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兰,徐亚清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2010～2014年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综述

郑永兰,徐亚清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业转移人口中数量日益增长的群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表达利益要求的基本途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已经引发了学界日益密切的关注。在界定或认可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概念的前提下，2010～2014年学界从不同的研究视角，采用规范或实证研究的不同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现状、困境、困境原因以及解决对策进行了多样化的研究。对上述研究成果有必要进行全面综述，为日后研究的深入进行奠定基础。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综述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业转移人口中数量日益增长的群体，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群体在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利益表达正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聚焦点。实现和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完善其政治参与途径，既符合农业转移人口日益增长的利益需求，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上述趋势，学界近年来以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为主题，立足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关注重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产出了一批卓有成效的科研论文。如果能够依据不同学者专家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特点进行探讨和总结，对其该领域研究成果进行综述，那么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无疑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积极效果。本文通过对2010～2014年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为主题的期刊论文及著作的检索，立足于概念界定、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参与现状、困境原因和解决对策等不同层面的内容总结，挑选了一批较具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并对其进行了分别探讨和整体评价，力求对相关研究发挥有益作用。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含义界定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最早缘起于社会学领域。王春光(2003)教授最早将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流动群体)定义为年龄在25岁以下，是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流动性人口。[1]这一界定包含了两个标准：年龄要素和代际要素。李培林教授在借鉴王春光界定的基础上，以年龄作为划分的重要依据。他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问题时，将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作为老一代农民工，而将1980年之后出生的民工群体界定为新一代农民工群体。[2]王、李二人的研究对于之后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界定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2010～2014年以来，学界大多借鉴了二人的界定方法。如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2010)中将这一群体定义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 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3]郝保英(2014)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农民工第二代。[4]郑永兰(2013)则将新生代农民工归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农民工群体。[5]上述学者在概念界定时对年龄和代际标准采取择一采用或二者并用的方法。

不过，两种界定方式存在一定的冲突性。因为代际界定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被限制在代际的范围内，而年龄界定的标准则退居其次。关于这一点，郑永兰(2013)在其著作《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一书中认为，以年龄为标准的界定，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延续性和历史性的特征，因为“新生代”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不能简单的用代际标准概括。[5]

二、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一)理论视角归纳

随着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持续深入，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已经出现多视角的趋势。学者们通过运用西方相关理论，结合中国学术界的理论研究成果，并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展开自身的论述。总体而言，2010～2014年研究视角中具有代表性的有：(1)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视角：以这一视角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学者往往立足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化、法治化逻辑。代表文献为：徐志达(2011)《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思考》。[6](2)公共政策视角：其中较为著名的是沈龙云(2012)《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若干问题》。[7](3)大众传媒视角：这一视角的学者从信息传播媒介的变革对政治参与价值理念以及渠道变化影响的角度分析问题。较为突出的有：李奋生(2013)《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研究》[8]以及郝保英(2014)《试论新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影响》。[4](4)治理视角：治理是全球化的重要课题，也是当今学术界较为热门的研究视角。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问题研究上，郑永兰、丁晓虎(2012)曾以区域合作治理为视角，发表《基于区域合作治理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考量》一文。[9](5)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的视角：这些学者立足以经济社会学以及尤尔根·哈贝马斯对社会三部门的划分为基础，从代表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表达团体化视角切入。其代表文献当属孙可敬、傅琼(2011)的《社会资本视阈下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路径初探》。[10](6)政治文化视角：这一视角的学者通过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借鉴，从构建政治文化的角度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例如史成虎 (2012)《政治文化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11](7)新制度主义视角：在这一研究视角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史成虎的另一篇文献。史成虎(2011)在《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中通过对西方20世纪后半期新制度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借鉴，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12](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视角：这一视角的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视角，寻找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依据和出路。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徐志达(2013)《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13]韦滢(2011)《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4]以及《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实基础》、[15]赵排风(2011)《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16](9)综合研究：更多的学者在选择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作为研究主题时，并没有直接选择某一理论作为视域，而是综合分析运用了各种理论观点，并将其体现在文章中。这一类型的代表文献有很多,其中较为突出的有：张彪(2011)《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的现状及对策探析》，[17]宁晓菊(2013)《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空间的拓展》，[18]孙玉娟等(2012)《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全息透视》，[19]徐志达、庄锡福(2012)《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主体素质的现状及提高之策》等等。[20]

