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莱利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视直播向全世界宣布，苏联就此终结，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的核威慑装备和国际地位移交给俄罗斯。苏联解体无疑是这一年，乃至20世纪90年代、整个20世纪的大事件，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因此载入史册，要比他的前任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甚至勃列日涅夫更为有名。

戈尔巴乔夫在前苏联国内和国际上获得了截然相悖的评价。在国外，戈氏被包装成红色帝国的终结者形象，主动拥抱了市场经济、法治和民主自由，可以藉此获得演讲和著作收入。同时代的老布什、科尔、撒切尔夫人对其都有很高评价，毫不吝啬地将之称为世纪伟人。

而在前苏联国内，被称为改革派、自由派的很多人鄙视戈氏对权力的迷恋，对特权享受的安之若素，戈氏在任前期对叶利钦的粗暴打压，更显示出深入骨髓的官僚腐朽习气。更关键的是，戈氏操作的改革，实际上严重破坏了市场化改革的声誉和民意基础。而那些曾行动起来或者在口头上反对戈氏的人则指出，戈氏自始至终都没有主观意愿去终结苏联，在国际政治、国家改革和民族关系等重大问题上的空前幼稚，才丧失这个超级大国的存续前提。

羞辱“西伯利亚醉鬼”，以及反羞辱

戈氏上台之初，苏联国内及国际上对之都给予厚望。不同于之前几任领导人，戈氏更为年轻，看上去颇为和善，没有传统苏联官僚的暮气，喜欢把改革问题挂在嘴边。这个发誓要通过改革，来重新为苏联注入生机活力的演说家，选用了一名给他夫人献过花的地区官僚到莫斯科任职，担任建设部部长，并承诺要支持后者整肃建筑领域的腐败。此人就是叶利钦，他很快又提升为首都莫斯科的第一书记。

叶利钦在莫斯科展开了一轮猛烈的、不符合俄国官场传统和苏联政治传统的反腐运动。他曾经开除过一名在自家房子里铺满了兽皮的党委书记，告诉对方“你只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人，不是一个王子”。戈氏的同僚对叶利钦的反腐整风感到极其不适应，很快戈氏也暗中收回了自己的支持，对此，叶利钦选择了在公开会议上叫板戈氏。戈氏不能容忍的是，叶利钦抨击他本人也迷恋特权和奢华生活。

戈氏采用了一连串手段来羞辱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 “西伯利亚醉鬼”，这些手段将在1990-1991年，以及苏联解体后，被原封不动地还到戈氏身上。在苏联的最后一天里，叶利钦的团队可谓处心积虑地羞辱戈氏，比如在戈氏刚刚完成电视讲话后，就撤掉其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所有办公物品扔在过道上，在此之前甚至还骚扰了戈氏的家人。戈尔巴乔夫对此感到愤懑不平，但他自己在1987年，干的其实更为过火——不仅先是在全体会议上召集所有与会官僚排队发言对叶利钦进行羞辱，而且在其后的莫斯科党委会全体会议上，让事前被注射了大量镇痛剂的叶利钦像一个木偶傀儡那样，长时间被自己的前下属围攻。

对待叶利钦，戈氏犯了两大错误，一是仍然容许其留在党内，担任一定职务，二是过火的批判围攻走漏了消息，让前者在莫斯科乃至更大范围内建立起不可动摇的亲民形象。在叶利钦忙着通过一次又一次群众活动来进一步提升形象的同时，戈氏则因为对里根提出的战略缓和的信服，忙着与各个大国缓和关系，进行减少乃至冻结核武器的战略谈判，结束阿富汗战事并撤出驻阿苏军，以及开放舆论。戈氏还自认为改革相当成功，自行提名为苏联总统。

戈氏为何众叛亲离？

戈氏不要说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掌舵者，就算是一个只有普通规模的企业、社会组织的领导人，也很难称得上合格。他善于应对舆论及应对突发问题，但也正因此没有任何基本的政治担当，执政时间越长，就越是把苏共内部各个派别以及苏共之外的社会利益集团都得罪得干干净净。没有人再对他抱有幻想，没有人信赖他是一个合格的改革者。

戈氏在苏联解体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众叛亲离。叶利钦的政治活动信息，戈氏往往是最后一个知情者，他自己身边的幕僚、智囊都没有意愿及时向他报告信息。戈尔巴乔夫1988年12月单方面宣布裁军50万人，却不考虑对50万军人及其家属的安置问题，让大量军人和军属被遣散后流离失所。这显然就是此后若干个重要事件的关口上，苏联军队没有任何一次站在服务、响应戈氏一边的重要原因，也足以证明戈氏是如何习惯于逃避责任。

戈氏的麻烦还来源于他的妻子。苏联历任领导人中，掌权时期的斯大林是个鳏夫，后来几任也不突出自己的夫人，但戈氏的夫人非常高调，不仅刻意模仿当时美国的第一夫人南希·里根，频繁出没于苏联国内及欧美国家的慈善、政治、文艺、时尚场合，热衷物质享受，而且热衷参与政治。戈氏本人曾谈到，他每天下班后与妻子散步时就要谈到自己的工作，妻子赖莎会为他出谋划策，这当然会激起苏联国内官僚阶层和平民的愤怒，也会让国外公众感到不可理喻。而赖莎在款待来访的南希·里根时的女王做派，比如对克格勃警卫和苏联高官颐指气使，更让她的社交形象惨不堪言。

当俄罗斯获准选举而不是由苏共任命其最高行政长官时，叶利钦的竞选抢尽了戈氏推出的官僚的风头，以压倒性优势当选，苏联解体的命运在这一刻其实就已经注定。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也纷纷举行了自己的选举，波罗的海三国率先脱离苏联，而其他暂时还没有公开脱离的加盟共和国也表现出空前的离心倾向，戈氏和苏共中央对此毫无办法。“八一九”政变的发生更是让戈氏个人的政治权威彻底瓦解。

戈氏在任职的最后几个月，特别是最后一天，徒劳的争取一个有名无实的大国总统的尊严。这些无谓的行动，与他在苏联民族关系等问题上的拙劣处置对照起来，既证明了戈氏的志大才疏，更凸显了他的心理脆弱。这个失意政客在失去了挑战叶利钦的资格和权力后，既希望获得由后者提供的经济支持，还在不断展现出“长舌妇”的风范，去一次次挑衅本就没有多少耐性的“西伯利亚醉鬼”的耐性，可以说是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