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大师张元济的翻译出版实践和理念

2015-03-29黄艳群

大学英语(学术版) 2015年1期

关键词：张元济严复商务印书馆

黄艳群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出版大师张元济的翻译出版实践和理念

黄艳群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张元济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出版家。他在六十多年的出版生涯中，积极传播西学新知，出版了众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名著，为近代翻译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形成了自己的翻译出版理念。

张元济；翻译出版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是中国一代出版巨擎、国学大师，曾为近代中国的出版、教育、图书事业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张先生出身名门，光绪十八年(1892年)举进士，入翰林院，曾出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京章。因参与维新变法运动而被革职，“永不录用”。在李鸿章的举荐下，曾于1899年加入南洋公学院任译书院院长。1902年，张元济受夏瑞芳之邀，加盟商务印书馆，历任该馆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张先生一直主张重视翻译、“译书兴学”，因此在他六十多年的出版生涯中，积极引西学、传新知，主持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学名著，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翻译出版业的发展。他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翻译出版理念，至今看来，仍有许多可取之处。

一、 “愿取泰西种种学术”，“振兴吾国民之精神”

1902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时，与老板夏瑞芳相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所谓“扶助教育”，其实与“传播新知”有异曲同工之处，其目的都是启民智、图国强。在他日后的翻译出版实践中，也一直以此作为选材原则。

早在张元济先生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伊始，他就已经开始思考翻译出版和翻译选材的问题。他曾多次去函，向严复请教各项翻译事宜，如:聘请专职译员，报酬如何给付；若要译介政治、法律、理财、商务等书籍，有何选书良策；先译专门字典如何；选定书籍，请人包译，严复任总校如何；包译如何操作，如何给费；请推荐合适译员等(王栻1986:526-28)。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张先生在那时已经考虑到专门译员的聘请与给付、人力财力的统筹安排、原著的挑选与抉择等一系列问题。可惜，在南洋公学这个半官僚背景的机构里，他虽有鸿鹄之志，却无法一展拳脚。他在此期间所作的最值得称道之事，便是与严复的合作——翻译出版了严复的《支那教案论》和《原富》(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严复与张元济是旧识，两人在张元济创办“通艺学堂”之时，便多有合作。严复译书严谨，在原著选择上，亦十分谨慎，只译针对中国实际、适合社会发展需要之书籍。他一生翻译的名著总共只有八本，但本本精品，这八本书对当时社会思想的冲击力度远远超过任何书籍。在这一点上，张元济和严复志同道合，也只求多译于国民有益之书。在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之后，他把自己的选书理念融入翻译出版实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学译介热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商务也完成了从一个毫不起眼的印书厂到出版巨头的华丽转变。

首先，商务印书馆汉译了大量的科学书籍。周寿昌在《译刊科学书籍考略》一文中，将明末至一九三六年我国的汉译科学著作，分成明末至清初、咸丰至清末、清末至民国二十五年这三个时期。后两个时期出版的汉译科技书籍有九百六十三种，多数是一九三六年翻译出版的，而这些译著的出版，大都出于张先生的精心挑选(胡适，蔡元培，王云五 2012:409-470)。在张元济的影响下，商务以后的几位编译馆馆长也都十分重视科技著作的翻译。据不完全统计，编译馆在1897-1949年间，编译出版了15100种图书，其中科技书占17.5%，仅次于社会科学书(占30% )(徐式谷，陈应年 1998)。商务能如此大规模地出版科学著作，得益于其高素质的编译队伍。商务不惜高薪聘请有识之士，如科学家杜亚泉(1875-1933)、化学家和著名编辑郑贞文(1891-1969)、著名学者郑太朴(1901-1949)、数学家和著名编辑段育华(1887-？)、著名生物学家周建人(1888-1984)、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1896-1986)等(徐式谷，陈应年 1998)，可谓人才济济。

此外，商务也出版了大量的社会科学名著，如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书籍等。张先生在南洋公学时期就准备译介出版《日本法规大全》。他曾说，“我国变法不能无所师求，师莫若日本。法律之学，探本穷原，非一朝一夕之事，欲亟得师，莫若多译东文书，先条理而后理论”，于是决定翻译《日本法规大全》。然而1904年南洋公馆因经费问题停办，译书一事暂时搁浅。1907年，由张元济牵头，经过各方努力，《日本法规大全》经校改补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定名为《新译日本法规大全》(张元济 1992:10)。

