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　峥

(浙江警察学院 社会科学部， 浙江 杭州 310053)

从警校风潮看民国警察教育的困境

施峥

(浙江警察学院 社会科学部， 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民国警察教育在清末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一脉相承的警官高等学校和中央警官学校代表了民国警察教育的最高水平。20世纪20至40年代发生的警官高等学校“易长”风波、指纹专科停办风潮、南迁运动和中央警官学校编余军官学员罢课事件等，既反映了青年学生主人翁意识的觉醒，更折射了派系斗争、时局不利、封建官僚流弊丛生等阻碍警察教育发展的黑暗现实状况。

关键词：警校；风潮；民国；警察教育

20世纪20至40年代，民国警察教育史上曾出现过数次规模不等的警校风潮，其中既有警官高等学校学生联名要求更换校长的数次风波、持续数年之久的南迁运动，也有中央警官学校编余军官学员的罢课行动等。虽然这些警校风潮的原因和背景错综复杂，但无疑都对民国警察教育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鉴于学界对此鲜有关注①关于民国警校风潮的研究，目前仅见赵映林的《我所知道的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世纪》,2004年第1期)、《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惟一的罢课》(《文史杂志》,2006年第5期)、《国民党警界的最高学府：中央警官学校》(《文史春秋》,2006年第9期)，这三篇文章均系作者根据其父赵蔚文回忆写成，关于中央警校学员罢课的描述内容基本一致。赵父当时作为中央警官学校乙级总队学员参与了此次罢课，故相关文章亦可视为口述史料。，本文拟以档案史料为依据，对民国警校风潮及其原因、背景作一番考察，以期抛砖引玉，推进有关中国近代警察教育的研究。

一、民国警察教育概况

民国警察教育是在清末的基础上延续和发展起来的。1912年，北京政府内务部将接管的清末京师高等巡警学堂改为警察学校，同时要求各省裁撤警官教育机构、普遍开设巡警教练所，明确了中央统一办理警官教育、地方负责警士训练的原则。但警察学校两年后即因经费困难而停办，内务部遂于1915年开办地方警察传习所，培养全国警政“模范”，次年又要求各省设立警察传习所，以配合整顿地方警政计划的实施。1917年，内务部创办警官高等学校；正式确立了以3年制正科为主干的高等警察教育模式。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警官高等学校，翌年，内政部颁布章程，要求各省开设警官学校和警士教练所，初步构建了高、中、初三级警察教育体系。1934年警官高等学校迁往南京，两年后与浙江省警官学校合并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成为全国警察教育的最高学府；内政部同时宣布停办各省警官学校，由中央警官学校和各地警察训练所组成的两级制警察教育体系正式确立。

民国时期，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均十分重视警察教育。人们常把改善警察教育视为改良中国警政、甚至是复兴中国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在时局动荡、经费支绌的情况下，历届政府和主管官员不约而同地选择优先扶持警官教育。这种重视培养精英的教育理念，似乎也是整个中国近代教育的共同价值取向。一脉相承的警官高等学校和中央警官学校，作为中央警官教育机构，获得了政府主管部门更多关注和政策倾斜，代表了民国警察教育的最高水平。其在发展道路上遭遇的曲折坎坷，亦折射出中国近代警察教育所处的困境。

二、民国历次警校风潮

(一)“警高”“易长”风波

1922年冬，警官高等学校第四任校长邓洁民因补缴学费问题，将柏竟成等六名学生开除，毕业班学生因此拒绝考试，在校学生也纷纷罢课响应，并向内务部请愿。同年12月，警官高等学校学生通电全国，控诉校长邓洁民营私舞弊，列举其“摧残教育”、“知识浅陋”、“资格卑微”、“品行污劣”、“假公济私”、“任用私人”、“滥用公款”等七大罪状，并声称将有关事实公布于众是为了学校的前途，请求各界援助，以图整顿*北京警官高等学校学生控诉该校校长邓洁民营私舞弊的电文，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内务部全宗一零零一/6020。。不久，内务部次长刘馥接见了学生代表，答应“公平”调查处理。最后以邓洁民将学生所缴全部保证金以私人名义提存俄国银行为由迫使其离开了学校，柏竟成等人的学籍也得以恢复。[1](P.76)

