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平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刘大年(1915—1999)先生一生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疑，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展历史学研究，是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杰出代表。面对各种思潮的挑战，刘大年多次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重要思想。针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刘大年敢于针锋相对地提出批评意见，在中国近代史、史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面对各种思潮的挑战，强调史学研究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面对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遭受“教条化”和“左倾”思想的危害，中国史学界开始进行深入的反思。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淡化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一些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也有人主张“回到乾嘉去”。针对这种错误思潮，1980年代初，尚钺、尹达、刘大年、罗尔纲、戴逸等著名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关系问题，以及史学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述。［1］293-300结合中国历史学界面临的新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从1980年代初开始，在许多重要历史时期，刘大年反复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当代史学家的历史使命就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推动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

1983年，在纪念马克思去世100周年的重要时节，面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思潮，刘大年在《世界历史》发表了《关于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重要文章。刘大年说:“我们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社会历史，毫无疑问，必须站在历史永不停息的变革的观点上看待马克思主义，把那种形式的空洞乐观的保守主义思想从根本上抛弃掉。保守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创造精神不相容，就像水火不相容一样。”“马克思主义要保持自己强大的生命力，必须根据新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已有的原理、结论。旧的原理、结论应当是新的原理、结论的起点，而不是事物认识的终结。一旦结论为终结的了，它的生命也就枯竭了。当代历史发展、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我们去研究，寻求解答。”［2］19刘大年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思想，也是当时史学家的共识，表明中国历史学界已经从过去沉痛的教训中，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这是新时期广大史学家对待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同时，刘大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保持固有的革命本质和特点，继承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他认为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反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本质的东西，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他指出:“事实证明，鼓吹用‘技术中心论’、‘技术决定论’来代替阶级分析论，或者引进自然科学方法，以匡救马克思主义之不足，是一种幻想。”“全世界阶级消灭以前，马克思主义将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2］22-24刘大年这篇文章，是1980年代初期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入论述的重要代表作，反映了历经十年“文革”的曲折，在错误思潮侵入中国史学界的时候，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鲜明态度。关于解放思想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二者的关系，刘大年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完整的体系，它对历史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我们要解放思想，研究问题要‘求深’、‘求新’，这都毫无疑义，而且必须坚持下去。解放思想，同遵守马克思主义学说思想体系和重心并无矛盾。”［3］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大发展，就在于从过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这一偏颇的观念中解脱出来，摆脱了把阶级分析方法作为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的狭隘观点和做法，但随之出现的淡化和排斥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30多年来一直存在和蔓延，刘大年在1980年代初期的这番论述，对于纠正这种错误的倾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学的新发展，是刘大年新时期一贯坚持的思想。1989年初，在全盘西化和保守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的时候，刘大年在《求是》第7期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重要理论文章，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他说:“马克思主义古典文献上一些观点过时了，那丝毫也不足为怪。我们是从事科学探讨，决不能变成儒家经生的抱残守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以后，这种关系在世界范围以内还没有成为过去……在世界范围内，现在还没有一种社会历史学说，足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先进的科学社会历史学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只有凭借这个学说，并随时汲取世界一切先进的认识成果，来使自己不断获得前进。”在这里，刘大年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要汲取世界一切先进的认识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刘大年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也反对崇儒尊孔和复兴儒学的思潮，他强调未来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他说:“只要不割断历史，我们就会承认孔子、孙中山、与中国传统相结合了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不同时代的文化主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文化就会像以往在东方文化中保有高度繁荣和显耀地位一样，今后也将继续保有它的高度繁荣和显耀地位。”［4］242-243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解体之后，一些人叫嚣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了，对此，刘大年也作出了明确的回应。他说:“马克思主义存在、发展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两种状况:一种是世界科学历史发展上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与政权相结合，成了官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今天，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瓦解，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完结这个论点，其前提，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存在、发展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状况，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独立地位，而把它同政权视为一体，一而二，二而一。他们的目的是要人们相信，政权的生存能力，等于马克思主义的生存能力，某个政权的命运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命运。”他坚定地说:“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产物。世界资本主义一天存在，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的那个部分的生命力就会一天继续下去。”［4］313-315刘大年对马克思主义命运的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终结论”的有力驳斥，今天看来，仍然是可以站得住脚的。

