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秀权

(淮阴师范学院 中文系，江苏 淮安223001)

《诗大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郑笺》:“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孔疏》:“臣下作诗，所以谏君。……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故言之者无罪。”可见汉唐经学家早已认识到《诗》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独特的献诗方式:“主文谲谏”。《诗大序》此言虽是为阐释“风”而发，其实义亦关乎“雅”。故其下文即接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即合风、雅而并言之。

把《诗大序》所论验之于《诗》，可知周代“主文谲谏”的献诗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或以美为谏，把谏、戒、刺的含义隐藏在一片颂美之辞中;或于曲意逢迎中微露讽谏之意;或用善意引导、旁敲侧击的方式加以暗示、启发;或陈古以刺今，以希君王观古而悟今。这就是《毛诗大序》所言的“主文谲谏”。这种献诗方式的形成是由周代礼教制度决定的，是周礼在文化上打下的烙印。到了西周后期厉王、幽王时，礼乐渐趋崩坏，才出现直刺方式的献诗讽谏。然而西周中、前期形成的“主文谲谏”的献诗方式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

一、以美为谏

上古时期，臣下献诗于君王以为讽谏的传统，古籍中多有记载。如《国语·周语上》邵穆公谏厉王曰: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这种献诗在《诗经》有相当数量的保存。如《大雅》中明言献诗以谏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板》:“犹之未远，是用大谏。”这无疑印证了史籍中献诗以为讽谏的记载。它在当时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其要义即在于《汉书·艺文志》所言“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但是检查《诗三百》，颂美之作占了大部分。《颂》诗纯为颂美，固不必言。实际上，《雅》亦是以美为主的。《大雅》31 篇，正《大雅》18 篇全为颂美。变《大雅》13 篇中，包括美宣王六首诗。所以《大雅》31 首诗实际上只有7 首是刺诗。而这7 首诗之所谓“刺”，亦是一种温柔敦厚之刺，责同僚、戒己、伤时是这些诗篇的主要内容，几乎不见直刺周天子之辞。《小雅》74 篇，包括正《小雅》16 篇，变《小雅》58 篇。但变《小雅》中真正的刺诗只有《节南山》等大约20 首左右。二《雅》105 首诗，直刺之诗不超过30 首，不足三分之一。可见《雅》诗是以颂美为主的。《国风》中，“二南”为“正诗”、“正风”，无直刺语，“变风”中的直接讽刺诗也不占多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有一些表面看来纯为颂美的诗篇，如《大雅》之《卷阿》、《棫朴》、《旱麓》、《假乐》、《泂酌》，它们的讽谏之意看似甚微，或讽谏之意隐于言外，诗辞本身主于颂美，但是这些诗篇《毛诗序》往往以戒、刺加以阐释。笔者以为，《诗》中的颂美诗大都含有讽谏之意，不纯为颂美。或者说，颂美是表象，讽谏才是实质。这些颂美诗的创作有着周代文化、礼俗上的背景，其中蕴含着周代人一种普遍的独特的献诗方式和传统，即“以美为谏”。兹以《大雅·卷阿》为例加以阐明。

《卷阿》居正《大雅》之末，是一首颂美诗，借君子之游而颂，透露出一派雍容祥和的盛世气象。然而，《毛诗序》阐释《卷阿》的诗义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那么现在有了一个疑问:《卷阿》有没有“戒”义呢?笔者认为，《卷阿》是颂美诗，借答歌而陈诗以颂美是此诗的第一要义。然而此诗的戒义也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它是一种委婉的微言讽谏，属言外之意。试以《尚书·皋陶谟》中的帝、臣庚歌作比较: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

皋陶赓续帝歌而作之歌显然是颂歌。皋陶之歌既颂“元首明”，亦颂其“股肱良”，这与《卷阿》既颂君王，亦颂“蔼蔼王多吉士”，模式是相同的。皋陶之庚歌应当是有讽谏之意的:“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讽义昭然可见。且皋陶之歌是紧承“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云云，无疑是讽谏。而《卷阿》之戒义却没有这么明显。陈仅《群经质》:“古人颂祝之词不忘规戒，此周公作《无逸》之旨。”《毛序》舍去颂美之义不言，而专以《卷阿》为戒诗，应该是一种舍去表面现象而直探其本义的阐释法。方玉润《诗经原始》:“诗发端总叙以为全篇之冒，是一段卷阿游宴小记。虽曰祝颂，不忘规讽，此其所以为周、召学欤?前半写君德，后半喻臣贤，末乃带咏游时车马，并点明作诗意旨，与首章相应作收，章法极为明备。其所以寓规于颂者，在‘媚于天子’与‘媚于庶人’而已。盖能事天子，乃能‘媚于天子’;能爱庶人，乃能‘媚于庶人’也。‘媚’之一字，似颂而实讽，不可轻心滑过。”

