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

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批判”的基本问题。

当我们看到世间的不公平，有人富得极为夸张，朱门酒肉臭，别的人却极为贫穷;大官世家豪奢无比，小卒小兵则衣食堪虑，如此的悬殊对比，不仅知识分子的公平正义感会受到侵犯，就是穷人弱者也会愤怒。批判因此而产生。

但人的公平正义感其实是有两种，一种是把这种公平正义感客观化，成为一种信念和价值。如果A不可以，B也不可以。我不认识的人不可以，我认识的人或我的朋友亲戚也不可以。当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感能够客观化，它就会成为人们共同遵循的价值和行为准则，也容易形成改革的动力。

但公平正义感的客观化，却是个难题。

人是社会化的个体，社会化会干扰到我们的判断。某人做了不该做的事，但他是我的同党、同学、同乡、校友，甚至是我认识的人，我们碰到这种人，标准就会转弯。这就是所谓的“双重标准”，中国人的双重标准相当的泛滥。

任何人都知道，改革是很难的，必须精积力久，锲而不舍，才可能收到点滴之效。但中国人有一种贪图速效的侥幸心态，总希望一场运动就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当一场运动不能解决一个问题，人们的改革热情就立刻退烧，更严重的反而是会因此而产生一种世故的犬儒心态。人们相信某种不公不义的事，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会如此。当这种心态形成，人就会产生“犬儒虚无的批判”。这种批判比较像发牢骚，但心里认为这种牢骚是没有用的，因此这种批判是一种负面性的行为，它没有目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