1926年1月，履职仅数月的警官高等学校第七任校长王固磐遭到当时全体在校学生的联名控诉，学生们认为其“滥设冗员”、“虚糜款项”、“公款私用”、“滥用私刑”等，种种不良做派与为人师表的形象相去甚远，要求国务总理尽快将其“撤查惩办”，并“另问贤能，以维校务”*警官高等学校学生诉校长王固磐设冗员糜款项呈文,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内务部全宗一零零一/2661。。然而，拥有北洋巡警学堂和德国柏林警察学校学历、长期任职于警察系统并担任过南京警察厅长等职务的王固磐根基深厚，他在警官高等学校的地位并未因学生的指控受到影响，还以“治校有方”被内务部授予一等五星警察奖章*参见张宪文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6页；《警官高等学校教职员请奖各案有关文件》，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内务部全宗一零零一/2604。。

1927年12月，警官高等学校学生又以东三省同乡会的名义控告第八任校长周鸿熙：学校“教务设施谬误不堪”；人事管理“引用私人、专事逢迎”；“擅兴土木，滥报开支”、“擅挪公款”；“卖弄权势，狐假虎威”、私生活不检点等，要求另派“才识之士”担任校长*北平警高学生用东三省同乡会名义控告校长,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内务部全宗一零零一/2661。。虽然有关控诉书中指名道姓，言之凿凿，但最终并未获得政府支持，周鸿熙直至次年北京政府倒台前夕才自行弃校而去。

(二)“警高”指纹专科停办风潮

1925年，警官高等学校指纹专科第3班学生向校长呈请酌减指纹课时、改授其他重要学科，结果触怒指纹专科主任教员夏全印。他在校内散发传单鼓动风潮，经校长出面才将事端平息下去。次年7月，该班刚刚毕业的120名学生中有71人联名上书内务总长张国淦，要求“广辟指纹途径，俾毕业者得展其学”，否则不如停招指纹专科。学生们认为，“指纹一科，无高深之学理可供长时间之研究”，校方还从指纹专科第2班开始把1年半的学制延长到2年，超过600学时，导致教师敷衍塞责。他们把矛头直指夏全印，建议停招指纹专科学生，或在正科各班中每周加授指纹课2学时*警官高等学校指纹科毕业熊超等呈为协恳援用指纹专才停招指纹专科，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内务部全宗一零零一/2676。。内务部于同年8月4日下令学校停止招收指纹专科新生，并令校长认真考核整顿学生所言“教员滥竽各节”*内务部训令，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内务部全宗一零零一/2676。。夏全印等又以指纹学会的名义呈文内务部，结果被内务部认为是危言耸听，“与事实不符”，批示此事“毋庸议”*内务部批示,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内务部全宗一零零一/2676。。该校指纹专科至此停招，指纹课成为正科学生的一门课程。

(三)“警高”南迁运动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接管警官高等学校，并开始筹划将该校迁往南京，但因故遭到搁置。1930年11月，出任北平公安局局长兼“警高”校长的东北军旅长鲍毓麟再以河北及东北各省所需警察人员甚多，建议中央暂缓南迁。担心学校中央警察教育机构地位不保的学生们遂决定分批秘密前往南京请愿，以速其成。率先于11月8日晚9点在正阳门化装登上火车的学生自治会主席李长寰旋即被捕。消息传到学校，在校学生甚为愤慨，决定集体罢课，并推选代表向鲍毓麟交涉，但鲍避而不见。到11月9日晚间，学校新上任的事务长李桓害怕学潮扩大，从公安局拘留所把李长寰接回学校，才平息了这场罢课风波。几天后，在校的300余名学生中，约有200余名学生陆续分批南下。内政部长钮永建派员对前来请愿的学生登记造册，并安排食宿。全国各大报纸竞相报导此事，学生们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同情。[1](PP.78-79)就在学生们以为形势大好之际，校长鲍毓麟电请内政部设法制止学生的请愿行动，并急请东北方面有力人士向南京施压，要求学校暂缓南迁。内政部的态度至此急转直下，要求学生立即返校。学生们于是转而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暨行政院请愿，但未获支持。第一次南迁运动以失败告终。学生代表张仲苏在返回北平后不久即告失踪，而其他活跃分子也都受到校方的惩戒*参见《“中央警官学校”校史》，(台北)“中央警官学校”校史编修委员会，1967年，第78-79页；《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迁京工作报告》，《警高月刊》发刊号，1934年7月，第76页。据《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迁京工作报告》所述，李长寰也“为学校生命的奋斗而被牺牲”。。

