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作者：郭本禹，E-mail: gbypro@163.com。

摘 要：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是民国时期历史最悠久的心理学学科。从1904年三（两）江师范学堂心理学课程的实施，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它的变迁可分为三个阶段：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心理系时期（1920—1926）的起步阶段，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抗战前时期（1927—1936）的发展阶段，中央大学心理学科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1937—1949）的激化阶段。它表现出“公共课程—教育心理—应用心理”的变化轨迹，具有鲜明的应用特色。

作者简介：崔光辉（1980—），男，山东梁山人，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心理学理论与历史研究；郭本禹（1964—），男，安徽肥西人，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心理学理论与历史研究。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常生活的身体现象学研究”（项目编号：14ZXD003）、南京师范大学校“青蓝工程”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5)02-0001-12

收稿日期：2015-05-16

特约主持人：郭本禹

主持人话语：心理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是当代中国心理学的“早期经验”，也是中国心理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历史进程。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心理学是近现代心理学的逻辑展开，二者之间存在难以割舍的关系，无论是对其纪念还是反思，都将有益于当代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从视域上要以本土发展与东西交流并重，从内容上要以思想史与学科史并重，从创新上要以新史料和新观念并重。本期发表崔光辉副教授、郭本禹教授的《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发展史略》和李艳丽副教授、阎书昌教授的《西南联大时期的心理学系科建设及发展》两篇学科范畴的研究报告。前文梳理了心理学自进入中国学制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动荡与教育变革背景下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后文以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心理学学科在基础研究和实践方面的坚守和开拓为主题。无论是中央大学的心理学，还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心理学，它们是抗战时期两所主要维系心理学教学与科研的大学心理学专业，它们的部分发展经验都融入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心理学发展进程中。这两篇报告在档案文献、历史资料的运用方面都有着较好的展示，同时也将丰富学界对新中国成立之前心理学系科在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发展的认识。

近年来，国立中央大学学科史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 ［1-4］学理上的动因，在于学科是观念与活动的重要中介：学科可上行到理论观念，也可下降到学科所处教育体制及社会文化背景。现实的缘由，在于这是一块丰饶的土地。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是民国时期历史最悠久的心理学学科：从1904年三江师范学堂心理学课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历经近半个世纪。近代中国心理学的诸多活动，从建立中国第一个心理学系，成立中国第一个心理学会，到20世纪20年代的测验运动、20世纪30年代的心理卫生运动、20世纪40年代的人事心理运动，都与中央大学有着密切的关联。

我国心理学史学界长期关注西方与中国古代的思想观念，忽视了有着丰富学术活动的近代心理学的研究。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梳理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引心理学史学界研究之水，浇灌近代心理学史土壤，有助于拓宽心理学史的研究思路，深化对中国近代心理学的理解。

一、起源：从三（两）江师范学堂心理学课程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心理学系（1904—1920）

（一）三（两）江师范学堂心理学课程

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可上溯至1904年三江师范学堂的心理学课程。此时的清政府，经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亟需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科技与文化。朝野之中，洋务派张之洞等人以日本教育为参考，倡导师范教育。在此背景下，三江师范学堂的心理学课程，以师范教育公共课程的形式，通过日本教习的执教而得以形成。

1.三江师范学堂心理学课程

1903年，三江师范学堂正式开办，是为“中国师范学堂之嚆矢” ［5］18。清政府“壬寅学制”（1902）中，并未设置心理学内容课程。 ［6］235-251，256-262曾赴日学习的胡钧任学堂课程设计者，设“教育学 心理学大要”课程。课程于一年制“最速成科”第一学期、二年制“速成科”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和第二学年第一学期、三年制“本科”第二学年第二学期开设。1904年，学堂开始授课，故心理学课程应始于这一年。 ［7］6，43-46，60日本学者菅沼虎雄，日本文学士，曾任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教授，1903至1906年间任教于此。据学生章沦清回忆，菅沼虎雄 ①“教教育学的，人亦不高”。因上课时总说“此の前は”，被学生戏称“哭罗马”先生。 ［8］135

2.两江师范学堂心理学课程

1906年，三江师范学堂改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心理学课程得到进一步重视。监督李瑞清赴日考察后提出，应单独开设心理学课程：“且日本新学界现最重心理学，为教育之基础，故高等师范四学部中课程表，第一年皆无教育一门，然未有无心理学者。盖心理伦理诸科为教育之预科也。此数科学问急宜添入。” ［9］717清政府“癸卯学制”（1904）在优级师范学堂中设置两学期心理学课程，包括普通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 ［10］414-427但两江师范学堂实际课程为“教育与心理学”。该课程第一年每周两小时，后两年每周四小时。 ［7］49学堂延请松本孝次郎（1906—1909年间）、松浦秋作 ②（1907—1908年间）为教习。 ［11］296-306松本孝次郎，日本文学士，曾任东京高等师范总教习，为日本特殊教育先驱，合作创办日本最早的《儿童研究》杂志。松浦秋作，日本文部省检定伦理科及教育科教员。据学生姜丹书回忆，当时教育课程为主科，内容包括心理学。松本孝次郎“颇好”，松浦秋作“甚好”。 ［11］296-306两位日本教习的中国译员张永熙，字子和，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1906），追随松本七年，作为教育译员“甚好”。 ［11］296-306他在松本讲义基础上，撰《广心理学》（1915年上册、1922年中册）。