(二)研究方法归纳

近五年以来，学术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研究出现了规范和实证研究并重的态势。例如刘哲、刘静的(2010)《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问题与建议》，[21]贾波(2011)《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22]徐志达、庄锡福(2012)《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主体素质的现状及提高之策》，[20]郑永兰(2014)《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实困境与改进路径》[23]等期刊论文主要是属于规范性文章，而邓秀华等人则广泛采用以问卷访谈法为主的实证方法，并通过规范性和实证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来研究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在实证研究的论文中，较有代表性的当属邓秀华(2010)《“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24]郑永兰、丁晓虎(2012)《基于区域合作治理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考量》，[9]罗竖元(2013)《流动经历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基于湖南省的实证调查》[25]等等。学者邓秀华在研究农民工以及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中都较有建树，其作品《“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研究》主要采用的是问卷以及访谈法。[24]郑永兰等人(2013)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影响因素时，立足于问卷访谈的实证数据，采用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23]罗竖元(2013)通过多元回归分析，量化流动经历和政治参与等研究对象，立足于实证调研结果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影响因素进行的研究也具有一定代表性。[25]

三、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状

(一)权利意识普遍增强和参与程度较低的矛盾

许多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拥有更强的权利意识，但是难以通过制度规定的渠道参与政治，维护自身利益。徐志达、庄锡福(2012)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权利意识较强，对国家政治关注度较高，总体而言有着较高的参与热情，但是参与程度受到种种因素的阻碍表现较低。[20]邓秀华(2010)通过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对湘、粤两地农民工调研统计，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较高的参与政治的热情和积极的权利意识，但是话语缺失，边缘化现状较为严重。[24]李奋生、王疏影(2012)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普遍增强，但是受到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导致参与受到严重影响。[26]这些学者都强调了参与的主观意愿和现实阻碍之间的矛盾。另外一部分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够高，甚至存在参与的冷漠现状。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参与的热情和冷漠是并存的，因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主观满意度较低，他们渴望参与的同时却由于现实渠道的阻碍导致了失望和冷漠，从而对现存的参与途径采取消极态度。沈龙云(2012)的《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若干问题》大致体现了这样的观点。[7]

(二)非理性参与的潜在危机

一部分学者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时候着重强调了非理性参与对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威胁。他们认为，非理性的参与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非理性主观因素的促动下采用非制度化途径参与，从而产生较大的负面效果。徐志达、庄锡福(2011)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一文中，就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会在现实条件缺失的情况下，增加不满情绪，从而采取非制度的途径造成极端化的利益表达。[27]郑永兰、丁晓虎(2012)在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实证调查之后，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存在非理性参与的隐患。[9]史成虎(2012)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的素养不够高，对法制化和制度化参与构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实际上承认了非理性参与的问题。[28]

(三)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不够高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是指新生代农民工在进行政治参与的过程中，是否通过有组织的方式参与以及通过这一途径参与程度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该领域多数学者都有所涉及。孙可敬、傅琼(2011)的《社会资本视阈下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路径初探》就曾围绕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有效运用社会资本进行权益维护进行系统的论述。因为社会资本本身就包含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规范和联系。它是公民社会成长的表现，必然对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提出要求。孙可敬等人认为，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没能有效利用这一方式，参与主体之间缺乏信任，很难实现合法的组织化参与。[10]钟建英(2012)以统一战线为视角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时强调，发挥政协的统一战线的作用，正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的低组织化现状。[29]可以说，组织化程度不够高是大多数学者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研究时公认的问题。正如学者李培林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时所得出的结论那样，新生代农民工依然是基于地域、血缘的传统网络生存发展的，这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客观存在的现状。[30]