1933年春夏，北平形势日趋危急，警官高等学校决定提前放暑假，要求学生迅速返回原籍等候开学通知。学生们认为时机成熟，秘密策划再度南下请愿。6月1日，当时在校的350余名学生中有220余人强行登上一列火车前往南京。火车到达下关车站后，大批宪兵警察包围了学生乘坐车厢，并扣留了总领队郑泽光。学生们立刻推选代表向内政部报告南下请愿的经过详情。6月4日，全体学生集队前往内政部请愿。内政部最终采纳了学生的意见，电令学校停止添置设备，派员来南京筹备迁校事宜，且不得对请愿学生予以处分。学生的请愿目的初步实现，加之盘缠告罄，遂于6月10日遵照内政部命令解散，各自返回原籍*参见《“中央警官学校”校史》，(台北)“中央警官学校”校史编修委员会，1967年，第80-82页；《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迁京工作报告》，《警高月刊》发刊号，1934年7月，第76-78页。。

(四)中央警校编余军官学员罢课事件

抗战胜利后，中央警官学校接收了裁军转业的军官2万人。[1](PP.213-214)1946年8月底，中央警官学校乙级总队一学员在队列操练时不小心犯了小错，结果被中队长当众叫出队列并命令他在操场上爬行，在拒绝这一命令后，该学员被罚禁闭3天。此事引起总队学员们的愤慨，他们当晚便串联了数百名同学召开情况报告会，向校方提出四项要求：1.立刻解除对这位同学的禁闭，不载入档案；2.免去该中队长；3.校方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侮辱人格的事情；4.事后不得追究同学们的责任。在要求遭到校方拒绝后，乙级总队的五百多名学员决定罢课，派出30名代表前往警察总署向署长唐纵当面请愿，还声称要去找兼任中央警校校长的蒋介石请愿。在罢课持续了一周之后，校方最终被迫接受了学员们的要求，免去那名中队长的职务，并保证从今以后不得采用有辱人格的体罚处分，否则重惩不贷，罢课风潮这才平息下去*参见赵映林《我所知道的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世纪》2004年第1期，第44-45页；赵映林《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惟一的罢课》，《文史杂志》2006年第5期，第78-80页；赵映林《国民党警界的最高学府：中央警官学校》，《文史春秋》2006年第9期，第48-49页；唐纵《蒋介石特工内幕——军统“智多星”唐纵日记揭秘》，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年，第395-396页。关于此次风潮的具体时间，赵父回忆称是10月上旬，但因年代久远，当事人的记忆难免失误，故以唐纵日记所载时间为准。。

三、警校风潮的原因及背景

纵观民国警校的数次风潮，警校学生在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从表面看，主要是学生们出于关心学校发展、谋求个人前途的需要，但究其深层原因及背景，则远非表象显示的那样简单。

首先，民国警校内部各种力量纷聚，斗争错综复杂，在历次风潮中均有反映。警官高等学校成立之时，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外有列强侵略，内有军阀割据，“五四”运动时期弥漫全国的各种政治主张和社会思潮也十分活跃。北京政府为了阻止进步思想对学生的影响，严禁学生参加政治党派、不得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尤其对警校这种培养统治工具的教育机构更是严加控制，不惜制定各种繁复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学生的言行。然而这种约束无疑带有消极的成分，在革命浪潮和军阀间派系倾轧的夹击下往往不能奏效。另一方面，由于警官高等学校在中国警界的特殊地位，以国民党为首的各种政治团体始终没有放弃向学校渗透自己的势力。国民党首先从课堂教学入手，扩大其在学生中的影响，并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其后，国家主义者主动的《醒狮周刊》和马克思者主义主办的《向导》等刊物均在校内出现。[1](PP.75-76)一时之间，革命风气和各种政治主张弥漫学校，引起了北京政府统治层的恐慌，急欲除之而后快。最早渗入警官高等学校的国民党势力也不遗余力地利用学生大肆排除异己，其中尤以驱逐校长邓洁民事件最为典型。

警官高等学校学生控诉的多项具体罪名是否都与邓洁民本人有关，今天已无从考察，但从中至少可以发现若干失实之处。其一，在个人学识方面，邓洁民1915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法政系留学，1917年回国后创办私立东华学校并任校长，在当地享有较高声望，其学历和经历并不亚于警官高等学校的多数校长，与“知识浅陋”、“资格卑微”之指责有着天壤之别。其二，邓氏一直信奉教育救国的思想，创办东华学校时，四处募集经费、聘请高水平的师资、提倡学生用英语进行日常对话等做法，充分证明他对教育怀有热心，绝不至于“摧残教育”。导致邓洁民在这次事件中败北的真正原因，其实主要在于他的“亲俄”倾向。邓的思想比较进步，向往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他在南开上学期间就与周恩来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日留学期间又结识了李大钊、张太雷等革命志士，与孙中山先生亦有来往*有关邓洁民生平，参见哈尔滨信息港之“滨城哈尔滨——历史迹象”(http://travel.96963.com)、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网页之“黑龙江历史名人”(http://www.hljnews.cn/gb/content/2004-12/21/content_249133.htm)。。邓洁民担任校长后，引进平民大学前校长王文俊为教务主任，聘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领袖人物邝摩汉为教官，还增设了俄文课。邓洁民的这种政治倾向当然很难获得军阀政府的支持，亦不被校内的国民党势力所容。在各方势力发生矛盾的情况下，邓以欠缴学费名义开除了柏竟成等六名国民党员学生，遂遭国民党势力反弹，组织学生罢课、请愿，最终导致邓洁民的出局。[1](P.76)

