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春

（桐城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安徽桐城231400）

·故纸沧桑·

“桐城文脉”的过去与现在

李国春

（桐城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安徽桐城231400）

看一个地方文化繁荣发展，主要视其地域人文有多少积淀、文教风气有无形成。一邑文化能传承光大，表现在人的方面，须代有才俊，呈现在世风上，则无外乎倡导教化。而自古至今，一地文化赓续不断、人文血脉绵长不竭，唯有书籍方可承此重任。

桐城之人文活动有史籍可以稽考的不会早于晚周。但是直到唐代至德年间桐城称县，文明始倡，此乃桐地文风郁聚之初，洎宋、明初开始勃发，迨明、清则大昌。

明中叶以还，桐城无论甲族小户，都不互攀谁家财富多寡，却以本族有无读书上进之子弟为荣辱、有无官刊家刻书籍为显隐。清嘉道年间，桐城梁伴梅先生有斋曰“仅可斋”。有人问：何谓“可？”梁先生曰:我少时读书，不慕做官，开卷有获以求明理而已，不求显贵；少时即贫乏，靠耕耨挣得温饱而已，无有奢欲；少时无所定居，现今能构书室数间，只求得适意而已，不慕华丽。这种人生境界，代表了当时读书人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

即使是官宦之家，其宅第也决无富丽堂皇、高门敞轩之隆盛，如桐城名门大族张姚马左、方吴叶盛诸姓人家，其房舍庭园，与江南、三晋富户大宅相比也黯然失色。值得显耀门庭的是家有几多童子学业优良。街巷里弄、竹蓠茅舍，隔牖可闻琅琅书声。据马其昶（1855—1930）《桐城耆旧传》记载：明代史仲宏路过挚友方懋家门前，户外先闻儿声，入室便闻纺绩之声，登堂坐定可闻书声，他称赞说：兄台家中真是人丁兴盛，有折桂掇巍的气象啊！

桐城历史上许多读书人，其家贫仅供裹腹，戴名世（1653—1712）、刘大櫆（1653—1712）、刘开（1784—1824）等桐城派大家，虽穷愁潦倒、颠踬不售，仍终身致力于立言警世，一生著作等身。不少士子在乡试以后，年未衰即绝意进取，不再踏入科闱。而锐志穷经，自少年至白头，无一日废书著述。刘开《自乐亭记》云:

筑一亭于园之南，高不及楼，广能容席，深无重户，敞可延日。河水流焉，而迳其前，书室耸焉，而峙其后，高节其中，唯贮书千卷。是多佳日，主人于是读书其间，俯而思，仰而窥，静有悟，动有得，兴至乃歌……

无论穷达，皆以读书为乐，以著作述怀为己任。近代刘声木先生（1876—1959）在其《桐城文学渊源考·序》中写道：

自顾生平亦颇好聚书读书，而半生落拓若此。细想天之生我，木不如也，草而已矣。又生于大道之旁，一任行者及牛羊践踏，然牛羊虽能践踏，亦不能禁其添生枝叶。予虽自为甘草，亦欲以枝叶自见。生平所欲编辑之书甚多，编辑未能成卷帙者亦多。

这是历代无数桐城文人中一部分寒儒穷且益坚，著书不辍的真实写照。

桐城先贤著述立言之传统源于中国古代先哲思想。桐城派大家方东树在他的《书林扬觯》中专作《人当著书》一章，旁征博考，援引荀子“人少不讽诵，壮不议论，则为无业人矣”之说，曹丕“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谓，成其佐论。他特别推重宋儒有关著书之说，引程颐一段语录最为精妙：“程子曰：农夫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艺作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披坚执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无功德及民而虚度岁月，晏然为天地间一蠧。惟缀辑圣人遗言，庶几有补耳。”桐城先贤们正是遵循着古代先儒的思想，视文章为天下之大事，沿着古人“讽诵议论、岁久成书、自足垂世”的写作路径，代代相续，构起一座贯穿唐宋元明清及至民初近一千五百多年的著作长廊。

