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保卫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全球性公共议题，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政府、媒体NGO和公众的关注。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已超出了单纯的环境范畴，成为关涉各国切身利益与发展空间的重大政治话题，并由此形成了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媒体、NGO等利益相关体之间错综复杂、相互交汇的国家间的利益博弈和国际间的舆论斗争。要在这样的充满矛盾与斗争的利益博弈平台和国际舆论阵地上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就需要加强我国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提升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以及信息传播力和舆论影响力。综合近年来在此领域的研究和思考，我们认为要探讨当前我国气候变化问题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及其传播策略，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展示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和决心

中国是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最为脆弱的国家之一，气候变化已经给我国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影响。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2012年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文明建设并列，一起作为国家“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在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像向贫困宣战那样向污染宣战”，表达了铁腕治污的坚定决心。

近些年来频频发生的雾霾天气以及各种极端天气给民众带来的直接感受，更使政府和全社会意识到了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已经不是一句空头口号，更不是为了应付国际社会的压力而不得不采取的被动措施，而是国家和民众需要积极投入的自觉行动。如今，应对气候变化已作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内容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中央政府据此制定了一系列降低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任务及实施措施，并开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扎实行动。我们要向世界说明，中国政府一定会在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践行诺言，履行责任，发挥积极作用。

二、强调气候变化归根到底是个发展问题，妥善处理好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我国面临着气候变化方面的严峻问题，必须加快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还须力争实现发展经济、消除贫苦和改善民生的任务。这应当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所面对的现实国情，因此在建构我国气候变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时，需要明确阐释这一基本情况，要特别强调，气候变化虽然表面上看是个环境问题，但归根到底是个发展问题，它关乎国家、民族、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发展。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造成了全球气候变化的直接后果，而气候变化的结果严重妨碍了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限制了它们的发展空间，加剧了这些国家的不发达和贫困的状况。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离不开发展，因而在进行气候变化对外传播时，要从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气候变化问题，在强调应对气候变化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同时，要讲清楚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实现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坚持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工作，同时也要用做好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工作来促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要善于运用有效的、令人信服的事实和数据来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重多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面临的矛盾、困难和瓶颈，同时要大力宣传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政策和行动，向国内外展示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付出的努力和成就，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气候变化应对工作的了解，使得国际社会能够全面、客观、理性地看待和认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减少不必要的疑虑和误解。

三、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倡导全球治理

当前西方国家少数专业人员、媒体记者和NGO人士对气候变化的确定性还存在一些质疑和批判，他们认为气候变化的确定性在科学界尚未形成共识，有人甚至认为气候变化是个“伪命题”，是个“全球骗局”。在他们看来，既然不存在气候变化问题，因而也就无需搞全球性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了。

针对这一现象，我国在建构气候变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时，要明确态度，积极传播主流科学家及IPCC各类科学报告中的基本观点，即气候变化正在发生，而且主要是由人为活动导致的。要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解释来认识和诠释气候变化问题，即气候变化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大量事实说明，气候变化已经对人类社会造成了严重的、不可逆转的严重破坏，我们不能以“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来作为推迟和抵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借口。

另外，要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还需要倡导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因为气候变化问题涉及到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绿色发展及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可以说是关乎全球的共同性问题，因此单靠少数国家、少数人是解决不了的，而是需要各国政府共同应对，需要全世界的共同治理，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团体、每个人都须行动起来，为之呼喊，为之尽力。

四、建构包括政府、媒体、NGO、企业、公众在内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五大行为主体”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需要建构包括政府、媒体、NGO、企业、公众在内的“五大行为主体”的行动框架。这其中，政府是主导者，媒体是引导者，NGO是推动者，企业是责任者，公众是参与者。

实践说明，要应对气候变化，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导向、媒体的宣传引导、NGO的推动助力、企业的重视投入和公众的行动参与。尤其要注意调动企业和公众的参与积极性，增强企业的责任意识和公众的参与意识，引导企业和公众自觉投入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生态文明的行动之中，特别是企业，要促使其积极承担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主体的责任。endprint

五、加强核心概念和重要议程的传播，助力气候变化国际谈判

在有关气候变化错综复杂的国际谈判和国家间的利益博弈之中，各国会有不同的政治关切和基本立场，因此，在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前提下，随着气候变化谈判历程的进展，许多国家都会提出一些符合自身利益、具有各自特点的有关谈判的核心概念和重要议程。而如何通过多边国际谈判舞台，将本国有关气候变化的核心概念和重要议程变成他国能够接受的“国际议程”或“全球议程”，这已成为各国政府引领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政治方向、掌控国际气候谈判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之一。

我国政府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始终坚持的基本立场和核心概念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同举并重”“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立场和概念代表了我国政府的政治关切和政策走向。

