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星

所谓接受屏幕，原为计算机术语，指的是只有通过一定的程序编码输入之后才能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现所要输出的结果，后来被传播学借用，其意义主要是传播者所要传播的信息必须要经过一定过滤才能抵达受传者那里，受传者已有的教育、文化、语言以及历史知识等形成了一个综合信息过滤系统，这个信息接受前的过滤被称之为“接受屏幕”。

事实上，中国文学在欧美世界的传播史，就是欧美学术界按照西方文化价值观解释、评价中国文学的历史。在学术研究、出版机构、媒体评论甚至大众书店、读者口碑等几个层次，共同形成了对于中国文学的接受屏幕。其核心层次往往是从学术界开始形成解释中国文学的基本理论和观点，这些观点再凭借欧美主流大众传媒的传播进一步放大，最后影响读者的阅读选择，再反过来间接影响出版机构的选题投入。本文跟踪麦家小说《解密》的英文版、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一年来海外的传播历程，收集自2013年下半年开始至2014年底，西方主要学术媒体所刊发的书评和大众媒体所关注这部作品的报道要点，尝试分析欧美对当代中国文学“接受屏幕”的话语逻辑。

欧美大众媒体的传播视角

自2013年6月推出《解密》英文版之后，英国企鹅出版集团和美国法勒·斯特劳斯·吉罗（以下简称FSG）出版公司在长达八个月的宣传以及主流传媒的推广中，迅速把《解密》推向畅销书榜，其报道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解密》在欧美的出版定义成为对于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一个重新发现。

在欧美媒体书评以及大众传媒报道中，充满着对于《解密》这部作品的一种重新发现的语气。比如FSG出版公司总编辑艾瑞克·钦斯在扉页写道：“麦家可能是这个世界上你们尚未听闻的最受欢迎的作家”。一些媒体书评明确宣称麦家“是当今世上闻所未闻的最为风靡的小说家”。甚至一些较有影响的评论家也称《解密》为“2014年最出人意料的悬念作品”“中国最重要的文学现象登陆西方”。其实，对于麦家《解密》，国内文学界早有自己的判断。作家本人的声望已经在中国本土获得承认和认可。麦家的《解密》是他十年前的一部作品，而且，就文字的流畅、写法的娴熟而言，《解密》远不及后来的《风声》《暗算》等等更为成熟。此次企鹅集团和美国FSG出版公司热炒《解密》，无非是为了强调西方文坛这种对于中国作家作品的“发现”与“眷顾”，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一以贯之的视角。

第二，强化对于中国作家作品的意识形态的阐释与政治解读。

所谓意识形态化特征，就是凡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都差不多被贴上“文革烙印”或者“人权迫害”的标签，这是欧美舆论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一贯持有的“有色眼镜”。此次麦家《解密》小说的系列宣传报道依然如此。

《纽约时报》2014年2月20日刊发的对麦家本人的长篇采访中，就刻意突出麦家本人的家庭经历：“对麦家而言，17岁从军是对其不幸童年的一种逃离和解脱。在解放之初，他的家庭有着三重‘污点：地主、基督徒和右派——他爷爷是基督徒，外公是地主，父亲是右派。事实上，麦家先生说，他的父亲被定为右派其实是公社为了完成上级分配的额度，理由是因为他平时说话太出格”。

《纽约客》主笔Jiayang Fan发表在美国《新共和》杂志（2014年3月25日）的文章也提到：“上世纪60年代，时值共产党将有神论、资本主义思想以及拥有私有财产这三者视为最反动政治的时期，而麦家就不幸地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个信仰基督教、有财产的、反革命的地主家庭。对幼年的麦家来说，孤独和遭受排挤早已司空见惯……麦家曾说过，‘文学的诉求是高于政治的，但这不代表他是一个持政治异见或与当局唱反调的作家。审查部门找不到任何理由封禁他的作品，甚至他已经获得过诸多省部级的最高文学奖项，受到当局极大的鼓励。麦家作品成功的部分原因源于他的某种能力”。这种强化作家本人受到中国政治“迫害”的身份，欧美文坛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向西方读者介绍上世纪80年代的知青作家，到2008年推广姜戎的《狼图腾》，再到2013年的麦家，一直持续了30多年没有改变。其实，无论是姜戎还是麦家，抑或是整个中国当代作家群，其创作早已没有禁区。以至于美国《新共和》杂志在2014年3月25日的书评中也承认，“纯文学作家极少获得商业成功，而同时做到打破小说类型、以寓言呈现历史、挖掘专制国家隐匿的真实，并且据说又有数百万的销量，这样的作家只有一位。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人竟来自中国”。西方媒体对于中国作家个人经历不惜“无中生有”的解读，多少损害了学术批评的严肃性。这种话语逻辑的背后显示的是，欧美在翻译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时的意识形态化阐释习惯是顽固而难以改变的。