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困境原因

(一)制度供给不足

从制度供给方面去寻找社会现象的原因是学者们较为普遍采用的逻辑。作为对社会成员实践活动的规定范畴，制度供给始终是学术界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时无法回避的重要原因。其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他们论述的核心内容。他们的观点主要体现在：(1)制度不完善，设计不全面 ；(2)法律制度的执行性存在问题，“应然”和“实然”之间差距较大。徐志达等(2011)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的制度化以及发展方向等问题时，着重指出了现阶段的制度供给存在严重不足，无法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要求。他认为制度供给不足可以解释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非理性参与的问题。[27]高晖敏(2012)认为，供给在法律规定层面的多元性和现实层面的单一性矛盾严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31]郑永兰(2014)认为，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困境，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政治”，即身处城市却受到社会排斥的现状阻碍了这一群体的政治参与。[23]邓秀华等人(2010)通过实证调查推出的结论中，也认为制度的缺口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24]

(二)经济理性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理性往往体现在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相对忽视其他方面的需要，例如对政治的参与。按照公共经济学的观念，这种状况甚至会体现出一种“短见性 ”，即为了目前的物质利益需要忽视政治参与等有利于自身权益长远维护和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因素。不少学者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他们在文章中或是直接指出经济理性的问题，或是从物质基础薄弱的角度分析原因。张永刚(2011)非常明确地在文中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存在功利性、短见性，以及经济基础薄弱的特点，导致他们政治参与受到严重阻碍。[32]左珂等(2011)认为，经济基础薄弱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受阻的物质因素。[33]孙玉娟(2012)也曾分析过经济成本过高作为一种阻碍因素在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中的存在。她认为经济成本一旦较高，民工处于理性的估量会降低他们参与的积极性。[19]这种观念实际上和上述学者的言论不谋而合。徐志达(2011)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时，也提及了收入偏低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阻碍作用。[27]

(三)政治文化发展滞后

除了以上两点原因之外，学者们还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西方社会尤其是阿尔蒙德提出的政治文化理论。他们会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发展滞后的角度入手，去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原因。史成虎(2012)以政治文化为视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时，就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社会增长的权利意识受到根深蒂固的“臣民文化”和“小农意识”的阻碍。权利意识和传统政治文化构成一组矛盾，阻碍了他们的政治参与。史成虎在文中进一步指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缺失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严重问题。[11]他在另一篇以新制度主义为视角的文章中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时，对平等意识等价值观念以及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关系的论述又及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模式的分析中，实际上也强调了政治文化的作用。[12]其他的一些学者，例如徐志达(2012)曾经论述了新生代农民工法治意识、宪政意识以及公民主体意识的缺乏。[20]吴建华(2013)也提到了理性参与不足的问题。这些学者即使没有以政治文化为视角或者直接提到政治文化的问题，但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反映了政治文化发展的滞后性。[34]

五、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实现路径

(一)完善制度供给

制度供给的完善，对应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中制度供给缺失的社会现实。多数学者在力求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时，都提到了这一解决途径。他们在着重强调改革二元户籍制对新生代农民工维护权益的门槛阻碍作用的同时，也提到了改善其他的法律和体制渠道，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需要。学者徐志达(2010)在论述改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途径时，提出了包括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完善基层民主选举制在内的解决措施。[35]郑永兰 (2014)认为改革户籍制度对于突破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身份政治”至关重要。[23]史成虎(2011)在以新制度主义为视角研究相关问题时，将制度建设作为突破困境的必然选择。[11]孙玉娟(2012)认为信息公开的体制和户籍制度的改革有利于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化问题。[19]此外，韦滢(2011)在论述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现实基础时，着重强调了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政治和法律基础作用，这一观点实际上也是强调完善制度供给的必要性。[15]

