻卖子女，莫能尽赎，劫夺为非，捕获甚众，原其所以，盖因家无底业，身无完衣，腹无粒食，望绝计穷，大不得已而然耳。皇上端居九重，无由目睹，设若一见，未必不为动心。大臣居处庙廊，少得亲视，使或视之，未必不为流涕。民困财匮至于如此，倘变生不测，患兴腹心，虽厚给以资粮，而缓不及事，严加以重法，而害及地方矣。皇上即位以来，敬天之诚，爱民之仁，非不至也，而天变民穷，今特尤甚者。臣愚昧无识，切恐圣德虽脩而犹未至欤？大伦虽正而犹未善欤？贤才虽用而未臻其实欤？邪佞虽屏而未尽其类欤？仁爱施而实惠恐未溥欤？财用省而上源恐未俭欤？刑罚宽而冤狱恐未伸欤？工役停而匠力恐未休欤？法制虽颁而承宣奉行者或有更张欤？赋税虽免而司掌钱榖者或仍牵制欤？与夫一言一动之未宜，一念一虑之未正，皆足以累圣德而垂圣治也，由是而欲回天意、息天灾，讵不难哉？伏望皇上共责有位之臣，脩厥德、新厥治。脩德也，必钦天命、法祖宗、正伦理、笃恩义、戒逸乐、绝异端、广仁爱、厚诚信、释猜疑、务果断、则脩德有其诚矣；图治也，必进忠良、远邪佞、专赏罚、伸冤狱、宽赋役、溥赈恤、节财用、禁聚歛、却贡献、罢工役，则图治有其实矣。将见源洁流清，功深效速，万事皆得其理，亿兆生灵咸获其福，而天意不回、天灾不息，未之信也。”［3］卷238，景泰五年二月丁未条

景帝看后对王竑所言大为赞赏，“帝曰：观竑所言，诚有忠君恤民之心，朕已深自脩省，并敕内外文武群臣，一体责己脩政，以弭灾异，凡当行事务，仍令各衙门议行”［3］卷238，景泰五年二月丁未条。王竑在这里对景泰四年冬、五年春风雪、冰冻灾情的描述非常具体，灾害严重之程度读之令人动容，由此而引发他对灾害产生原因的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天变民穷”的状况呢？他连发十问，从尽人事以回天意的视角敦促景帝“共责有位之臣，脩厥德、新厥治”，至于如何修德，他列举了十条，而对于如何图治，他也列举了十项，认为如果做到这些，就可以达到回天意、息天灾的目的。景帝对此十分重视，敕令内外文武群臣一体“责己脩政”，同时令各衙门议行“当行事务。”

“天人感应”学说的核心是儒家的天道观，“天”是封建帝王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它要求统治者要尊天爱民，相信上天之仁爱人君，因而总是以灾异来谴告人君，以便他们及时修省弥灾、挽回天心以顺应天命，由此而形成历代帝王在自然灾害面前惴惴不安、及时检查、调整统治政策来回应上天警告的文化特征。王竑对景帝提出的修省建议，正是对“天人感应”学说的实践，它可以使统治者通过对天的畏惧、进而注重人事，自觉检查、主动调整各项统治政策，清除社会弊端，使得社会有机体能够比较健康发展。

五、结语

通过以上对王竑救荒活动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王竑的救荒活动直接、间接救活的民众达到五百多万人，这是他一生仕宦的又一个闪光点。第二，景泰年间救荒过程中，王竑和朝廷的互动非常密切，朝廷面对灾荒一直在积极行动，因而才有王竑发挥其作用的广阔空间，也反映出此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运行状况很好，明廷的政治状况很好。第三，儒家文化对中国历史的良性运行有不可抹杀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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