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慧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人文社科部，北京100038)

长期以来，学界对左翼文学一直持有“两种不健康的立场和评价”:或将其“置于惟一具有合法性的地位，认为只有左翼文学才有资格居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正统地位”，或将其视为中国文学“极左”倾向的肇端，“清算中国文学的‘极左’倾向必须从左翼文学做起”。［1］若想对左翼文学做出准确而合理的历史定位，只一味地全盘肯定或轻率地予以否定，都不是科学理性的认知态度，只有从根本上弄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左翼文学精神，以及这种左翼文学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消解或流变又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才有可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的宏观体系中，对左翼文学给予公正而客观的历史描述。

一、左翼文学精神

作为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潮流的重要传统之一，左翼文学经过世界范围内“红色30年代”文学风暴的洗礼，历练出一种独特的文学精神，并以其强大的气质力量影响了其后一代又一代的文学。

左翼文学诞生之初，就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相连。最初倡导“革命文学”的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成员，就把文学当作阶级的思想意志情感的一个客观载体，当作是“组织生活”、“宣传主张”的工具;而“左联”所有的文件，以及左翼作家阐述文学理念的很多文章，更近乎一种艺术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纲领。左翼文学的理论观点十分明确:“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即没有有目的意识性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运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不会有的。”［2］在以阶级斗争与政治意识形态决定论为自己的身世进行了明确的自我定性之后，他们自然而然便将左翼文学的终极使命限定为:“在国际资本主义日趋崩溃而世界无产阶级起来求解放的现在，当然是求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更具体的说，在文学的领域上，时时刻刻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3］

左翼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使它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正统地位，被当作一种主流话语来对待。其实，这是历史的误解，从根本上就违背了左翼文学的精神实质。“左翼文学是明确地反对当时政府的，是反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4］它以“全面批判”的文学精神吸引了很大一批激进、叛逆的革命青年。虽然在“革命文学”的初倡期，太阳社、后期创造社成员对“五四”新文学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作家进行过极端错误的全面清算与“文化批判”，显示了左翼文学启蒙时代的莽撞与褊狭，但它所秉持的对抗黑暗统治、瓦解政治霸权的社会批判精神却是值得褒扬的。

此外，左翼文学的批判精神还有其独特的精神指向。倡扬“大我”、泯灭“小我”，以集体主义批判“个人主义”，展现了对“五四”人文精神的批判和对知识分子自身价值的消解。这一精神指向突出表现在“革命+恋爱”的小说创作中。蒋光慈的小说《野祭》，首创“革命+恋爱”的写作模式，并以革命战胜爱情作结，其后很多左翼作家都沿袭了这一创作模式。左翼文学这种用集团主义来批判个人主义的做法，体现出它对中国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特定精神思想层面的关注与深切表达。

左翼文学的社会批判意识及其对人们精神层面的关注，使其充满一种浪漫精神和理想主义的独特品格。“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5］其作品自然会呈现出一份青春的激情与浪漫。左翼文学的理想主义特质，还体现在作家对未来美好生活图景的热切渴望与描摹追求中。虽然他们生活在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代，但是他们却是用生命在写作的理想主义者。也正是他们所怀抱的那份激情与理想，使左翼文学冲决了政治功利主义的理念束缚，以理想主义的精神内核，撼动了当时及后世几代年轻人的心魂。

左翼文学精神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即其价值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长期以来，左翼文学的多元性、丰富性被简单地以“革命”、“政治”、“主流”等概念遮蔽，这其实是对左翼文学的误读。左翼文学固然强调政治性，但它也绝非仅有政治化这一种形态。“从历时的角度看，左翼文学价值观是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的，许多作家对政治、对文学的看法是不断变化着的;横向考察也不难发现围绕主导价值观念，许多作家对文学价值的追求和认识是有差异的，它们有时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有时甚至互相矛盾、互相冲突，呈现出多层次性与复杂性。”［6］所以，王富仁说:“左翼文学本身也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是没法用一个人、一种倾向、一种理论对它做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界定的文学。”［7］

左翼文学是为弱势群体代言的文学，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把身处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作为自己写作的主要对象，体现出真正的人文关怀与可贵的大众意识。“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已决心“以被压迫的群众作出发点”，“全心灵地渴望着劳动阶级的解放”［8］，并自觉投身工农革命洪流，充当时代的歌者:“我们的喉咙要始终为被践踏者而叫号，我们的热血要始终为被践踏的大众而奔流。”［9］一时间，“走向大众”、“获得大众”、“为大众”、“服务大众”等口号成为革命作家的重要创作主旨。但是由于大多数作家对底层社会缺乏必要了解，其作品就有些脱离现实，对工农大众精神世界的开掘也嫌不够。

“革命文学”对工农的描塑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偏颇与纰漏，但较之“五四”时期的劳工文学，却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五四”劳工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知识者视角的醒目存在，即知识者代替工农表述思想。作品虽充斥着对工农的关注与凝视，但工农并不是作品的主体，而只是知识者目光审视下的对象之一，或仅为知识者存在的一个补充。也就是说，在“五四”作家替代工农表述思想时，是直接将一切纳入知识者自我位置进行审视、评判，启蒙者那份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昭然若揭。而“革命文学”对工农口吻的假托，至少显示了革命作家在“方向的转换”途中，其意识形态向无产阶级靠拢、接近的努力。而随着“左联”的成立，左翼作家对工农大众的关注也日益密切，比如“左联”1931年11月份的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第四部分专门就“大众化问题的意义”作出了明确论述，第五部分则“从创作的题材、方法、形式三方面提示最根本的原则”［10］。里面的表述一律是“作家必须……”这种近乎命令式的“必须如何”的创作，在今天看来有些僵化甚至有违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左翼作家为文学的大众化而尽职尽责的可贵努力。这种平民精神与大众意识，恰恰也展现了左翼文学的内在特征。