（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心理学课程

1912年，两江师范学堂因战争停办。1915年，在原址成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我国创办最早的四所高等师范学校之一。此时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但江苏因始终处于直系军阀控制，经济与教育反而有了大幅提高。尤其因留美学生的归来，在教育理论与方法的输入方面，江苏领先全国。 ［12］201-210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郭秉文等领导下，以欧美高校为蓝本，提倡科学精神，倡导教育学科科学化。 ［13］33，63心理学逐渐从师范教育公共课程发展成为独立系科。

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之初，其课程与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令”（1913）一致，规定学校本科六部，均须修习“心理学及教育学”课程。 ［14］75-76体育专修科课程介绍（1916）中，第二学年第一和第二学期均须修习“心理学”课程。在课程讲授上，据陶行知所述，教育和心理课程均系一人讲授，自他1917年到校后，才将教育与心理分开。 ［15］521学校曾聘请留美学生吴康教授心理学课程（1916—1919）。吴康，字致觉，1911年赴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及心理学专业，此前曾与心理学家詹姆斯书信往来。后，根据讲义出版《心理学原理》（1921）、《教育心理学》（1923）等著作。从《心理学原理》一书来看，当时课程内容主要来自美国心理学，尤其是构造心理学，虽然作序者张东荪认为“大体则犹承乾姆斯 ①之绪余” ［16］序，“其实泰半是构造派的说话” ［17］。

（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心理学系

1918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添设教育专修科，造就教育专门人才，为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1919年，陈鹤琴、廖世承任教教育科。陈鹤琴曾留学于美国机能心理学哥伦比亚学派的大本营哥伦比亚大学，欲以智力测验为题，师从吴伟士攻读博士未果。廖世承以论文《非智力要素的量化研究》获布朗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陆志韦加入教育科。陆志韦，机能主义芝加哥学派卡尔的首位中国博士，博士论文以实验法研究记忆保持的条件，获导师好评。在实验与测验上，心理学队伍得到充实，为心理学系成立提供了准备。

1919年，学校通过全体教务会“改良课程案”提议，采用选科制，规定一科之学生，可以选择其他学科之学程，于次年推行。 ［18］84-851920年9月，教育科推行选科制，学程分为教育学、心理学系。相应地，教育科内出现了教育学系与心理学系，并筹建心理学实验室。1921年，东南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成立，故潘菽认为：“在那时，据我所知道，中国大学有独立的心理学系的只有一个东南大学。所以东南大学的心理学系可说是中国第一个了。” ［19］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心理系的成立被视作20世纪影响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十件大事之一。 ［20］

二、起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心理系（1920—1926）

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成立东南大学。两年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全部并入东南大学。以下均简称东南大学心理学系。此时的江苏，经济与文化较为繁荣，为东南大学以及心理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东南大学是我国第二所国立大学，“寓师范于大学，囿文理与农工商等实科于一体” ［13］93。校长郭秉文在办学中，力求通才与专才、人文与科学等多方面的平衡。 ［21］20-22而心理学既是培养教育专才的重要辅助，又是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获得发展契机，成为“国内最完备的心理学系” ［19］。

（一）师资

心理学系在东南大学属教育科，兼属理科，首任系主任陆志韦。系内原有教师陈鹤琴、廖世承、陆志韦，1923年，又有朱君毅、麦柯尔（W. A. McCall）等教授，李尚春、吴定良、陈重寅、郑大源等助教。 ［22］149-164此外，还有刘湛恩、董任坚、李昂、艾伟、郭任远等加入。这些学者均由留美学生组成，思想趋向机能主义，尤其是哥伦比亚学派的机能主义，研究集中于测验的开发与应用。麦柯尔本人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系桑代克弟子；朱君毅与刘湛恩系桑代克的博士；李昂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盖茨（A. I. Gates）的博士；艾伟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此外，行为主义与构造主义也在此有一定的传播，如郭任远是激进的行为主义者，董任坚师从铁钦纳。但是，系中教师除陆志韦、陈鹤琴、廖世承外，其余流动性较大。如麦柯尔仅1922年至1923年间兼任于此；朱君毅1922年至1925年在此任教；刘湛恩1922年来此，次年即到上海任职；李昂1923年加入，第二年即转广东大学。郭任远供职于复旦大学，在东南大学应为兼任。

（二）设备

心理学系初建时，设备不足，“除有一二简单者外，关系重要者，尚付缺如” ［23］91-92。后不断添置。1922年，已有摆满四个橱子的心理学仪器。 ［24］另有较丰富的测验材料，如教育科教育研究会所售测验中，教育测验材料共21种，心理测验材料如比纳—西蒙智力测验等共62种。 ［25］1923年，已有心理仪器室一间，包括实验感觉用器、实验学习与习惯用器、心理测验用器，以及心理测验材料等。心理与教育仪器价值5 300元 ［26］138-149，惜1923年东南大学走电失火，心理学系所在地口字房全被焚毁，书籍仪器等付之一炬。后重建，1927年普通与应用心理的仪器已大致具备，并添置比较心理方面的设备。图书方面已有两部整的德文杂志，四部差不多完全的英文杂志。 ［19］

