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全有

（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事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河南新乡453007）

论民国时期的家庭图书馆

苏全有

（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事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河南新乡453007）

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史研究，乃学术界的缺失所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出现了倡设家庭图书馆的提议，三四十年代舆论时有跟进，这对推动家庭图书馆的付诸实施产生了积极影响。倡设之文，舆论界还对其设置开展研究，提出了许多设想，包括场地、图书等，全面而具体，颇有指导意义。伴随着家庭图书馆的宣传与研究，在实践层面上的创办随之推进，沈仲俊所办沈氏图书馆、梅必贤所办梅氏图书馆、韩古农所办家庭图书馆等就是代表。在今天看来，民国时期家庭图书馆探索，仍不乏借鉴意义。

家庭图书馆民国时期图书馆史

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以及企业、部门、专业图书馆等，纷纷创设，并为学术界所关注。至于研究中存在的缺失，其中之一即在于对家庭图书馆等重视不够。有鉴于此，笔者拟以家庭图书馆为视点，以民国时期为视域，梳理史料，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1　家庭图书馆的倡设

20世纪20年代，我国出现了倡设家庭图书馆的提议。1924年，枫江著文主张组织家庭图书馆。“世间的智识，广博无涯。而学校所教授，很是有限。以有限的教授，要想博无穷的智识，是不可能的。所以家庭中间，有了子女，不能把子女完全交付学校，因为学校不过略辟其门径，至于学问的精进，智识的启发，家庭也应该负些责任。要儿童对于学业有些兴味，须养成儿童阅书的习惯，所以家庭图书馆的组织，是一桩很重要的事情。”因此，“组织起来，于儿童智识方面，一定有些效果。就是身心方面，也可以受着无形的陶冶。吾很希望负养护责任的人，大家着手组织，不要有养无教，贻将来不良的结果啊！”［1］就目前史料来看，枫江的倡议领天下先。

1927年，储袆著文《家庭图书室问题》，阐释了创办家庭图书室的必要：家事上的需要，儿童教育上的需要，知识上的需要，身心上的需要。［2］

1929年1月28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在南京召开，会上有提倡家庭图书馆议案。［3］

1932年，署名“达”者著文《家庭图书馆》，文章从中外对比立论道：“虽是生活程度都是一样在水平线以上了，然而把国内和国外的家庭实况调查一下，却大不相同了。中国呢，在都市中尚且找不到几所公共的图书室，不要说家庭中了，不足奇。做父母的宁愿把在受教育中的儿童，放在弄堂中街道上，任其游荡，赌玩，以致无形中受到种种不良的诱惑，把所受有限的教育，功亏一篑，铸成大错的将来，而却不愿划一方之地，作为家庭图书室，给他们一种美好的环境，使他们进行幸福的前途。所以中国的教育，不论是在发展或后退，多是畸形的，片面的，在外国呢，贫穷的人家，纵使不能辟一室，置藏图书，而至少在他们是另有一间卧室的。室内有书架书柜和其他科学上的器具。在暇日中，他们不是在运动场上露头角，一定是在卧室中读故事，真是好孩子，好少年，好青年。”［4］中外对比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借助，也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1934年，际云著文《从小书摊说到家庭图书馆》，文章叙说了街上偶遇小书摊迷信图书对孩子的危害：“书摊上所陈列的是什么书呢？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连环图画书，包括《三国志》《水浒传》《天宝图》《七侠五义》《平阳传》《神怪志侠传》《火烧红莲寺》等。第二类是歌曲道情宣卷书，包含《五更调》《上海码头》《孟姜女》《打牙牌》《晚娘卷》《庵堂相会》等。第三类是旧小说书，包含《金玉缘》《列国志》《荡寇志》《封神榜》《西游记》等。第四类是医卜星相书，包含《本草纲目》《汤头歌诀》《万年历》等。除了上述的四类书外，还有什么小秘密大秘密一类导人入于下流的淫秽邪书，都有租卖。这类小书摊，在上海委实多得如鳞次栉比。一般小学生们，在课余之暇，简直当它儿童图书馆一样。神怪剑侠书是他们唯一的读物，看了这类读物，怎么不叫一般儿童受到感化呢？”“我们若是叫儿童把这种看书的精神，拿去看正当的图书，那不是很好么？但是叫他到什么地方去看呢？那是一个问题了。”“我们中国一般的家庭，对于儿童的看书，向来是不注意的。以为帮助子女求学问，是学校的责任。然而我们知道，学校的书本中的知识，是很有限的，要多得些学问，就须于课外阅读得之。所以在现代的家庭里，家庭图书馆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知道家庭图书馆不但是浇灌儿童智识园地的好肥料，还能给儿童办事的好机会，如书籍的整理和登记，馆内的布置和扫除等，无形中可以促进儿童工作的能力。希望一般父母们，快些实行吧！”［5］从街头小书摊上拯救儿童，际云道出了问题的急迫。

