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滑思维下身份认同的流动
——论谭恩美的自传小说《接骨师的女儿》

开一心

(台湾体育大学,台湾)

摘要:传统空间概念是一个同构型、总体化的概念,像纹路一般分明、辖域明确,以等级制、科层化、既定的封闭结构与静态系统为特征;这种“纹路空间”(striated space)路线固定、依循轨迹、有边界、有分界点。“光滑空间”(smooth space)是一个相对于“纹路空间”的概念。“光滑空间”指涉的是一种“无中心”、“无终点”式的组织结构,是一种经常处于变化与不断生成的状态;其特征是开放、辖域不明、没有等级限制、没有边界、没有分界点、也没有上下阶层和特权区块、是无意识形态、如游牧般的存有状态:它主要由欲望机器和意识流窜所掌控,为事件(并非事物)所占有,是个动态系统的开放结构。在美国社会空间中一向存在着类似“纹路空间”般的静态封闭结构,族裔的身份属性常常囿限于一个似纹路般带有等级科层的既定框架。各类文学作品尝试突破这样一个组织结构。而身份认同一直是华裔美国文学的主题之一,本研究以谭恩美的《接骨师女儿》中三代母女的生命经验在空间移动的转换为焦点,析论在美华裔突破“纹路空间”限定,以“光滑空间”概念下的开放转化身份认同的过程。

关键词:光滑空间,纹路空间,身份认同的流窜性,《接骨师女儿》

[中图分类号]I106.4

doi[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15.07.013

作者简介:开一心,台湾体育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电子邮箱:kaiih@ntsu.edu.tw

1. 弱势族裔生命书写的转向

谭恩美(Amy Tan)在21世纪开端出版了书写三代女性生命历程的家族自传《接骨师的女儿》(TheBonesetter’sDaughter,2001)。与过去华裔文学以讲述者口述(oral storytelling)为主的“说故事”(talk story)传承不同,①串连本书主轴的是上两代女性书写手稿,而且是以中国书法毛笔字书写工整的文稿,加上第三代执笔书写的女儿是以为人润稿为生的捉刀人,全书主要三位女性不仅受过教育且都具备知识分子般的书写能力。此一差异凸显弱势族裔移民女性的识字能力,不仅彰显族裔女性可堪比拟传统认知上男性才具备的书写能力,且其所陈述之家族故事因为白纸黑字的落文,使之突破口述的不确定性而更具可信度与可传百世而不变的特性(Dunick 2006:4)。此外,传统西方自传从“圣奥古斯汀(St. Augustine)的《忏悔录》[到]美国开国先驱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自传》,都是以‘私我’(private self)为核心”(黄心雅2011:145),亦即以自传文体建构自我为主要要求。②

时至21世纪,全球化的流动之下,“颉颃与宰制的权力关系逐渐转化为对话与协商”,以书写生命经验为主的自传文体不只展演生命故事,同时也“铭刻群族乃至整个社会的历史与文化轨迹”(单德兴2011:ⅲ)。尤其族裔自传的书写更在强调自我意义须落实在家族历史与承传,自我的意义须由文化社群中展开,以成就集体的、参与式的、关系性的(relational)认同。再者,由于书写能力在西方一直以来不仅被视为男性专有,且是高阶白人专属。要抗拒并颠覆西方经典自传文体以男性性别优势建构他者的双重压抑,谭恩美笔下的女性弱势族裔书写,在种族与性别议题上可说是双重的突破。

*本研究获台湾体育大学2013年度专题研究计划的资助。

近年自传的真实性不再是研究焦点;重要是探究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与互动中所形塑的身份属性与认同。不论社会阶级、性别、移民都是研究自传或撰写自传的核心,离散、后殖民、女性主义都影响自传书写的发展(李有成2007)。移民的本身族裔文化传承、新居住地的文化驯化、融合与参与、社群认同、自我觉知、定位都是立论根据。因此,自传不单是自传,也是文化历史、定义自我、生命意涵的书写场域。这个转向试图将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连结,超越个人自我意识行为,“隐含集体意志的政治或社会过程”(纪元文、李有成2011:7),生命过程的自传书写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是个体与集体的纠葛现象;尤其美国的生命书写“超越个人的个性……几乎总已是为种族化、性别化、阶级与区域构成……”,同时也是弱势族裔与主流社会颉抗、周旋与协商的经验历程(Lim 2007:24)。再者,身份认同在型构的过程中,除了自我与外在的反复协调外,也涉及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觉知与反思(Jenkins 2008:19-20);外在环境提供个人一个身份,但也宰制着这个身份的成色、成份与定义。重点在于主体本身如何透过论述实践,游移于不同知识与文化体系之间,以多重视野、游牧式的、去中心的对位,省思自身的族裔属性,模糊本质化身份认同的界定,以另辟身份认同属性的新径(Papadopoulos 2008:148)。

本研究主要运用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达里(Felix Guattari)研究辖域化社会时所运用的“光滑空间”(smooth space)与“纹路空间”(striated space)概念,结合空间论述、弱势族裔自传书写策略与族裔女性话语,分析谭恩美如何藉由《接骨师的女儿》中三代女性的生命历程书写建构其女性自我流动的身份属性,并进一步探讨新世纪弱势族裔藉由生命书写建构属性认同与身份的策略,研究如何在既有体系结构、体制观念与层级束缚下,透过一种模糊内部与外部间界线的运动过程自由延展,多面向、多样性地开创出身份认同的流动性。