《卷阿》颂美之辞而《毛诗序》释之曰“戒成王”，《诗序》中此类阐释甚多，其实均非虚言。如《诗序》曰:“《公刘》，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将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刘之厚于民，而献是诗也。”“《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也。”这些诗篇应当是与《卷阿》同类性质的创作。现代有些学者骂《毛诗序》的作者是疯子，实在冤枉。

把这种以美为谏的献诗方式和传统验之于《诗》，在《大雅》中，除上文所论诸诗外，《棫朴》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旱麓》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假乐》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不解于位，民之攸塈。”《泂酌》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岂弟君子，民之攸归。”这些言辞均可视为寓谏、戒于颂美之中。又，《常武·序》:“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无疑亦是此类。

孔颖达《毛诗正义》引郑玄《六艺论·论诗》云:

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

汉代郑玄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周代人以美为谏的献诗方式产生的根源作了阐释，他把这种以美为谏献诗方式产生的根源归之于周代礼制和等级制度的产生，从而导致远古时期直谏之古朴风俗的消亡。郑玄的阐释揭示了周代以美为谏献诗方式产生的政治文化背景，实属卓见。是周代严格的礼教、等级制度，促使“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文化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政治。验之于《诗》，郑玄之说确然不误。王小盾先生在论及上古以诗讽谏之传统的来历时也认为:“诗三百中许多作品的确是作为刺诗、谏诗制作出来或记录下来的。”［1］

二、微露讽意

“主文谲谏”的献诗方式自周初伊始而一直延续下来，因此《诗经》中保存的西周厉王以前的诗无刺诗。至西周末厉王时，因时事政治的变化，这种献诗制度才随之发生改变。二《雅》中保存的西周后期厉、幽时的刺诗，即是在这种温柔敦厚的以美为谏的传统方式失去作用的情况下，而不得不转变为一种言辞较为直接的讽谏。如王符《潜夫论·遏利篇》:“昔周厉王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以讽。”《左传》文公十三年秦穆公引《桑柔》亦曰“芮良夫之诗”。《大雅·桑柔》是刺诗，而《桑柔》之作是有“谏”在先的。诗人芮良夫在“谏而不入”的情况下，才“退赋《桑柔》之诗以讽”。由此可见，直刺之谏是诗人在时世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作法。西周后期，礼乐制度渐趋崩坏，诗人们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周王朝，往往对“主文谲谏”的献诗方式有所僭越。

然而，直到西周末期周幽王时，这种“主文谲谏”的献诗方式仍然一直延续着，甚至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大、小《雅》及《国风》中有很多颂美诗，文辞上并无刺义，《毛诗序》却均以“刺”释之，其原因正在于其时诗人继承了西周前期“主文谲谏”的献诗方式。与西周前期“主文谲谏”略有不同的是，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的“主文谲谏”有时已经微露讽意，而不再纯是颂美之辞。兹以《小雅·鼓钟》和《鄘风·君子偕老》为例加以阐明。

《小雅·鼓钟》一诗，“忧心且伤”、“忧心且悲”、“忧心且妯”处于前三章的正中，是诗的主题句。从诗义看，“忧心且伤”是由“鼓钟”引起的。由闻“鼓钟”声而使诗人“忧心且伤”。

《毛诗序》:“鼓钟，刺幽王也。”以“主文谲谏”的献诗观点解读此诗及《毛诗序》，可知《毛诗序》的阐释是至确的。《毛传》于《鼓钟》首章曰:“幽王用乐，不与德比，会诸侯于淮上，鼓其淫乐，以示诸侯。贤者为之忧伤。”《郑笺》:“为之忧伤者，嘉乐不野合，牺、象不出门。今乃于淮水之上作先王之乐，失礼尤甚。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礼乐，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孔疏》:

王者象功成以作乐，其意与道德和比。今幽王用乐不与德比者，正谓鼓其淫乐是也。毛直言淫乐，不知以何为淫乐。王基曰:“所谓淫乐者，谓郑、卫桑间濮上之音，师延所作新声之属。”王肃云:“凡作乐而非所，则谓之淫。淫，过也。幽王既用乐不与德比，又鼓之于淮上，所谓过也。桑间濮上，亡国之音，非徒过而已。”