在我国气候变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要重视这些基本立场和核心概念的传播，要始终保持传播口径上的一致，不能造成曲解或误解。同时，随着新的谈判进展，我国要努力发挥主动性和创造力，要善于提出一些西方社会能够理解并且乐于接受的表述话语，让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立场和核心概念能够使国外受众“想了解、听得懂、愿接受”。同时要主动设置议程，特别是要善于设置符合我国发展利益的议程，并努力使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以实现助推我国气候变化谈判的目的。

六、发挥媒体的积极功能，打造多元传播主体网络

气候变化的治理和应对需要各方面的投入，需要多方面的配合，需要方方面面的参与和支持，其中媒体与传播是不可或缺的最有效的方式和手段。因此，要建构我国气候变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就须高度重视发挥媒体的积极功能，要把媒体视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最有效的信息传播、舆论引导和社会监督手段。

政府要实行对媒体应对气候变化对外传播工作的顶层设计，要制定我国媒体气候变化对外传播的整体战略和政策框架，实施基础传播工作，加强能力建设，完善相关技术措施、标准和规范，同时加大对传播技术的支撑和

资金的投入，以尽快增强和提升我国媒体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传播能力。

此外，还要不断拓展新的媒体传播方式，发挥媒体传播的复合功能，实现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这就需要整合媒体与政府、NGO、企业和公众多方面的传播资源，打造多元主体的传播网络，以构建多主体、多功能、立体化的气候变化对外传播网络。

七、推行气候变化公共外交战略，发挥“意见领袖”作用

要参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博弈，需要主动占领舆论阵地，把控话语权，这就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来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扩大我国的国际舆论阵地。

公共外交能力是提升国家形象和话语权的一种重要软实力，对于增强国家形象的亲和力和国家话语的表达力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受到西方学界和政界的重视。

在诸多国际气候谈判场合，中国往往被一些西方国家描绘成“阻碍者”的负面形象。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后，中国的国际形象更是跌至谷底，被人说成是破坏谈判的“罪魁祸首”。实际上，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及相关人士对中国的指责是完全没有道理和带有偏见的。然而，由于当时我国政府、媒体和NGO在话语权上的不足和在公共外交手段方面的欠缺，使得我们一时陷入了舆论被动而不能有效应对。

因此，在构建气候变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过程中，要特别重视推行公共外交战略，要善于运用公共外交手段来建构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如安排国家或政府领导人以及政府气候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及时就我国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主张和行动发言；制作并传播关于气候变化的影像资料；发布我国的节能减排报告或白皮书；组织国际媒体来华采访报道；开展对不发达国家的绿色援助；支持他国关于中国气候治理的学术研究项目，等等，这些举措都会有效地提升我国气候变化问题的对外传播效果。

在此过程中还要特别重视发挥气候变化领域“意见领袖”的作用，特别是要注意发挥气候变化领域科学家的作用，要给他们更多的话语权，让他们多发出科学的声音，多发挥普及知识和引导舆论的作用。在专业领域，专家作为“意见领袖”的作用尤为凸显。比如欧洲在气候变化领域研究早、投入多，出现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温室效应”“温室气体”及“低碳经济”等一系列重要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概念均来自欧洲的科学家。正是凭借这一批“意见领袖”的研究成果，欧洲国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掌控着牢固的话语权。我国也应善待和善用国内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要努力发挥他们的作用，进一步传播好中国科学家的声音。

八、完善国际舆情采集系统，采取针对性传播策略

在气候变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加强对国际舆情的采集和管理，做好对气候变化国际舆情的分析和研判，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对外传播策略。

当前我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舆情采集和管理方面尚未形成常规机制，对国外舆情的监测工作还较弱，因此亟待加强我国媒体海外采编网络和传播平台的建设，在努力提高我国媒体对国际事件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以及国际接受度和影响力的同时，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这是一个需要逐步提高传播力和影响力的过程。

在当前，可以考虑首先提高我国媒体和相关研究机构对气候变化国际舆情的采集能力，特别是针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热点问题以及极端天气等重大突发事件的采集能力，通过梳理国际主流媒体对这些热点问题和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动向，尤其是针对中国的报道倾向和反应，建立起全球气候变化信息采集传播网络，制定有针对性的对外传播策略，从而增强我国对外传播的效果，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当下，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和外交舞台上的热点议题，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行动和政策必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因而，建构起我国气候变化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向世界全面、客观、准确地介绍和说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立场主张、治理理念和行动策略，也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事关我国国家整体形象的塑造，也事关我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为此，我国需要在建构起技术先进、人员专业、传播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对外传播体系的基础之上，积极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加快形成既具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交流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气候变化国情，以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行动的知晓度和认可度。这既是推进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需要，也是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需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