2. 界定身份属性的空间论述

关于身份属性本质上有两个核心的哲学论述:“存在”(being)观点与“生成”(becoming)③观点(Deleuze & Guattari 1987:1)。德勒兹和瓜达里认为,“存在”概念反映的是西方传统思想文化中“树”的隐喻,而在后现代的社会,这个隐喻则由代表“生成”概念的“茎”(rhizome)的隐喻思维所取代。“树”的隐喻指涉的是“树”状结构中树的根、干、枝、叶系统,逐层而上、层级分明、井然有序;人的主体意识也按照树状结构所暗示的轨迹,依本质系统的层级原则分类、组织并设定、储存知识讯息。传统西方知识论就是按照这样的树状结构组织呈现出思想文化上以自明、同一、再现为基础的建构形式。这类思维具备中心化与阶层化特性,自柏拉图、笛卡尔以至康德一贯承传都是这种典型。德勒兹和瓜达里所提之相对于传统“树”状思维的“茎”状思维,具备的特征正好与此相反:具有无基础、不固定、自由延展、多面向与扩散性等特质;所呈现的是一种不断产生差异性、衍生多样性、创造新联结炼的结构。“茎”状结构范畴既不固定、层级也不分明,所呈现的是无边际平面延伸;个体相互之间没有逻辑组织结构,只有不受约束的随意炼接;此一形式特质是流动的、离散的、无法完全掌控的(同上:7-9)。

套用当代的话语来说,“茎”状概念如同后现代社会里强烈的反结构、反再现、反中心、反层级、反本质论思维,着重回归事物本来样貌的随意性、差异性、变化性与可逆性。据此,德勒兹和瓜达里进一步提出了“茎”状概念下“线”的隐喻,以联结组成主体、事物与事件。“线”有多样性:有具体/抽象、隐性/显性、有/无节点、有/无向度等各种样态。在这一定义下,德勒兹和瓜达里把“线”概分为三类:“严格固定的分割线”(molar or rigid segmentary line)、“灵活弹性的分割线”(molecure or supple segmentary line)与“逃逸线”(lines of flight)。“严格固定的分割线”的思维认同事物在既定体制观念与层级中所定义的“本质”(本质论);以二元对立的符码方式划分、编序、分等、调整人类生存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形塑出如性别、种族与阶级的对立关系,将生命现实分成“主体”与“客体”/“他者”。不同于“严格固定的分割线”截然划分的对立样态,“灵活弹性的分割线”形塑的是一种关系网络,绘图生成、变化、运动及重组的过程。不论是“严格固定的分割线”还是“灵活弹性的分割线”,所强调的都是有体系的结构,两者差异只在体系内部的划分方式;前者强调稳定结构,后者强调各部分在时间中形的运动样态。“逃逸线”则不同于前两者,是一种源自于体系内却消失在体系外的“线”,是克服上述两种分割线辖域化管制的“生成”轨道,它所揭示的是体系的不稳定、不清晰、无界边、无体系同一性的可能,也揭示“生成”本身是一种模糊内部与外部间界线的运动过程(同上:8)。

在这样一个“线”的概念下,德勒兹和瓜达里又进一步进行了有关“光滑空间”与“纹路空间”的论述,主要在阐明一切“存在”只是“生成”生命流动中一个相对稳定的瞬间,并非绝对固定的永恒;“生成”是异质性成分(heterogeneous elements)的运动/作过程。因此,在建构身份属性的流动性,可以援用开创“光滑空间”作为策略手段。因为传统空间概念是一个同构型、总体化的概念,像纹路一般分明、辖域明确,以等级制、科层化、既定的封闭结构与静态系统为特征;这种“纹路空间”路线固定、依循轨迹、有边界、有分界点。相对于“纹路空间”的概念的“光滑空间”则是一种“无中心”、“无终点”式的组织结构,是一种经常处于变化与不断生成的状态;其特征是开放、辖域不明、没有等级限制、没有边界、没有分界点、也没有上下阶层和特权区块、并无固定的意识形态、是有如游牧般的存有状态:主要由流动的心念、流泄的欲望和流窜的意识所掌控,为事件(并非事物)所占有,是个动态系统的开放结构。

德勒兹与瓜达里以人文地理学中游牧美学观点来阐释人类社会生存空间,引介“光滑空间”与“纹路空间”这两个概念来分析评论国家机器(apparatus)如何透过空间分类界定与辖域化的手段,藉以达到操控社会人民的目的(同上:49)。二人明言:人类生存的空间混杂着光滑与纹路的力量,涵盖的层面几乎无所不包,政治、艺术、文化、历史、社会、传媒各层面都有,我们可以根据人类社会的表现形式来观看光滑与纹路的分层程度。例如:19、20世纪间南非和美国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④

以美国社会为例,在美国社会中一向存在着类似“纹路空间”般的静态封闭结构,族裔的身份属性常常囿限于一个似纹路般带有等级科层的既定框架。在美国主流社群的眼中,有色族裔不论是实质空间区域上或是心灵空间思维上永远只是应该退居边缘的“他者”。而弱势族裔“他者”的存在是为了界定社会主流群体的主体权威:美国白人男性之所以自视优越,正是因为相对面上的族裔女性已被界定为是没有力量、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思考和自主能力的群体。设定辖域化如纹路空间般的科层式框架适足以强化巩固这样的既有体制,使既得利益者得以继续享有特权。

相对于社会上族裔的具体纹路空间,性别的纹路空间则不仅有具体化纹路,更偏向抽象纹路以制式化思想为群众洗脑,是以纹路化思维为导向的一种威权控制。性别一如种族是社会建构的权力范畴,在特定时空,经由特定语言⑤、文化、政治与社会关系决定,赋予强烈意识形态,用以界定、管制不同的身体、性别。

