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水

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在初级和优级师范学堂分别开设了“教授法”和“各科教授法”，这标志了语文开始独立设科与语文课程教学论这一学科的萌芽期。

从语文独立设科到新中国的成立的近半个世纪中，先后出版语文课程教学论教材及专著近十余本，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黎锦熙著《新著国语教学法》（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启超著《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王森然著《中学国文教学概要》（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袁哲编《国语读法教学原论》（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阮真著《中学国文教学法》（1936年正中书局出版），蒋伯潜著《中学国文教学法》（1941年中华书局出版），朱自清、叶绍钧著《国文教学》（1945年开明书店出版）等。这些教育大家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与语文学科课程论的开创者，他们在前所未有的文化嬗变中，既葆有旧时代的文化传统，学问周正，根底深厚，又兼有新时代的精神，开拓创新，视野开阔，为语文课程教学论的开创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今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以上语文课程教学论大著着眼点各不相同，有的是从语文教学法研究对象建构课程结构体系，有的是以某教学内容为研究中心去建构体系。应该说不管是哪一种建构模式，都各具特色，各有千秋。蒋伯潜的《中学国文教学法》是语文单独设科以来，民国时期第一本从提高教师素养去构建语文课程教学论体系的论著。该书匠心独运，特色鲜明，值得我们去认真研读。

一、建构了以提高语文教师素养为主线的结构体系

蒋伯潜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毕业后历任中学、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教务主任及上海大厦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上海市立师范专科中文系教授兼主任等职。1940年，他在上海大厦中学担任中学国文教学法一科的教学时，把自己近20年来的国文教学经验，作了系统的整理。《中学国文教学法》一书正是他以授课讲义为基础编写而成。在本书的自序里，他明确了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参阅时贤所著国文教学法，大抵偏重于教学原理，陈义甚高”，“虽卑之无甚高论，但力求其切合于实际情形，冀稍有助于同学诸君将来之应用”。①针对实际，强调实用，提高教师的语文素养是贯串本书的主线。

所谓针对实际就是针对当时学生学习国文的实际与教师教国文的实际状况。1936年，阮真先生曾经就中学生国文程度做过抽样调查和统计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初中毕业，白话文通顺者约占13.73%，尚有86.27%的未通。高中毕业，大约文言能通者（白话亦通）占10%;能作文言而未通者（白话有通有不通）占20%;作白话文大致通顺者50%;作白话仍未通顺者20%。很明显，这离国文教学的要求相差甚远。蒋伯潜也认为：“现在中学生国文程度之一般的低落，几已成为大众公认的无可讳饰的事实。”②蒋伯潜的《中学国文教学法》于1941年出版，时距语文独立设科已近30年，五四运动之后，读经废止，中学教材里开始有语体文，教材由原来需熟读整部古书，开始成为零碎文章的选集。从小学开始就重讲授和造句、作文，中学竟完全不再使用熟读成诵的教学方式，完全重讲，不重读了。他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客观辩证的去分析传统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国学教学水平低下的原因。他认为：“科举时期不求甚解的死读，即使完全成诵，于国文也没有多大的好处”，“科举时期，也有许多白首而不通文理的老童生”。③因此他认为：“中学生国文程度的低落，其原因，不在乎上述种种，而在于国文教育自身。”“教学的目的，教师的素养，课内讲读的教材和教法，习作的指导和批改，各种课外工作的指导，教师的进修，都应平心静气地逐一加以检讨，以求改进。”④

该书分五个部分：国文教学的目的与国文教师的素养、课内讲读、习作批改、课外指导、国文教师的进修。绪论主要论述了国文教学的目的与国文教师的素养，这是本书的纲，第二、第三、第四部分涵盖了听说读写等能力的各个方面。每一部分再根据内容需要，逐层按教学要点和实施中需注意的问题，条分缕析地加以说明。不但解释应当如何教学，授人以渔，还兼及为什么这样教学的原因，让人知其所以然。这几部分实际上也是作为国文教师教学素养的具体的实施。在这几部分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现身说法，展现出一位国文教师的丰富经验与极高素养。余论部分主要谈到国文教师的进修，照应绪论的相关内容，紧扣国文教师素养这一主线。

