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清华

(深圳大学 文学院，广东 深圳518060)

鲁迅是一位作家，但是他还参与各种编辑出版活动。有关鲁迅这一方面的史料有两类。一类是鲁迅自己的叙述，专门的文章有《我和〈语丝〉的始终》，此外还有散见于各文集的前言与后记，刊物的发刊词、编辑例言、出版预告，以及相关的书信和日记。另一类是曾与鲁迅共事的当事人的回忆录，如孙伏园的《鲁迅先生的二三事》、川岛的《和鲁迅相处的日子》、李霁野的《鲁迅先生与未名社》、赵家璧的《编辑生涯忆鲁迅》、黄源《忆念鲁迅先生》等。这些材料无论是否出自鲁迅之手，内容均不外乎鲁迅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热心;鲁迅坚持自己的编辑出版理念和原则，并付诸实践;鲁迅以其编辑出版工作帮助和扶植新人，等等。然而，这些材料以及后人的相关研究往往忽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一方面鲁迅积极参与各种编辑出版活动;另一方面这些编辑出版活动反过来也对鲁迅的写作发生影响，特别是为鲁迅对文体的选择与试验提供了条件。

一、《野草》与《朝花夕拾》

众所周知，《野草》与《朝花夕拾》两个专集的出版，奠定了鲁迅在散文诗和回忆性散文两种文体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然而，鲁迅选择这两种文体并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从事同一种文体的写作，与《语丝》以及《莽原》这两种刊物的创办密切相关。

收在《野草》中的23 篇均在《语丝》上发表。其中前面的18 篇写于1924年9月至1925年7月，并在1924年12月至1925年7月之间，陆续在《语丝》周刊第3 至36 期发表。最末5 篇完成于1925年12月至1926年4月，发表于《语丝》第58、60、75 期。《朝花夕拾》则以“旧事重提”为副题在《莽原》半月刊上刊出。所收的10 篇全部在1926年写成，写作和发表时间更为紧凑。第一篇登在是年3月10日第1 卷第5 期，最后一篇在第1 卷第25 期发表，时间是12月25日。尽管这一年鲁迅的生活可谓颠沛流离，但却在10 个月内完成了这一个系列的自传体散文写作。

历来的研究者都重视《野草》与《朝花夕拾》的写作背景。譬如李何林先生注释《野草》，认为《野草》表现出“消极思想”，有鲁迅写作《野草》的将近两年之内，“还生活在当时军阀统治的黑暗北方”［1］的原因。论及《朝花夕拾》，也有研究者们把《朝花夕拾·小引》中“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这句话当作写作背景，认为世事的变幻让鲁迅走到了“无话可说”的境地，所以只好写起回忆文章来。①参见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十一章《魏连殳(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版年。

而实际上的情形却并不完全如此。首先，《野草》与《朝花夕拾》里面的体式和主题早在1919年就已经出现在鲁迅的笔下。这一年，鲁迅以“自言自语”为总题的七个断章，于8月19日、20日、21日、9月9日分四次在孙伏园主编的《国民公报》副刊上刊出。其中《火的冰》《我的兄弟》里的意象和故事在6年之后又分别在《野草》系列里的《死火》《风筝》两篇中重现;《我的父亲》的叙述则再一次出现在《朝花夕拾》里面的《父亲的病》一文中。而且，在第七篇末还有“末完”的标注。这表明，鲁迅早就有了写作《野草》《朝花夕拾》一类文章的念头和设想，这7 篇只是起了一个头。后来，《国民公报》于1919年10月被查封，而鲁迅在这一年的11月到次年上半年，也鲜有文章发表。“自言自语”的写作便不告而终了。

其次，《语丝》与《莽原》的创办为鲁迅继续这两种文体的写作提供了条件。

《语丝》1924年11月创办，与鲁迅收在《野草》里面的三段打油诗《我的失恋》被《晨报》总编辑无端撤掉有关。孙伏园因为这件事辞去《晨报副刊》编辑一职，并在几天后提议自办刊物，过一星期《语丝》就在北京面世了。鲁迅当然地被邀请为撰稿人，他一开始也答应了要充当一个“呐喊”者的角色。如今去翻《语丝》杂志我们就会看到，从《语丝》的第1 期起，鲁迅便变换着文体在上面揭载稿件——或长篇论文，或精悍杂感，或“野草”，或小说，或日记——直到1930年《语丝》停刊。