3. 自传:族裔女性书写流动自我的策略

美国族裔文学的最主要文类可说是自传。自传是“一种真实个人有关自我存在、以个人生活、尤其是个性发展为重心的回忆体叙述”(Lejeune 1989:193)。但自18世纪末自传成为文学文类以来,传统自传研究以“伟人”、“名人”的自我书写为经典化分疆域,只推崇认可“理性、线性、顺时序”将真实个人生活事件塑成“一致整体”、在内映衬强化个性、在外真实反映其历史年代的自传(Seelig 2000:4)。然而,此类经典自传所谓的“真实个人”却是在种族、性别、阶级范畴上占据优势的个人,其所塑造的自我也只是一种理性、完整、一统的本质化自我,全权掌控自我书写的意义和知识的传递。这样的区隔恰恰是德勒兹和瓜达里纹路概念下的科层框架。用德勒兹和瓜达里“线”的说法就是“严格固定的分割线”,也就是人间事物在既定体制观念与层级中严格固定分割。若以离散现象为例来说,离散移居者会有因为夹在两种文化下而产生失落、焦虑或不确定性感,以及移徙流亡中对于身份属性的迷失、困惑与追寻,⑥即肇因于其受制于特定严格切分的份际,在“线”的制约下受到排挤而产生。

但美国弱势族裔的自传打破了这种思维,开创出一种不同于这类传统西方白人/男性/经典自传的书写风格。两者主要差别在于作家的写作策略与身份认同。策略上,传统白人自传着眼精英意识与优越感,而弱数族裔自传则将个性融入共性,将个人归于集体,以个体的视角表达群体的声音,以极具个性的风格,无形中将身份的标准概念复杂化,藉以质疑传统自传的形式与主体性。在身份认同上,西方传统自传所呈现的是标准单一内在主体,而弱势族裔的自传所呈现的是断裂且多元的身份,及随处可见的属性的不确定性。用德勒兹和瓜达里的概念来说就是异质性高、不断流动的光滑思维。用“线”的说法就是“灵活弹性的分割线”,必须经常处于变化与不断生成的状态,有如游牧般维持着运动样态。这主要是弱势族裔的自传里达成的身份认同是被迫建立在身份建构的社会机器上,而非个体的自我意愿与意识上,而弱势族裔所处的敌对的社会环境与各种对弱数族裔刻板印象的意识形态在在影响其自我身份认同的建构。因此,弱势族裔自传普遍存在片段化、非线性的叙事模式,有别于西方经典自传与人种志以互补的方式巩固欧美帝国历史的论述,弱势族裔自传则旨在建构自我,而西方经典自传则在建构他者。

弱势族裔自传在廿世纪即已成为多元形式的自我铭刻,当族裔作家在美学层面上探讨“主体性的位置”,以自传为生命书写就愈发带有实验性质(Davis 2005:41-42)。将多种形式技巧结合主体性、自我再现与意义生成的复杂关系网,挑战传统自传的边界,且以演化的主体性挑战文本的权威性,兼及个体与群体话语间的张力。伴随揭示主体身份的多样性,表现出的是德勒兹和瓜达里的有如游牧不断移动生成下的逃逸线思维。经由叙述的混乱折射出不断增生且无法被固定的意义,打破西方经典自传身份建构的基础,消除读者僵化主角身份的传统想法。以片断、非直线式的叙述超越逻辑上的固定链结,以主观的形式重新组合,来展现新内涵。

除开族裔上的弱势群体,性别上的弱势者——女性——的自传也成为美国当代此一文类的重要产出。对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与策略而言,女性的个人经验是相当重要的核心议题。过去三、四十年间,70年代冲锋陷阵的第一波强调的是“打破沉默”与“说出自身压迫”,以实践提升女性自我意识。尔后80年代则为意识觉醒(consciousness raising)导向。到90年代后的族裔女性则改弦更张,致力于女性自身和女性之间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实践,来重新定义女性的身份认同,同时进一步建构女性社群并重述女性历史。在最近这波浪潮中族裔女性则以运用个人模式揭示在21世纪身为族裔女性,重新将“个人叙述”概念化,不只陈述如何赋予并复杂化身份认同,也彰显如何于身处双重压抑的延续中找到立足点。族裔女性体认到必须在新架构中建构自己的视界,除了先前强调的意识觉醒,更需回归“个人叙述”。90年代后的女性书写回归个人意识觉醒,但已抛开将个人经验理论化为政治性以及重回普遍性的统一身份认同的假设(Siegel 2006:54)。又因后现代与多元文化及多元差异的概念普及,新的焦点试图更准确地陈述不同族裔女性认同的差异。据此,自传可说是当代族裔女性书写流动自我的策略:以个人书写方式的实践,挑战颠覆主流族裔与性别意识形态,为异质的族裔与性别经验发展出更多元的论述结构,亦即德勒兹和瓜达里强调的光滑思维式的流动性。尤其在族裔与性别(甚至阶级)等多重压抑下的华裔女性自传更展现弱势族裔写作对权威、再现、客观、主观等议题的关切与质疑。

4. 谭恩美的双重弱势生命书写——《接骨师的女儿》 ⑦

本书以璐琳的手稿特别记述自己和两任丈夫与唯一女儿的名字为序曲揭开整本家族史。谭恩美以璐琳追忆家族亲人姓名破题,刻意营造链接姓名与属性认同的氛围,点出本书主要要求:生命书写目的在于找回自我。前半生身逢战乱颠沛流离,后半生身处异乡命运忐忑的璐琳,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82岁时(谭恩美2002:81),⑧记忆逐渐丧失,此时此刻,回顾一生,身为接骨师家族唯一后人,自我与家族的身份定位成了至关重要之事。但也在同时璐琳却因想不起来传承接骨师家姓氏的宝姨遭到遗忘的姓氏名字而焦急忧虑,因为名字是透过命名的动作在初来人世之际由至亲赋与以确定其身份归属,命名是极为重要的“人生大事及其庆祝的仪式化过程”(Halsey 1988:259),是透过意义创造过程产生意义的一种运作,隐含有极为特殊的社会与文化意涵;所以姓名对于弱势族裔、移民与女性而言具有双重的重要性(King 1990:684)。姓名的遗佚,对于个人而言,适足以抹煞其整个人生及其曾经存有的事实之外,更使得家族薪传中断无从溯往、无以为继。由于寳姨的名字关乎的除了是她个人的身份归属之外,还有其背上所背负的氏族传承,璐琳意欲找出宝姨真名的强烈动机与行动无非是必须让宝姨这个“被厌弃遗忘的女性重新回返家族历史”⑨,同时也让接骨师一族留下族史血脉,更让璐琳自己找回身份属性的链接之钥。而本书最终以鲁思找出外婆宝姨的姓氏全名结尾,加上谭恩美特别在首页明言母亲过世前得知外婆与母亲的真实姓名并将本书献给两位长辈,确实表明名字与身份属性的重要关联性。⑩然而,更重要的是,谭恩美抛开传统以父系/男性为主的家族薪传生命书写,改以母系/女性的家族历史为主,打破德勒兹和瓜达里所称的纹路空间思维,反映的正是当代女性族裔必须采纳的光滑思维。