1936年，宋骙著文《欲使子女增进学识须设家庭图书馆》，文章先是强调了学生不仅要上学，而且应到图书馆进行课外学习：“在现在，作父母的把子女送进小学校里去，已是一件很普遍的事，当然母亲是很希望他们求得学问作个有用的人。然而我们要知道学校的书本中的知识是有限的，要多得些学问，须于课外阅读得之。图书馆就是灌溉儿童知识的好肥料。”接着文章提出，“一市一县有市立县立的图书馆，学校也有图书馆，家庭中最好也设立一个小规模的图书馆”。［6］在这里，宋骙强调的是家庭图书馆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1941年，王沛著文《家庭图书室》，该文指出，在我国的家庭中，时常有富丽的家具，贵重的古玩。可是，普通地却缺少了一样家庭中所不可少的东西——家庭图书室。”“在家庭中，休闲的时间，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娱乐。如果以阅读书报作为家庭中的娱乐的话，那可使你得益匪浅。非但可增进学识，而且更可避免作各种不良的游戏。在家庭中更可有幽静的空气。”“在欧美各国，置备图书费是家庭支出中最重要的一项。但在我国，各种吃的穿的玩的占据了大部分，而购置书报却只微乎其微的一点点。宁可让休闲的时间消耗在雀牌或收音机的无益的播音中。而且在吾国的各种家庭中的主妇，把阅报作为每日功课的，真是微乎其微。这实在是不好的现象。”最后文章总结道，“所以，每个家庭，赶快成立一个家庭图书室，每天在家庭中休闲而阅读书报的时间，可称为‘家庭读书娱乐时间’。”［7］王沛针对休闲，从中外对比立意，阐释了设立家庭图书馆的必要。

1944年，杨剑花著文《家庭图书馆的重要性及其设置》，文章认为，“家庭图书馆（Family Library）的设置，在欧美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差不多还是他们认为十分重要和非常需要的一种设备，根本上他们的各种公私图书馆，原来就挺普遍；不过，家庭图书馆，特殊底还负着儿童教育的神圣使命，这规模比较一切图书馆都渺小的Family Library，事实上它的意义，却超过了人间最最伟大的图书馆。”“关于家庭图书馆的课题，吾们中国，智识阶级中人，提出讨论的，也不知多少哩；可是，到如今能够见诸实施的，就是文化最发达的上海市，也找不到几家。老是闹着中国教育不健全，闹了二十多年，可还不知道不健全的症结在哪里？这一切教育基础的‘家庭教育’不注重，不是一个大大的症结么？家庭图书馆，确是这问题的中心，中国赶不上像欧美那样家庭图书馆设置的普遍化。儿童的家庭教育，便一辈子不会发达。这一切教育基础的‘家庭教育’，干脆，不受人注重，光闹着教育不健全，这样你说会有办法么？所以，我说：‘渺小的一个家庭图书馆，它的意义，是超过了人世间最最伟大的图书馆！’吾们今后并不希望多作空言，而企图具有时代知识的家庭——每个家庭，能够从简陋的规模先实行起来。‘坐而言，曷若起而行？’这是最好底一个教训啊！”［8］杨剑花将家庭图书馆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上述之外，还有论者倡议学校附设家庭图书馆。［9］