（三）学生培养

心理学系专业课程较为齐备，分普通和应用心理学两类。普通心理学类强调基础研究，重要学程有如下12个：试验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心理学之生物基本、儿童心理学研究法、动物心理学研究法、宗教心理学、中国人之美术观念、系统心理学、问题研究。应用心理学类关注测验，重要学程如下6个：教育心理学、心理测验与教育测验、智力测验、变态儿童研究、应用心理学入门、商业心理学。此外，要求学生修习英文、国语等9个普通学程，同时还必须修习数学和物理化学两门学程，以加强其理科基础。 ［19］

心理学系培养学生较少，1923至1926年，毕业生有：吴定良（1923年）、钱秉权、欧阳翥（以上1925年），王素贞、卢于道、梁培德、易克櫄、邢昉（以上1926年）。 ［27］109学生多走上纯粹研究道路。如吴定良留学英国研究人类学，获博士学位；欧阳翥留学德国研究神经学，获博士学位；卢于道留学美国研究解剖学，获博士学位；王素贞留校任教；梁培德任教于湖南大学教育系。心理学系更多指导教育科学生进行教育心理研究与实践。在此影响下，南高师第一届女生倪亮（1924年毕业）留学法国研究测验，获博士学位。

（四）科研实践

在学会组织上，心理学系参与了中华心理学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和教育科教育研究会。中华心理学会成立于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教育讲习会结束之际，会议选举陈鹤琴为总务股主任，陆志韦为研究股主任，廖世承等任指导员，吴定良等任干事。学会总务股和研究股办事处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28］231-246该会是我国第一个心理学会，其成立是影响20世纪中国心理发展的十件大事之一。 ［20］心理学系还参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活动。中华教育改进社下设心理教育测验委员会，陆志韦任副主任，陈鹤琴任书记。在测验编制上，陈鹤琴、廖世承、陆志韦、朱君毅主持或参与了49项测验中的12项工作 ［29］；在测验实施上，两单位合设“测验之编造与应用”学程，以培养测验编造与实施人才。 ［30］陈鹤琴、廖世承等主持中华教育改进社多地教育调查。此外，东南大学心理学系师生还参与教育科学生组织的教育研究会。廖世承、陈鹤琴、陆志韦等任该会指导员，并作演讲。

在科研上，因我国心理学尚处初创阶段，系中教师多涉猎一般性介绍与翻译工作。在心理学史领域，有陆志韦关于心理学史的总体叙述、关于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心理学派别的种种阐述；在心理测验上，有陈鹤琴关于心理测验、统计的图表处理、教育调查的实施、智力测验的用处、测验的教育价值等的介绍；在具体主题上，有陆志韦关于本能、习惯、注意与兴趣等的论述。此外还有心理学分支学科教材的撰写，如：在教育心理学领域，廖世承编著了我国第一部教育心理学著作《教育心理学》（1924）；在社会心理学领域，陆志韦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社会心理学著作《社会心理学新论》（1924）。

在具体研究上，系中教师具有较高的起点，主要涉猎儿童心理、学习心理与测验研究三个领域。在儿童心理研究中，陈鹤琴在观察自己孩子的基础上，撰写我国儿童心理学开拓性著作《儿童心理之研究》（1925）。葛承训受此影响，观察自己孩子一个月内行为的发展。徐佩业在陈鹤琴的指导下，研究儿童对颜色的偏好。陆志韦儿童无限制联想调查研究也始于这一时期（1925年）。在学习研究中，陆志韦研究几何错觉的学习情况，并与梁培德研究持续掷飞镖的学习，研究结果发表于美国《教育评论与发生心理学》杂志。 ［31］此外，顾克斌、张绳祖在陈鹤琴指导下，进行形数材料学习实验研究。

系中教师最显赫的是测验领域的工作。陈鹤琴与廖世承于1920年开设测验课程，并在大学入学考试中设置心理测验，此举标志着我国正式采用科学心理测验。 ［32］陈鹤琴、廖世承合著我国第一部智力测验专著《智力测验法》（1921），以及“测验最简便的用书”《测验概要》（1925）。系中教师编制了大量测验，如陆志韦订正比纳—西蒙智力测验，陈鹤琴的图形智力测验、廖世承的“廖氏之团体测验”、艾伟的国文测验等。此外，陈鹤琴还进行了语体文字汇调查、学生婚姻问题的调查等。

在测验实施上，1922年，陈鹤琴与廖世承采用比纳—西蒙智力测验对京沪铁路一带学校学生进行测验，受测者达1 400余人，被视作我国大规模实施智力测验之发轫。 ［32］同一年，陈鹤琴赴江苏无锡，测验国民学校与高等小学学生6 000余人；廖世承赴济南测验国民学校与高等小学学生约4 000余人；陆志韦、廖世承、陈鹤琴与教育科学生组成智慧测验团，使用比纳—西蒙智力测验，调查江浙8个城市1 200名幼儿园至中等学校学生智力发展情况。麦柯尔来华后，心理学系参与中华教育改进社组织的大规模测验活动，该测验对华北、华中、华南19个城市共102 000余人进行了教育和智力调查。另外，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东南大学设教育心理讲座，聘艾伟为讲座教授。艾伟在南京等8个城市考察中学生白话与文言的理解力与速度；后又采用修正测验在北京等14个城市进行了两次调查。在心理学系的推动下，东南大学成为20世纪中国测验运动的中心之一。