《接骨师的女儿》接续谭恩美的一贯创作模式,虽然仍是美国华裔家族史的建构,然而进入21世纪后的第一本家族自传,谭恩美不仅摆脱了男性惯常的以时间为纵轴的大叙述(grand narrative),脱离历史事件、因果关系或社会环境,取而代之以空间和感觉,并以三代女性书写自我建构自身的属性身份,同时突破过去女性以口述家族历史的传统,强调女性读书识字的事实。书中所呈现的意象,“文字”扮演着至关重要角色。小说中的三代女性均以书写方式“发声”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三位都经历有如失声/语的状态:宝姨的自戕未遂导致无法言语的失声/语,璐琳移民到新大陆无法以流利英语沟通有如失声/语般地无法言说,和鲁思则是自从搬入亚特家后,每年八月十二日起的莫名失声/语。女性的“失声/语”也是反应社会纹路式结构下的女性的沉默与无言的现实。由于沉默和话语是相对的,话语是主宰,而沉默是服从;按福柯的说法:影响控制话语的根本因素是权力,而权力又是透过话语来实践(Foucault 1988:305)。社会中处处皆有权力存在,在权力导向的纹路般社会中,人们被规训驯化成为沉默而服从的大众(同上:308)。在宝姨、璐琳与鲁思身上,“失声/语”导致的沉默却更显心酸。宝姨自残后,不仅丧失了言说发声能力,就连原本是刘家少奶奶和璐琳母亲的资格也遭剥夺,更别说其原生接骨师家庭的所有身份属性及其真实姓名,而沦为家族中无名无姓只剩呼名的奴仆。露琳的“失声/语”虽不同于母亲宝姨的状况,但其本身身份属性的被剥夺却是事实。宝姨死后,璐琳的真实身份被揭露,家中接连的灾祸被认定与她有关,导致原本身为刘家长孙女的她被送到孤儿院,变成和其他私生女、混血儿或残障院童一样没有身份、没有属性(249-50)。身份属性丧失后的巨大被剥夺感在移民美国后再婚的丈夫意外骤逝时更为剧烈。尤其无法以流利的英语沟通形同失声/语,与家人、社会的隔阂深重,益发强化失声/语状态下无法掌控生活与自我的失落感。而鲁思的失声/语则是源自于身处他人(既是亚特家也是美国社会)屋檐下的潜意识被剥夺与被排挤的心理不安感。在私人领域中,与亚特家族成员的互动中,所付出的心力未获肯定,在公共领域里,在与工作上的伙伴和好友温迪的互动中,也都是被排在他人他事之后。碰到事情,不论是和亚特(35),还是和合作伙伴泰德(62),鲁思总是欲言又止。就像经纪人吉迪恩说的:鲁思“你八成会让步,你总是如此……你太容易妥协,别人怎么说,妳就怎么做。”“[客户]们对妳予取予求,你则照单全收,你太好说话了！”(62)。

虽说在失声/语下的沉默无言中,宝姨、璐琳和鲁思都经历了“失”,但是谭恩美突破了纹路思维中认为的失声/语是丧失能力的表现以及主体而因受到限制,反而以沉默也是体现一种与他人的关系模式,让文字书写取代莫名而导致的沉默,让三人都借用文字书写、用自己的“语文”记述自身的历史,在回溯生命历程中找回自我、实现自我认同。在无“言”之际,宝姨、璐琳都以“写”代“言”,反而更能以所留下的永恒书稿,建构真实想要的自我。鲁思则在无法言语时,“思绪更清晰,文思更畅通”,甚至将无法言与设定为“沉默冥修”的一种有如宗教般崇高的“例行仪式”(ritual)(26),不仅建构自我,且能自主决定想或不想,不受他人干扰、甚至掌控他人(94)。在谭恩美笔下,“沉默无言”与“失去声音”跳脱了上个世纪所强调的“话语权的丧失”、“权利/力的丧失”,翻转成为一种能/力量(power),足以开创身份认同的流动力(floatability),扭转弱势。

20世纪70至90年代在种族与性别议题上,弱势族裔女性以“打破沉默”为手段、以“说出压迫”为要求,强调“意识觉醒”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性及多样性实践,以有别于白人、男性、书写中心大论述的口述模式,有效提升了弱势族裔女性的地位。历经三十年,弱势族裔女性过去噤声的压迫不再强烈,女性意识的觉醒逐渐清新明确,而主流与边缘族裔女性的差异性也落实在各种生命实践中。然而,进入21世纪后,族裔女性的属性身份认同重新定义与执行策略,势必须作调整,必须建构新思维、新策略以因应依然无所不在的族裔性别歧视与差别待遇。谭恩美于世纪交迭之际,提交以不同于传统女性口述式生命故事的书写作为弱势族裔女性建构自我身份属性的方案。在《接骨师的女儿》中三代女性所历经失去所谓的语言沟通能力恰恰对照所处年代的特质:宝姨的全然丧失发言映证的是她所属世代女性对抗父权思维主宰的情况;璐琳的破英文导致的沟通障碍反映的是她所属的第一代移民失落与沉痛的无法言说,鲁思莫名的“失语”正是当代美国弱势族裔的反照,明明是美国人,却因本质系统如同纹路空间般的阶级分层设定,发言遭到剥夺。无论何种沉默无言,都导致无法以言说口述建构历史与自我。