(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质量

正如恩格斯所论述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36]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存质量和生活水平，在物质生活基础得到巩固和夯实的前提下促进这一群体的政治参与，是该领域不少学者在研究中提到的对策。徐志达、庄锡福等人(2012)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主体素质的现状及提高之策》中明确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偏低阻碍了他们的政治参与，因此改善经济基础是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对策。[20]孙玉娟等人(2012)认为，要想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中经济成本过高的问题，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基础是直接对策。[19]钟建英(2012)也强调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水平是实现有效政治参与的基础。[29]学界普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物质生活遭受较大压力(如工作不稳定，福利缺乏等现状)的前提下，很难实现有效政治参与。

(三)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阿尔蒙德所提出的旨在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一种政治文化，它强调社会成员在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环节都有明确的意识，尤其强调公民自身的主体作用。主体意识明确的公民参与到政治系统过程中来，是参与型政治文化的体现，也是区别于传统臣民文化的重要标识。史成虎(2012)认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构建有助于突破小农意识和臣民文化的藩篱，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参与意识和参政素养。[28]沈龙云(2012)在以公共政策为视角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时，也提出了政治文化发展滞后的困境，进而提倡要提升该群体的参政素养，这实际上与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内涵和要求不谋而合。[7]除此之外，徐志达、孙玉娟等人在探讨解决对策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参与型政治文化或者包含公民政治参与理念的新型政治文化的重要性。在以上学者的论述中，史成虎以政治文化为视角，在提倡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构建问题中论述的较为系统和全面。[9]

六、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在学术界已经得到学者的较多关注。近年来，学者们站在不同的理论视角，采用规范或是实证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中包括参与意识、组织化程度等问题进行分析，从制度供给、物质基础以及政治文化层面探讨原因并且寻求对策，给出了各自的见解。这些研究成果将成为学术界日后研究的基础和借鉴。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研究，应当立足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不断创新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对此，本文认为当前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存在完善的空间：

1.理论视角的进一步拓展：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是缘起于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现实问题，涉及到诸多层面。因此理论视角不应当局限于单一的学科领域，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同样值得借鉴。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往往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视角或者是西方政治和行政学视角探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亦或是两者有所结合，但是从其他学科角度探讨问题的研究还较少。

2.本土学术话语的构建：如同上文所述，学术界在选择理论视角时，力图引用西方理论去阐释和解决源自于中国本土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俞可平在论述中国模式和普遍价值关系问题时认为，不能以国情特殊性为借口忽视普遍价值，但也不能照搬普遍价值忽视特殊性。[37]中国正处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特性并存的特殊转型时期，国情的复杂性使得中国一方面无法回避全球化的大环境，另一方面必须正视自身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故而在理论问题的研究上需要借鉴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以及后工业社会产生的相关理论，又要努力突破西方的话语垄断，力求探索本国的话语。

3.实证方法进一步科学化：在新生代农民工乃至全体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上，学术界近五年来逐渐出现了规范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结合并重的趋势，但实证分析中科学运用模型研究问题的学者仍然较少。计量经济的有效运用仍然存在问题。

因此，无论是从理论视角、本土话语还是从实证方法而言，未来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研究仍然具有较大的潜力和价值。新生代农民工权益——本身作为一个转型期的现实问题，正是推动研究深入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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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程俐萍)

Summary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ZHENG Yong-lan,XU Ya-qing

(CollegeofPublicAdministration,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95,China)

Abstract: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s the ever increasing group of migrant population from rural area, are now playing the vital rol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s the essential path to claim the demand of interests in national and social political life,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s drawn intensive focus from educational circle. In the hypothesis of defining or recognizing the conception of this group, educational circle has been making diversity of research in the situation, dilemma, roots and solutions of this group'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ich is in the path of normative or empirical research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t is indispensable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in the above achievements, which can lay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The new generation of new migrant worker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ummary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15)04-032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