很显然，这份不依附于报纸和书店的独立刊物，为鲁迅自由地选择和实验各种文体提供了方便，刊物编辑的“挤”和“催促”也迫使鲁迅变换体式以应付接踵而至的稿约。［2］在刊出了第1 期的《论雷峰塔的倒掉》《“说不出”》，第2 期的《烽话五则》《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之后，第3 期鲁迅就以《秋夜》一文在《语丝》上打出了《野草》的旗帜。之后《我的失恋》的重披上阵，《死火》《风筝》的再次归队，直至到了厦门，鲁迅还在信中对李小峰抱怨说:“我虽然在这里，也常想投稿给《语丝》，但是一句也写不出，连‘野草’也没有一茎半叶。”［3］“至于《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4］《野草》既在李小峰主持的刊物上发表，结集出版当然非他属下的北新书局莫属。1927年7月，《野草》由北新书局在北京刊行。

《莽原》1925年4月24日创刊时为周刊，附《京报》发行。鲁迅办这份周刊的目的，一如他自己所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态，……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得想引出些新的这样的批评来。”［5］47然而，因为发行上要依赖他人，写与编势必受到诸多掣肘。这一年5月开始的与陈西滢打笔仗，《莽原》周刊就是鲁迅的主要阵地。当时鲁迅就担心，因为在《莽原》上开罪当局，《莽原》很可能被迫“独立”出来。只是鲁迅的态度很坚定:“独立就独立，完结就完结，都无不可。总而言之，笔舌常存，是总要使用的。”［5］60

《莽原》真正的“独立”是在未名社成立以后。1925年8月底鲁迅与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等草创未名社，目的是为了便利他们译作的印行，［6］所以未名社一成立就有了鲁迅所说的“与李小峰分家”［7］，这之后，专收创作的“乌合丛书”仍旧由李小峰的北新书局印行，专收翻译的“未名丛书”则收归刚成立的未名社门下。1925年12月未名社印行第一本书——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与此同时，《莽原》也从《京报》收回，于1926年1月改成半月刊，由未名社独立发行，鲁迅仍旧担任主编，并提供资助。从发表在半月刊第1 期上的长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我们就可以看到，无论是内容还是写法，鲁迅的笔致在这份自家刊物上显得更为洒脱、自如。第5 期鲁迅发表了“旧事重提之一”的《狗·猫·鼠》。这篇文章有近五千字的篇幅，其展现出的讲述故事的风度、叙说人物的胸襟、旁征博引的智趣以及无可藏匿的锋芒，一直贯穿于他余下的“旧事重提”的写作中。其结果是，一方面，鲁迅“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办刊理想在这样一种从容不迫的回忆性记叙文体中得以坚持;另一方面，鲁迅在《自言自语》的叙事中表现出的寓言风格也不着痕迹地继承了下来。②钱理群从《自言自语》这个题目引申出鲁迅的《野草》为“独语体”说法是不确的。见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1 页。实际上，鲁迅所谓的“自言自语”并非不需要听者和读者，而是这“说话者”——“陶老头子”——因为没有读过书，亦未进过城，所以能够突破既有的话语网络和知识系统，讲述出另一个故事来。这样的故事不为社会认可和理解，所以只能是“自言自语”。实际上，“自言自语”的说话方式，不仅为《野草》与《朝花夕拾》所共有，也是鲁迅所有文体写作的共同特征。特别是这一年9月到厦门以后，鲁迅忙于编写讲义已经很少有作品发表，但是仍旧完成了余下5 篇“旧事重提”的写作。究其原因，除了未名社“少爷们”索稿的恳切，他内心里要完成这一写作计划的强烈意愿也不可忽视。①到厦门以后，鲁迅便在给韦素园的信中说:“《旧事重提》我还想做四篇，尽今年登完”。见鲁迅《261007 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6 页。也由于《旧事重提》系列均在未名社办的《莽原》上发表，所以1927年鲁迅把《朝花夕拾》交给了未名社出版。可见，未名社的成立与《莽原》半月刊的刊行同样为鲁迅计划并完成《朝花夕拾》的写作提供了条件。