作为移民社会的弱势者,女性不可避免地面临一种双重困境:族裔与性别的双重压迫与歧视。在书中,宝姨、璐琳、鲁思三代女性,不论是活在男权至上的社会抑或以白美为主流的社会,三人都经历双重的边缘化,既是性别的“他者”,又是种族的“他者”,没有自我的位置。虽然谭恩美在《接骨师的女儿》中仍关注女性做为“‘她’者”(Other)的议题,但在传统思维影响下,仍不免抱持过往的想法,也就是:女性要想摆脱“她者”的身份、实现自我认同,需要改换身份,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必须要结合主流族裔或性别。值得注意的是,谭恩美笔下的三位女性宝姨、璐琳及鲁思都不约而同的把这样的Other连结了男性(Man)变成为M+Other (Mother)。在男权至上的父权社会里,女性只能透过家庭关系建构身份,其中又以婚姻为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若以中国人的“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观点来看,更是符合女性以依附于男性,才得以由Other转换为体制下被认可具有的身份M+Other。传统“母以子贵”的价值观更深深影响璐琳:在鲁思的祖父母过世后只分得少数现金,其他的黄金珠宝、现金、房子、店面,甚至连家族照片等遗产都归早逝先生的弟弟爱德蒙叔叔所有,璐琳抱怨认为这纯粹是因为她所生的唯一孩子鲁思是个女儿:“这都因为妳不是男孩”(75)。两代三位母女也都曾以依附于男性来获取身份。不幸的是,宝姨在她的男人不存在(死亡)后,就又回复为Other。同样,璐琳一生中曾经两度连结男性(潘凯京与Edward Young),但也同样在男人的存在消失(死亡)后,回复她所不情愿的Other身份,继续她没有身份属性感的失怙无依的人生。鲁思则是与亚特同居十年间,虽无名份却有实质如Mother(继母)般赢得向往的身份属性。然而,这样虚而不实的身份属性在生活的挫折与挑战下,渐渐空洞化,例如:鲁思曾建议亚特的两个女儿至少一个要坐在驾驶座旁的位子上,免得觉得自己像司机,但她们找借口不配合(37),而亚特似乎也理所当然地把她当成免费的家务劳动者,但却在面临需要分担照顾母亲的责任时,亚特一付置身事外的态度:“‘那你打算怎么办?’鲁思注意到亚特说‘你’打算怎么办,而不是‘我们’打算怎么办,心里觉得相当难过”(121)。谭恩美笔下三代母女以“他者”存在的现实,所呈现的无非就是德勒兹和瓜达里的社会纹路化思维下女性的原貌本质。而这些纹路化思维也出现在其他事件中。例如,在中秋聚餐会上,鲁思原本寄望通过族裔互动,增进彼此交流,却在亚特家人的刻意安排下自成一桌,又思及亚特父母将五代家传经卷安家符、瓷器、银器仍赠与亚特前妻米莉安,鲁思明显感觉被排挤(Wagner 2004:439)。她意识到自己即使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具备所有美国人特质、全然内化且认同白人社会的价值,身为华人血统黄皮肤的她仍然与其他主流社会份子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与疏离。在美国社会刻意形成的“纹路空间”中,既有的“树状”思维下形成的科层,使她自然隔离停留其中,成为边缘化的陌生人。

此外,谭恩美也企图把弱势族裔身份属性的界定由“存在”化为“生成”,突破传统的“树”状思维,改采“茎”状思维,以脱出既有框架下的“纹路空间”,重新建构扩散性的“光滑空间”。就像宝姨的毁灭性自戕在谭恩美的重述再现下彷佛成为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契机。在无法言语与颜面残障的双重“保护”下,她以书写取代言说。以当时中国的社会时空背景而言,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读书识字甚至书写,几乎绝无仅有。不仅如此,因为宝姨的写字功力更胜家族中男性(183),发挥所长肯定自我之余,也助她跳脱阶层式“树状”家族结构下为人子媳的制式身份,而开创出更具自主性的生命,以保姆的身份亲自扶养并教导女儿璐琳读书写字,在刘家大宅院的“纹路空间”中,划出一隅“光滑空间”,留给自己。而璐琳的无法透过英语表达完整沟通与阿尔茨海默症日益严重自觉渐渐失忆,在谭恩美笔下也成为转机,致使她转而藉由所熟悉的母语中文书写,反而让她得以突破族裔的科层限制,经过唐先生的转译更细致地表述了她的生命经验,建构了专属的自我。这在本书的一开始的“序曲”中就明确指出:“宝姨不会说话……我随身带着字板,她在板上畅言……周遭虽然寂静无声,但我所接收到的讯息却涵义深远”(18)。更戏剧化的则是鲁思,也是想象连结下这本生命自传书写人,将亚特旧金山的公寓里原本是食物储藏室的空间规划改为自己专有的书房(27),在原本摆置果酱食材的橱柜改放各种参考书,把原本拉近拉出的切菜板摆放笔记本电脑,把原本下方的储藏箱拆除,留下空间伸展膝盖(55)。以有限的空间激发无限的想象力,鲁思不仅是将心灵的纹路空间剔除,更将实质上的纹路空间重划为无拘无束的“光滑空间”,将一个原本分类化、建制式的静态空间变成可动态利用、非常有产能(productivity)的空间:“鲁思从事这行业……名下有三十五本书”(57)。诚如璐琳引宝姨所言:“(她)教我写字……也教我怎么思考……写字时要收敛思绪,专心一致”(70)。而磨墨写字时“正是厘清思绪、定下心来”(222)的时候。这也正谭恩美强调的书写与口说之间的差别。