历史上荒淫之君多有迷恋并精通“淫乐”者，安知周幽王非陈后主之类?周幽王把国之重器、礼乐用器鼓钟，当作自己玩乐的工具，于淮水之上大肆奏乐游乐，正直、忠诚之贤者闻此鼓钟之声而内心忧伤，但又囿于“主文谲谏”的礼制，不能直刺君王，所以只好在献诗时以反复表达自己内心的忧伤以“谲谏”君王，委婉迂回、旁敲侧击地表达讽谏之意，以冀君王有所醒悟。此即《鼓钟》之诗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试想:在淮水边上敲钟击鼓奏乐，是非常愉快、欢乐的场面，诗人内心有什么忧伤的?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清朱右曾《诗地理征》:“意王既会，遂由颖入淮，学穆天子之浮于荥水，以奏广乐，宣其汰侈于诸侯，而不知戎狄之窃发。此贤者所以闻乐而拊心也。”清汪梧凤《诗学女为》:“《竹书纪年》:‘幽王十年春，王及诸侯盟于太室。秋，王师伐申。’《左传》楚灵王会于申，椒举曰:‘幽王为太室之盟，戎狄畔之。’太室，即嵩山之东别名。申，在今南阳县北三十里。太室也，申也，桐柏也，皆豫州地。盖是时幽王已有事于东方，自太室而申而淮，自春而秋而冬，从流忘返。始则淮水汤汤，既而湝湝，终而水落洲见。诗人因鼓钟之声思淑人之德，为婉言以讽之，冀其早自修省。而王卒不悟也。明年犬戎难作，而西周果亡矣。”

此诗末章“以雅以南，以籥不僭”，与前三章“淑人君子，怀允不忘”云云处于每章相同的位置上，应是诗人于末章“陈正礼以责之”(《孔疏》)，是诗末点题之句。“以雅以南”便是诗人所思的“淑人君子”之时礼乐之正者。

《鄘风·君子偕老》大体是颂美之辞，《毛诗序》却释之曰:“刺卫夫人也。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也。”据《左传》记载，当时确有卫宣公夫人宣姜与公子顽私通之事。《左传》闵公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在此事中，宣姜虽是被动的，但在诗人看来，其人、其事是可刺的。可见诗篇虽赞宣姜之美，而言外之意却是说:宣姜作为国君夫人，宜与国君卫宣公白头偕老，而不应有这种有悖礼仪、伤风败俗的乱伦之事。故诗篇劈首一句即以突兀的“君子偕老”起头，然后才着力赞宣姜衣饰、容貌之美，这种构思也是别有用心的。且诗人在赞美卫夫人服饰、容貌之美的同时，亦微露讽意:“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此即点题诗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试想:诗人为何一边写其美，一边又讥之曰“子之不淑”?美是诗篇表面的、浅层次的含义，刺、谏才是诗深层次的言外之意。

这种在颂美之辞中微露讽意的诗篇，《诗经》中颇多。《秦风·终南·序》:“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以戒劝之。”既曰“美之”，又曰“戒劝之”，可知寓戒劝于颂美之中，且与诗义基本吻合。又如《豳风·伐柯·序》:“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两诗《序》既曰“美”，又曰“刺”，显然是一种以美为谏的献诗方式。从以美为谏的献诗传统视之，《毛诗序》于许多诗篇以“刺”释诗之美，其实往往揭示了诗篇的本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些诗篇创作的文化背景和功用。而《毛诗序》所言之“刺”，在很大程度上含有“谏”的含义。如《序》以刺时、刺幽王阐释《小雅·宾之初筵》，而诗曰“饮酒孔嘉，维其令仪”，可知此诗仍主于谏、戒。