二、从《马上日记》到《“题未定”草》

鲁迅不以陈西滢们所谓的“创作冲动”、“灵感”、“创作感兴”为然，而称自己的作品挤了才有，不挤，便不做。［8］有一回他甚至把自己比作一头疲牛，来形容他与刊物之间的关系:“明知不甚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9］

用“挤乳”和“疲牛”的比喻来描述鲁迅收在《华盖集续编》里面的《马上日记》和《马上支日记》的诞生再恰当不过了。这两种日记均有一个序言。前者较长，题为《豫序》，后者则只有一小段。两篇序言要说明的是同样的两件事。第一，这两种日记的写作均源于编辑的“挤乳”或者“赶牛”。在前者，是“老朋友”刘半农。刘氏在《世界日报》上创办副刊，并于1926年6月22日打出创刊的广告。也正是这之前的一两天，他向鲁迅提出了稿约。对于这位“老朋友”，鲁迅答应写稿，并于6月25日完成了《马上日记》的《豫序》及《六月二十五日》两篇。后者则是主持《语丝》的李小峰。他对鲁迅说，回忆文章归在《莽原》的《旧事重提》中，杂感都写进了《马上日记》，那你在《语丝》上做什么呢?鲁迅这才决定写“支日记”给《语丝》。第二是解释了“马上日记”的文体特征。首先是“日记”的格式，所以，文章均没有题目，只在篇首标明了日期;而且这日记是“马上”日记——“一想到，就马上写下来，马上寄出去”，结构上不免有些枝蔓，记叙的也大都是身边的琐事;再者，这日记是有感而发，仍属于杂感。实际上，《马上日记》又开创了鲁迅杂感的一个新样式。

这一杂感体式的“新”一面固然在于它是“日记”——信笔记之，夹叙夹议，没有中心议题;一面又因为去除了批评文字的激昂和急切，行文从容不迫，针砭却更见坚韧有力。这一种“日记体”也出现在以后鲁迅的写作中。比较近的有收在《三闲集》中的两篇“夜记”。这两篇分别刊载于1927年10月的《莽原》和12月的《语丝》。鲁迅原打算像《野草》与《朝花夕拾》一样，“夜记”也结集成一本专书，所以这两篇并未收入《而已集》。［10］后来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完成，但是鲁迅对这一特别的体裁却保持着长久的兴趣。1927年离粤定居上海，鲁迅又开始这一体裁的写作，叫做“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当时做了一篇半，题为《虐杀》，先讲日本幕府的磔杀耶教徒，俄国皇帝酷待革命党一类的事，影射当时的国民党政权的“戮之凶”。但是由于当时革命文学者的“大骂人道主义”，鲁迅也就没有写完，后来连稿子也散佚了。1930年，柔石要到一家书店编辑杂志，请他“做点随随便便，看起来不大头痛的文章”，鲁迅又想起了写夜记，这就有了“夜记之五”——《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后因为柔石读了未完稿后批评说“太噜苏”，且担心占了篇幅，所以鲁迅也没有再写下去，这篇未完稿没有发表，后收入《二心集》。

再以后就是1935年分别发表于《文学》第4 卷第2 号和第3 号上的《病后杂谈》与《病后杂谈之余》了。这两篇都有七千字以上，与“夜记”系列的《在钟楼上》与《怎么写》等文章篇幅相当。而且是典型的“随随便便，看起来不大头痛的文章”，写法上一面是信手拈来，不拘题目;一面则是曲折迂回，借古讽今。“夜记”的风格可以说在这“杂谈”里又重现了。这两篇文章是鲁迅1934年恢复给《文学》写稿之后的作品。很显然，《文学》编委主动找他修好关系以及《文学》作为大型刊物的容量与体制，为鲁迅继续这一文体的写作提供了可能性。后因为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采取严厉的原稿送审制度，《病后杂谈》发表时只剩下一节，《病后杂谈之余》则经删改后被改名为《病后余谈》刊出，鲁迅“杂谈”的写作一时也就停了下来。