东南大学心理学系还将研究深化到教育实践中。1923年，陈鹤琴在自己家中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实验性幼儿园——南京鼓楼幼稚园。东南大学教育科在此进行课程与教学实验，研究结果影响了教育部的《幼稚园课程标准》（1929）。1922年起，廖世承在东南大学附中主持道尔顿制教学实验。他以智力与教育测验为工具，发现该教学制度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很难实行。该研究成为20世纪我国教育实验科学化的典范之一。廖世承还使用测验在东南大学附中进行职业指导工作，在职业教育界引起反响。

三、发展：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1927—1936）

1927年，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东南大学与其他八所高校合并为第四中山大学，经江苏大学更替，于1928年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此时中国政治进入相对稳定时期，经济和文化教育取得飞速发展。不过，中央大学先后遭遇大学区制推行失败、校长易职与学潮，一度解散。1932年罗家伦就任校长后，才步入正轨，发展为“民国最高学府” ［5］124。罗家伦提倡大学应担当民族文化建设的重任，为心理学学科发展提供了机会，促其成为近代中国心理学学科建设的典范。 ［1］

这一时期，心理学系科在设置与归属上变动频繁。第四中山大学成立时，东南大学心理学系改属理学院，何运暄任系主任，后潘菽接替；系中侧重教育心理研究的师资留任教育系，组成教育心理组，1929年改为教育心理系。1932年，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整顿系科，取消心理系，并入生物学系。 ［33］252罗家伦任校长后，在教育学院内恢复心理学系，系中分普通心理与教育心理两组，萧孝嵘任系主任，艾伟任教育学院院长。1939年教育学院改师范学院，心理学系回归理学院。潘菽感慨，该系“并不是在锦衣玉食中长大起来的花花公子，它是时常捉襟见肘或有了上餐便没有了下顿的穷小子。它也曾经过四次三番的悲欢离合，它今天在这里寄宿，明天又在那里安顿，它忽而化成二，又忽而合成一。……它也曾有一两次中了流行病而几乎夭折” ［34］。系科的反复变动，表明其尚处发展的初级阶段。

（一）师资

心理学系先后有萧孝嵘、艾伟、潘菽、王书林、陈剑脩、吴南轩、陈鹤琴、廖世承、张耀翔、郭任远、郭一岑、卢于道、何运暄、王祖廉、凌冰、尚仲卿、沈履等人任教。此外还有郑大源、龙叔修、郭祖超、孙蕙如、杨时雨、孙家珍、曹飞、王素贞、张义尧、吴福元、孙邦正、朱亚男等任助教。该系师资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27］98-99首先，教师起点高。授课教师均为留学生，以上17位教师均具有研究生学历，其中12人获博士学位。授课教师多在心理学各分支领域取得杰出成就。如艾伟在教育心理领域，萧孝嵘在格式塔心理学、人事心理研究领域，吴南轩在心理卫生领域。其次，师资较稳定，萧孝嵘、艾伟、潘菽、王书林、陈剑脩等长期在此任教，尤其萧孝嵘、艾伟、潘菽执教中央大学长达20余年。最后，心理学系延续了东南大学时期的应用传统，在理论上倾向机能主义，在研究中具有强烈的应用倾向。艾伟、萧孝嵘、王书林等均从事心理测验研究工作，并将其应用于学习心理与人事心理等领域。

（二）设备

心理学系成立之初，位于校内科学馆一角的三间房，一间为实验室，另一间隔为实验室、暗室和阅读室，余下一小间为仪器室和预备室，此外有平房三间，系饲养动物室和比较心理学实验室。当时添购价值千余元的德国心理学仪器，图书与杂志也能满足需求。 ［19］到1933年，设备大幅提升，有心理学仪器1 993件、模型215件、机器47件、实验用品168件。心理研究室中藏中文书籍250册，英文书籍795册，德文书籍131册，中文杂志339册，英文杂志776册，德文杂志442册。 ［35］461936年，心理仪器及实验用品有2 300余件，价值约近4万元，分普通心理仪器、测验与统计仪器两大类，新购到实业心理仪器及计算机，订购未到者尚有多种。 ［36］心理学系与教育学系藏专门图书8000余册，中西杂志公报800余种，向国内外各大书局征得教科书452套。两系设有图书室与研究室各一所，可容百人在内从事研究工作。“仪器图书之设备，当然颇为充实，不但在教学上，即在专门研究上，亦颇敷应用。” ［37］设备的完善为系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支持。

（三）学生培养

在课程设置方针上，明确培养心理研究、师范学校与中学师资两方面人才，并提倡心理学在各方面之应用。课程坚持理论与实验并重，远比东南大学时完备，规定普通心理、教育心理、试验心理、学习心理、儿童心理、实业心理、心理测量、比较心理每星期有两至四小时实验。课程分普通心理和教育心理两组。 ［38］前者注重纯粹心理，主要有普通心理学、试验心理学、比较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实业心理学、心理生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学研究等，以及普通动物学和普通化学课程。后者注重应用心理，主要有教育心理学、试验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正常）、心理与教育测量、儿童心理学（异常）、学习心理学、心理生理学、心理卫生原理、儿童心理卫生问题、学科心理学、实业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研究等，以及普通动物学和教育学课程。此外，选修课程较为丰富，有实业心理问题、近代心理学史、理论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实验社会心理学、艺术心理学、法律心理学、智慧论、新法考试、教育心理名著选读及翻译等。教育心理组还可选修伦理学和教育哲学。课程的完备，表明整体力量较强；尤其教育心理课程的丰富，表明应用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1927年至1937年间，心理学系共有39名本科毕业学生。 ［27］109-111从1941年时就业来看，任职于大学或留学者12人，任职于教育、政府、企业等部门者19人，另8人工作情况不详。从事应用19人中，8人任职于教育部统计室、省科学教育馆、中央党部统计室、省教育厅、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内政部警察智力测验室、中棉公司人事部等事业单位，其余11人从事教育工作。表明中央大学心理系在就业上与社会有较好的对接，符合当时对心理学系的印象：“凡勤奋耐劳之青年，而欲献身于应用心理学者，中大实为唯一之途径。” ［37］这一时期毕业生如雷肇唐、龙叔修、曹飞、郭祖超、吴襄、吴福元、张义尧、丁祖荫、张德琇、丁瓒、韩进之等，后来成为心理学界著名的学者。

