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云胜

读《周恩来研究概论》有视野宏阔、资料丰厚、史识纵深、理析澄沏、哲文灿然之感，启悟殊深。

(一)《概论》以时序与空域的交汇，描述了周恩来研究的全程演进和全景图像。

一是历史节点式描述。即“序论”中以周恩来研究百年的几个历史节点为标志，以写意手法由近及远将周研史划分为周恩来逝世以来30多年，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斯诺到延安以来70多年，周恩来早期著作公开出版以来百年等几个阶段。

二是简括介绍式描述。即对“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周恩来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周恩来研究”“周恩来逝世后的周恩来研究”三个阶段周恩来研究的历史背景、主要形式、重要成果、突出特点、发展趋势、演进规律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三是数据图表形式描述。即在第二章第一节和第四章第一节中分别运用徐有力、李群的《周恩来图书文献出版统计年表》和孙国权、施振宏的《国内周恩来研究报纸、期刊、书籍目录统计年表》，以及相应的《周恩来图书文献频数曲线图》、《国内周恩来研究报纸、期刊文献书籍资料统计曲线图》加以描述。这种形式简洁明快，真切实在，形象直观，一目了然。

四是集中罗列式描述。即在第四章第二节集中罗列了郭思敏、米镇波、赵春生、李群、汪浩、单秀法、安建设等人关于周恩来研究分期的八种不同的文字描述。这样可在各说对比中，互见优劣。

五是综合归结式描述。即第四章第三节在对以上各种描述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把周恩来研究的百年历史归结为:孕育期(蓄势期)、起步期、发展期、成熟期、转型期五个阶段。同时，对各期的时限界定、区分标志、判定理由、个性特征及代表性成果都作了比较充分的阐释。这应是相对完满而明晰的一家之说。

通过对周研史分期的多重描述，既显示了周恩来研究经历的艰难和曲折，也展现了周恩来研究不断解放思想，逐步走向学术民主和学术辉煌的发展进程。

《概论》在对周恩来研究历史全程演进描述的同时，对其全景图像也进行了横向描绘。诸如:关于境内外周恩来研究概况的介绍，关于周恩来研究机构、队伍、力量分布情况的介绍，关于周恩来研究成果的介绍，关于周恩来研究学术活动的介绍，关于周恩来研究现状、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和薄弱环节的介绍，关于开展践行周恩来精神活动情况的介绍，关于周恩来纪念地分布、特点及开展活动情况的介绍，等等。

对周研史的全程描述和全景描绘，为周恩来研究史奠立了基石，也为《概论》的展开和深化提供了依据。

(二)《概论》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揭示了周恩来研究的发展规律和未来走向。历史不单纯是时间的推移、过程的演化、事件的叠加，历史蕴含着鲜活的生机、自由的思想、深刻的启示、固有的逻辑。《概论》从周研史的进程中，洞悉的正是事物发展规律和必然逻辑，示人以真理的光芒。

第一，由感情抒发到理性思考到自觉自由——揭示了周恩来研究心理历程的演进逻辑。正是这种心理因素的不断递嬗和提升，推动学术研究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浅表到深层，不断突破心理障碍，不断冲破思想藩篱，不断攀升学术新境。

第二，由民间推动到学界参与到官方引领——揭示了周恩来研究互动整合的逻辑。应当说，周恩来研究的原初动力在民间，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真情挚爱而引发的。接着是学界的参与，而后是官方的介入。正是这种民间的巨大推动，学界的热情参与，官方的引领示范，使周恩来研究始终保持不竭的动力、恒久的热度、正确的方向，形成高潮迭起、活动频繁、成果丰硕、队伍壮大，几十年经久不衰的学术史上的一大奇观。