从广义的角度看，《诗经》中的很多诗篇都可视为献诗的产物。钱钟书先生认为，《诗》之“风”本就有讽谏之义:“就其本原言:风者，土风也，风谣也;就其作用言:风者，讽谏也;就其体制言:风者，风诵也，今语所谓口头歌唱文学也。”［2］可见《风》诗无论美刺，多为献诗以为讽谏的产物。至于二《雅》诗篇，则绝大多数都应是献诗制度的产物。《雅》中明言陈诗以献者，除本章所论《卷阿》外，尚有如下篇章:“犹之未远，是用大谏。”(《大雅·板》)“王欲玉汝，是用大谏。”(《大雅·民劳》)“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节南山》)“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小雅·四牡》末章曰:“是用作歌，将母来谂。”《郑笺》:“故作此诗之歌，以养父母之志来告于君也。”《孔疏》:“言使臣劳苦思亲，谓君不知，欲陈此言来告君，使知也。”《小雅·四月》末章曰:“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孔疏》:“由此君子作此八章之歌诗，以告诉于王及在位，言天下之民可哀悯之也。”可知《小雅·四牡》、《四月》亦是以献诗的方式陈其怨刺。《大东》之诗，《序》曰:“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言谭大夫告东国之病苦，具诗上达于周廷也。”可知《大东》亦是献诗之作。《小雅·小明·郑笺》曰:“诗人，牧伯之大夫，使述其四方之事，遭乱世劳苦而悔仕。”可知《小明》亦应是某种形式的献诗。另《小雅·青蝇》是谏王者远谗言之诗，诗曰“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谗人罔极，构我二人”，不难看出，此亦应是献诗陈谏之作。《诗经》中这些诗人自明作诗之用、之义的言辞，有力地证明了周代诗人以“主文谲谏”的方式献诗的真实性。《诗经》中即使以直刺、直谏方式的献诗，也不同程度地有一种温柔敦厚之风，这特别体现在二《雅》刺、谏之诗上。二《雅》中的刺诗，刺佞臣者多，直刺天子者几乎不见。凡是针对天子而发的言辞，均以委婉劝诫的方式呈现。这不能不说是受周代礼教制度的制约和“主文谲谏”献诗方式的影响。

三、善意引导

《小雅·常棣》以“常棣之华，鄂不韡韡”起兴，《孔疏》:“以兴兄弟能内睦、外御，则强盛而有光耀，若常棣之华发也。”花只有与绿叶相互衬托才散发光辉，以喻国君只有与兄弟相互团结才能振国兴邦，光宗耀祖。以下即着力陈述国君与兄弟和睦团结的重要性。《小雅·伐木》亦同样强调这一点。诗中为何要强调兄弟和睦团结的重要性?把此二诗放在礼仪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可以知道，《常棣》、《伐木》所咏之事与周代“养老乞言”礼有关，二诗所咏之辞即是“养老乞言”礼中老者进献的“善言”。这种“善言”之所以要以诗的形式呈现，当然是为了献诗于天子以谏。

《礼记·文王世子》曰:

天子视学，……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

郑玄注:

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悌也。

郑、孔对《文王世子》的注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天子行养老乞言礼的选择对象是父兄，且天子与之燕时待之如宾。这为我们理解、阐释《常棣》、《伐木》二诗提供了一种可资凭据的礼仪背景和参证。《常棣》一诗反复强调“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既具，和乐且孺”等内容，这正是此诗的要义。《伐木》一诗反复强调“既有肥羜，以速诸父”、“笾豆有践，兄弟无远”，这无疑也是此诗的要义。把诗篇与上文所述的礼仪背景相对照，我们可知:其一，《常棣》、《伐木》二诗乃为天子之父、兄辈而咏。而“养老乞言”礼中的老者的身份正是天子之父、兄。其二，此二诗所强调的要义正是“父子、君臣、长幼之道”，这无疑正是“养老乞言”礼中老者向天子所进的“善道”。以上两点说明:《常棣》、《伐木》二诗所咏的内容无不与礼书所载的经文相合。

《伐木》是据当时养老仪式中老者的“善言”而创作，而当时老者向天子及“未来的天子”世子进善言，必定要向他们灌输、强调一种尊老、爱故旧的思想意识，因为这些老者自身就是天子的“故旧”。故《伐木》诗中以启发、劝谏式的语气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这与《常棣》反复强调“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是究是图，亶其然乎”这些讽谏加启发式的言辞，其用意是一致的，明确的。这些老者对天子、世子们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既是故旧，又是父兄、友朋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常棣》、《伐木》二诗所强调的伦理亲情理念，如“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笾豆有践，兄弟无远”、“既有肥羜，以速诸父”云云，其实是作为天子父兄辈的老者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发的言论;且显然是长者、尊者的语气。这些老者既为自己所受到的待遇而欣悦，又希望这种礼节能长久保持下去。故《常棣》、《伐木》二诗正言、反言、比喻、对比、反问、启发、诱导、劝谏，反复道之，可谓不遗余力，煞费苦心。

《小雅》中像这样以美为谏的诗作甚多。如《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鹤鸣》“诲宣王也”等等，均可见于颂美之中寓以箴谏之意。《菁菁者莪》曰“汎汎杨舟，载沉载浮”，亦应有微言讽谏之意。即便如《常棣》，是诗人据“养老乞言”礼之成辞而作，诗之作其实也是为了陈献于天子。