此外，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为加强研究，于1934年创办教育实验所，招收研修生，艾伟、萧孝嵘等任指导教师，丁祖荫、孙邦正、宗容庚（亮东）、祝其亲、周祖训、刘寅让、钱苹、吴江霖、汪百熙、蔡素芬、郑沛疁（丕留）等先后得到深造，其中多数参与到高校的心理学建设中。“其毕业生之担任国内大学教育心理讲席者，已有十数人，服务成绩，均甚优良。” ［39］

（四）科研实践

在组织方面，心理学系参与多个全国心理学组织的创建，如中国测验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国心理学会等。中国测验学会由心理学系艾伟、萧孝嵘、吴南轩、陈鹤琴等倡议，于1931、1933、1936年分别在北京、中央大学、无锡召开三次年会。艾伟、萧孝嵘、吴南轩、王书林、潘菽、陈剑脩等先后被选为理事或候补理事。该学会出版《测验》杂志。中国心理学会于1937年在南京国立编译馆成立，萧孝嵘、艾伟等当选理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由中央大学教育学院筹备，1936年成立于中央大学，吴南轩任总干事，萧孝嵘、艾伟、陈剑脩等任常务理事。此外，心理学系还于1932年成立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会，出版杂志《心理半年刊》与《心理附刊》，翻译名著，举办讲演与儿童幸福讨论会，设置心理顾问信箱等。 ［40］

心理学系创办《心理半年刊》《心理教育实验专篇》《心理附刊》等多份专业期刊。 ［41］61-65《心理半年刊》是我国继《心理》杂志后的第二份心理学期刊，艾伟任主编，1934年至1937年间共出版7期，有多期“应用心理专号”。《心理教育实验专篇》是中央大学教育实验所编辑期刊，1934至1936年共出版6期，刊有萧孝嵘《知觉单元形成之条件》（一、二）、艾伟《中学文白测验结果之比较研究》等重要研究。中央大学心理学会在《中央大学日刊》中还设立《心理附刊》，主要引介西方心理学，1934年至1937年共出版45期。此外，心理学系还在教育学院《教育丛刊》（1934年第2卷第1期）参与出版“心理卫生与健康教育专号”。

在基础研究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东南大学时期有很大的提高。在理论与历史研究中，有潘菽与郭一岑介绍苏俄心理学，潘菽还开设“理论心理学”课程进行辨证唯物论心理学研究。萧孝嵘引进格式塔心理学，首译“格式塔”一词，并撰有专著《格式塔心理学原理》（1933）。基础心理过程的研究质量的提升尤其明显。萧孝嵘、郑沛疁、潘菽、郭一岑、龙叔修等，研究了痛触觉定位及两点阈、视觉轮廓、知觉单元及其形成条件、知觉阔度、上字错觉、遗觉、审美判断等主题。在动物行为领域，郭任远研究鸟类胚胎行为发育的规律。在儿童心理领域，萧孝嵘记忆形式发展之研究、手部动作之研究、数目知觉之研究、位置知觉及时间知觉之发展、内外倾品质与年龄性别之关系、暗示感受性与年龄性别之关系等。 ［42］

在测验应用领域，偏向教育心理与实业心理两方面 ［37］，探索更为丰富。截至1936年，该系修订与编造各种量表不下五十余种。 ［42］在智慧测验领域，萧孝嵘所编军队测验、自幼稚园至大学各年级各种团体与个别测验。在教育测验领域，艾伟编初中及高中英文测验、中学文白测验、小学各种学科测验，王书林修订算术诊断测验，等等。在人格测验领域，萧孝嵘修订情绪测验、马氏成人人格评定量表、邬麦二氏个人事实表格，吴南轩修订心理卫生表格等。在统计方面，艾伟机率与机误、均差、对减错计算法及曲线适合各种研究，王书林均差差误研究。学习领域是研究的重要领域，有萧孝嵘学习定律分析、桑代克相属原则解剖，艾伟初中国文成绩之实验研究、数学成绩与他科成绩之相关研究、中学英文教学之初步考察、中学国文理解程度之研究、英语教学问题、国文横直读之比较研究、初中英语文法错误之心理、初中英语拼字错误之心理、错字之分析研究、汉字测量、中学文白测验结果之比较研究、文白英字数之比较研究及小学各科教科书内容之分析研究等。在变态心理领域，有萧孝嵘小学儿童色盲之研究，郑大源等罪犯心理研究。在实业心理领域，有陈剑脩疲劳研究，萧孝嵘工科学徒及指纹练习生选择研究，郑丕留与荣宗庚三种实业心理之研究，等等。

