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智编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工资增长对外贸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吴智编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我国对外贸易凭借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一比较优势而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近年我国物价的上涨以及“用工荒”现象的增加，全国大部分省市开始不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但是有学者担心工资水平的上涨有可能会削弱我国的外贸竞争力。在此背景下，实证研究工资水平的上升对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影响，得出结论：工资增长会对服务贸易和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力产生正面影响，对初级产品贸易竞争力产生短期负面影响。

工资增长;服务贸易;货物贸易;TC指数;脉冲响应函数

一、 研究背景及文献回顾

1978年到2013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从206亿美元增加到41600亿美元，年均增长16.4%，增长速度快于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经济体，且我国在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①。我国的外贸增长之所以如此迅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我国工人的工资不及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1/5，低人工成本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产业分工的一大比较优势，凭借此优势，外贸企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有利地位，使我国成为全球的价值洼地。但是，长期以来我国过分依赖这种通过增加劳动投入的外贸发展方式，这造成我国产业结构和外贸结构低端化。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国外贸行业长期存在的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外商企业纷纷选择离开中国市场，搬到东南亚地区，主要原因是大量的外企中中国就业人员的年均工资增长显著高于同期东南亚各国的工资上涨速度；另一方面国内物价的上涨以及“用工荒”现象的增加，导致国内最低工资水平不断提高，2001-2012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10834元提高至46769元，年均名义增速超过13%，另外2013年全国共有26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达18%。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上涨趋势②。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缩小收入差距，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作为一项重要改革目标，而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因此有学者担心工资水平的上涨会对我国的外贸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对工资增长与我国外贸竞争力之间的关联进行探讨。

国内外学者针对劳动者工资水平的高低对我国外贸竞争力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一问题已进行了相关研究。有学者认为劳动者工资水平提升会使我国的产业和产品失去国际竞争优势，进而削弱我国的外贸竞争力。J.Anderson(2007)认为，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逐渐削弱，由于产能和现有技术水平的限制，中国低端制造业无法通过提高效率和产能实现竞争力提升[1]。Vivian(2009)认为，工资水平的上升使中国制造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正渐渐弱化[2]。胡绪华(2012)认为，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会对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产生一系列的短期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1)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低价优势弱化；(2)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将生产基地从我国迁移到东南亚；(3)部分企业向其它具有低劳动成本的国家迁移，导致部分实体产业面临空心化危机[3]。另外一些学者持有相反的观点。于维国(2011)认为，低劳动力成本使外资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增强了外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压制我国出口加工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优势地位，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情况的发生[4]。刘厚俊、王丹利(2011)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会导致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弱化，原因在于：(1)我国制造业工资水平的上升幅度小于整体工资增长幅度；(2)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工资增长导致的成本增加，而比较优势仍然存在[5]。程承坪、张旭等(2012)实证研究了工资增长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适当的工资增长不仅不会降低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相反它不仅会增强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而且会促进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刺激国内消费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6]。朱启荣(2013)利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工资增长对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得出工资水平的提高从长期来看会对我国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竞争力产生正面影响[7]。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集中于工资水平对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而且大部分的研究只是基于规范分析，缺乏通过实证研究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定量分析。另一方面，已有研究中仅对工资增长对货物贸易竞争力影响作了部分但不够全面系统的研究，而缺乏关于工资增长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的研究。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城镇单位在职人员平均工资、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四个变量构建计量模型，采用我国1982-2012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这一问题，以期弥补已有研究中的缺陷。文章的主要分析架构是：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工资增长对外贸竞争力的影响机制。第三部分对所采用的相关模型与研究方法进行介绍；第四部分对所选取的变量以及数据样本来源进行说明；第五部分针对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以及针对结论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二、 变量选取与数据采集

本文所采用的变量名称及其含义如表1所示。为消除物价影响因素，本文的工资水平采用1982-2012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实际工资指数来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数采用1982-2012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计算得到，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公布的2012年度中国服务贸易统计表组。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力指数采用1982-2012年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额计算得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各年统计公报。