即使《诗经》中的名篇《蒹葭》，也是“主文谲谏”的献诗方式的产物。《毛诗序》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秦襄公不能用周礼，致使秦国没有人才以“固其国”，但对秦襄公献诗讽谏的大臣却不能不守周礼，于是本着“主文谲谏”的献诗原则，对秦襄公加以委婉、善意的引导:“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引导、启发秦襄公遵循周礼去追寻人才以为秦国所用。对此，孔颖达《毛诗正义》有精彩的阐释:“今襄公未能用周礼，其国未得兴也。由未能用周礼，故未得人服也。所谓维是得人之道，乃远在大水一边，大水喻礼乐，言得人之道乃在礼乐之一边。既以水喻礼乐，礼乐之傍有得人之道，因从水内求之。若逆流溯洄而往从之，则道险阻且长远，不可得至。言逆礼以治国，则无得人道，终不可至。若顺流溯游而往从之，则宛然在于水之中央。言顺礼治国，则得人之道，自来迎己，正近在礼乐之内。然则非礼必不得人，得人必能固国，君何以不求用周礼乎?”

这种用善意引导、旁敲侧击的方式加以暗示、启发的献诗讽谏方式，《诗经》中很常见。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春秋说题辞》:“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雎》以感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仁义陵迟，《鹿鸣》刺焉。”《文选》嵇康《琴赋》李善注引蔡邕《琴操》:“《鹿鸣》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倾，留心声色，内顾妃后，设酒食佳肴不能厚养贤者，尽礼极欢，形见于色。大臣昭然独见，必知贤士幽隐，小人在位，周道凌迟自是始。故弹琴以风谏，歌以感之，庶几可复。‘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兽得美甘之食尚知相呼，伤时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而刺之，故曰《鹿鸣》也。”《太平御览》五百七十八引同。

四、陈古刺今

变《小雅》中，有美宣王诗10 篇。在《诗序》一律以“刺幽王”阐释的40 多篇变《小雅》中，有很多诗篇并无刺语，诗句皆是美辞，如《楚茨》、《甫田》、《大田》等等。《诗序》之言其实不误，这些诗篇应理解为“主文谲谏”献诗传统在西周末期的一种转化和变形，即:以一种“陈古刺今”的方式献诗讽谏，以希君王观古而悟今。

(一)《小雅·楚茨》:对古祭礼的追思

从内容上看，《楚茨》一诗是对完整、齐备的祭祀礼仪的陈述，言辞本身没有刺意。但《毛诗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政烦赋重，田莱多荒，饥谨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飨，故君子思古焉。”《诗序》以陈古刺今阐释《楚茨》诗义。有几处证据可证明《序》说不误。

其一，首章以“自昔何为”领起，引出下文“我蓺黍稷”云云。所以“自昔何为”应是昭示此诗作义的关键句，这意味着此句以下所咏均是对往昔礼仪的追述，它说明诗中所咏之辞确为陈古。诗中自言之辞，可算是铁证了吧?

其二，《诗序》谓此诗陈古以刺幽王废弃诸礼。四章曰:“我孔熯矣，式礼莫愆。”《传》:“熯，敬也。”末章诗结句又曰:“子子孙孙，勿替引之。”这些诗句亦昭示:此诗确实是陈古刺今。当然这种陈古刺今大体上只是陈古谏今之意。

其三，《楚茨》末章之诗义，其实是对《大雅·既醉》篇所咏礼仪的一种追述或复述。如《执竞》曰“上帝是皇”，《楚茨》即申之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飨。”《既醉》曰“永锡尔类”、“永锡祚胤”，《楚茨》曰“永锡尔极”。《楚茨》曰:“尔肴既将，莫怨具庆。既醉既饱，小大稽首。”《既醉》曰:“既醉以酒，尔肴既将。君子万年，介尔昭明。”《既醉》自此以下诗句即是咏《楚茨》所言“莫怨具庆”之辞，可见《楚茨》末章大体即是对《既醉》篇诗义的概括复述。《楚茨》之“孔惠孔时”者，亦即指《既醉》中所言“尔肴既将”(“孔惠”)和“威仪孔时”。《既醉》之结句“厘尔女士，从以孙子”，也就是《楚茨》之结句“子子孙孙，勿替引之”所表达的含义。据《诗序》，《既醉》篇是太平盛世的颂歌，而《楚茨》次于幽王之世，则可知《楚茨》所陈之古礼，大抵即是《大雅·既醉》篇创作时的祭祀礼仪。