刘大年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可谓终生不渝。1999年9月，他在中国科学院庆祝建院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的重要讲话，这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次学术发言。他满怀深情地说:“我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今天年轻的和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者，从新的社会实践中汲取智慧，处理自己面临的问题，取得远超过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是理所当然的”。针对国内外风行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以及不少人认为讲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是“保守”就是“左”的错误观念，结合美国学者詹姆斯·格拉斯曼1998年3月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马克思的手》的论述，刘大年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代价值，强调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去研究不断变化的现实。他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要摒弃教条主义，不把自己变成‘古之人!古之人!’同时，要承认科学的指导思想。”“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应当就是全面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加上全面研究社会主义，来攀登上一个制高点，同时回答人们期望得到回答的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的问题。”［4］1-5

针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挑战，结合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刘大年多次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基本观点，他深入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强调运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从事历史学和现实的研究。

二、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学理论的区别，积极推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

在1980年代初期，在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发展的探索中，白寿彝、刘大年等多位史学家都提出，唯物史观不等同于史学理论，很有必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这是中国史学家关于史学理论认识的重大进步，也极大地推动了新时期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1］322-326在新时期，刘大年是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积极致力于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

1983年，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发表了《当前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提出了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研究这一重大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研究，是历史学本身的基本建设”，“有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不等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的基础，但是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一样”。刘大年强调理论思维的重要性，他说:“不重视理论，就没有办法使认识不停留在经验主义和低级的阶段上，去上升到对事物本质的、客观规律性的认识。”［2］173，178-1791985 年，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发表了《论历史学理论研究》，文章开篇即说:“历史学理论的建设，现在不是一个新问题了。以前我们多半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历史学理论。国外也有类似情况……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历史学的专有理论，一方面失之于太狭窄，缩小了它本来的广泛意义;一方面又失之于太宽泛，似乎有了它，历史学具体的理论研究、专门知识就可以不必要了。历史学理所当然要有自己的专门理论。”在这篇文章中，刘大年着重围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论述了历史学的理论建设问题。他提出:“历史学理论建设的任务，是要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结合历史实际，解说原理细节，填补其中种种空缺，发展新的方面，新的内容，使历史学理论成为自己的整体科学，自己的系统工程……那时历史学理论还是历史唯物主义，但不是简单地重复历史唯物主义，而成为自己专门的系统科学了。”在这篇文章中，刘大年还提出了从事历史学理论建设应该注意做好的一些工作:首先要注意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这方面所取得的一切进展;其次，要关心、了解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研究的状况，关心、了解现实生活;再其次，中国历史学的传统，也应当知道和加以研究;又其次，理论建设要重视知识更新。那些知识有史料学方面的，也有理论方面的。［2］184-204

1986年5月6日，在安徽举行的全国历史学理论讨论会上，刘大年的发言再次说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代替历史学的理论问题。他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历史学理论发展的三条建议:一是制定长远一点的规划，切实办好历史学理论讨论会;二是重点翻译、介绍一批国外历史学理论书籍，准确了解外界;三是出版一个专门的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刊物。［5］刘大年的这些建议，对于推动史学理论学科在新时期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史学理论》杂志在1987年的创刊，正是刘大年等学者推动的结果。1980年代，中国史学理论学科的产生与发展和研究热潮的出现，正是刘大年等著名历史学家倡导和大力推动的结果。

诚然，刘大年当年所论述的历史学的理论，仍局限于关于客观历史发展的理论，即历史理论，尚未能深入到历史学的理论，即狭义的史学理论。但是，历史理论是史学理论的基础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他当年的这些论述和探讨，对于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不仅在1980年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就是在今天仍然未失去其理论价值。联系到1980年代一些学者空谈理论和方法的教训，刘大年当时提出要注意具体问题和中国历史学传统的研究，不断更新知识，他的这些看法和认识，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史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也是刘大年新时期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研究，在刘大年、白寿彝等中国史学会主要负责人的倡议之下，1983年召开的中国史学会第三次学术年会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作为会议研讨的主题，同时提出了十二个方面的选题。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六十年的战斗历程，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贡献，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光荣传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史料学与考据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对民族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对农民史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的学说，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历史遗产。［6］这次会议收到了白寿彝、刘大年等多位著名学者撰写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学者对上述重要论题及其他相关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发展。