表1 变量名称及其含义

三、 实证分析

(一) 1982-2012年我国外贸竞争力指数测算

利用TC指数测算公式计算出我国1982-2012年的各类贸易TC指数(如表2所示)。

表2 1982-2012年我国服务贸易、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TC指数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并根据TC指数公式整理计算所得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总体呈现下降趋势，TC指数从1982年的0.1364下降到2012年的-0.1906，这与我国服务贸易现状相符。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一直徘徊在进口大于出口的逆差状态，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竞争优势，而且服务贸易的产品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国内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滞后导致了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薄弱。在货物贸易方面，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初级产品的贸易竞争力呈现一直下降的趋势，从1982年的0.1369下降至2012年的-0.7265，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明显的竞争劣势，这主要是基于我国的初级产品更多地依靠国外的进口。而我国工业制成品的竞争力却逐年上升，从0.0259上升至0.2442，因为我国的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使得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量逐年上升，从而导致TC指数的上升。

(二)平稳性检验

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对各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具体检验结果如表3。检验结果表明各个变量的原序列存在单位根，即是不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不存在单位根，即是平稳的。这表明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符合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同阶单整条件。

表3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注：T为趋势项，C为截距项，K为滞后变量阶数；*，**，***分别为10%，5%，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利用Granger检验法对工资与服务贸易、初级产品以及工业制成品的TC指数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见表4)。检验结果表明，工资是导致我国服务贸易、货物贸易竞争力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服务贸易、货物贸易不是导致工资变化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工资增长会引起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变动。

表4 工资与服务贸易、货物贸易TC指数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四) 协整关系检验

采用E-G协整关系检验法对工资与服务贸易、货物贸易的竞争力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首先采用OLS法对工资与服务贸易TC指数、工资与初级产品TC指数、工资与工业制成品TC指数分别进行回归，得到它们的残差，然后分别对残差采用没有趋势项和截距项的方式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到表5的检验结果。检验结果表明工资与服务贸易TC指数、工资与初级产品TC指数、工资与工业制成品TC指数分别回归后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即工资与服务贸易、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竞争力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说明工资变化对我国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竞争力有长期影响。

表5 残差平稳性检验结果

注：ste、cpe与gpe分别表示与w进行回归后的残差值；*，**表示10%，5%显著水平临界值。

(五) 脉冲响应分析

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可以更直观地得到工资增长对外贸竞争力的动态影响过程。本文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工资水平在1982-2012年间的“新息扰动”对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冲击影响。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如图1，从左至右依次为服务贸易、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的脉冲响应曲线。

图1 服务贸易、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脉冲响应图

从服务贸易脉冲响应曲线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工资增长起初会对服务贸易竞争力产生正面影响，在第2期达到最大正值，之后这种有利冲击下降，在第3期转变为微弱的负面冲击，然后在第6期又产生一个较强的正面影响，随后影响力逐渐消失，到第16期，工资增长对服务贸易的冲击完全消失。

从初级产品的脉冲响应曲线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工资增长会对初级产品的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持续时间长，到第8期，负面影响开始逐渐减弱。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的初级产品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企业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水平更新速度慢，一旦工资增长就会导致其生产成本上升，企业只能通过提高其产品价格来消化利润的减少，而产品价格的提高必然会使我国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从工业制成品的脉冲响应曲线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在工资增长的初期，它会对工业制成品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从第5期开始负面影响逐渐变小并逐步转变为正面影响，到第7期，正面影响达到最大，之后工资增长的正面影响逐渐减弱。工资增长对工业制成品的影响由负变正跟我国工业制成品的经营主体相关，工业制成品大多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机械化水平高，人工成本小，所以工资增长对生产成本影响小。另外，在工业制成品经营主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是拥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外商企业。一方面在工资增长时，外商企业能够进行技术革新来代替劳动力，抵消人工成本的不利影响，而且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产品竞争力更强；另一方面，外商企业技术革新产生的示范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会带动本土制造企业技术的改进。所以工资上涨虽然在短时间内会对工业制成品的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但企业的迅速反应会使得负面影响变小并逐步转变为正面影响。

四、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的工资水平依然较低，还有上升的空间，工资水平的上升总体来说会对我国的外贸竞争力产生正面影响。从短期来看，一方面，工资增长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竞争力产生了负面冲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初级产品竞争力的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小，到最后只会产生微弱的负面影响，对工业制成品的负面影响也会逐渐减小并转化为正面影响；另一方面，工资增长对服务贸易竞争力会产生正面冲击，但其正面影响会逐渐减小。从长期来看，工资增长对我国外贸竞争力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工资增长对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影响，本文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 在合适的范围内逐步提高工资水平

