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士”作为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者，也是文化的载体。中国古代的士既有“士志于道”和“明道救世”的人文情怀，又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隐逸情趣。“仕隐”情结作为互相依存却又互相独立的两个方面，反映在士身上，造成了主体本身的内在矛盾，而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也应该从互相对立且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即“仕”与“隐”两个方面去探究。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5）04－0040－04

收稿日期：2015－03－06；

修回日期：2015－03－06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14JK1812）

作者简介：代凯丽，女，陕西宝鸡人，延安大学文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

The Complex Psychological Contradiction of Chinese Ancient Scholars“Hermit”Thoughts

DAI Kai－Li

（Yan’an University，Yan’an 716000，China）

Abstract：“Culture”is an integral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Shi”as a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novation，is the carrier of culture．Scholars in ancient China“interested in the”Ming Salvation of humanity，and the taste of seclusion．This paper studies“The hermit”with interdependence，and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both of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e body，causing body inner contradictions，and the related reasons．

Key words：Cheese；hermit；psychology；research

文化的发展历来总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以及执政者的态度息息相关的。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士文化”始终占据着一席重要位置。无论是古代的“士大夫”，还是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它的形成和演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有“士志于道”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使命，同时也有“京华游仙窟，山林隐遁逸”的隐逸情趣。这种关于中国“士文化”的内敛式的文人情趣的全方位体现以及矛盾心态是和士人才性与民族精神情境和家族文化基因等因素息息相关的。本文就中国古代士人“仕隐”情结的矛盾心理成因进行简单的探究。

“仕隐”指出仕和退隐。清钱大盺《卢氏群书拾补序》：“自念四十年来，仕隐踪迹，辄步先生后尘；而嗜古颛僻之性，谬为先生所许。” ［1］清方文《梦崔正谊李溉林二明府见访》诗：“何缘遇崔、李，一见遂倾倒。仕隐虽殊途，握手伤怀抱。” ［2］由此种解释我们可以看出“仕隐”其实包括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哲学辩证法中说：“矛盾就是指对立统一的关系，人和事物内部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仕”与“隐”是存在于中国“士”主体本身的一对矛盾，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矛盾的心态，其成因也应该从互相对立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去探究，即“仕”与“隐”两个方面。

一、“明道救世”的人道主义情怀

中国传统的士一般有着浓郁而且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怜爱幼弱的人道情怀以及社会关怀，这是中国传统思想道德规范赋予他们的社会使命。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说：“士的‘明道救世’精神在西方只能求之于中古基督教的传统。” ［3］这里“士”被比作明道救世的虔诚的基督教徒。意大利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的《狱中笔记》里面，他将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现代知识分子比之于中古的教士” ［4］，不约而同的，两位大家都一致的认同此说，那么中国的“士”真的可以“明道救世”吗？余先生指出，“士”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还必须深切的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利害之上的。中国古代的“士”自我们的圣人孔子提出“士志于道”以及其弟子曾参提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之时起，“士”便具有了一种宗教承当的情怀，同时也成为了社会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不管“士”的全称在中国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如何演变，无论是先秦的“游士”还是秦汉以后的“士大夫”，士本身的价值属性和精神使命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即“明道救世”的人文情怀。

我们前面指出过士人才性和民族精神情境、家族文化基因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而我们的圣人孔子则主张“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简单的说，士本身所具有的只是才性和安定乾坤、拯救黎元的政治理想不能只是“静观”和“暝想”的，要通过行动具体表现出来，即“仕”。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之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士人最理想的人生追求，欲实现这一理想，必须走入仕之路，“少年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他们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里，中西方是有差异的，希腊哲学家所向往的是“静观”的人生，而不是“行动”的人生，柏拉提和亚里士多德都以“静观暝想”为人生的最高境界，但是中国的儒家是具有实践性的，是出世的，他们认为“士”应重“行动”或“实践”的精神，所以，作为“士”应身居官位，这样才可以有机会有权力去发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才干，才能对天下人民有所帮助。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士”渴望“仕”即做官，并不是贪图权力以及满足私欲，而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赋予士本身的人道情怀和人文关怀。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主流思想，儒家文化中的“仁”就是爱人，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社会道德秩序，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而儒家要推行这些思想，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仕”，即做官，这个我们可以从儒家代表人物孟子的一段话中看出：