心理学系提倡实业心理建设，将心理测验推广到教育、军、政、社会等多个领域。在教育领域，艾伟自1934年起，与夫人范冰心在南京创办万青试验小学，从事心理测验和对汉字学习的心理研究，并将其用于教育实践。在军事部门，萧孝嵘应军事机构之请，编制军队测验多种。“心理测验在中国军政界之应用，已渐萌芽。” ［43］在政府部门，萧孝嵘应司法行政部与内政部合组指纹调查委员会之请，编成与指纹调查有关测验十余种。 ［43］在社会领域，心理学系与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合作，编印宣传册“心理卫生丛册”，赴京沪平津各地演讲，举办母亲会，举行播音演讲等，以推广心理卫生运动。 ［44］“心理卫生丛册”多为《教育丛刊》等杂志抽印本。其第一、二、十五、十八号分别为吴南轩《心理卫生意义范围与重要性》，吴南轩《国际心理卫生运动》，丁祖荫、丁瓒译《青年期的卫生》，吴南轩《问题儿童之心理卫生》。 ①另外，心理学系还设心理顾问箱，举凡个人、家庭、教育、实业等问题，均可咨询。 ［45］

四、激化：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1937—1949）

1937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经济与社会造成惨重影响，国民政府提出抗战和建国兼顾的方针。教育部努力维持和扩展高等教育，并注意高等教育素质的改进。 ［46］242-244在这种背景下，心理学学科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研究，但其应用倾向却被激发起来，扩展到与抗战有关的多个领域中。1941年萧孝嵘展望，心理学系“尤注意于心理学在各方面之应用。政府当局与外界人士对于心理学重要性之认识既日益深切，故本系之前途实未可限量也” ［47］。这种应用扩张倾向延续到抗战以后。随着艾伟1946年的离去，教育心理学研究停顿，心理学学科的重心完全转移到测验的推广应用中。

心理学系于1937年迁至重庆，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1939年归入理学院，仍由萧孝嵘任系主任。由于国内此时仅有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学系和金陵大学哲学心理学系，心理学系因此成为“仅存的硕果” ［48］48-49，同时也是国内设备较完善的心理学系。 ［49］1938年，中央大学成立研究院，以原有教育实验所为基础，在师范研究所下设教育心理学部，1946年随着艾伟的离去，该部取消。后又设心理学研究所，招收硕士研究生。因此，心理学学科包括心理学系、教育心理学部和心理学研究所三个单位。

（一）师资

抗战时期，心理学学科能够在师资上保持稳定。心理学系主要有萧孝嵘、艾伟、潘菽、王书林等教授，吴南轩、蔡乐生等兼任教授，以及郑大源、龙叔修、张义尧等教师。教育心理学部由艾伟任学部主任，萧孝嵘与潘菽任指导教授，助理研究员先后有方东澄、杨时久、林凤藻等，研究助理先后有林凤藻、张述祖、符仁方、艾国英、黄坚厚等。心理学研究所主任为萧孝嵘，研究助理为刘范。 ［56］

抗战胜利后，艾伟以部聘教授身份，转赴全国各大学讲学。系中新增程克敬、王征葵、胡寄南、高觉敷、曹飞、程法泌、丁祖荫、吴福元等教师。 ［50］114这些学者强化了心理学系的应用趋向。王征葵师从瑟斯顿获得博士学位，为国内态度测量专家。曹飞、吴福元、程法泌、丁祖荫均为中央大学心理学系毕业学生，分别任职于军、警、政等部门。吴福元讲授人事心理与人事管理课程，高觉敷则兼职讲授犯罪心理课程。 ［51］

（二）设备

抗战爆发时，心理学系的全部图书及仪器，除少数笨重器械留下外，均运到重庆。1941年时，系中能够保持战前设备水准，有心理实验及测验统计仪器1 993件，模型153件，实验用品1 477件。图书设备方面，有中文书籍1 023册，英文杂志776册，德文杂志483册，且在不断添设，当时尚能收到来自美国的杂志。 ［47，49］

抗战胜利后，心理学系回迁南京之初，在科学馆内设置解剖室两间，团体实验室、绝音室、暗室、仪器室及准备室各一间。南高院收回两大间，拟改为团体实验室。另有两大间作为仪器预备室与研究室。丁家桥校区新建普通心理实验室一大间，仪器室与预备室共一间。另原有动物园一所，正恢复中。图书及仪器已运回南京，全部无损，且又订购西文图书杂志数十种，以供参考。 ［52］1948年，又将南高院系专用教室改为比较心理实验室，并于附近建立动物园，供研究之用。 ［51］在仪器方面，共有仪器及模型608件，急待补充。图书方面，有中文书籍168册，英文书籍1 007册，德文书籍157册；杂志方面，有中文杂志299册，英文杂志776册，德文杂志483册。 ［53］

（三）学生培养

在学生培养上，延续战前的理论与应用并重方针，不过逐渐重视应用。在课程上，因归属理学院，课程中基础方面有所增强，但应用方面也应社会需求作出调整，如应战时需要特设军事心理学课程，内容多为军事选择与军事教育的根本问题。 ［54］