虽然低工资水平使我国出口的产品价格具有竞争优势，但也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第一，低工资水平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整个社会收入结构不合理，进而导致市场和生产结构的不合理，这不利于我国服务业和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从而制约其向国外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另一方面低工资水平制约中低收入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自身素质的能力，也制约了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第二，低工资水平导致沿海外贸企业集中地区如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出现“用工荒”问题，使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难以持续发展。第三，低工资水平会导致国内需求不足，无法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第四，低工资水平使生产出来的低价格产品面临更多的贸易壁垒问题，阻碍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

针对这些负面效应，笔者认为应当在适当范围内逐步提高我国的工资水平。因为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倒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产品附加值，进而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同时也会刺激大部分劳动者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自身素质，从而与企业的新技术、新设备相匹配。当然，这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一部分非技术性的、受教育水平低的劳动力遭到淘汰，所以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例如提供一些临时性的就业岗位并对这些劳动力的职业技能进行培训与提升等。另外，工资水平的提高还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刺激国内消费，消费需求水平的提升会带动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提高我国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能力，改善服务贸易逆差的状况。

(二) 保持现有竞争优势，转变价格竞争手段，积极培育和发挥新的竞争优势

工资增长虽然有助于我国外贸竞争力的提升，但工资水平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不能持续提升。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和劳动者素质的提升，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保持现有竞争优势的同时，还要培育和发挥新的竞争优势。第一，企业要转变价格竞争手段，更加重视非价格竞争手段，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来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提供优惠的售后服务及其他增值服务以提高产品附加值，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竞争优势。第二，加快培育新竞争优势。国际贸易壁垒的增加以及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传统的贸易方式难以为继。外贸发展要加快培育新竞争优势，使我国现有的比较优势由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换，我们要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要求，推陈出新，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协调外贸政策与产业政策，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外贸结构的优化，外贸发展要从“出口创汇”向“价值链升级”、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拓展，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打造中国外贸的“升级版”。

(三)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构建服务贸易产业基础

近年来，全球经济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趋势进一步加快，服务贸易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特征，未来服务贸易在一个地区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将日益增强。当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良好机遇，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为我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服务贸易出口大有可为。目前，我国服务贸易连年出现逆差，2000-2012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额从57.1亿美元增加到897亿美元③，而且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传统服务部门如运输、旅游等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进出口额所占比重大，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部门进出口额小，究其根源，是我国第三产业规模和比重较小，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传统服务部门占据主要地位，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滞后，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相比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向国际市场提供服务产品的能力不足。为此，第一，我国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以改善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较弱的状况。要加大服务业的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国际服务业的竞争与合作，有选择地输入一些先进的国外服务，学习、借鉴和吸收外国在服务业管理、市场运作等方面的先进理念，加快提升我国服务业水平。第二，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服务外包产业是现代高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信息技术承载度高、附加值大、资源消耗低等特点。我们要牢牢把握机遇，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发挥本土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完善服务外包管理方式，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促进服务外包持续发展；第三，在保持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服务出口的同时，依托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努力扩大金融、保险、文化等现代新兴服务的出口，推进我国服务贸易实现质的飞跃。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http://finance.jrj.com.cn/2014/03/02092216777318.shtml

②数据来源于2001-2012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③数据来源于2012中国服务贸易数据统计表组

[1]J.Anderson.中国制造业的瓶颈——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EB/OL].(2007-09-28)[2014-10-20]。http://news.hexun.com.

[2]Chen, W.Vivian, Harry X.Wu. Measuring changes in competitiveness in manufacturing across regions in China[J].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09,55(s1):514～537.

[3]胡绪华.劳动力成本提升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可持续成长[J].现代经济探讨,2012,(5):23～26.

[4]于维国.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经济的影响[J].轻工设计,2011，(4):318.

[5]刘厚俊,王丹利.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11,(3):9～13.

[6]程承坪,张旭,程莉.工资增长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1980-200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2,(4):60～67.

[7]朱启荣.工资变动对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竞争力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13,(2):47～48.

(责任编辑：练秀明)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Wage Growth on Foreign Trade Competitiveness

WU Zhi-bian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Fuzhou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China’s foreign trade develops rapidly because of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large amount and low-cost labor resource, which make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Due to price inflation and labor shortage in China these years, most provinces begin to raise minimum wage level. Some scholars worry that wage growth may undermine China’s foreign trade competitiveness. 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wage growth on China’s foreign trade competitiveness, and then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wage growth ca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competitiveness of service trade and industrial product trade, and have a short-term negative impact on competitiveness of primary product.

wage growth; service trade; goods trade; TC index;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2015-01-04

吴智编(1990-),男,福建莆田人，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F249.24

A

1008-4940(2015)01-0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