在着力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同时，刘大年以身作则，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工作。正如学者所言:“1983年以后，刘大年又发表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论文，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为自己的理论研究制订了详细的计划，‘十论书’就是其中之一。1984年12月24日晚，刘大年草拟了‘十论书’的提纲。”包括:论历史学理论研究，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论对象、论规律、论动力、论主体，论领袖与群众，论历史发展阶段，论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论历史科学与世界观。［7］刘大年撰写和发表了多篇具有重要影响的史学理论学术论文。如《论历史学理论研究》(《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论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异化与历史动力问题》(《哲学研究》1984年第4期)、《说合力》(《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论领袖与群众》(《哲学研究》1983年第9期)、《说历史的选择》(《求是》1989年第24期)。在倡导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同时，刘大年还先后发表了多篇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文章。关于郭沫若，他先后发表了《学习郭老——在中国史学会纪念郭沫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学术报告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郭沫若与哲学》(《人民日报》1983年6月13日)、《继承以往 开拓未来——在郭沫若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郭沫若关于〈历史研究〉的六封信》(《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关于范文澜，他先后发表了《范文澜与历史研究工作》(《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光大范文澜的科学业绩》(《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收入《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的文稿有:《范文澜与历史研究工作》《吕振羽与中国古代史研究》《学习郭沫若》《郭沫若与哲学》《罗尔纲与太平天国史研究》《杨秀峰〈历史动力学说之检讨〉》等重要文章。《刘大年集》收录了刘大年论述毛泽东、翦伯赞、侯外庐与历史学的文章:《毛泽东评二十四史》《翦伯赞——革新派先贤祠中的一员》《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此外，他还撰写了《荣孟源〈史料与历史科学〉序》《怀念黎澍同志》《田家英与学术界》《历史要分析——读〈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阐述的历史方法论》《华罗庚、夏鼐二同志追忆记》等文章。刘大年的这些文章，观点鲜明，材料丰富，卓识频现，他提出的许多重要认识，对于深入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对中国近代史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

新时期以来，在纠正过去“左倾”政治路线对于历史学的恶劣影响的同时，历史学研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现象。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告别革命”思潮一度泛滥。过去强调革命，对改革和改良对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重视不够，现在就过分夸大“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起义和辛亥革命持全盘否定的态度。面对这些错误倾向，刘大年多次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开展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问题、革命与改良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他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