这一类的杂感再次出现在鲁迅的笔下，当属《题未定草》系列。为什么叫“题未定”?鲁迅在《“题未定”草(一)》里面做了说明。原因是《文学》的4 卷6 号上打出了一个大红的大广告，说下一号里有鲁迅的散文，只是题目“未定”。鲁迅说，这一则广告形同绑票，他不得不写文章来应付了。而且，这也正应了他一贯所强调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而是挤出来的老话。因为编辑用广告来挤，所以鲁迅就用这广告里的词来命名他的文章，叫《‘题未定’草》。从这一题目的来由，我们又可以发现它与“马上日记”以及“夜记”系列的相通之处来。《“题未定”草(一至三)》从感慨手边的翻译的难写起，继而写到自己的翻译的准则，然后笔锋一转，抄录林语堂的《今文八弊》中的两段论述，批评文中的“西崽”说，揭示文化界的“西崽相”，以及这西崽视野下的世界文学观。这一曲径通幽的写法与《病后杂谈》——从生病写到看书，以及书中的雅，再换书看，写明朝的酷刑，清朝的文字狱，最后在读书人“君子远庖厨也”的自欺欺人处落笔——的盘旋前行的套路是一致的。之后鲁迅还有《“题未定”草(五)》发表于1935年10月5日的《芒种》第2 卷第1 期，这个刊物编辑是曹聚仁和徐懋庸，两人均为鲁迅的朋友。《“题未定”草(六至九)》则分两次刊载于《海燕》的第1 期与第2 期。《海燕》由胡风、聂绀驽等人在鲁迅支持下创办，1936年1月与2月仅出两期就被查封了。之后《“题未定”草》便不见再写了。而这一特别的杂感体式的写作因为朋友的稿约贯穿了鲁迅最后10年的写作生涯。

三、短评四集

鲁迅杂文中我们最为熟悉的体式是短评。鲁迅专收短评的集子有4 个，即《热风》《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以及《花边文学》。这4 个集子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它们所收的文章基本上发表于一个或两个固定的刊物或栏目。因此，文集的共同风格便与发表这些文章的刊物以及刊物的处境相关联。

《热风》所收的文章先后在《新青年》的《随感录》(1918－1919)和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刊》(1921－1924)发表。“随感录”的写作属于典型的量身定做。因为这个栏目由编辑部同仁轮番执笔，里面的文章一开始甚至没有题目，只有序号。所以在形式上势必要合乎已经形成的集体风格，其中一事一议、篇幅精悍便是一个显明的特征。在内容上，正如鲁迅所说，当时《新青年》“四面受敌”，他的杂感对付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均属于文化、文明批评一类的“小问题”。而既然是应对来敌，所以也都是及时之作，且针锋相对。自1921年至1924年《语丝》杂志的创刊，鲁迅的杂感均发表于孙伏园编辑的《晨报》第七版或《附刊》。其中多数又登载于1921年10月12日以后。从这一天起，原《晨报》第七版独立出来另出一页四开小张，随同《晨报》附送。鲁迅还为它专门起了一个名字，叫《晨报附刊》。鲁迅发表在这个附刊上的文章除了几篇涉及到翻译、古书标点以及新文学评价外，大多篇目锋芒所指是那一年突然兴起的“国学”和“国学家”，内容上仍旧是新文化运动的话题，在写法上，也继承了“随感录”明白晓畅的风格。

鲁迅再一次把发表在同一刊物上的短评结集出版是10年以后的《伪自由书》。鲁迅在这本集子的序言里强调，文集所收文章全部是1933年1月至5月投给《申报·自由谈》的杂感。《申报·自由谈》对鲁迅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载体。首先，这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具有空前影响力的日报副刊。这意味着，这个副刊不但有着其他期刊所不可比拟的揭稿速度，而且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其次，新任编辑黎烈文锐意改革，作风大胆，他提出了与前任编辑周瘦鹃截然不同的“开幕”主张。