民国时期的舆论倡导，对推动家庭图书馆的付诸实施产生了积极影响。

2　家庭图书馆的设置

民国时期，舆论界不仅仅倡设家庭图书馆，而且还对其设置开展研究，提出了许多设想。

早在1924年，枫江提出了自己有关家庭图书馆的设置意见：“一、另辟一室，为儿童自修的场所。二、图书馆中，可分文学、杂志、小说、报纸、常识、科学、美术、工艺八类。三、每日规定散课后为阅书时间，日曜日尤宜增加一些。四、一家不能独办，可联络多数家庭合力组继。五、收发和整理图书，派年长者司理其事。六、同时置备台球、乐器、益智图版等娱乐品，以免阅书时的疲劳。”［1］枫江的看法较为笼统。

1927年，储袆著文《家庭图书室问题》，分析了家庭图书室的规模、办理、经费、图书种类及阅览管理等问题。［2］内容丰富而翔实，后尚木另文进行了补充订正。［10］储袆、尚木的探讨，十分详细、全面。

1932年，署名“达”者著文认为，设备方面，“室外以有草木为宜，室内四壁，用壁粉刷或绿漆，两壁有窗，窗畔一桌，人应坐光线左来之一端，两个书架的设置，形成和墙偶对角，沿壁可置一书橱，大小依室之面积而定，其他桌椅，也可设置一二。”配置方面，“报章和杂志搁在书架上，橱中分列所有图书和应有图书和器具，桌上最好有一目录簿，用四角号码法编成，崇拜人像及地图照片等悬挂两壁，门外应置一牌，表明‘少年图书室’，以昭郑重。”图书方面，“有的你应向友朋处借读，你借读了友人的书，同时你也应得借书给友人。”［4］

次年，忍庐著文就家庭图书馆的设置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规范：书室方面，“最好是在家屋前后或左右的园内，不与卧室和厨房相近，要在园里这一层，一来空气是很清洁，二来光线也可以没有妨碍，并且书室的前后左右，可以栽植花卉，以供欣赏……”作者还提出了“最经济的办法”，包括窗口、书橱、书桌和椅子、壁挂等。经费方面，“办理家庭图书室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费，但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解决，因为家庭中的事情，并不要一朝一夕便办得十分完备的，初创时经费支绌，尽可缓缓做去，逐渐扩充，只要有办的诚意，决能办得成功。”家庭中用于图书室的“经常费”，“应当独立，不能移挪作家庭中别项用度用去。”图书方面，“图书书籍的选择，也是很困难的，选择的标准，要适合实用，要适合年龄和心理，所以我们购办以前，应当先把‘需要’‘种类’‘经济’三项考虑一下，然后再分门别类向书坊购办。家庭是父母子女组织成功的，用的书可以分三级：第一级，成人用书（包含参考书，普通书，杂志和报章）。第二级，少年用书，（包含丛书和杂志报章）。第三级，儿童用书（包含丛书童话和杂志报章）。”指导儿童阅读方面，“第一，要严订规程，这就是保守秩序心的修养，和初步科学管理的练习。第二，要启导儿童，引起他们对‘问题’或‘故事’研究兴味，增高他们的阅书欲，而且要有恒心。第三，挂图照片，要常常变换，并须加以说明，这是一种教育儿童的很好的工具，在家庭图书馆里，占着极重要的地位的，切莫辜负而忽视了。”［11］

同年，署名“虺”者著文补充指出，（一）图书馆的位置，“最宜处幽静的地方”；（二）图书馆的布置，“须不出‘经济’‘清洁’‘简明’‘美观’‘醒目’几个原则”；（三）书籍的选择，“标准有二个：一个是‘有益有价值的书籍’，一个是‘适合儿童的书籍’”；（四）书籍的成份，以十二岁以下作为儿童的标准，“国学书，百分之十五，科学书，百分之廿五，抗日救国之书籍，百分之十五，修养书籍，百分之十五，实用书，百分之十五，小说故事诗歌，百分之二十”；“此外图书馆还给与儿童办事的机会。如书籍的整理和登记，馆内的布置的扫除等，无形中促进儿童工作的能力。”［12］家庭图书馆的设置趋于细微而完善。