在此期间，严复的八大名著也相继由商务出版，并多次重印。《群己权界论》初版于1903年，至1920年已7次印刷；《社会通诠》初版于1904，至1915年已7次印刷；《法意》在1904-1909年间出齐，至1913年已4次印刷；《名学浅说》初版于1909年，至1921年已11次印刷。此外，《天演论》原有1895年陕西味经售书处刊本及1898年湖北沔阳慎始基斋木刻本，商务在1905年重新出版，至1921年已印刷20次；《群学肆言》原有1903年文明编译局版本，商务于同年出版订正本，至1919年已10次印刷；《穆勒学名》原有金陵粟斋木刻本，商务在1912年铅印出版，次年重印，1921年又出新版(张荣华 2010:60-61)。

此外，商务印书馆还推出了一系列介绍西方情况的书籍，如《政学丛书》(1902)、《历史丛书》(1902)、《地理丛书》(1903)、《财政丛书》(1902)、《帝国丛书》(1902)、《战史丛书》(1903)、《传记丛书》(1903)、《普通学问答书》(1902)、《说部丛书》(1903)、《商业丛书》(1903)等10种丛书(汪家熔 2012:84)。这些都是张先生1902年投资商务后的新推出种类。

张先生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一文中，有这么一句话“欲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吾国民之精神耳”(张元济 2008b:23-25)。虽然这篇文章主要表达张老的教育理念，但我们亦可借之解释他的翻译出版宗旨，那就是“取泰西种种学术”，“振新吾国民之精神”，译于国于民有益之书。

二、重视翻译人材、“著书者永远之利益”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八月二十四日，张元济在《设立通艺学堂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中提到，“向来士族儒流，多鄙视别国方言为不屑。而习攻翻译，大抵闾阎寒贱、性识迟钝之人。毋惑乎互市数十年，欲求一二通达中外文字学术之人而寥寥罕觏也”(张元济 2008b:44)。张先生指出，“士族儒流”对翻译和翻译工作者的不屑，是翻译人材寥寥的原因之一，可谓一针见血。

译者在中国历史上向来地位卑微。中国自古有夷夏之辩，因译者是与蛮夷戎狄打交道之人，地位自然不高。至清末，这种情况仍未改变。负责管理同文馆的奕劻亲王(1838-1917)曾说，“冀人人通知四国之务，高者可备行人捠介之班，下者亦充象胥舌人之选”(王宏志 2012:43)。“下者”充“夏胥之人”，可见，即使是主张学习外文的官员亦是看不起“舌人”、“象胥”、“通事”的。在这种情况下，出身士族之人岂会自降身份习“夷语”，学西学？张先生正是预见到这一点，所以在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觐见光绪帝时，提出若要强国，除了铁路、矿山、河渠、船厂、机器厂需要有自己的人材外，尤其要重视培养翻译人材和使领人材(王英 1992:6)。

张先生在进入图书出版行业后，进一步践行了自己重视翻译人材的理念。他广泛结交翻译名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且积极维护译者权益。这里不得不提到梁启超先生口中的“译才并世数严林”——严复、林纾两位翻译名家。

严复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邹振环称他为“西洋留学生于翻译史有贡献之第一人；亦介绍西洋哲学至中国之第一人，并发明翻译而籍必遵照信雅达三个标准之第一人”(邹振环 2000:32)。张元济算是慧眼识英雄，在严复誉满全国之前，已经对严复的学识和翻译赏识有加。在得知严复着手翻译《原富》后不久，张元济便多次修书询问，欲收购译稿，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严复原想将译稿高价卖给北洋译书局，无奈没有得偿所愿。彷徨之际，张元济说服南洋公学督办(校长)盛宣怀以2000两白银的高价购买译稿，并且答应了严复“坐抽几分，以为著书者永远之利益”(王栻 1986:538)的版税要求，支付二成版税。据资料显示，1899年译书院一年的总开支仅“规元(白银)七千七百九十四两三钱八分”(张学继 2003:56)。可见购买译稿的花费几乎占了译书院整年经费的26%。自张先生转到商务印书馆之后，严复的译著也都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1903年出版《社会通诠》开始，商务甚至开始给严复支付定价的四成版税(张元济 2008b:53)。至1912年，严译八大名著已经全部由商务出版。

