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文

当人们逐渐熟悉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周五模式”——每周五定时公布落马官员的相关情况——网站又有了新“亮点”，2月25日，中纪委监察部网推出“忏悔录”专栏。相对于官方媒体的新闻通稿，落马官员的悔过书内容丰富。在失去权力、地位以及人身自由后，他们内心惊恐、无助、悔恨，对组织有所祈求，对法律开始敬畏。种种复杂心态和动机作用下，官员们在悔过书中往往会展现出难得的坦诚。权力堕落的轨迹，也在形形色色的悔过书里清晰地显露。

“悔过”的各种腔调

官员的悔过书，一般指官员被“双规”或立案调查乃至在狱中后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反思和反省，从而希望组织宽恕的文字材料，在纪检部门卷宗中并不鲜见。

“贪官一族似乎成了当今中国最具 ‘忏悔意识’的一个群体。”《远离贪腐——2000年以来落马官员忏悔录的警示》一书中写道。

作者徐苏林说：“不得不说，一些官员的忏悔存在套路化、模式化的问题。一种常见的是‘功劳论’，以求‘将功折罪’；另一种可以概括为‘出身论’，以出身苦来博取人们的怜悯和同情。”

至少“14人以‘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有媒体在统计中，亦注意到官员悔过书的此点出身“共性”。而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除了套路化、模式化以外，一些落马官员连悔过书都要抄袭别人的“作品”。比如2007年7月，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正厅级）张绍仓因涉嫌贪污受贿案受审时，曾声泪俱下地当庭朗读悔过书，恳求法庭给一次改过机会。但旋即，就有媒体发现此篇悔过书与当年5月《检察日报》刊发的原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原区委常委、同安镇党委书记朱福忠的悔过书多处雷同，甚至一字不差。

有多年反贪案件查办工作经验的湖北检察官许俊，把他看到的贪腐官员悔过书则分为三大类。

许俊曾办理武汉铁路局一名官员涉嫌贪污案，“该官员到审讯室后，主动要求纸笔书写悔过书，满纸写着对平时违纪行为的悔过，希望交到检察院领导和其分管领导手中，可以承认完错误放他回去”。“这属于避实就虚，只承认违纪不承认违法。”第二种悔过书是“避虚就实型，痛痛快快承认罪行，真真切切忏悔”；第三类是虚实并行型，凡认为纪检机关所掌控的罪行，“勇于担当，踊跃悔过”；凡认为纪检机关未知晓蛛丝马迹的，绝口不提。

悔过书里的腐败路径

“剖析落马官员忏悔录，价值之一在于启迪同侪，教育来者。”徐苏林称。

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即曾对2008年至2012年84份职务犯罪人员悔过书进行梳理，发现他们贪腐路径大致相同：曾很优秀，帮助别人赚了钱，觉得得到回报是应该的。

张某便是一个典型。2000年，37岁的张某担任湖北某地级市团市委书记。之后，不停包装自己、推介自己，彰显个人才能。当了三年团委书记后，顺利当上了这个市一个区的区委副书记、区长。2006年，张某当上区委书记，并在2010年获得“抗击金融危机优秀县市委书记”称号。

起初有人给张某送钱，被他拒绝。“过年过节，有些老板、下级送钱，我还推辞，有时还比较坚决，后来就半推半就，有的直接放进抽屉或者公文包里；开始只在办公室收钱，后来在酒店、车上也收红包和信封，在家里也接待一些亲密的老板和熟悉的下级。”

就这样，张某们一步一步堕落。

昆山市检察院的分析还发现：行贿人与受贿人不再是“一手交钱，一手办事”，而是行贿人向受贿人进行长期的感情投资，以“水到渠成”的方式交易。

湖北某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罗某在悔过书中将此称作“期权腐败”，“我伙同民营企业主，以不法手段为民营企业承接开发区基建工程项目，并从中收受好处费，我将送给自己的好处费存放在私营老板处，为日后退休经商、做生意积累本钱。”

许俊介绍，过去官员们的悔过书，一般不会提及婚外情，最近有越来越多官员会交代这一问题，尤其是存在权色交易的。

罗某还在悔过书中详细讲述出轨的后果，“我和前妻婚后长期不和谐，对家庭和她本人很少投入精力和关爱，而且我婚后有不正当男女关系，道德上总觉得对她有些亏欠，想经济上更多地补偿她。”他为前妻创造条件，“让其参与高利贷、收受现金和装修款、红木家具等违法犯罪活动。”

除了商人、熟人、下级，在悔过中，亲人也是官员们落马的“引路者”。

去年1月被双规的湖北省某省级单位原副主任鲁某，在悔过书中称，“有些错误，是在我想办又不想办的时候，家人推波助澜后办的。为了给儿子在北京买结婚用房，妻子背着我向我的关系单位和个人借钱，但又没有按借钱的规矩办，客观上构成了受贿事实。另外还背着我，找我的关系单位报销了一些购物发票。我没及时纠正，而是迁就默认，以为能侥幸过关。”

悔过就能轻判吗

许俊分析称，落马官员“热衷”于写悔过书，是因为他们被物理强制隔离（被采取“双规”措施或刑事立案）后，害怕将来的刑事处罚，对组织有所乞求、对法律有所敬畏，希望能对其网开一面、从宽处理。

“办案人员也乐于见到被查官员写含有悔过内容的自书材料。”许俊说，“悔过书中往往带有对犯罪行为构成的主客观供述，这种悔过性质的罪行自书材料往往可以成为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据之一，杜绝其翻供或使其不能翻供。写了悔过书的官员，一般不会翻供。”

不过，实际操作中，令悔过贪官失望的是，“有悔罪能作为酌情惩罚的一个情节，但最终量刑还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刑诉法专家洪道德说，“从媒体公开报道看，像刘铁男从一审到宣判在法庭上一直都有哭诉忏悔，但是实际没有影响对他的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