1997年，刘大年先后在《近代史研究》和《人民日报》发表了《方法论问题》，这是刘大年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代表作，文章阐述了中国近代史多个方面的重要问题。包括:近代科学与近代方法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基本问题，近代社会性质，阶级分析方法，革命与改良，中国当代与近代。关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刘大年明确地说:“抓住近代中国两个矛盾，社会变动中的两种趋向这个特点，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由它们构成的矛盾运动、各种事变、社会势力、人物、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发展过程和结局，这就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思想方法。迄今为止，只有它能够得上现代的思想方法。”刘大年进一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性。通过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多年的思考和研究，该文对于“革命与近代化”问题及其关系予以明确的阐发。他说:“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关于二者的关系，他说:“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两件事，不能互相代替。民族独立不能代替近代化，近代化也不能代替民族独立。它们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不是各自孤立的。没有民族独立，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永远落后，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针对有些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质疑，刘大年说:“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那既是否定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统治下在黑暗深渊里下沉，也是否定经济基础变化、新的社会力量出现推动了中国开始朝着光明的前景行走。照那些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说法看来，中国近代110年的正反两面，实际上什么都不再剩下，只剩下了漆黑一团或者白茫茫一片。”关于新时期在阶级分析方法方面出现的反弹现象，刘大年以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中对太平天国运动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评述，以及英国出版的《中国季刊》反对说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例，对史学研究运用阶级分析的重要性作了深入的论述。刘大年强调指出:“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讲近代史研究方法论，不可丢掉，或者所谓‘淡化’这个基本方法。”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问题，针对一些谬论，刘大年坚定地说:“中国革命是中国历史的光荣，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妄自菲薄!一些论者反其道而行之，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及其代表人物的假丑恶，像变戏法一样，描绘成为真善美的化身，而对于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运动则说成是中国贫穷落后、黑暗纷乱的祸首与根源。它与学术研究不沾边，但确实是一种在讲历史的名义下制造的社会舆论。”［4］3-29在 1950—60 年代近代历史分期和线索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吸收了新时期重视现代化研究的成果，刘大年突出了“近代化”这个主题，正确阐发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新时期的重大进展。他关于民族独立和近代化之间关系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史学界出现的“淡化革命”和“告别革命”的非历史主义思潮，有助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健康的发展。刘大年关于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的基本观点，今天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新时期以来，由于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和对周边国家及人民的侵略战争，“抗日战争史”研究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作为亲身经历抗战的学者，除了亲自从事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外，刘大年还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依托，推动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抗日战争研究》，成立了抗日战争史研究会。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原来被忽视的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受到学者的高度重视，但在对有关事件、人物的评价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1996年，刘大年发表的《照唯物史观思考》是抗战史研究的力作。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下，论述了抗战史研究的巨大成就，阐发了抗战史研究的重大意义。刘大年说:“抗日战争的历史和整部中国历史一样必须成为科学的客观研究的对象。我们必须把抗日战争的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上，提高它的科学性。”关于增强科学性的方法，刘大年说:“如何增强这个领域的科学性，此无它，和研究历史的其他领域一样，照唯物论思考问题。”文章论述了有关的7个方面的重要问题:蒋介石何以转变抗日的问题，共产党斗争对蒋转变的作用问题，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目的问题，正面、敌后两个战场的地位问题，关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关于民族解放与民主革命两个任务，关于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刘大年说明了历史研究按照唯物论思考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刘大年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这篇文章中也得以充分的体现。关于蒋介石何以转变剿共立场投身抗日的问题，当时学术界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蒋介石的转变不在“外因”，即不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潮流、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推动，而在“内因”，即蒋所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民族主义思想、个性和权力欲望等。结合蒋介石从“九一八”以来一系列的卖国、屈辱的行为，刘大年以唯物论为指导，对这种观点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说:“不管掌握多大权力的个人，他们的思想、意志、愿望，并不能最终支配历史。”蒋介石发生转变的原因，第一，是他的思想意志的违反，而不是他的思想意志的实现;第二，那种违反和转变也绝非简单地他个人态度的转变。他进一步指出:“近代中国历史却证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权者对外国侵略进行抵抗或屈服的态度，非常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态度，而不取决于他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自我表达过多少民族主义思想、观念。在外国侵略压迫的面前，统治阶级中常常发生抵抗与投降、主战与主和的矛盾分歧。我们可以从人物的不同的实权地位、不同的处境和要求去了解那些分歧，根本无法从他们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去了解那些分歧。”通过对有关问题的论说和分析，刘大年指出:“科学研究要讲唯物论，要讲辩证法。唯物论要求严格根据事实讲话，实用主义只能破坏科学。辩证法的核心是承认事物矛盾的普遍性……阶级社会不同时期的矛盾运动规定不同时期历史的本质。”“一切事物都有本质的和非本质的，有大局、小局，主流、支流。凡事都有个界限。唯物论、辩证法的功能，就是引导人们去认识事物的本质，而又分辨出它的界限在哪里。”［4］199-212刘大年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特别是要运用主要矛盾分析的方法，对抗日战争进行科学的研究，有助于纠正抗战史研究的唯心主义倾向。

刘大年关于近代史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的论述，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开展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刘大年历史研究显著风格，正如学者所言:“刘大年对于马克思主义怀着终生不渝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始终是他所铺设的中国近代历史画卷的底色。在经历‘文革’、经历苏东剧变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反而更为坚定。这种执着源于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对近代以来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深刻洞察。”［8］关于刘大年史学研究留给后人的启迪，也正如学者所言:“发扬刘大年先生以开放、发展的心态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创造性解决历史研究中重大问题的学术风范，对于推进今天历史学的发展无疑是有裨益的。”［9］刘大年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诸多方面的理论思考，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极其珍贵的史学遗产，值得当代史学工作者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光大。

［1］ 张剑平.新中国史学五十年［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2］ 刘大年.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 刘大年.承先启后，责无旁贷［M］//光明日报社史学专刊.历史理论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2-5.

［4］ 刘大年.刘大年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 刘大年.欲登高，必自卑［J］.史学理论，1987(1).

［6］ 中国史学会秘书处.中国史学会五十年［M］.郑州:海燕出版社，2004:64.

［7］ 周秋光，黄仁国.刘大年传［M］.长沙:岳麓出版社，2009:409-410.

［8］ 张海鹏，赵庆云.试论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J］.历史研究，2011(3).

［9］ 陈其泰.刘大年先生的学术风范［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