第三，与斯诺登等国际政治事件挂钩，表面上是借助国际事件炒作《解密》，但也不乏影射中国政府之意。

《纽约时报》2014年2月20日刊发对麦家的专访中特别提到，“随着斯诺登新闻事件的发生，美国情报部门对全世界大规模实施监视、侦听这一耸人听闻的事件公之于众后，人们对麦家的作品顿时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感受，其现实意义不容置疑”，“这在一党执政的国家尤其明显，如中国，政府当局具有无可争议的洞察人们生活的权力”，“斯诺登事件使麦家的写作具有世界性”。言外之意已经把《解密》小说中呈现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美国对立时代的中国监听破译，与斯诺登所爆料的美国中情局对于全世界的监听划上了等号。

英国《每日电讯》在2014年3月5日刊发的书评中甚至明确认为，“麦家的所有小说都很容易被归类为间谍惊悚类，然而对于西方读者来说，绝对跟传统意义上所熟知的同类小说截然不同。麦家的作品在中国可以获得如此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线索，从不同的根源探索当代中国人民的思想模式和现状”。

英国《卫报周刊》在2014年4月25日的书评中甚至写道：“小说以它自己的方式，展示了个体在强大的国家（中国与美国——笔者注）敌对状态下难以预知的如密码破译的命运历程”。这种生拉硬拽的做法，连作家麦家都感觉到有些诧异。他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指企鹅集团和美国FSG出版公司）给我寄来一堆明信片，要我签名……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在宣传上动了很多脑筋，花了不少精力，比如频繁安排海外记者来采访我，采访的有些问题可以说是挖空心思的，比如把我的书跟斯诺登联系在一起。”endprint

斯诺登事件把美国中情局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对全世界的监听丑闻公布于世，使一贯标榜自由、人权、公正的美国主流舆论界颜面尽失，欧美很多普通民众对于美国主流舆论的权威性逐渐失去了信任。此时推出中国当代作家的同类性质小说，企鹅集团与美国FSG出版公司有意无意借助斯诺登事件来宣传推广《解密》，吸引欧美社会的普通读者对于情报、监听等作品的兴趣，固然是为了加大市场销售力度的目的，但也有借机影射中国政府的嫌疑。

当然，对于《解密》这样一部与欧美文坛上流行的悬疑、探秘之风格十分接近的作品，除了上述特征明显的“接受屏幕”之外，欧美舆论界此次给予了相当大的正面评价，这是近些年少见的。如美国FSG出版社的主编艾瑞克（Eric），在美国版《解密》扉页上致读者的信中写道：“在《解密》中，人物的取胜筹码确实也是攸关生死，但是整体呈现出的却是心理剖析和形而上的神秘迷宫，而不是简单的曲折小巷和禁闭密室。你可能会辨认出在其他优秀悬疑小说中同样存在的相似技巧，你也会找到中国民间传奇、历史小说元素、亨利？詹姆斯式的心理描写和元小说的特色。在此基础上，麦家写就的是一部难得一见、引人入胜、语言优美的小说”。一些相对较为专业的书评，都特别称赞《解密》的艺术特色。美国《书单》（BOOKLIST）在2013年12月23日刊载的书评称：“小说的结尾令人痛心而发人深省，让读者开始思考密码世界中的集体智慧。才华横溢的作者给英语读者展现了一块中国文化瑰宝”；英国《泰晤士文学增刊》（2014年1月25日）刊载书评称“小说《解密》于微妙与复杂中破解秘密、探索政治、梦想及其意义”。《华尔街日报》（2014年2月15日）评价到：“《解密》一书趣味和文学色彩兼容并包，从一种类似寓言的虚构故事延伸到对谍报和真实的猜测中，暗含诸如切斯特顿、博尔赫斯、意象派诗人、希伯来和基督教经文、纳博科夫和尼采的回声之感”。在笔者收集整理的麦家书评中，对于麦家《解密》写作手法、艺术风格等的正面称赞，要远远超过2008年企鹅集团在欧美推广《狼图腾》的时候。