二、明确了提高语文教师素养的内容

语文课程教学论的研究对象是语文教学的现象和规律，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基础性课程，主要涵盖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为何教，二是教什么，三是怎样教，四是什么人教。其目的是达到提高语文教师的素养，掌握语文教学的规律，提高语文效率。语文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要培养学生的语文教学素养，而语文课程教学论的目标是要培养教师的语文素养，只有高素养的语文教师才有可能培养出高素养的学生，它们的目标都是指向人的培养。这是语文教育的宗旨，也是语文课程教学论的核心价值。

蒋伯潜的《中学国文教学法》就是从“什么人教”这一问题入手，体现了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叶圣陶先生在1941年写的《中学国文教师》一文中，就针对不少教师在教学中存在问题指出：“他们所以如此，大概由于对国文教学的认识差一点，可是国文教学并不是一件深奥难知的事情，只要不存成见，不忘实际，从学生为什么要学习国文这一层仔细想想，就是不看什么课程标准，也自然会想出种种的实施方法来的。”因此，语文教师要提升素养，首先必须搞清楚“为何教学”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蒋氏《中学国文教学法》开宗明义，首先就论述了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并提出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正、副目的说。

蒋伯潜认为国文教学的目的有二：

（一）正目的——国文一科所特具的教学目的是：

使学生对于生活所需的工具——国文——能运用，能了解，且能欣赏。

（二）副目的——国文科与其他学科同具的教学目的，又可分为两项：

（甲）使学生了解我国固有文化之一部分——学术和文学的流变。

（乙）使学生明了我国固有道德观念及修养的方法，并培养或训练其思辨的能力。

在70年前，对语文教学目的的认识能达到如此高度，其表达之精准，见解之深刻，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蒋伯潜认为“国文教学是文字语言的运用之训练”，是国文教学的目的与宗旨，这也是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区别之所在。能将“能运用，能了解”放在第一位，紧扣“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一宗旨，表现了作者的远见卓识。

在世纪之交有关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大讨论中，有许多文章在论述语文课程性质中往往从自己的学术专业的角度提出很多不同的观点，应该说大都没有达到蒋伯潜先生这种认识的高度。2011版《全日制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语文课程性质中明确表述：“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的课程”。这与蒋氏观点达到了高度吻合。

文学作品欣赏是语文教学目的重要的内容，是语文教学实践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蒋伯潜认为：“用文字记录表达所闻见、所经历、所感想的言语、事物、情感、思想，而能艺术化，便有供人欣赏的价值，这就是‘文学的技巧。教中学生国文，不能希望他们的作品都有文学的技巧，有供人欣赏的价值;可是欣赏别人作品的能力，是应当养成的。”⑤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又提出了与“素养”相关的“养成”这一概念。“养成”如果从字面来看具有“培养而使之形成或成长”之意，也就是说文学作品的欣赏力，不能靠“传授”，不能靠“训练”，也不能仅靠“培养”，而需要逐渐的“养成”。这既包括外在的教育，同时还须内在的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经历、心理与理解力。