第三，由基础研究到专题研究再到综合深层研究——揭示了周恩来研究学术样式和学术成果不断提升的逻辑。基础研究是指周恩来著作的整理出版，周研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周恩来生平业绩研究，周恩来家世与童年研究，周研文选和工具书的出版，以及回忆、追悼、口述文字等。这是周恩来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在此基础上转入专题研究，如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统战、党建等。专题研究较之基础研究有更多理性分析和学术气息。与专题研究大约同时，或之后的综合性研究，则是在更广阔领域的学术提升，出现了一批更加成熟，更具学术性、更具权威性的著作，使周恩来研究步入高峰期。循此而进，深层的学术攻坚开始了，一批带有政治敏感和高端前沿性的重大课题取得突破，从而推动周恩来研究向更高更深的学术领域迈进。

第四，由政治视角到历史视角再到人文视角——揭示了周恩来研究学术层次和学术境界转换升华的逻辑。《概论》指出:最初的周恩来研究带有“先天的鲜明的政治倾向”，“其中蕴含着普通百姓、广大党员干部、甚至高级干部的政治态度、政治愿景、政治寄托”。这是“党心民意对中国政治态势的强烈回应”。周恩来研究在政治大潮中催生，随政治大潮前行和发展，由狂热的政治激情转向冷静的理性思考，把周恩来研究推向历史人物研究，进而转向历史文化研究。一位学人如是说:政治是短暂的，历史是长久的，文化是永恒的。基辛格在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时指出:周恩来“是我见到所有人里头最高文化的人，也是最高政治家，是最了不起的文化人跟政治家”［1］。因此。《概论》归结道:“周恩来现象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周恩来研究史就是由政治而历史而文化的历史进程”。这样，就实现了由政治现实性向历史纵深性再向文化永恒性的转变。只有实现了这样的转变，周恩来精神才会注入人们的血脉，渗入人们的骨髓，化入人们的灵魂，成为真正的永恒。

基于以上的逻辑分析，《概论》对“周恩来研究一时间再难深入了”“周恩来研究已经差不多了”“周恩来研究进入衰微期”“周恩来研究将走向终结”等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辩。其一，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热爱怀念永远不会泯灭，这是周恩来研究不竭的动力之源;其二，年轻一代包括境外年轻学者已加入周恩来研究行列，后继有人，活力无限;其三，周恩来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周恩来研究早已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学术事业;其四，周恩来的传奇人生、光辉业绩、崇高精神、完美人格超越时空，泽被后世，这是周恩来研究永远不会终结的决定性因素;其五，周恩来研究已形成相对稳定的运转模式和同在机制，保障其经久不衰。

(三)《概论》以全面与重点的结合，展示了周恩来研究主次分明，浓淡有致。该书既勾勒了周恩来研究的整体风貌，又突出重点亮点，为读者学习和研究周恩来提供全面丰富的背景资料，指明了重点和主攻方向。

比如对周恩来研究成果的介绍，通观《概论》，涉及各个领域、各个地区、各个层次以及各种形式取得的成果，可谓万紫千红，春色满园。同时，对重大课题的突破性成果，对代表性、标志性图书成果作了详尽介绍与评析。先说对重大课题突破性成果的介绍。关于周恩来历史定位这一重大而敏感课题，书中有四处集中论述。从周恩来逝世后中共中央的《讣告》、到邓小平致的《悼词》，直到江泽民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的讲话，形成“一个者，三个之一，四个家”“主要助手”列于毛泽东之后第二位的规范性评价。这是二三十年来民间推动、学界探求、官方认定的互动过程，道路曲折漫长，结论来之不易，成果难能可贵。关于周恩来精神课题也经历了同样艰难曲折的历程。《概论》对这一突破性成果给予高度评价:这“是周恩来研究最重大的学术成果，它提升了周恩来研究的学术层次”，“使周恩来研究这座宏伟的学术殿堂有了实施的蓝图”，“这是周恩来研究领域其他任何课题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仅在周恩来研究学术史上是一个理论高峰，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是一座学术的丰碑”。此外，关于毛周体制与毛周关系、“文革”中的周恩来、周恩来与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等重大敏感课题，均不惜笔墨、多重阐发。