其四，首章言耕藉稼穑，而终之曰“以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二章言杀牲以祭祀，而终之曰“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三章言祭祀物品之备，而终之曰“神保是格，报以介福，万寿攸酢”;四章大体言祭祀过程，而终之曰“永锡尔极，时万时亿”。可见此诗每一章均自有首尾、始终，每一章均是祭祀礼仪的一个方面，而六章诗组合成一体，才全面地反映了先王祭祀礼仪从耕藉稼穑到燕飨宾尸、到族人燕饮、神醉致福的全貌和完整过程。可知此诗非为某一具体礼仪和事件而作，它是对祭祀礼仪全貌的描述。这种一诗中全面描述祭祀礼节的诗篇在《诗经》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是《楚茨》一诗的独特之处。此诗既不是描述某一次具体的祭祀，也不是描述某一种祭祀礼节，只是泛言祭祀中应有的礼节而已。故姚际恒《诗经通论》评《楚茨》曰:“煌煌大篇，备极典制。”若此诗确为西周末幽王时所作，那么说它是陈古刺今、伤今思古之作，应当是有根据的。朱熹《诗集传》引吕氏曰:“《楚茨》极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节，致详致备，所以推明先王致力于民者尽，则致力于神者详。观其威仪之盛，物品之丰，所以交神明、逮群下，至于受福无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清顾镇《虞东学诗》的阐释最为详细、准确:

刺幽之诗，《节南山》以下十二篇皆小人女子构谗招祸之事，《大东》以下则赋役不均而天下皆困。故年难顺叙。要在幽世之限断画如也。涕泣之道，至是已穷，而心犹不已，乃称引古昔以动其深思。故《鼓钟》篇反复于君子之德，而盛称古乐之不僭。愚谓“思古”之义当自《鼓钟》始，《序》特于《楚茨》著其说耳。《集传》信《鼓钟》之思古，而于《楚茨》以下尽改《序》说者，以《鼓钟》有“忧心”之语，而余诗无之也。不知诗人感伤时事，述古兴怀，其所指陈皆非无为。周家以穑事开国，而幽王政烦赋重，田卒污莱，故《楚茨》四诗反复农事。宣王以奋武中兴，而幽王荒于酒色，朝会尽废，故《瞻洛》四诗铺陈盛美，皆所以鼓舞歆动之。至《頍弁》为《角弓》之反，《车舝》为《白华》之反，规切尤深矣。

清黄中松《诗疑辨证》:“夫班、张之赋喜述西京之盛仪，元、白之诗多咏开元之盛事。古人身居衰季，而遐想郅隆，恨不生于其时，而反复歌咏。”上引前贤之论皆言之有据，可作为本文所论诸诗“陈古刺今”义的旁证。清孔广森《经学卮言》的解读亦颇为精彩:

首二句正《序》所谓“田莱多荒”者也。是千亩不耕，大田废矣。黍稷不生，生棘刺矣。诗人见其棘而抽之，因思曰:自昔先王之时，此田何为者乎?固艺黍稷以奉祭祀者也。于是陈古祭祀之事而终之曰:“子子孙孙，勿替引之。”今与与之黍化为楚楚之茨，引之云乎?替之云乎?

总之，《诗序》以陈古刺今义释《楚茨》，应大体不误。可能西周后期，由于社会不稳定，各种礼仪因懈怠而废坏，《楚茨》等诗篇是以美为谏的献诗传统在西周末期的继承，并因时世缘由而转化为一种陈古刺今的方式。因为以美为谏亦需其人其事有所可美方可为之，而周幽王实在无所可美，或诗人亦不屑于美之，故其时诗人或直刺之，如《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等，或无奈之下只得以思古、颂古的方式谏、刺之。《诗序》言“刺幽王”，在很大程度上含有谏幽王之意。

(二)《小雅》之《信南山》、《甫田》、《大田》:对古籍田礼的追思

周代统治者每年都要在郊野举行农耕大典，即《礼记·月令》所言“天子亲载耒耜……躬耕帝藉”。这是一种农耕和祭祀相结合的活动，它不仅具有宗教性，也具有政治性，因为统治者要借这种亲耕仪式起到促耕的作用，使农人及百官勤于农事，不致懈怠。《周颂》中保存的《载芟》、《良耜》二诗内容很相近，在性质和功用上无疑是同类诗篇。它们是对周代行农耕籍田礼大典的描绘。《毛序》:“载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报社稷也。”一祈一报，基本符合二诗的内容。《左传·襄公七年》:“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可证当时这类祈、报祭典是和农耕大典结合在一起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载芟》、《良耜》都从春耕一直写到秋收、祭祀，诗所咏正与史籍记载相符。