也正因为这载体的新，鲁迅的“短评”体的杂文在这份副刊上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风貌。最为显著的无非是他在《伪自由书》的《前言》与《后记》中所说的，这些“短评”有的是“出于时事的刺戟”，“有对于时局的愤言”，也就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纵观鲁迅写作的历史，如此在公开的报纸上以近乎公共的身份针砭时政还是第一次。鲁迅笔下所涉及的议题，包括内战、不抵抗、投降、镇压、酷刑等等，都切中统治者窳败政治的要害。尽管鲁迅在《前记》里强调他的作品“砭锢弊常取类型”的特点，不少文章却是轻装上阵，直取敌首。其次则是反应的迅速。譬如2月9日写成的《战略关系》，所引北京《救国日报》上的“名言”就是当天由《上海日报》转载，文章在《自由谈》的刊出则在2月13日;2月15日所写《颂萧》一文所摘引的“路透电”也是从当天的报上读到的，鲁迅的文章则发表于17日。总之，从读“新闻”到写“短评”再到最后发表，时间跨度大多在数天之内，是真正的“感应的神经”。第三，短评之短名副其实。收在《伪自由书》里面的43篇文章，除了《伸冤》《文学上的折扣》《止哭文学》《“以夷制夷”》几篇略长，《赌咒》一篇略短之外，其余的均在800－1000 字之间，篇幅出奇地整齐。

我们都知道，1933年5月25日《自由谈》刊出的“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示，是这份副刊编辑方针的一个大转折。这直接的影响是，鲁迅5月17日及18日所写的4 篇短评就不能刊出了。再之后便是6月8日开始的下半年的《准风月谈》的写作。《准风月谈》与《伪自由书》的差异最为分明的是内容上从“谈风云”到“谈风月”的转变——直接的时政批评一夜之间便从这短评文体中淡出了。实际上这次《自由谈》因政治压迫而改变用稿原则，又导致了鲁迅的短评文体的一次深刻的变革。

1934年初，鲁迅在总结《准风月谈》的写作时说，“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谈风云的人，风月也得谈”。事实上这些意见，早在1933年6月8日就写在了鲁迅恢复给《自由谈》写稿的第一篇文章《夜颂》里面。所谓“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等等。这篇文章无疑是鲁迅的一个写作宣言——尽管题材与题目受到了限制，笔下的文字所应有的针砭时弊、揭除假面的功能却不会被削弱，甚至将更加强有力。

《准风夜谈》里面的《夜颂》与《秋夜纪游》两篇，实质上就是两首诗。鲁迅《野草》的思虑和手腕也移植到这“谈风月”的写作中，所以不同于《热风》《伪自由书》的明快风格，沉郁、凝练成为《准风月谈》与《花边文学》的首要特点。而且鲁迅在《伪自由书·前言》中所概括的“取类型”的写法，在这个集子里有更加透彻的发挥，形象描画也更见功力，即如《后记》里所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潜心于“类型”、“形象”的挖掘和雕刻，文字便有了源于历史纵深的张力，刺戟也更其隽永而有余韵。与此相适应，鲁迅“谈风月”的笔触也伸向了更广阔的空间，诸如统治术的“野兽训练法”、“抄靶子”;知识者嘴脸的“二丑”、“吃教”;世象百态的“吃白相饭”、“揩油”;社会心理的“推”、“踢”、“爬”、“撞”、“冲”，等等，都在鲁迅的“看夜的眼睛”和“听夜的耳朵”下现出原形。

自1933年6月起到下半年发表于《自由谈》的作品均收入《准风月谈》。1934年，鲁迅仍然变换着笔名延续《谈风月谈》的风格向《自由谈》寄稿，另外还给聂绀弩主编的《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写这同一类稿件”。相比而言，1933年6月以后，特别是到了1934年，鲁迅的短评写作更加勤快，有时连续数天每天都有稿子揭载，有时每月达12－15 篇之多，这也是《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的写作与《伪自由书》的一个区别。政治的压迫让鲁迅的笔更加激昂、尖锐，这是压迫者所没有能够预料到的。

［1］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3:2．

［2］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M］//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8～169．

［3］鲁迅．厦门通信(二)［M］//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73．

［4］鲁迅．海上通信［M］//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98．

［5］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6］李霁野．鲁迅先生与未名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8．

［7］鲁迅．250929 致许钦文［M］//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55．

［8］鲁迅．并非闲话(三)［M］//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48～149．

［9］鲁迅．《阿Q 正传》的成因［M］//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76～377．

［10］鲁迅．三闲集·序言［M］//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