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招生人数逐年剧增。1937年全校学生1 072人，1944年则增为3 837人。 ［13］259在此背景下，心理学系学生人数显著增加。1937年至1940年间，每年毕业生仅一人，1942、1945与1948年毕业生则分别为八、九和十人。从1937年至1949年，毕业学生共有毕业生54人。 ［27］110-111［55］毕业生中，为心理学界所知的有程法泌、黄坚厚、黄乃松、陆君约、刘范、艾国英、许淑莲、李兴唐、唐自杰、顾吉卫、王景和、余碧筠、韩幼贤、王铎安、曹传詠、沈晔等人。这些学生中，许多从事测验研究与实践，进入军、警、政部门工作。

心理学学科共招收心理学研究生26人。其中教育心理学部20人，分别为汝若愚、闵灿西、朱道俊、张德琇、林凤藻、杨清、张述祖、卢濬、杨继本、吴倜、唐齐安、杨振海、温同庚、李象纬、符仁方、朱宕潜、姚秀华、李熙、蔡绮宽、杨志今、万梅亭等。心理学研究所6人，分别为朱曼殊、姚秀华、刘范、曹传詠、余碧筠、王铎安等。 ［55-56］

（四）科研实践

抗战爆发后，心理学学科战前所参与的心理学组织多取消或停滞：中国心理学会停止活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举步维艰，且随吴南轩转至复旦大学。中国测验学会虽然坚持活动，但自1943年由萧孝嵘主持起，逐渐让位于人事心理研究社。1948年该会介绍所进行34项测验，均注明与人事心理研究社或中央大学心理学系合作，所拟战后三年计划，也通过与心理学研究所以及人事心理研究社共同努力完成。 ［57］人事心理研究社是由萧孝嵘于1941年发起于心理学系的心理学组织。该组织延续战前实业心理研究，致力于人事心理与技术，为各界服务，以提高工作效率，奠定心理建设基础。成员最初仅限于心理学系师生，后扩展至军、政、警、工、医、教育等界。该社以编制测验为主要工作，具体事务包括举行学术演讲、发表人事心理论文、出版人事心理丛书、编印人事心理论文集等。 ［58］

心理学学科参与创建刊物中，《心理半年刊》、《测验》与《心理附刊》均已停刊，《心理教育实验专篇》战后仅出版一期。此时刊物主要为教育心理学部刊行的《教育心理研究》，艾伟任主编，自1940年至1945年共出版三卷十期，是我国40年代抗战后期的首要心理学学术刊物。 ［41］61-65该杂志曾出版纪念中央大学心理学系20周年（1941）和纪念艾伟任教中央大学20周年（1945）两期专号，另印有英文简版，与国外交换。教育心理学部还印刷《教学报告》，但仅见一期。

在研究上，到1938年，心理学系已完成小学入学智慧测验、学习方法之研究等，并正进行中小学生情绪测验之研究、教师能力倾向测验之研究等。该系还应重庆巴蜀小学之请，代为研究战区学生之分级问题。 ［54］但是，战争的影响是明显的，心理学学科在基础研究上几无进展。在应用领域，反倒有了大的进步。在教育领域，主要是艾伟等教育心理学部人员的研究工作，有词汇分析、阅读心理、英语学习心理、中小学智慧暨各学科测验之编造。该部还编印教育心理学丛书，脱稿者有教育心理学大观、测验之理论与实施，及吴伟士心理学第四版译稿。 ［59］该部接受其他机构委托，如贵州小学教育测验、湖北教育测验、四川小学儿童之智慧测验，教育部委托之体育测验，中国教育学会委托之重庆迁建区教育调查及西南各省教育调查，以及青年团、兵工署等机关委托各种测验，及机械能力研究等。另外，艾伟在中央大学附设六年一贯制实验中学班，由教育部拨发专款，以供各项学科心理实验之用。 ［48］48-49

从1937年至1949年，心理学学科最显著的是人事心理测验与实践工作。抗战时甚至形成所谓“人事心理运动”：“凡注意我国科学之发展者，必能觉察见一项重要事实，即我国心理学家对于研究工作之兴趣与日俱增，此项趋势尤以在应用心理方面最为显著，而于抗战中发展为一种全国性之‘人事心理运动’。” ［61］该运动在萧孝嵘主持下，通过编制测验与推广应用，借助人事心理研究社展开。在1948年心理学系所列出8类76项工作总结中，除包括战前大学生心理、中学生心理、小学生心理、变态心理、学习心理领域研究外，还有军警心理与职业心理研究两个重要领域。 ［53］军警心理研究有18项，包括萧孝嵘、曹飞、郑大源、张义尧、程法泌等的学兵队、航空机械士、通信人员、干训团受训军官、联勤学校教官班的智力、人格、心理等研究，萧孝嵘与丁祖荫的普通警察、警官智慧、交通警察、刑事警察、警政人员智力或心理测验，萧孝嵘等的青年军政治部、空军人员的分类测验，等等。职业心理研究有11项，包括萧孝嵘与姚秀华等的指纹练习生、校工、小学教师、护士、技工的能力分析，萧孝嵘与程法泌、吴江霖等的明尼苏达机械能力测验、数种德国实业心理测验、塞斯通职业指导测验的标准化与订正，萧孝嵘与朱道俊、张义尧等的领导能力、职业指导、机械兴趣等的测验编造。另外，在人格研究领域，正进行罗夏墨迹与默里主题统觉测验的订正。