边界模糊的欧美学术研究

欧美主流大众媒体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对《解密》的“接受屏幕”，与欧美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具有一脉相承的逻辑。

欧美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定位边界模糊，并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研究混杂在一起，有时甚至以文学现象作为历史研究、政治研究的史料与例证，使一些学术判断的严肃性受到损害。这种源自于欧美学术界的研究倾向直接影响了欧美大众媒体对于中国作家作品的阐释与解读。

本文依据世界上最大的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机构——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简称：OCLC）在线目录数据库检索发现，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期刊大约有25家。而在这25种英语世界影响较大的杂志中，专业以中国文学研究为主的期刊只有美国比较文学协会主办的《比较文学》、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主办的《当代世界文学》等八种。其他17种都包含了中国哲学、中国政治、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甚至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其他领域的研究。将中国当代文学与其他领域研究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边界模糊，这是欧美学术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

以收藏图书馆数量最大的《美国历史研究评论》为例，将中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历史研究综合交叉的学术取向十分明显，可以说代表了美国学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定位。该刊物主办者是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AHA），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历史学家和历史教授协会组织。被北京师范大学收入《新世纪国外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文情报告》的篇目，在2001—2003年有83篇学术论文，但仅有3篇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文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的分量可见一斑。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收藏图书馆数量排在第四位的《当代世界文学》，这本杂志应该是欧美刊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最多的期刊之一。根据刘江铠博士的研究，该刊创办于1927年，主要刊登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世界各国文学作品，发表相关作家、作品评论，报道各类图书出版以及相关学术信息，应该是欧美影响力较大的学术期刊中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较多的一份学术杂志。但是十分遗憾的却是仅此一份。

总体上看，欧美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尚且没有达到专业化发展阶段，而是混杂在极为宽泛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研究之中，这从学术期刊刊发的学术论文数量、内容都可以得到验证。国内学界长期以来认为，欧美文学研究界是采取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文学艺术与语言、神话、宗教、历史、科学关系的研究①，并把这种方法引进到国内文学批评之中。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边界模糊的欧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其说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丰富，倒不如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学术界处于边缘化地位的一种表现。

这个判断可以从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倾向上得到相反的证明。日本学术界不仅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数量多，学术期刊专业，而且还有单一中国当代作家的研究会。如2008年日本学人就组建了“残雪研究会”，发行《残雪研究》会刊，截至2012年已经发行了四期。当然这是日本学术界长久以来保持着的一个优良学术传统。如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白居易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鲁迅研究会、老舍研究会、闻一多研究会、郭沫若研究会，这是中国文学在日本学术界、研究界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一种体现，也是中国文学在日本具有广泛深刻的文化影响的标志之一。与日本相比，中国文学在欧美的影响力显然还相差一个档次。

总之，麦家小说《解密》在海外热销的案例再次提醒中国出版界以及文学批评界，要充分重视欧美对于中国作家作品的接受屏幕，切不可盲目乐观。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日渐增强，欧、美一些跨国出版集团逐步加大在中国市场掘金的力度，其中中国当代文学将成为最为主要的关注领域。一些中国作家作品被“发现”的频率越来越大，作家作品也会越来越多，甚至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欧美主流文坛的一些现象日渐合流。此次麦家《解密》就与欧美文坛近十年来流行的探秘、悬疑风格几乎同步，这也是欧美出版集团不惜花费巨资推广《解密》的原因。值得提出的是，在面向欧美普通民众解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时，中国的学者以及相关研究机构要有自己的观点和声音，不可能听任西方大众媒体人云亦云。中国文学批评界以及中国主流媒体要面向欧美普通大众指出欧美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缺陷，指出欧美舆论的意识形态化缺陷和对中国文学长期持有的“有色眼镜”，有针对性地开展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权的正面交锋。中国主流对外传播媒体的传播能力，也必须在一些具体传播任务中得到锤炼和提升。这正是麦家《解密》的海外热销给予中国文学出版界、文学批评界最有价值的提醒。

（本文为北京文化国际传播策略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4SKLGZ008）

「注释」

①童庆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