周霄问：“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昭仪曰：古之三月无君则吊。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曰：士之仕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出疆必载质何也？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急；仕如此其急也，君之难仕，何也？曰：……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十分重视“仕”的问题，“士之失位，犹诸侯之失国家。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仕”对于“士”的重要性。我们也可以从反面举例子来证明，霍建波老师在《隐逸文化和传统文化》中将隐士分为四类：儒家手段式的待时之隐，道家目的式的适性之隐，佛（禅）家超脱红尘的方外之隐，以及墨家兴利除害的侠士之隐 ［5］。其中，“儒家手段式的待时之隐”正好说明了儒家的出世精神，儒家提倡的是“仕”。儒家经典“十三经”的主流思想是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关注现实，积极进取，参与政治，建功立业，流芳百世。所以中国的“士”渴望“出仕”的忠君爱国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带给他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杜甫是坚守气节的儒家道德典范，他有着“穷年忧黎元”的仁者情怀和忠君爱国的至诚精神，这是表现在中国文人身上的一种民族气节，但是杜甫颠沛流离的一生却始终得不到做官的机会，他将中国“士”文化的这种思想发挥到了极致，把个人和国家人民的民运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儒家认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则不管有无官位，总是在为国家的政局而思虑不已；儒家认为“上智下愚”，杜甫则对于劳动人民以真诚和热情的歌颂；儒家蔑视妇女，认为“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杜甫则对于战乱中的劳动妇女的不幸遭遇给与深切的同情，并为他们辩护。杜甫的一生深受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实践典范，这些从杜甫的诗歌中都可以看出来。面对阶级矛盾，统治者致置人民于死地，杜诗反对不义战争，同情百姓，正统的忠君爱国思想占突出地位，但诗人面对县吏抓丁捉人的种种场面，只能悲叹老百姓的命运。《石壕吏》只客观叙述不加评说，《新安吏》中，为劝慰“中男”开赴平叛前线而回护昏君败将，这是不得已的维护，流露了诗人在“国”与“民”之间无法兼顾平衡的矛盾心理。对君，忠而不无恨；对国，爱而无限哀；对民，则生命不息，其忧无止。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内在精神矛盾，也是儒家文化的内在缺陷“愚忠”所造成的。我们说先秦诸子时代王官之学散为百家，以此，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便以“道”的承担者自居，先秦诸多学派，无论思想有怎样的不同，但在表现“以道自任”的精神方面是一致的，这在儒家表现的异常强烈，我们来看孔子的一段话：

笃信善学，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泰伯》

从“道”与“势”的关系来看，“道统”和“政统”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而文人知识分子保守的习性，固守主体价值观中关于信念的，原则的东西，所以，“道”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势”服务的，故而，在以道自居的中国“士”眼里，效忠君王，在朝为官是实现自己“道”的一种重要手段，故而以“道”辅“势”也成为士心里的一个固定的价值标准。而且中国古代的士大底都为有职之人，孔子曾为委吏、承田，正由于他的封建身份是士，所以他自承“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说文解字》中训“士”为“事”，顾炎武断定古代的士“大底皆有职之人”，都是有牢靠的根据的。

我们前面说过中国的“士”一般有两种情趣，也是相反的两种态度，一种是外放式的，另外一种是内敛式的。所谓外放式指的是他们有着强烈的“明道救世”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关怀，所谓内敛式指他们有着强烈的自我心理调节意识，而这截然相反的两方面，前者以行动者的“仕”表现出来，后者则以“隐”体现出来。