(四)《概论》以文献学和心理学的引入，彰显了周恩来研究的科学本色、创新品格和包容气度。《概论》对徐有力、李群的《周恩来百年书目图典》及相关论文、统计年表、曲线图等文献资料的引用与点评达50多处;对孙国权、施振宏的《周恩来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及统计年表、曲线图的引用与点评也有20多处。特别是第九章，综合十个数据库的储存信息，设计17幅图表，对周恩来研究文献资料进行细致的统计分析，可见对文献学的笃信和倚重。读者可以从数字、图表中清晰看到周恩来研究发展的轨迹、成果、高潮、特点等。最近，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引起世界关注和热议。该书采用相关国家大量大时间跨度的统计资料，通过数理分析、计量研究，揭示了“资本收益率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一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制造了社会两极分化，自由市场机制是催生这种根源性不平等的温床”的结论。专家认为，“该书的成功正在于统计计量工具的支撑，使之具有充分说服力”［2］。《概论》作者深知，把文献学引入周恩来研究，善于运用统计资料、数理分析、计量分析手段，对推进周恩来研究的科学化及学科化建设，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把心理分析引入周恩来研究，是《概论》作者思维方式创新的又一尝试。书中介绍了几位境外学者运用心理分析取得的成果。美国学者罗达·威登堡把厄里克森创立的历史心理学观点运用于周恩来研究，解读周恩来官僚家庭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结论是:破落的官僚家庭遗弃了他，社会的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差异可能加剧了他内心的矛盾，而中国社会的落后与民族屈辱激发了他的逆反心理和救国图存的热情，从而促使周恩来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样的分析正好破解了威尔逊的周恩来四大谜之一。英籍作家韩素音则从周恩来的家庭长子意识和多灾多难的家庭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使他形成的“担当”意识来解读这一难题。应当说，他们各自言之成理。

美籍华人学者张大卫对周恩来一生有许多机会成为中共头号人物，但却从不谋求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这一课题研究中，在进行多层心理分析后指出:“周恩来的退让似乎是理智和无私，他并不以派别和本人的考虑为基础”，能做到“困难时期以党的生存为重”。这种对周恩来顾全大局、理智无私的心理分析，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无疑是正确的、深刻的。另一位美国学者鲁宾逊针对西方周恩来研究者，要么“圣人化”，要么“妖魔化”的两极倾向，提出的建议之一就是:“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极为有利于理解个性心理的决定因素是怎样影响历史过程和事件的，理解其早期经历是怎样影响其成年后的行为的。”

《概论》认为:运用心理分析方法，将会更加深刻的理解周恩来，有利于破解周恩来研究中的难题，是一种无可代替的研究方法。这正好应验了一位学者的观点:“历史心理分析正是众多认识中的一个特殊视角，它切入人的精神——心理层面”，“它是一种分析方法，其意义在于把历史引向深层”，“其独特性在于它不能取代或决定其他的研究方法，也不能为其他的所取代”。［3］

事实证明，将文献学、心理学引入周恩来研究，增强了学科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包容性。

(五)《概论》以哲思与文采的交融，折射出周恩来研究的哲学底蕴和美学气象。《概论》文字表达的成功正在于把文采融入哲思之中，读起来给人以深思、真情和美感。

例一，《概论》对胡长明的《周恩来与毛泽东》评论说:其特点是对毛周各个领域的思想、理论、观点的同与异及其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一种互补相得益彰的关系进行比较述论。如创始与发展的关系;相互补充、相互辉映的关系，相互借鉴、螺旋上升的关系，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关系，先异后同、先同后异的关系，等等。作者以一种特殊的形式给读者展示了毛周同起于“五四”大潮，“同殒同落在龙年”，这种同生死、共命运的合作关系。著者以哲学底蕴为依托，以深刻思辨为路径，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方法的综合性对比分析论述，彰显了该书理论与学术的魅力。

例二，《概论》在谈到周恩来研究转型期的文化底蕴时，从人文视角到中国古老文化基因中找依据，写道:“天下不仁”于是有“治大国若烹小鲜”“一个不争故莫能争”的大政治家的出现;一个道德沦丧，故有“上善若水”“宠辱不惊”“生也柔弱死也坚强”的圣人的降临。大政治家的出现，圣人的降临，绝非偶然，都是时代使然。时代需要大政治家，时代需要圣人。时代呼唤周恩来式的政治家，时代呼唤周恩来式的政治理想人物，这就是周恩来研究转型，特别是人文周恩来概念的提出，其中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底蕴。《概论》推断说:“如果我们要找一个中华5 000年文化巨人的缩影，或者从5 000年中华文明史上找一个真正能作为中国人的典范……把中华文明集体人格完美地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的千古巨人，除了周恩来，恐怕很难再找到更合适的第二人!”