二、左翼文学的消解及其流变

很多文学史家及研究者都认为，左翼文学精神以其巨大的血脉力量灌注于其后的文学历史当中，并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几十年的文学主潮，致使其他的文学观念与主张几乎都不可能与之争锋。所以，人们在使用“左翼文学”这一概念时，有时会将其对象与范畴扩大到50—70年代的文学。其实，这种看法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从左翼文学精神的实质内涵来看，30年代左翼文学在进入40年代初期以后，其精髓就已被逐渐消解了。

对左翼文学精神的消解，发生在40年代的解放区，尤其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延安文艺界的氛围是自由的。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的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解放日报》为此还发表过两篇社论:《奖励自由研究》(1941年6月7日)和《欢迎科学艺术人才》(1941年6月9日)。当时宽松自由的环境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周扬等领导的鲁艺和丁玲领导的“文抗”，都为延安文艺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周扬在1941年7月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他认为文学创作需要作家与生活进行“格斗”，通过主观“融化了客观”，达到“物我一体”的创作境界。对于延安的现实生活，作家也要做到“不对黑暗宽容;对于社会之弱点，须加积极批评与匡正”。周扬的这篇文章因对作家与延安政治关系的阐释而遭到萧军、罗烽、艾青等人的质疑，并引发了延安文艺界的一场论争，但它对文学真实性和独立性的强调，对创作自由的主张，对创作规律的重视，在当时却得到了广泛认可。丁玲在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就号召“要写批评的杂文”，其后她就创作了《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等杂文，批评延安存在的问题与缺点。与丁玲的批评性杂文相呼应，还有萧军、罗烽、艾青、王实味、陈企霞等人创作的杂文和小说。它们将文学的批判性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精神趋向上，无疑是继承了左翼文学的传统的”［11］。只有在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中，作家们才能对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歌颂与批评等诸多命题进行冷静的思考与热烈的讨论，而且这种思考与讨论对推动文学的深入发展极为有益。然而，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这些有意义的思考与探索随即遭到清算。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作家的世界观必须要改造，要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等等。文学丧失了其本体性，成为政治的附庸，左翼文学精神及价值观念也就被消解了。

虽然左翼文学精髓在40年代已基本被消解，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传统没有得到发扬光大，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左翼文学对其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失去了影响力。相反，以茅盾、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文学的另一传统，即更关注政治性与阶级性的文学价值观，却被延续下来，并在以后的总体发展中日趋极端，终因在50年代获得政权支持而最终成为惟一可以合法存在的文学形态和规范，取得了主流文学的霸权地位，左翼文学的多样化与丰富性逐渐被一元单质的“一体化”所代替。所以，从1949年至1979年这30年间的中国文学，是“尊群体而斥个性;重功利而轻审美;扬理念而抑性情”［12］的文学形态。直到80年代，这种格局才得以改变。所以，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虽然左翼文学精神在40年代已基本被消解，但其后的中国文学发展依然承继着左翼文学中某些支流的或极端的文艺观念和形态，依然隶属于左翼文学这一大的文学传统，只是其中发生了某些流变而已。

首先来看一下1949年10月至“文革”发生之前的“十七年文学”，它的某些文学观念其实与40年代解放区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更加政治化罢了。1949年7月2日至19日，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周扬在作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时，开宗明义地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13］左翼文学对阶级性、政治性的强调，到“十七年文学”时期已变得愈加僵化，一股极“左”的政治功利主义文学思潮狂卷文坛，使新中国的文艺界遭受着高度政治化所带来的凄风苦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等。“十七年文学”中“左”倾思潮的空前泛滥，虽然是对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中某些极端文艺观念和形态的扩充与放大，但更是继40年代解放区文学以来对左翼文学精神的一种更为肆虐的扭曲与异化。

而到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在“左”倾思潮的泛滥下，完全丧失了本体性而堕入最黑暗的深渊。左翼文学精神中的包容性、丰富性和多样化丧失殆尽，统治文坛的仅是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的创作，文学的主流完全沦为意识形态话语，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被褫夺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合法性。文学所遭遇到的这种空前被糟蹋、被蹂躏，固然是政治权力斗争的罪恶结果，但是也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可以说，无论是在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还是后来的“十七年文学”中，其实隐隐约约已经透露出一些“文革”气息。

综上所述，尽管左翼文学精神在40年代初期就遭遇消解，但其中某些极端的文艺观念与形态却在以后的文学发展与流变过程中不断被承续、扩大着，甚至是扭曲、异化着，并最终以一种极“左”的政治功利主义文学主潮统驭着50—7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坛。但这些极端“左”倾的文艺观念与文学形态，已经完全偏离了左翼文学精神的实质与精髓，是对左翼文学现代独立品格的一种彻底颠覆与瓦解。

［1］孟繁华．左翼文学与当下中国文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1):74～75．

［2］乃超．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左联产生之历史的意义［J］．新地月刊，1930，1(6)．

［3］左联给复旦大学文学系诸教授的信［J］．巴尔底山，1930，1(第5 号)．

［4］吴福辉．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1):13．

［5］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M］//学生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43．

［6］马晖．左翼文学价值观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2004(4):65．

［7］王富仁．关于左翼文学的几个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1):26．

［8］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J］．太阳月刊，1928－02－01(2月号)．

［9］森堡．送行曲——送宪章、劲锋二兄留日［J］．海风周报，1929 (10)．

［10］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J］．文学导报，1931，1(8)．

［11］王培元．左翼文学是如何被消解的［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1):71．

［12］杨匡汉，孟繁华．共和国文学50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13．

［13］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J］．人民文学，1949，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