林纾(1852-1924)与商务的出版合作亦始于1903年。是年，林纾的译作《伊索寓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他的其他小说被收入《说部丛书》、《万有书库》、《新中学文库》、《新学制中学国语科补充读物》等陆续出版。后来，因为林译小说广受欢迎，又以《林译小说丛书》之名重新集结整套出版。林译小说当时风靡全国。钱钟书先生也说“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钱钟书 2001:92-93)。

林译小说的风行给商务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和知名度，同时也让译者林纾尝到了译书的甜头。商务印书馆支付给知名译者的稿酬十分优厚，他们给林纾千字六元的报酬，而当时的市场行情是千字两元。林纾之后专门从事文学作品的翻译，部分原因就是有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支持。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翻译、改写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一书中指出，社会上有两个因素会对文学翻译有控制作用，一个是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另一个就是系统外部的“赞助人”因素。赞助人主要包括三个元素：一个是意识形态的，左右作品形式和内容的选择；一个是经济方面的，确保解决作者/译者的生活问题；一个是地位方面的，除了提供物质帮助外，还能帮助融入某些团体及他们的生活方式(Lefevere 2010:14-15)。从严复和林纾的例子上，我们可以看到赞助人因素在给译者提供经济保障、推动译作流传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正是借助商务印书馆这个平台，林译小说和严译名著才得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产生持续不衰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在讨论严复和林纾翻译的历史贡献时，不能忘记背后赞助人张元济的出版策划和鼎力支持。正是张先生这种重视译者权益，译者与出版社共享成果的理念，才让商务团结了一大批介绍西学的第一流作者/译者，为商务在近代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浓重墨彩的一笔。

三、唯质取稿、精益求精

张元济对翻译出版的原则十分明确，于国于民有益之书要出，无益甚至有害之书，一定不能出。纵观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出版的万种书目，虽不能说全部书刊都是精品，但可以肯定商务基本没有出过品味低下的书籍。清末图书市场充斥着各种专门迎合低级趣味的报刊杂志，但张元济坚决抵制。1918年2月23日，张元济让商务印书馆发出通告，明令禁止各分馆代销《官眷风流史》、《姨太太之秘密》、《礼拜六》、《游戏杂志》等121种“近于诲淫及有关碍者”的图书杂志(张学继 2003:82)。

正是秉承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念，坚持启民智、传新学的宗旨，商务印书馆维护了自己的声誉。同时，商务在稿件取舍上也以质量为主要标准。为了提高稿件编译质量，张元济舍得花高薪聘请编译员，舍得花高稿酬购买优秀作品。面对众多的投稿者，商务以质量为标准，舍弃宗派门户之见，不惟名气取舍。许多学者的回忆里都提到，当年他们向商务印书馆投稿的时候，都是默默无闻之辈，然而稿件能被商务发表，说明商务选稿的公平。

在翻译出版中的编辑工作上，张元济也是精益求精。当年严复将《原富》译文交给张元济由南洋公学院出版时，张先生便建议将译稿中音译之字“作一备检，方便来学”，并亲自和郑孝柽一起代为编订中西编年、地名、人名、物义著表(张荣华 2010:60)。此后，在商务出版的其他严译名著都沿用了这个方法。1931年商务印书馆汇印《严译名著丛刊》八种时，每一种后面都加了中西译名对照表。据邹振环介绍，当时翻印的《天演论》多达30余种，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严译名著丛刊”最受欢迎，其原因就是商务丛书书末附有各种名词术语的英文原文和严译中译名，并加以扼要的解释和介绍(邹振环 2000:3)，这极大方便了读者的阅读和学习。至1921年，商务印书馆版的《天演论》已经发行了20版(张荣华 2010: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