《国语·周语上》记载:“宣王即位，不籍千亩。”三国时期的韦昭注释说:“自厉王之流，籍田礼废。宣王即位，不复古也。”可能西周后期社会政治不稳定，统治者无暇顾及农事，这种农耕祭典就暂时性的被废除了。这或许就是正《小雅》无籍礼之诗的原因。但是变《小雅》中《信南山》、《甫田》、《大田》三首诗是咏籍礼之诗。

《甫田》、《大田》与《载芟》、《良耜》所咏之事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对周代籍田礼的歌咏。诗篇之间的对应也昭然可寻:《大田》“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即《载芟》“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良耜》“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甫田》“今适南亩”，《大田》“馌彼南亩”，亦即《载芟》“馌彼南亩”。《甫田》“自古有年”，犹《载芟》“匪今斯今，振古如兹”、《良耜》“以似以续，续古之人”。

但是，《颂》诗之《载芟》、《良耜》与《雅》诗之《信南山》、《甫田》、《大田》不是同时之作，诗篇内容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载芟》、《良耜》无疑是诗人亲临籍田礼而对之加以描述而作，因而情真、景真，场面真，富有感染力。而《信南山》三诗缺乏那种热烈的气氛和宏大的场面，亦缺少那种全民共耕的亲和力、鼓动力和感染力。《载芟》、《良耜》均从下地耕田写起，一直写到丰收而祭祀报祖，次序井然，有条不紊。而《信南山》却从“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写起，引出“畇畇原隰，曾孙田之”，而接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诗篇显然是从对“古”的追思写起的。这种构思应当是具有某种引导、启发的含义。而《甫田》开头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今适南亩，或耘或耔。”《笺》:“自古者丰年之法如此。”《甫田》这样的开头应与《信南山》性质、用意相同——均是借陈古以讽今之意。其所追述之“古”，即大抵是《载芟》、《良耜》诗篇创作时的籍田礼。而《信南山》三诗突出“曾孙”在籍田礼的作用，亦是由诗篇讽谏君主的需要而致，是由诗篇的创作宗旨而决定的。清陆次云《事文标异》曰:

盖此皆幽王时诗，愚以时考之，知其为刺，而非美也。其时幽王失道，《苕华》有鲜饱之歌，《何草》有不黄之叹，安得有仓盈庾亿、报赛欢呼之乐乎?独其托意深微，怀古伤今之意见于言外，故不觉尔。《楚茨》曰:“自昔何为?”《信南山》曰:“维禹甸之。”《甫田》曰:“自古有年。”怀古之意皆于首章见之。《大田》曰:“伊寡妇之利。”见古者利及寡妇，今无哀此矜寡之政，伤今之意于末章见之。

所以《信南山》三诗的陈古刺今义是应当受到肯定的。《礼记·坊记》孔子曰:“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诗云:‘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可知《大田》是专门针对礼仪而咏，不是针对具体的事件而歌咏;《信南山》、《甫田》歌咏的性质与此相同。这是《小雅》中《信南山》诸诗与《周颂》中籍礼之诗的主要区别。《国语·周语上》韦昭注曰“自厉王之流，籍田礼废。宣王即位，不复古也”，则幽王废籍田礼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诗人借陈述古礼而对之加以讽谏，亦是应有之事。

(三)《小雅·瞻彼洛矣》:对古赐命礼的追思

《序》:“《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诸侯，赏善罚恶焉。”同前后其他诗篇一样，《毛诗》对此诗的阐释无疑在后世受到了怀疑和争论，因为诗本事是颂辞，无讥刺语。但笔者认为，《毛诗》的阐释还是有理由受到肯定的。

首章“瞻彼洛矣，维水泱泱”，《传》:“兴也。洛，宗周溉浸水也。”《传》意明以洛水之溉浸喻明王之恩泽。《郑笺》:“我视彼洛水，灌溉以时，其泽浸润，以成嘉穀。兴者，喻古明王恩泽加于天下，爵命赏赐，以成贤者。君子至止者，谓来受爵命者也。”有以下理由可证毛、郑以“陈古刺今”义释此诗者不误。