相对而言，际云的看法要简明扼要。（一）建筑的要件，“1.美观——陈设雅致，装饰美丽。2.坚固——材料结实，根基稳固。3.合用——分配适宜，设备完备。”（二）藏书架的制造标准，“1.要能保存图书。2.要能多藏图书。3.分类要清楚。”（三）阅书桌椅的制造标准及排列方法，“1.光线——阅书室的光线要适度，要采取左面的光线。2.高低——桌椅的高低，要适合儿童的身长。3.桌面——阅书桌的桌面，须倾斜，最好用软皮，或绿绒铺在上面，下边加以小栏，以免图书滑落，或移动作声。桌面上开一小槽，以便放置铅笔。”（四）图书选择标准，“1.理化，技艺，地理，历史，公民，天文等图画，大都可用。2.有艺术价值的，趣味深浓的，形象真实确切的，都可以用。3.合于儿童心理的滑稽画，可以用。4.凡剖析图画，一张画上可以揭出其一部分的外表而视其内容的，必须备置。5.印刷不工，色彩恶劣，纸张不佳的图书，不宜买。6.无益的小说勿选。7.能造成儿童错误思想的书籍勿选。8.深奥的书籍勿选。9.哀怨缠绵，足以挫折儿童勇气的书籍勿选。”（五）图书的保护，“1.每年秋末冬初，阳历十月左右，空气最干燥的时候，应将图书晒曝，以去潮湿。2.应注意驱除咬坏图书的蠹鱼。”（六）图书的消毒，“1.所收到的图书，不论是新书，旧书，先要实行消毒。2.沾染污秽很多的图书，应当消毒，或迳烧毁。”［5］际云提出了许多的原则、规章，这有利于家庭图书馆的规范建设与管理。

1934年，君辉还针对家庭图书馆中的儿童读物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七岁以前的孩子，不能判别人和物的区分，他以为一切和他是同样活泼而自然，所以我们对这一时期，应提供的读物，不妨将自然界的种种，全都人格化。猫固会讲话，风也会谈天。这不用杞忧着民族精神，固有道德，会因此而沦亡的。而谐韵的歌谣，浅短的神话，这一类书是最适宜他们的阅读。”“从八岁到十二岁，孩子们开始会追问事物的正确性，对于人物的兴趣，也比过去增高。他们喜问事物的究竟，喜听伟人的故事，愈是常人所不能的，愈动他们的兴趣，而引起模拟。西游记，徐文长，都是他们爱好的材料。假使我们要养成他们日后长大有自动选择书籍去求新的习惯，插图丰富的劳作，科学游戏诸类的书，应相当的提供；而远足参观与自然科学图书互相汲用，名人传记，史画的介绍，更可满足他们的求知欲，养成他们高尚勇敢的精神。”“从十三岁到十七岁，生理与心理已起变化，他已发生了对自己和四周的感情。爱读爱情、牺牲等情节的书。而女子更愿意谈别人所读的书。这时是负指导责的要十分注意的时期。要处处在投他所好之下，引他去上正轨。摆起了道学的面孔逼他不去上小书摊固不行，放任不管而流入下流与胡闯也不可。你应该用十五小豪杰去交换他在读的江湖奇侠传，你应该多选择立意纯正的小说书，尽量放在他的书架上。”总之，“依着各时期的心理，供给适当的几类书，始于心理，终于理论。以人生的需要和理想为标准，分做几个学习中心，不要太过，不要不及，家里有书供他看时，自然跑小书摊的习惯会逐渐消失的。”“最理想的，是根据儿童各时期的心理所适当的诸类，将各书店出版的儿童读物，加以选择编配，有一张儿童标准用书目录的制定。这目录能够分别几种，以各别去适应经济力量不同的几个家庭。而又须经过相当时期，更换一番，以容纳新出版物进去。”［13］对儿童读物的细化，有助于家庭图书馆的书刊建设。