二、“无道则隐”的隐逸情怀

中国古代的“士”既然受儒家传统精神的影响那么深，为什么中国古代会出现那么多的隐士呢？为何有的士人疏离政治走向隐逸？我们前面已经说了那么多来说明士渴望“仕”的原因，难道都是空谈吗？当然不是。我们讲“势”与“道”的矛盾，道有时候希望通过“势”来弘“道”，而“势”有时候也需要“道”来为自己做信仰保障，但是，有时候并不是按理念中那么顺利的进行。孔子曾赞叹漆彫开说：“君子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旧题孔奭疏云：“《论语》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同意。”故而，“有道”或“无道”成为“仕隐”的决定性前提。“隐”是相对于“仕”而论的。隐逸，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历史久远，内涵丰富，对中国古代士的人格理想、处世哲学、价值追求以及审美文化心理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它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其思想起源来看，最基本的哲学根底应该在于以老庄为核心的道家思想，如庄子的“无为”观点，但同时也掺杂了某些正统的儒家思想，如“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等。古代的士本身所具有的“明道救世“的情怀必须通过做官体现出来，倘若一个人空怀高尚的理想，而一直得不到出仕的机会，或者异族篡权、天下无道，那么，士只好调节自己的心理意识，换一种生存方式，即隐逸。北师大的韩兆琦先生在《中国古代的隐士》一书中写道：“隐士”是与“官僚“相对而言的，它的含义是说，这个人本来有道德、有才干，原是个做官的材料，但是由于某种客观或主观原因，他没有进入官场；或是本来做官做得好好的，后来由于某种客观原因或是主观原因而离开官场，找个什么地方“隐”，这就叫做“隐士”。隐士和官僚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是一对面貌不同、服装不同的孪生兄弟，官僚退而成隐士，隐士出而成官僚，这一进一出，恰是说明官僚和隐士的天然连接。这两个兄弟，哥哥当了家之后，因为要维持整个家业，不得不稳重精明起来。弟弟虽然也同是有才，不过或不喜当家的生活或是因为在争地位时拜下阵来，转而选择了其他的发展方向。” ［6］同时韩兆琦先生也指出“隐士的历史，应该和官僚的历史一样久远，应该是自从有了官僚，同时就有了隐士。”这正好也印证了我们前面说的“仕隐”往往是发生在士主体自身矛盾的行动性体现。那为什么士要放弃“仕”而选择“隐”呢？霍建波老师在《隐逸精神和传统文化》一书中对隐士的成因进行了全面具体的分析，主要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总结，此处，我们主要结合士文化来探讨隐士的成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被迫式隐居

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说：“当社会混乱，生命无保障的时候士大夫出仕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汉末的大乱，实在是隐逸之风兴起的最大原因。” ［7］因为社会政治黑暗，世道混乱，或者虽然现实政治不是多么的黑暗，但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异族统治者，高洁的士对自己的人格文化定位是异常清高的，他们不愿意趋附那些不合正统的潮流，不愿意出仕乱朝，他们的人格魅力，精神风度连同他们的思想境界都是高尚而不愿意同流合污的。故而，他们只好走上了隐居的道路，这是不得已的被迫式的隐居，倘若社会安定，政治清明，那么这些人一定不会选择隐居的。这在魏晋时期表现的最为明显，正始时期，为反对司马氏的强权政治，名士中的很多人都有一些怪癖，这在许多文人的任诞作风之中都有所表现。而很多名士都不愿意屈服于司马氏的强权政治，故而选择了隐居。嵇康作为魏晋文学的代表之一，其诗歌中的隐逸意识值得探讨，而其本人的隐逸观念也是名士中有代表性的，由最初的积极济世的思想发展成为由儒及道的出世思想，最后发展成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游仙思想，其隐逸诗歌中所折射出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表现出的对生命主题的关照对我们研究和了解魏晋时期名士的生存状态和隐逸心理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了解嵇康的生平和他的思想观念，就会发现他的思想其实是相当复杂的，道家和儒家的思想观对嵇康的人生影响很大，尤其是道家的隐逸观。道家起源于远古的隐士传统，其隐逸思想以摆脱功名利禄之累为大快，或追求自然无为之境，或避世全身以保性命之真，看起来似乎这和嵇康的思想十分符合，其实不然，嵇康却不全是这样的。在嵇康的思想中，儒家积极入仕的思想其实占很大的成分，这样的亦仕亦隐的思想在他的诗歌中有很明显的表现。比如他的《五言古意》：“双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阳振羽仪。……逍遥游太清，携手长相随。”这首诗充分表明了嵇康的隐士之意，描写他和朋友像双鸾一样，远离世俗，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他的朋友后来选择入仕，他对此表示深刻的忧虑。又如他的四言《幽愤诗》，表明他即使身陷囹圄，也盼望着“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他对隐士生活如此向往，是因为他对那个险恶的时代彻底绝望了。他在《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十三中有：“曰夕忘归，思我良朋，如渴似饥。愿言不获，怅矣其悲。”这句话表面意思似乎是在思念自己的朋友以及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心情是多么的糟糕，但如果再稍微想得深一点，嵇康的愿望是什么呢？他所思念的朋友又是谁呢？我想嵇康并不是真的无意于仕进，只是在等合适的人和合适的机会而已，良禽择木而栖，像嵇康这样若孤松一样正直清高的人是不会苟延残喘，出仕乱朝，屈服于司马氏的强权政治的。官场险恶，乱朝当世，不愿做傀儡，不愿替伪政权卖命，只好退出官场，等待合适的机会合适的人。