针对当时颁布的课程标准把“了解我国固有文化”列为国文教学目的之一，蒋伯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了解我国固有的文化是教学本国史，尤其是中国文化史的正目的;在国文科，只能作为一种副目的。而且‘文化一词，所包甚广，国文科所能使学生了解者，不过其一部分，关于学术文学流变的一部分而已”。⑥这种辩证的观点，很值得玩味，扬语言抑文化或扬文化抑语言都是片面的，文化学习是学生在语言学习运用的实践过程中自然而然的浸润到学生心灵的过程，是合二为一的。这与道德教育同样是一个道理。教育不能空讲大道理，要言传身教，注重践行。他认为：“道德重在笃行实践，修养须从身体力行中下功夫。”⑦朱自清先生在《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提出：反对将“人的教育”的全副重担都放到国文教师的两肩上，他提出语文学科的双重目的：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技能;发展思想，涵养情感。朱自清认为：“这两个目的之中，后者是与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国文科所特有的;而在分科原则上，前者是主要的;换句话说，我们在实施时，这两个目的是不应分离的，且不分轻重，但在理论上，我们须以前者为重要的。”这种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离性以及它们的主次关系，与蒋氏的正副目的说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在国文教学副目的中，蒋伯潜提出了“培养或训练其思辨的能力”，这应引起语文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是抓住了语文教育的要害，蒋伯潜认为：“国文教学的任务，在怎样培养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这在教学论辨文时，固然可以收到相当的效果;其实，即是文字的校勘训诂，名物事实的考证，习作的指导批改等，都可藉以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学生如果能辨认是非、长短，并且推而广之，对于一切事理都能慎思明辨，审别其曲直、邪正、轻重，就不致盲从曲解，而误入歧途了。”⑧长期以来，多部语文教学大纲以及课程标准都没有直接提思辨能力的培养，虽然也有些高素质的教师在这方面作过一些探索，但从整体上来看，还存在诸多问题。我们的教育过多强调统一要求，标准答案，限制了学生思维的空间，限制了学生思辨能力发展。一个缺乏思辨能力的人，很容易人云亦云，失去思想的独立性，缺乏思想的独立性，也就不可能有思想的创造力，这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极为不利的。这是语文教育的一个软肋，需要语文教育工作者深刻反思。

课程标准是国家教育部门按照教育方针和教育法规，用纲要的形式来规范语文学科的教学活动和教学行为的指导性文件。它对教学目标有具体要求，但一个时期教学目标有它的特定性、时代性，而且教学目标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作为语文课程教学论既有阐释课程标准的义务，同时，它也有对课程标准语焉不祥或不准确的表述有补充、完善的责任。这也是优秀的语文课程教学论教材的历史价值所在。蒋伯潜的主副目的说也是借鉴前人的相关表述形式，但在内容上又极具创新性。

语文教学的要求如此之高，语文教师就必须要有相应的素养才能完成语文教学的任务。蒋伯潜先生提出语文教师素养要求是：第一，须有相当的学力。语文是一门专业课程，语文教师首先是一位专业教师，专业知识是从事学科教学的必备的基础。这就包括文字学，语言学、文章学、文学史、教育学、心理学等各方面的知识。第二，须有熟练的技能。这就包括教师的听、说、读、写的教学能力以及与此相关的如朗读吟诵技能，汉字书写技能，作文批改技能，讲演、交流、论辨技能等。第三，须有清灵的头脑。能了解时代思潮，了解现代青年的心理，尤其是学习心理，教学方法运用灵活。第四，须有弘毅的愿力。主要包括对专业热诚、坚守、毅力，“人不知而不愠”的“诲人不倦”的精神。第五，须有中和的态度。对学生温和而严厉，公正而不偏颇，是为“中”。对同事能保持和而不同，恭敬安处，是为“和”。

蒋伯潜在这里对“德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了具体的阐释，既包括教师的职业操守、敬业精神、情意态度，思想品质方面的要求，也有知识素养，教学技能，实践经验方面的要求，堪称语文教师素养的“三维目标”。这种素养目标要求具体体现在《中学国文教学法》本论，课内讲读，习作批改，课外指导的内容之中。

课内讲课亦即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占课时最多的教学板块，蒋伯潜先生在阐发阅读教学的理论观点时，引用大量的例证详加申述。这些例证多半是自己在教学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其中颇有独到的、精辟的学术见解，不仅有宏观的视野，还有具体细微的教学实例，这些内容都能对提高语文教师语言文学的修养方面给以教益与启示。怎样看待学生，怎样认识学生是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区别之所在。蒋伯潜认为：“‘教授完全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只处于被动地位，只须‘受教，不必‘自学，教学则以学生为中心，不但须使学生有自学的机会，而且须加以督促，辅导和鼓励;就是教师方面的‘教，也得顾到学生的需要、能力和兴趣。”⑨这是从教育理论上去把握阅读教学中教师、学生以及教学过程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宏观的视角。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鉴别也是一种思辨。蒋伯潜十分重视对学生比较法的指导，在指导学生温习这一教学过程中，他谈运用比较，就举出大量可以比较的教材：“朱自清的《背影》、归有光的《先妣事略》，虽然一写活着的父亲，一写已故的母亲，其以‘亲子之爱为中心则同。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虽然一祭亡侄，一祭亡妹，其以散文做祭文，抒发其真挚情感则同。……写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时，有陈鸿的《长恨歌传》，白居易的《长恨歌》，白朴的《梧桐雨》，洪昇的《长生殿》，题材虽同，文体各异。”⑩这些材料的比较既体现教师自身的修养，同时对学生的思辨能力的提升极有帮助。