由上可见，民国时期对家庭图书馆的设置，包括场地、图书等，进行了较为全面而具体的研究，颇有指导意义。

3　家庭图书馆的创办

伴随着家庭图书馆的宣传与研究，在实践层面上的创办随之推进。

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沈仲俊就开办有家庭图书馆。1926年上海图书馆协会举办展览会，沈仲俊家庭图书馆陈列品有“四书文精钞共二十八册，其字细屑而精密，大小与蚁相等，可谓斯惟天授，非由人力矣。又如四书合讲，为大文堂古版，旁及芹香社约课等宝笈。”［14］1929年1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召开年会，出席代表中即有沈氏家庭图书馆沈仲俊［15］。同年12月1日下午二时，上海图书馆协会举行本季第二次学术演讲会，沈氏家庭图书馆代表等五六十人参加。［16］于此可知，沈氏家庭图书馆藏品丰富，参加活动十分活跃。

30年代初代表性的家庭图书馆一是梅必贤所办，1932年梅必贤著文予以了介绍。1930年8月1日，“我们家庭会议席上我提议须有家庭图书馆，在一星期后，我们家庭中便有‘梅氏图书馆’呈现，迄今不过一年多，已足够我在这儿作介绍，也许能为朋友们采用。”馆舍在“侧厢，面积并不十分大，在右角里放了一只书橱，中间放了一只台子，四边放了八只椅子，在台子上时常放着调换的鲜英，最初在书橱中只空空似的有本儿动物世界，家庭童话，同了几本文艺小说，这时，一到里面坐坐的，唯有父亲、我和弟弟、熊妹几个人，后来因为我们有了空，便在那里看书，于是祖母，和很喜欢叉麻雀的母亲，也时常到这里来，在那时我们规定父亲每个月拿十元添作置书籍用，在一方面我们减省我们的伙食，和节制我们的零食，于是书橱中渐渐地热闹起来了。”1931年元旦，“亲戚、朋友，知道我们热烈地在进行家庭图书馆，于是送礼物的改作赠送书籍了。这样一来，我们的图书馆，规模实在不差了。如今我们壁间挂了一副地图，书橱又增添了一只，并且分门别类的排列得十分整齐。”看书之余，大家还进行讨论。“记得在热天乘凉时，我们各人把当天书上看到的讲一个大概，结果父亲讲关于政治方面，我讲的是文学方面，烈弟是一件神话，熊妹、母亲，都讲一件滑稽故事。听得祖母忘却了老眼将睡，快乐得合不拢嘴来。在最近我们更发现有许多亲戚的小朋友时常欢喜到我们这里来。朋友们，你看这是多么有价值的一个组织呢！在你们家庭中或许是打牌，或许是讲山海经，总之家庭中有书籍的瞧，可以维系情感，我们看外国人他们送礼望病，都是送书的，这并不是我歌颂他们，实在这是件极有价值的事。我们中国的确也有许多家庭中有不少好的书，大多是藏书的主义，这不是太笑话么？所以我说家庭图书馆很需要，同时我敢说：‘要你们家庭安静，快办家庭图书馆。临了，我借用二句常言来算结束：‘布衣暖，菜根香，诗画滋味长。’”［17］梅氏图书馆从倡议到付诸实施，从全家看书到吸引亲友，从自身投入到借助外助，还进行讨论交流，举办可谓十分成功。