（2）中国古代“士”人格精神的体现

陈国光《闲话隐士》说：“纵观三千多年来隐士们的所作所为，人们不难发现，他们不管是栖处岩壑，隐逸田园，还是漫游江湖，为僧为道，都是不愿做皇帝奴仆的人，都是渴望自由的人……他们自食其力，逍遥地走着自己的路。” ［8］这是士的人格精神的高洁独立的体现，为了人格尊严、独立自由，不肯献媚于别人，不甘为五斗米折腰，因而养成了淡泊名利的性格。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五次出仕，但是终究是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即使晚年生活清贫。清人郑文焯在《陶集郑批录》说：“志士苦节，宁乞食于路人，不肯折腰于俗吏，正是大异于人处，此意岂右丞所知？”陶渊明在仕隐之间几经徘徊，，为保全本性而终归耕于田园；他愤世嫉俗，憎恶黑暗官场，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他洁身自好，修身养性，追求一种自然的境界。陶渊明不仅做到了独善其身、全身远害，而且坚持不懈地追求自由独立，努力提升个体生命价值，护卫人性尊严。章培恒《中国文学史》中说：“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过程，由于人们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9］这是因为陶渊明对自己所处的黑暗的世道，虚伪的人事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才毅然决然的退隐躬耕田园，哪怕自己的生活日益贫困，也不后悔。因为只有退隐以后的生活，远离了喧嚣浮躁的人世，他才可以发现自己的价值，在劳动中获得满足和喜悦。隐士作为“不宾之臣”，在历史上是合法的行为，士人们只要选择了隐逸生活，国家政权就不能干涉，更不能进行迫害。《后汉书·逸民列传》记载：太原隐士周党被征召，“及光武引见，党伏而不谒，自陈愿守所志，帝乃许焉。”汉光武帝刘秀第一次真正的把不臣天子，不事王侯确立为一种合法行为，认为“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范晔《后汉书》中有《逸民列传》，认为隐士们：“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幼其概，或滋物以激其清。”有的士人注重自己的品性高洁，不愿做官，以为官场混杂。中国古代的士人大多在仕途中历尽沉浮坎坷，饱尝世态人情的险恶，认清了官场的黑暗和污浊，加之他们的理想在现实中不断受挫。所以开始向往过一种超脱的，与世无争的生活。在士人们眼里，不入仕途，避世隐逸有时是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谈到了汉末士大夫的避世思想，他认为：“今观《乐志论》可知士大夫之避世虽云有激而然，但其内心实别有一以个人为中心之人生境界，足资寄托。”这样是对隐士的尊重，也让士人们自己从心理上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最终归宿发出了深切的追问，坚定了他们对自己人格精神的最终目标。

（3）内敛式文人情趣的全方位展现

我们前面说过，中国的士受到传统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一般有两种文人情趣，一种是有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政治关怀和社会关怀，一种是强烈的的自我心理调节意识，体现在士身上，这两种情趣必然会有一种调整，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最好的方式是“出仕”，这也是古代“士”的唯一一条实现自己政治理想抱负的途径，而文人身上内敛式的自我调节意识，即为隐逸。魏晋以来。山水之美开始被发现和认可，自然之美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有些士人，有着“泉石膏盲，烟霞痼疾”，而且“性本爱丘山”，因而把隐逸山林当做生活的最高追求。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官本位意识很浓重的国家，摆在文人面前的道路非常狭窄。单纯天真的文人往往接受不了世道浑浊，官场复杂，人情浇薄这样的现象，因而为了补偿他们的在政治生活中感受到的巨大失落，取得心理平衡，他们自动放弃官场，隐逸出世。隐士生活，寄托了士人们对人生真理的探索，有着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对人生终极归宿的追问以及对个人生存困境的缓解。如白居易在《序洛诗序》中说：“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兹又以重吾乐也。”予尝云：“理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这是他的个人情趣的自我宣言，也是中国文人情趣的一个表现。范蔚宗（《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写道：“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湖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传·法真传》载田羽荐真之言有云：“幽居恬泊，乐以忘忧，将蹈老氏之高踪，不为玄纁屈也。”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系统的文化，“士”是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者，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中国古代士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处于官与民之间，他们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生活情趣、社会品味无不受到自身品格的支配和影响。品格与“人格”和“人品”相通，是指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由其行为所反映的精神面貌，在中国古代士人的品格建构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以及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形成的人道主义情怀，正是这样的品格使士在“仕”与“隐”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们必须在二者中间做出一个选择。于是，纠结在每个士人心里的“仕隐”情结就迫使他们对自己的价值取向和自己的选择有一种明确的认知：非隐即仕。这一对矛盾出现在士身上，造就了他们的“仕隐”情结。但无论他们做出怎么样的选择，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现实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全面认识中国古代士人产生“仕隐”情结的原因，对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