在这一蔚为大观的文艺长廊里，散发着诸如经典疏训、诗歌散文、书法绘画、水利农兵、天文历算等万卷书香。唐、宋、元三代作者零落，著作寥寥可数。从明初至清道光400余年，粗略估计，桐城学者著作凡官椠家刻概为1290部，5690余卷，作者700余人。其中经部60余家，128余部960余卷，史部57家77部530余卷，子部60余家96部878余卷，集部336家467部2920余卷。

此外，乾隆时查明“违碍书目”如左光斗、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潘江、方文等人诗文集共计21部400余卷，再加上仅有书名而无卷数的作者诗文、笔记、训诂、音韵、读史、解经等著述约达500余部。这些著述书名辑录于《四库全书总目》《明史·艺文志》《江南通志》《安庆府志》《桐城康熙县志》《桐城道光县志》、朱彝尊《经义考》等典籍，尚有一些诸生布衣之著作流布民间，未收入官编史乘之中的难计其数。说桐城先贤著述囊括四部、辉映梨枣，为它县所罕匹，确非虚诞溢美之词。

考查今人编《桐城文物志》《桐城县志》，现藏于本市图书、博物、档案三馆之中的桐城先贤著述已不足上述数目的十分之一成，仅剩200余部，多为清康熙至民国初年版本。岁月嬗递，沧海桑田，高卧龙眠的一个个耿介君子、饱学之士如桐溪之水，渐次逝去，那些藏于箧中之楮墨芸香大多也随风飘零了。考其原因，无外乎以下诸端。

首先是年代久远，自然残损。凡水火之患，虫蠹之噬，尽可毁损书籍。史载道光年间频发水患，县城以下，东南地乡镇几成泽国。每遇大水，浪击房舍，居民逃生之际，家藏多被丢弃，水灾过后，人畜平安已是万幸。后代读书人家尚能珍惜祖典，平凡人家，门庭不显者，其先祖著作多半丧失殆尽。

其次，人为轻视，敝帚不珍。先祖呕心沥血，朝夕磨剀，刊刻成书，希望流播后世。倘若后代家道中落，便分田析产，鬻书置业；或家贫无以为生，便典当祖业，而箧中无用之书，便首当其用。然先祖著作由其家族收藏，为传家之宝，一但典卖，价值陡减。至于流落民间旧籍残稿，更难免不被毁弃了。

再次，历次战乱，频遭损毁。桐城处七省通衢之要冲，自明季以后，历经张献忠围城、晚清太平天国兵燹、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以至现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桐城人皆饱经战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又经“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等历次政治运动，天灾人祸，桐城一邑不知有多少珍本善本、孤本残卷遭到灭没零落。

其四，清代文字狱，桐城学者不少著述被禁毁。戴名世（1653—1712）一生著述宏富，自康熙末年查抄毁板，至清末尚未开禁。散佚之多，殊为可惜。虽有戴钧衡搜辑成卷，但仅《潜虚先生文集》一书不足以反映戴氏毕生著述的全貌。另有少数著述内容不足以教人修身理性，更无经世之用，渐被时间所淘汰。

所幸文化渐为国家所重视。“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已成社会共识。现藏于桐城市图书馆、市博物馆、市档案馆的古籍善本，得到珍视，妥为庋藏。这些硕果仅存的先贤著述，是桐城的文化菁华、文明之源，但愿不再重罹灾祸。

更有当今新一代桐城文化传承人，如庄子所云“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常常清茗一杯，伏案夜读。以陈所巨先生为领军的桐城作家群体，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强音，握笔高歌，创作了大量有时代意义且具桐城地域特色的当代文艺作品。其后，又有洪放先生高举“新桐城文学”大纛，一时间桐城文苑俊彦辈出，文艺创作源源不绝，洵可告慰桐城先贤于一二了。

李国春，安徽桐城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