(1)变《小雅》诗篇中多有称诸侯为“君子”者。如《庭燎》:“君子至止，鸾声将将。”这是颂诸侯朝见宣王。《采菽》:“君子来朝，何锡予之?”“君子来朝，言观其旂。”“乐只君子，天子命之。乐只君子，福禄申之。”“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万福攸同。”另外如《雨无正》“凡百君子，各敬尔身”、“凡百君子，莫肯用讯”等等均非指周天子。故此诗“君子至止”，毛、郑以为指诸侯来受天子爵命，应当是有根据的。

(2)此诗《孔疏》:“春秋之世，鲁文公、晋惠公即位而赐之。鲁成公八年乃赐之。齐灵公，天子将昏于齐始赐之。卫襄、鲁桓，则既薨乃赐之。是赐命时节无定限也。”可知西周、春秋时这种赐命之礼与《毛诗》对此诗的阐释十分吻合。

(3)《大雅·棫朴》:“淠彼泾舟，烝徒楫之。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据马银琴《两周诗史》，《棫朴》作于穆王时期。又宣王时《大雅·常武》:“大师皇父，整我六师。”宣王时《兮甲盘》铭文记载，周王曾征伐猃狁至彭衙。而彭衙即在洛水上游。又《今本竹书纪年》:“宣王二十二年，王锡王子多父，命居洛。”若《瞻彼洛矣》诗作于幽王时，则其“陈古刺今”义正于古籍所记载的史实相合。陈奂《诗毛氏传疏》亦曰:“爵命诸侯，若宣王之爵命尹吉甫北伐，方叔南征，召虎、程伯休父伐淮夷，赏善伐恶，二伯述职也。”而《今本竹书纪年》又曰:“幽王二年，晋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郐，克之。”却未见赐命之事。此或即《瞻彼洛矣》诗“陈古刺今”之本事及其缘由?

(四)《小雅·裳裳者华》:对古明王的追思

《序》:“《裳裳者华》，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则谗谄并进，弃贤者之类，绝功臣之世焉。”《笺》:“古者，古昔明王时也。小人，斥今幽王也。”与其他诗篇一样，今人亦不信《毛诗》关于此诗的“陈古刺今”说，而另寻别解，甚至有以为此是情诗者。

首章“我觏之子，我心写兮。我心写兮，是以有誉处兮”，《笺》:“觏，见也。之子，是子也，谓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见古之明王，则我心所忧，写而去矣。我心所忧既写，是则君臣相与，声誉常处也。忧者，忧谗谄并进。”《孔疏》:“以己由谗见绝，故忧而思之，以刺今也。”我们认为，郑、孔之言应不误。

末章:“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维其有之，是以似之。”《传》:“左，阳道，朝祀之事。右，阴道，丧戎之事。似，嗣也。”《笺》:“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艺，有礼于朝，有功于国。维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禄，子孙嗣之。今遇谗谄并进，而见弃绝也。”

《传》、《笺》对末章诗义的阐释无疑会使我们联想起自称“多才多艺”的周公。周初一系列内外大事皆是周公、召公等人所为。《韩诗外传》:“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无繇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捧持于前，洞洞焉若将失之，可谓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成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听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振恐海内，可谓能武矣!成王壮，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请然后行，无伐矜之色，可谓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变者，所以应时也。’诗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这里述周公事而引此诗，不能以断章取义视之，诗之所颂与周公其人其事之间应有某种关联。《荀子·不苟篇》:“‘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义屈信，变应故也。”《韩诗外传》:“周公事文、武、成三王，三变以应时。”两相对照，亦可知此诗与周公有关。

无独有偶，“我觏之子”句不仅见于此诗，同时亦见于《豳风·伐柯》、《九罭》二诗。《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两诗均美周公，“我觏之子”均是针对周公而言，则《裳裳者华》所追思之“古明王”应为周公，就有了诗文本的证据。由此，此诗陈古刺今义也就有了可以肯定的理由。

《孔丛子》记孔子曰:“于《裳裳者华》见古之贤者世保其禄也。”《孔丛子·记义》中孔子阐释诗义的一段话，只有三首诗有“古之”二字，除《裳裳者华》外，另二篇为:“于《鸡鸣》见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采菽》见古之明王所以敬诸侯也。”而《齐风·鸡鸣》、《小雅·采菽》二诗，《序》亦均以陈古刺今义释之:“《鸡鸣》，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诸侯。诸侯来朝，不能锡命以礼，数征会之，而无信义。君子见微而思古焉。”可知《裳裳者华》等诗的陈古刺今义非序《诗》者杜撰，而是渊源有自的。

［1］王小盾．诗六义原始［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7:289．

［2］钱钟书．管锥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