在教师讲读教学这一环节时，蒋伯潜就提出“题解”、“作者”、“本文”几方面应注意的问题。如讲“本文”时，又具体提出从以下细微的方面入手：注意单字的音义、注意复词、注意虚数、虚字的变化、文法、修辞技巧、作法与风格、引用的语句典实、读法技巧，每项注意内容又用大量的实例进行解说。如谈到全篇的结构作法与风格时说：“可就全篇的主旨、脉胳、层次来看，各段的意思，何者是止，何者是反，何者是旁敲侧击，何者是陪衬烘托，何者是引证，何者是取譬，何者是断定，何者是题前的文章，何者是题后的余波，以及或分、或合、或承、或转、或顺叙、或补述，种种插穿裁剪，错综变化，都和结构有关。关于作法，则议论、说明、论叙、描写和抒情，各有各的作法，每一类中，其作法各不相同。而且文章的气象有刚有柔;旨趣有隐有显;词句有繁有简，有整齐、有错落;色味有浓淡，有甜、苦、酸、辣;声调有高低、缓急;态度有严肃与轻松，有现实与超脱;因此，它们的风格便不同了。”{11}他认为讲的内容不应抽象、玄妙，教师须用具体、浅易的说法，使学生能了然于胸。例如在讲到“注意修辞技巧”，就举例说：“欧阳修的《书锦堂记》，做好之后，已送去了，又着快马追回，在首二句上各加一‘而字，改成‘仕宦而至将相，高贵而归故乡。不加这两个‘而字，也未尝不通，不过声调上却生硬得多了。”这里不仅涉及文章学知识，语言学知识，还涉及到“语感”等问题，而且这种要求都与国文教学的目的“能运用、能了解、能欣赏”直接联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与示范性。

三、提高语文教师素养的现代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对如何提高教师质量的研究愈来愈受到重视。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课题。尽管对教师的素养要求与70年前相比有许多变化，但教师的专业素养却有不少稳定的、不变的因素。研究过去是借鉴于今天，蒋伯潜关于语文教师素养的论述中有很多合理、深刻甚至超前的见解，这对于解决目前如何提高语文教师的素养都有很好的启示。

第一是教育信念。教师的教育信念反映的是教师对教育、学生以及学习等问题基本看法。它包括教育观、教材观、学生观，还包括对于职业的信念，对于学科的信念等。蒋伯潜在教学实践经验中逐渐积累形成并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教学理念，在书中都有完整、清晰的表述，如对语文教学目的辩证认识，对语文教材的深入思考，对阅读教学的深刻剖析，对作文教学的实用性探索，对课外学习的精确指导，对教师职业素养的严格要求，都不乏精辟之见。他还身体力行编制了《蒋氏高中新国文》（六册），供高年级中学国文精读的教科书，编撰了供初、高中使用的《中学国文自学辅导丛书》：《字与词》、《章与句》、《体裁与风格》、《诗》、《经与经学》、《诸子与理学》、《词曲》、《小说与戏剧》、《骈文与散文》等。在课外阅读上，作者将阅读的范围扩大到几乎涵盖了语言、文字、文体、学术、文学等所有的与国文教学相关的知识。这种体系庞大的普及读本在中学国文教育中是十分罕见的。由此可见，蒋伯潜为语文教育所付出的巨大的心力。如果没有对语文教育的执着追求，没有对语文学科的热爱，这些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正是在进行大量的实践研究基础上提出许多教育理念，如，“国文教学是文字语言的运用之训练”，“素养”、“养成”等，都与2013版《语文课程标准》所提出的几个核心概念，达到高度一致，这不能不令人惊叹。