从以上工作中也可以看出，人事心理运动已波及军、警、政、教、医等各个领域。这其中，以下四项组织的建立尤为有名。 ［60］20-26一是在萧孝嵘推动下，内政部警政司1939年设立“警察智力测验室”，由心理系毕业生丁祖荫任主任，十余年间编制并推行多种警察心理测验。二是空军司令部在萧孝嵘等推动下，1948年在第一署中设立“心理研究室”，以萧孝嵘为顾问，开展空军人员普通与特别心理分类工作。三是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团与青年军总监部，在萧孝嵘等推动下，为健全远征军官兵心理，于1945年成立“军事心理研究委员会”，开展心理测验，编撰军事心理学丛书十种。四是国防部政工局1948年成立“官兵心理研究会”，通过计划多种，并建议出版《军事与心理》杂志，由萧孝嵘任主编，该局国防月刊社及新闻导报社同时刊行“国防心理专号”。四项活动中，有两项发生于1948年。可以说，人事心理工作已成为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的重心。另外，由以上四项活动也可看出，人事心理运动主要围绕军警等战争时期国家机构需求而展开。部分由于该原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事心理运动戛然而止，心理学学科也步入新的时代。

五、余论

（一）尾声：南京大学心理学系（1949—1956）

1949年南京解放，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改为“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心理学系成为全国唯一的心理学系，系主任由校长潘菽兼任。1955年9月，心理学系并入生物系，改为心理学教研组。1952年院系调整中，虽然有意向将心理学系与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合并，但未能实施。

在教师方面，1949年，萧孝嵘移教于暨南大学，解放后任复旦大学教育系主任。萧孝嵘原拟向南京大学请假一年，回师范学院教书，但未成功。1952年，系中有潘菽、龙叔修、曹传詠、林凤藻、丁祖荫、张义尧、宋德纯、刘世熠、王景和、余碧筠等教师。除潘菽外，其余均为心理学系毕业学生。院系调整时，丁祖荫与林凤藻转任南京师范学院，张义尧转任安徽师范学院。此外，陈鹤琴解放后任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院长，1952年调入南京师范学院。在学生方面，心理学系从1949年至1953年，共有毕业生15人 ［55］：陆雪南、王启杰、刘静娴、何培中、刘世熠、方亭、石守谦、沈家鲜、陈大柔、汪中、谢长钮、方芸秋、匡培梓、张再远、华迪明。1953年后不再有毕业学生。

1956年12月，心理学教研组与中国科学院心理学室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潘菽、曹飞、龙叔修、曹传詠、沈晔、王铎安、王景和、余碧筠、陈大柔等9人，连同图书、仪器一起并入心理学研究所 ［62］203-206［63］256。新中国成立后至1980年以前，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是中国唯一的心理学专门研究机构，起到“火车头”的带头作用 ［63］前言。民国期间历史最悠久的心理学系科，最终转化为新中国心理学先进力量的一部分。

（二）几点发现

回顾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近半个世纪的历程，有以下几点初步发现：

第一，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的发展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之间存在密切的呼应关系。三江师范学堂心理学课程产生于晚清政府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科技的背景下，因辛亥革命学校停办而终止；东南大学心理学系因江苏经济与教育的稳定而取得较大进步，因北伐战争而停顿；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因国民政府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身处国民政府首都，有了长足的提高，但因日军侵华而中止发展势头；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心理学学科因政府及社会的需求，加之处于国民政府所在地，应用倾向被激化。

第二，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表现出“公共课程—教育心理—应用心理”的发展轨迹。三（两）江师范学堂时期，心理学学科作为公共课程，为师范教育服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时期，学科重心在教育心理领域，通过测验服务于教育领域；国立中央大学时期，学科将心理学应用到军、警、政、工等领域。不过，学科始终处于服务者的角色中。服务环境使得学科有较好的生存，但面临基础研究不足的窘境，难以取得长足发展。

第三，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具有鲜明的应用特色。东南大学心理学系在陈鹤琴、廖世承、陆志韦等努力下，将心理学应用于基础教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测验运动的中心。中央大学心理学系在萧孝嵘、艾伟等的作用下，进行测验的编制与实施，将心理学推广到教育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中。20世纪30年代，成为心理卫生运动的中心。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这种趋向得以扩大，成为人事心理运动的中心。应用推动心理学与社会现实间的结合，但若仅通过技术，而未有观念的支持，便存在不足。三江师范学堂创办者之一的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由此来看，心理学学科处于“用”的范围内，不涉及作为“体”的“中学”。

第四，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始终以教育为重要基础。三（两）江师范学堂时期，心理学课程因师范教育而得以实现；东南大学时期，心理学系因处教育科而得以成立，因参与教育调查与实践而取得较大进步；中央大学时期，教育始终是心理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中央大学时期，起初理学院心理学系与教育学院教育心理学系并列，两系合并后归属于教育学院。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后，心理学系改属理学院，而师范学院尚有教育心理学部。直至艾伟离开中央大学，教育心理学部撤销，心理学学科才完全落在理学院。教育给心理学学科提供了土壤，但也使心理学基础研究难以深入，应用局限于教育领域。

第五，国立中央大学心理学学科受到人事变动的影响。人事变动是民国期间高等教育的常态，它能使学科保持开放，但也会妨碍学科发展。后者可见于陆志韦、郭任远、艾伟与萧孝嵘的离去所产生的影响。陆志韦1927年转任燕京大学，郭任远1933年任浙江大学校长，这两位学者的离开，使得心理学学科基础研究难以取得较大的发展。艾伟1946年的离任，使得原本就侧重应用的学科更加激进。而萧孝嵘1949年的出走，使学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同时也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