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引言

1978～2014年的36年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由17.92%上升到54.77%，城镇常住人口年均提高约一个百分点，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都史无前例。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特征表现为建制城镇的数量迅速增加。《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县级及以上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但许多城市的集聚程度较低，未能实现经济效益。一些学者的估计表明，中国的地级城市中有超过一半都没有达到有效规模，造成平均约30%的劳动生产率损失［1］。城市建制扩张而人口和产业集聚程度偏低严重影响了土地的集约利用，加剧了我国土地资源紧张的局面。国土资源部计划于2015年内完成北上广等14个城市的边界划定，作为城市开发的刚性约束。因此，如何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实现合理的集聚模式成为当前亟须讨论的重要问题。

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分别使用城市辖区内人口或就业的规模和市区人口或就业的密度这两个变量来刻画城市的集聚程度，不论是规模更大的城市还是密度更高的城市，其较高的要素报酬都被视为高生产效率的证据［2］。然而，城市的集聚规模与集聚密度在概念和测度上是两个既相互关联又有差别的变量，规模和密度导致的集聚经济和不经济未必会一致变化。虽然我国城市规划建设条例对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均用地有所限制，但是城市用地的部分市场化和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使得许多城市的用地远远突破了以往条例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