第二是专业知识。蒋伯潜先生在绪论中对国文教师应有的素养作了阐释，他认为：“教师不但当有教不倦的精神，也须有学不厌的精神，努力进修。”{12}在本书的余论部分，他对国文教师的进修所涉及到的学科门类以及如何学习谈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国的学术文艺，浩如烟海;国文教师如果有志进修，自己的园地，已很广阔了;何况世界的学术思想、文艺潮流，也得虚心接受”。{13}他认为文法和修辞、文字学、文学史、学术史这几门与国文教学关系密切，这些专业知识的学习要结合实际，强调运用。如他在谈到“文法与修辞”就指出：“国文的词性分类竟可以和西文不谋而合地大同小异吗？以他民族的言语文字作比较研究的材料，原是很好;若囫囵吞枣地把它们的文法引用到国文上来，能没有削趾适履的弊病吗？”{14}他还提出建议，认为研究文法和修辞，应把古人论文法修辞的话收集起来，再与西文作比较研究，根据完形心理学，作整体的观察、研究，不能肢解了全篇，在研究其中的一词、一字上去花气力。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对语法修辞的教学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淡化语法教学，甚至删掉了相关教学内容。对此，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与质疑。蒋伯潜先生关于这方面的思考能为我们提供积极地借鉴意义。对文字学的进修，蒋伯潜先生认为“有些文字知识不一定都让学生了解，但教师自己进修，却当在声韵方面下些功夫”，文字学的进修学习“决不可忘了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15}对文学史的进修，蒋伯潜强调注重文学流变的历史，“既名之为文学史，则骈散文、诗、词、曲、小说、戏剧及一切儿童文学、俗文学，都应包括在内了。而且我国文学往往受外来文学的影响，远之如佛教经论及其他作品，近之如东西洋各国的文艺和其他作品;所以翻译文学也当包括在内。”{16}蒋伯潜认为“进修学术史，可以了解我国固有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但在读书时“不可为某一家的注释所束缚，方能自己悟出一番新见解来”。{17}他根据自己的学习经验与研究经验对进修教师提出了要有思辨的意识、批判的精神的要求，提出教育行政机构与培训机构要认识到，“学问的进修，不是他律的，是自律的;不是形式的，是实际的。”{18}这些很值得我们目前各类培训机构及教师去认真思考的。现在各类培训五花八门，各目繁多，但很多只重形式，根本没有考虑教师的实际需要，受到许多诟病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三是能力素养。语文要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教师首先必须要有更高的听、说、读、写能力。“如讲的方面，须有清晰流利的口才;作的方面，不论语体文言，须有明白流畅的文笔;写的方面，不论在纸上，在黑板上，须能写行书楷书，而且写得敏捷，写得清爽，写得正确;尤其是批改方面，须能看出学生习作中的疵病，予以增删改润，而且指示其所以然，批改得好，并且批改得快。”{19}语文基本能力是语文素养的基础，扎实的语文能力是上好课的前提。蒋氏的高标准的能力要求即使是现在的有些优秀教师都很难达到，这对于我们制定语文教师的能力素养标准具有启示作用。

第四是反思意识。现代教育强调教师的反思意识。具有反思意识，就能在教学中不断成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礼记·学记》）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蒋伯潜在书中不同的章节中都反复强调这个问题。“老师当反省自己，教材是否选择得当？教学是否得法？指导督促已否尽心？所出试题果合学生程度否？此后应当如何改进方能补出缺憾？教师学生各能自己反省，必可收教学相长之效”。{20}蒋伯潜是一位颇具功力的文字学家、经学家、文献学家，对于许多方面都有独具特色的研究，因此，他把研究的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的体悟，上升到对教师素养要求上来，强调语文教师要具有批判的精神与反思的意识上来，这对现代教育来说，很具有借鉴的意义。

蒋伯潜对于语文教师素养的要求不仅全面、深刻，而且具有前瞻性，体现出他的语文教育思想的精髓，也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注释

①—{20}均见蒋伯潜著《中学国文教学法》，北京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通联：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