然而,谭恩美也并非没对书写产生疑虑不安。一方面书写的魔咒力展现在记述鲁思童年发现母亲璐琳自杀时造成心理创伤;鲁思恐惧的是书写文字的力量(power of writing)杀了璐琳,因为文字拥有极大潜在的杀伤力(Dunick 2006:13)。此外,谭恩美也强烈质疑书写意义的确定性,并在不同故事点上展现书写意义的游移不定。例如,书写在作为人鬼沟通上,其如签诗忏书般语意暧昧的文字,某种程度上意义的不确定性非常高。在第二部中“鬼”这章里,璐琳正为遍寻宝姨在人间末道崖下的遗体不得之际,碰到街上的女丐暗示宝姨的鬼魂有事要说,接着以石灰铺地书写的诗句:“狗儿吠,月儿起,黑暗中,群星闪烁直到永恒。公鸡蹄,太阳照,阳光下,群星似乎从不见存”(244)。模拟两可的意义,其实完全取决于聆听者璐琳当下的心思,文字本身并无法决定其所被解读的意义。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鲁思身上。在童年时从滑梯冲下受伤后的鲁思,原本只是疼痛剧烈下试着说话而发不出声音来,却因此感受到众人敬畏与关注(90),“又担心一旦开口,大家就不再关心她”(92),虽然”很想说话,但又怕一开口,神奇的魔咒就会失效”,所有好东西都会消失离去(94)。同时,在学校里当鲁思以沙盘书写受到师生欢迎,感觉“在沙盘上写字,她的意见就值得重视”(96),加上母亲璐琳更是事事询问,让鲁思感受到“文字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96);从而开启了以沙盘书写的沟通模式。未料到原本仅是变通权宜之计,后来竟演变成为母亲璐琳进行人鬼殊途、阴阳两界的沟通。又因为璐琳殷切过度和鲁思蓄意的操弄,沙盘书写带来意想不到的反转结果。当书写的沟通目的遭到扭曲,成为操控人事物的手段时,书写者无意义的书写便可能在无预期下遭听者误读误译。例如,鲁思不知如何应对璐琳的要求而无意识地随手画出了两条直线加两道横线的方块组合,却在璐琳的中文解译下产生无比强大的意义,不但被联想为中文“口说”的“口”,因为鲁思只会说英文无法与宝姨以中文沟通(98),更与故乡周口店猴嘴洞连结,想起当年应允送回龙骨的誓言。璐琳激烈的反应着实令鲁思惊骇困惑:“鲁思不知道自己写了什么,难道一个方块代表这么多意义吗?房间里真的有鬼吗?……为什么她的手不停地颤抖?”(99)在这段忆往的记述中,谭恩美对于书写的魔力抱持的质疑与恐惧是双重的沉重。而也就在这当下她让鲁思脱口而出“不要再书写沙盘了”,这是否也意味着谭恩美的自觉?藉由鲁思回忆中的鬼影书写阐述心中对书写可能引发误译的疑惑。书写的意义不确定令书写者的意图与原初的涵意遗佚,完全受制于阅听人单方面、片面的解译。

书写文字本应是纹路空间意义上的“严格固定的分割线”,但在谭恩美的暗示下成了有如光滑空间般“灵活弹性的分割线”,一切理所当然的“存在”成了“生成”流动中一个相对稳定的意义,且非绝对固定的、永恒不变的单一意义;富含异质性成分的意义“生成”仅是整个或部分运动/作过程下的半成品。倘若书写者的意图与讯息不为听者所接受,则书写也将流于空泛,就像宝姨留给璐琳的手稿,因为璐琳拒绝阅读,则悲剧依然发生。口述的声音只在当下,书写的文字则有延续性。虽说当下并未能达到书写沟通的目的,但最终在某个适当时机来临时,书写依然发挥作用,实现书写者最主要的书写目的。

“不论是鬼影书写(ghost writing)或是作为影子作家(ghost writer),鲁思只能代人发声,牺牲个人的声音”(冯品佳2007:134)。鲁思的被剥削感在其书写中益形显得沉重。在亚特家中一切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付出,令鲁思感到疲惫与自我意义的流失。当鲁思正处于生命如同幽灵一般的无生命力时,却也是在书写中找回自我。母亲璐琳失智前所记述的手稿,与手稿中所记载的外婆曾留下的书稿,都是有关两人个人生命中重要时刻与纪事。

《接骨师的女儿》中三代母女的生命经验因应空间移动转换:宝姨由娘家谷家到没正式名份的刘家大宅的住屋、璐琳由苦难的中国到新大陆美国、鲁思由同居人亚特的公寓到母亲璐琳与自己儿时旧居,在实质空间中突破心中原本条纹空间的囿限,开创出心灵上的光滑空间,而转化身份认同的过程,所实行的就是德勒兹与瓜达里所阐释的光滑思维下逃逸线的策略。族裔女性在找寻自己的归属、讲述自己的生命经验、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建构自己身份和实现自我认同。