另一个代表性的家庭图书馆是韩古农所创。1932年，韩古农著文首先强调，“在现代的家庭中是少不了一个家庭图书馆，因为孩子们在学校以外，便没有求知的地方，因此，总不能满足他们读书的欲望，所以，家庭图书馆，在现代的家庭中，十分需要的。”接着，作者介绍了韩氏家庭图书馆。“我们的家庭图书馆，从去年十月二十日成立的，是我和八弟、大哥三人发起的，起初我们把父亲给我们的钱积蓄下来去买一些书，父亲允许一间作我们藏书室，室内放着一张桌子，四只椅子，一个藏书橱，还有几张挂图。这小小的图书馆，去年十月二十日那天诞生了，我们请父亲作股董，请哥哥做顾问，父亲允许每月补助五元，哥哥也允许我们每月买三四元的书寄来，并且还订了几种儿童杂志，现在我们的图书馆已一周岁了，我们全家均来庆贺他周岁纪念，哥哥买了一百册儿童科学丛书，姊姊给我们订定一年的《小朋友》，这许多的礼物，我们成立起来，并且欢迎患着同样智识荒的小朋友来阅读。现在书籍已有五百余册，哥哥又给我们订了一个计划，到年底预定由五百册增至一千册，我们希望他一天一天的大起来。将来成人之后，要使大孩子们也来阅读。我们的目的是有书大家读，不论何人只要和我们宗旨相合的小朋友，都可来阅读，这是我们非常欢迎的。”［18］如同梅氏图书馆一样，韩氏图书馆亦试图走出家门，走向社会。

以上笔者对民国时期家庭图书馆的舆论倡导、设置研究以及创办实况进行了梳理，在今天看来，上述探索仍不乏借鉴意义。

〔1〕枫江.组织家庭图书馆的我见［N］.申报，1924-5-18（17）

〔2〕储袆.家庭图书室问题［J］.妇女杂志（上海），1927，13（7）:57-64

〔3〕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今日在京开幕［N］.申报，1929-1-28（11）

〔4〕达.家庭图书馆［J］.兴华，1932，29（45）:20-21

〔5〕际云.从小书摊说到家庭图书馆（附照片）［J］.现代父母，1934，1（10）:17-19

〔6〕宋骙.欲使子女增进学识须设家庭图书馆［J］.兴华，1936，33（46）:16-17

〔7〕王沛.家庭图书室［J］.上海生活（上海1937），1941，5（2）:56

〔8〕杨剑花.家庭图书馆的重要性及其设置:它底使命在于给儿童

以学校之外的精神食粮［J］.家庭年刊，1944（2）:276-278

〔9〕杨伯行.学校附设家庭图书馆的建议［J］.静安，1938（5）:62-64

〔10〕尚木.儿童与家庭图书室:写在“家庭图书室问题”之后［J］.妇女杂志（上海），1927，13（7）:65-68

〔11〕忍庐.家庭图书馆的设置［J］.食品界，1933（6）:8-10

〔12〕虺.家庭中应有的儿童图书馆［J］.兴华，1933，30（14）:19-21

〔13〕君辉.儿童读物与家庭图书馆［J］.浙江民众教育，1934，2（5）: 20-24

〔14〕沈乾一.参观上海图书馆协会展览会记［N］.申报，1926-1-11（17）

〔15〕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之第一日［N］.申报，1929-1-29（12）

〔16〕上海图书馆协会新消息［J］.申报，1929-12-5（10）

〔17〕梅必贤.天上人间：我的家庭图书馆：家庭图书馆的需要［J］.公教周刊，1932（151）:14-15

〔18〕韩古农.我的家庭图书馆［J］.兴华，1932，29（50）:21-22

On Family Librarie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 Quanyou

The study of library history in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a research gap in academia.In the 1920s，the proposal of setting up family libraries appeared.Later，public opinions followed up in the 1930s and 1940s.This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etting up family libraries.According to the proposal texts，the media conducted a study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family libraries and put forward some ideas on site，books，etc.The study，being complete and specific，had guiding significance.With the propaganda and research of family library，as well as the establishments in practice，there appeared Shen’s family library founded by Shen Zhongjun，Mei’s family library founded by Mei Bixian and Han’s family library founded by Han Gunong，which were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family library.The exploration of family librar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still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ference today.

Family library；The Republic of China；Library history

G259.29

A

苏全有，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事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