《概论》作为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完整的周研史论著带有开拓和探索性质，缺点和不足是难免的。谨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逻辑结构应力求更加严谨。就整部著作看，由远而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述到论，述论结合，逐步推进，构思是合理的。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是第八章“周恩来现象述论”，论的色彩很浓，也写得精彩，把《概论》推向学术高度和人文境界，可视为全书的“压轴戏”。因为周恩来现象几乎涵盖周研所有课题，深入研究周恩来现象才会了解周恩来之所以成为周恩来的本质所在，才会了解周恩来不同于其他历史伟人而独步千古的真正缘由，才会明白周恩来为世人迷醉倾倒的根本道理，才会破解周恩来的政治之谜、历史之谜、文化之谜、心理之谜。可是读这一章却像单篇论文，有游离的感觉，似乎没有完全融入全书，应着重阐明本章的特殊地位、特殊作用、特殊意义及其与各章的逻辑联系，以求与全书贯通，浑然一体。

其次，第二章“周恩来研究成果概述”的第三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研究的突出成果”，讲的不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周研取得的成果，而是廖心文所说的:“对周恩来建国前的生平、业绩、思想的研究，比较深，比较透”，“难点问题基本解决”，“学术观点基本达到了一致”。而同一章的第四、五两节讲的则是1976年以来周恩来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和标志性、代表性成果，与第三节的时间界定与内容安排既不相连贯也不尽一致。第四节开头又说:“前一节，我们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时段来观察”，而第三节只讲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周恩来研究取得的成果，并没有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前后没有呼应。

2、概念用语应力求规范统一。概念是人们对事物特有属性的思维方式，有特定的内涵与外延，标志着人的认识由感性达于理性。因此，用语要力求准确稳定、规范统一，以免产生歧义。如对周恩来逝世前即所谓早期周恩来研究的概括用了“孕育期”“萌芽期”“尝试期”“蓄势期”等概念，意虽相近，总有差别。又如把1998年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前后称之为“成熟期”“高峰期”“鼎盛期”。再如关于“发展期”的表述，又有“基础建设期”“专题研究占主导地位期”“发展深化期”等用语。此外，关于周恩来逝世后30多年周研的六条经验，第一、三、四、五条叫“重要的经验”，第二条叫“基本经验”，第六条叫“可贵经验”。凡此应有相对统一的表述为好。

3、行文内容应力避过多重复。像《概论》这种性质的著作，因其要展开时空纵横、古今贯通、中外交汇、开阖变幻的大视野、宽领域、全方位、多层次的论述，完全避免重复是不可能的，特别对权威著作、重大成果、经典表述有些重复是必要的，但过多的重复是应当避免的。例如对冰心的“周总理是付出爱最多也是接受爱最多的人”这句话引用达七八次，对胡锦涛的周恩来的理论建树“为我们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这一论断，引用多达十几次，而对石仲泉的著作及其观点的引述则更多。

综观之，《周恩来研究概论》作为开山之作，填补了学术空白，兑现了作者的期许:“通过史学和人文两种视角，把一个政治的、历史的、人文的周恩来，以及这一历史人物研究演进的进程，展现在诸位读者面前”，“从而为周恩来研究的学科化埋下一块理论基石”。

以上评说，一孔之见，浅谬定然。我不敢说读懂了《概论》，但我的话，却是率真直言。

［1］ 邓在军.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55.

［2］ 张晖明.经济学家如何发现问题、研究问题——阐读《21世纪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思考［N］.光明日报，2014-10-31.

［3］ 彭卫.我写《历史的心镜》的缘由［N］.光明日报，1993-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