5. 结论

谭恩美的《接骨师的女儿》凸显传统强势白人/男性/中心正统的树状思维下,弱势族裔/女性/边缘异化以口述为主欠缺文字书写的谬误。经历众声喧哗后的新世纪,族裔女性如何开创新路径是本书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焦虑。如何跻身传统男性把持的书写世界行列,应是重新审视族裔女性以口述为手段的时机。当前卫(avant-garde)被建制化后,就不再前卫,反而回归于保守。任何事物亦然。在过去弱势族裔/性别摇旗吶喊主张不再沉默、尽量发声,但一旦“众声喧哗”“口述族裔生命经验”在主流族群刻意建制化后,原有力道立即削弱,而成为框以典范便成意识形态工具,据以作为教化众生,驯化”她”者之用,不仅限缩原先可用范畴,典范框架本身也控制着典范的形成,更规范了后起族裔的代表之声。在典范思维泛滥的当代,再现不再是单一的、一致的、经典式的。刻意设下的机制是族裔女性必须警觉的事,一昧陷入典范的框架意欲进行颠覆,身份属性恐怕只会为典范框住、僵化。维持开放心态,如茎状思维,而非树状思维强调承先启后的正统,才是王道。诚如德勒兹与瓜达里所强调:任何形式的全力介入社会阶层化在后现代的社会都是不应该的,全球化已然是现实,势必开放如茎状的游牧思维并将之发挥极致达到去畛域、去辖域化的境界(Deleuze & Guattari 1987:381),但也不能一昧相信单以光滑空间即足以解救众生脱离目前纹路化世界的困境(500)。“光滑”与“纹路”在现实中其实是并存的,虽不至于互为帮助,也不必然互斥,现实社会具有流动性(Anderson 2012:204),必须在两者交并之处以对话与协商取代颉颃。如同谭恩美在《接骨师的女儿》“结语”章所表现出的自信与自我肯定:“并不一定要说话,书写依然可以传达心声”(385)。是故,无论口述或是书写,对于性别或族裔弱势者都是可用之道,独尊书写不必然成效更优。

虽然在论理修辞上茎状游牧思维的光滑空间有其魅力,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缺乏法则规范而一昧追求开放无限延伸扩张结果,势将撼动甚或扭曲主流与边缘、强势与弱势、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既有关系架构。人性是很难容忍异己,维持开放心胸海纳百川的容许态度,毕竟不是政治社会主流对于边缘群体的一贯作法,毫不妥协式的与主流对抗,可能导致强势一方不让步,使得弱势一方更显无力感(Tormey & Townshend 2006:57)。在寻求谐和与剥削之际,主流利益永远摆第一,这也是弱势族裔与性别必须认清的现实。

附注

① 如上个世纪谭恩美自己的成名作《喜福会》(JoyLuckClub,1989)、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成名作《女战士》(TheWomenWarrior,1975)、《金山勇士》(ChinaMan,1980)等,多以家中长辈口述家族故事为主。且大多数华裔美国文学文本或多或少具备自传性质,其中又多有叙述者(narrator)来讲述所发生的故事(蒲若茜2009:2-3)。此外,Helena Grice指出亚美历史专属男性,美国亚裔女性的声音明显缺席。此乃肇因于早期移民法规定以致于亚美社群中男女人口不均衡,女性明显偏少,以及女性普遍的弱势地位。女性主义意识抬头后,大致分两方面为历史中消音的女性争得发言权:一是挖掘文献中的记载,一是透过亚美女性的口述历史,来获取第一手资料。由于早期女性移民多为文盲,口述传统为早期主要研究亚美女性的方法。之后随着教育程度提高,亚美女性作家开始主动争取发言权,以自传性质的书写为主(Grice 2000:Introduction)。

② Viet Thanh Nguyen(2000)曾指出西方以自传文体建构自我、以人种志文体建构他者,两者相互运作,从而巩固其帝国强权。

③ 这论点呼应了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女人不是天生,而是变成的”。通常男性是“天生的”(man-as-being),而女性则是“生成的”(woman-as-becoming)。

④ 南非从1948到1994年间实施的Apartheid和美国从1876年至1965年间南方实施的Jim Crow Laws都是透过空间限定执行种族隔离(racial segregation)。.

⑤ 激进地说,以中文为例,寓含性别偏见的语汇处处可见,例如跟生命样态相关的词汇有“阳世”、“阳光”;跟社会位阶相关的如:“公”、“侯”、“伯”、“子”、“男”,高位者皆为男性,“婢”、“奴”、“妾”,低位阶则为女性;跟能力相关的如:“雄才大略”、“雄踞天下”、“雄霸一方”、“雄辩”均不见女性;负面用语却又赋予以女性暗示如:“嫉妒”、“奸”、“妓”、“妖”、“婊”;跟生活居所有关的如:“公”共空间、“公”园、“公”路、“阳关道”、“阳台”等等;以及其他常用语汇如:“公”文、“公”务、“公”家机关、“公”款、“公”信力、“公”平、“公”正、“公”告、“公”开、“公”有、“公”案、“公”司行号等遍布生活各领域,不胜枚举。

⑥ 依照扎伊尔德(2011:58)的讲法,这是因为移徙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合一亦未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之中…”。这里所谓的“若即若离的困境状态”无非就是一种典型的“严格固定的分割线”。

⑦ 此书分三部,主角是中年女子鲁思和老年罹患失智症的母亲璐琳与已故外婆宝姨。第一部为鲁思面临心灵困境:现实生活中,与同居的男友亚特间关系上,鲁思为弱势的一方,又忧心母亲璐琳患了阿兹海默氏症常出状况。第二部以母亲璐琳为主,回溯30年代的中国。故事中掺杂璐琳名义上的奶妈却是亲身母亲的宝姨。外婆宝姨是当地有名接骨师的女儿,年轻时遭逢变故自残后造成无法言语,她对璐琳的一生影响甚巨。第三部为鲁思读通璐琳的中文手札日记之后,了解家族故事,寻回自我。谭恩美在《接骨师的女儿》一开始就是第三代女儿鲁思想起罹病失智的母亲曾交给她的两卷手稿,手稿是以工整毛笔书写的:ThingsIKnowAreTrue和ThingsIMustNotForget,也是本论文主要研究的重点。

⑧ 本论文中所有谭恩美《接骨师的女儿》页码均引自施清真(2002)译本。下引此作仅注页码。

⑨ 此处借用冯品佳的说法。冯品佳认为全书最终找到宝姨的真实全名是让宝姨“这个被厌弃遗忘的女性重新回返家族历史……此一寻找真名的行动也有强烈的自传成份”(136)。此外,在汤亭亭的《女斗士》(TheWomanWarrior:MemoirsofaGirlhoodAmongGhosts)中第一章《无名女》(“No Name Woman”)也有类似的情节,不同的是:“无名”让这位姑姑被排拒于家族历史之外,无从回返。

⑩ 名字与身份属性的重要关联在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神隐少女》(TheSpirtedAway)中也曾出现。“千寻”在被汤婆婆取走名字姓氏而变成“小千”之后,也逐渐想不起来自己的原本身份,慢慢淡忘了自己原有的主体性。

参考文献

Anderson, Karyn H. 2012. Dangerously smooth spaces in Cynthia Shearer’sTheCelestialJukebox[J]. MELUS 37(1): 199-217.

Beauvoir, Simone de. 1989.TheSecondSex(H. M. Parshley trans. & ed.) [M]. New York: Vintage.

Chen, Victoria. 1995. Chinese American woman, language, and moving subjectivity [J].WomanandLanguage18(1): 3-7.

Davis, Rocio G. 2005. The Self in the Text versus the Self as Text: Asian American Autobiographical Strategies [A]. In Guiyou Huang (ed.).AsianAmericanLiteraryStudies[C]. Edinburg: Edinburg University Press. 41-63.

Deleuze, Gilles & F. Guattari. 1987.AThousandPlateaus: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Brian Massumi trans. & foreword)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unick, Lisa M. S. 2006. The silencing effect of canonicity: Authorship and the written word in Amy Tan’s novels [J].MELUS31(2): 3-20.

Foucault, Michel. 1988.TheHistoryofSexualityandIntroduction[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Grice, Helena. 2002. Introduction [A]. InNegotiatingIdentities:AnIntroductiontoAsianAmericanWomen’sWriting[M]. New York &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34.

Halsey, William. 1988. Signify(cant) correspondences [J].BlackAmericanLiteratureForum22: 257-61.

Jenkins, Richard. 2008.SocialIdentity(3rd ed.) [M]. London: Routledge.

目前，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决定自10月15日16∶00起恢复正常防汛工作。洪峰未造成电力设备设施受损，主动停运线路已全部恢复供电。所有安置点均正常供电，应急发电设备未启用。目前云南电网公司维持自然灾害(强降水、地质灾害)黄色预警，迪庆局结束应急Ⅲ级响应，丽江供电局结束Ⅳ级响应。迪庆境内沿江地带水位基本恢复正常状态，迪庆局水位观测人员已经全部撤离现场进入待命状态;灾民安置点已无人居住，保供电人员已全部撤离。丽江局灾民安置点已无人居住，经灾情研判并经政府同意，丽江局应急人员、装备、车辆已全部撤离。

King, Sigrid. 1990. “Naming and power in Zora Neale Hurston’sTheirEyesWereWatchingGod[J].BlackAmericanLiteratureForum24(4): 683-96.

Kingston, Maxine Hong. 1975.TheWomanWarrior:MemoirsofaGirlhoodamongGhosts[M]. New York: Knopf.

Kingston, Maxine Hong. 1980.ChinaMen[M]. New York: Knopf.

Lee, Ken-fang. 2004. 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the exorcist: A reading of Kingston’s and Tan’s ghost stories [J].MELUS29(2): 105-27.

Lejeune, Philippe. 1989.OnTranslation(Paul John Eakin ed.& Katherine Leary trans.)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Lim, Shirley Geok-Lin. 2007. Academic and other memoirs: Memory, poetry, and the body [A]. In R. G. Davis, J. Aurell & A. B. Delgado (eds.).EthnicLifeWritingandHistories:Genres,Performance,andCulture[C]. Berlin: Lit Verlag. 22-39.

Nguyen, Viet Thanh. 2000. The remasculi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 Race, violence, and the novel [J].AmericanLiteraryHistory12(1/2): 130-57.

Papadopoulos, Dimitris. 2008. “In the ruins of representation: Identity, individuality, subjectification [J].BritishJournalofSocialPsychology47: 139-65.

Seelig, Sharon Cadman. 2006.AutobiographyandGenderinEarlyModernLiterature:ReadingWomen’sLives1600-1680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n, Amy. 1989.TheJoyLuckClub[M]. New York: Putnam’s.

Tan, Amy. 2001.TheBonesetter’sDaughter[M]. New York: Ballantine.

Tormey, S. & J. Townshend. 2006. Deleuze and Guattari: Rethinking Materialism [A]. In S. Tormey & J. Townshend (eds.).KeyThinkersfromCriticalTheorytoPost-Marxism[C]. Thousand Oaks: Sage. 38-62.

Wagner, Tamara S. 2004. A barrage of ethnic comparisons: Occidental stereotypes in AmyTan’s novels [J].Critique45(4): 435-45.

爱德华·萨依德.2011.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M].台北:麦田出版社.

冯品佳.2007.魅影中国:谭恩美的《百种神秘感觉》、《接骨师的女儿》与《防鱼溺水》中的跨国诡魅叙事[J].英美文学评论11:113-42.

黄心雅.2011.美国原住民的自我书写与生命创化:以荷根与安缀姿为例[A].纪元文、李有成.生命书写[C].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37-73.

纪元文、李有成.2011.绪论[A].纪元文、李有成.生命书写[C].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19.

李有成.2007.“生命书写”研讨会开幕词[R].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2007年10月26-27日.

蒲若茜.2009.华裔美国作家笔下的历史再现[J].暨南学报31(4):9-16.

单德兴.2011.序[A].纪元文、李有成.生命书写[C].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ⅱ-ⅳ.

谭恩美.2002.接骨师的女儿(施清真译)[M].台北:时报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玄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