其次，民国政局动荡、战争频仍，造成警校办学经费支绌、学生学业就业困难，阻碍了警察教育的发展，使警校学生对将来的出路忧心忡忡。北京政府时期，因军阀混战，国库窘匮，内务部常常不能按时拨给教育经费，中央警察教育机构常常债台高筑，应付乏术，内务部警察学校第一任校长联成之卸任时，学校竟一钱莫名，经继任校长沈金鉴极力张罗数月方才还清借款。这名追随袁世凯多年的亲信“亦云难矣”*胡存忠《校史》,北京市档案馆藏：警官高等学校第十二期毕业同学录，1929年，第5页。。北京政府垮台前几年，长年的穷兵黩武已使中央财政濒临破产的边缘，内务部自身难保，根本无暇顾及警官高等学校的经费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生所缴的学费和保证金成为维持学校日常开支的重要经费来源。南京国民政府接管警官高等学校之后，同样面临经费难以为继之困局。学校递交的新预算案虽经行政院核准，每月实际到账的却仅有河北财政特派员拨发的3500元，余额仍需依靠学生缴纳的学费来填补。[1](PP.44-45)因此，1929年和1932年修订学校章程的时候，虽然曾经两次明文规定不收学费，但都因经费困难而未能贯彻落实，而从1932年起，连学生所缴保证金也被校方完全挪用，毕业时无法发还，这不仅伤害了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感情，也加剧了学生们的危机意识，将他们推上了南迁运动的舞台。

中央警官学校成立后，经费困难的问题一度有所缓解。然而好景不长，抗战全面爆发，学校被迫西迁，战时物价飞涨，学校师生不得不节衣缩食，自制实验设备。预算不敷支出的情形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之后。[2]中央警校乙级总队学员罢课事件的幕后原因之一便是围绕经费问题产生的矛盾。当时甲、乙两级警官班的学员全都是由部队安置下来的，所需一切开支仍由军政部指令位于新街口的中央银行按期拨给，另外还拨给了一笔转业安置费，但这笔转业费并未发到学员手中，鉴于学校当时的财政状况，学员普遍认为属于他们的经费被校方挪用了。[3]与此同时，强行被“编余”的军官们本来就对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心存愤懑，常年的戎马生涯使他们一时之间很难适应由军队长官到警校学员的角色转换，加上训练结束后的工作也难有保障，因此很多人一开始就带着抵触的情绪面对中央警官学校的教育和训练。该校为实现对学生的思想控制而注重精神教育的做法，对这些已有相当阅历的转业军官不仅发挥不了作用，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反感。乙级总队学员罢课，从表面上看是为受罚同学出气，实际上是为了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更是为毕业后的出路有所筹谋。罢课学生代表到警察总署请愿，所陈报告即围绕学籍和级别问题展开，在得到“将来决以警官分发任用”的保证后，才满意地离开。[4]

再次，旧式官僚执掌民国警察教育机构，致使学校管理层流弊丛生，诸如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品流不清、滥竽充数等现象十分普遍，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在警校内安插上级领导的亲属、以赠“干薪”作为交际手段、挪用公款开销家庭支出、滥设私刑体罚校役等，无一不是旧日封建衙署的行为，但却成为警官高等学校历任校长通行的“潜规则”。其中，对学校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任人唯亲之举。每任校长上任之后，多从个人利益和需要出发，重新聘请教师和职员，导致学校教学和管理出现混乱局面。

滥设冗员的另一个弊端是造成本已捉襟见肘的警察教育经费更加困难。以警官高等学校1918年度和1927年度的经费预算情况为例，1918年度学校每月预算4249.50元，其中教职员的薪资占总预算的83.2%；1927年度学校每月预算5207元，其中教职员的薪资占总预算的85.6%。在开设班级数量相等的情况下，课程、文书、会计、庶务4科的事务员从6人增加到14人，夫役从14人增加到21人，甚至连号兵的人数都翻了一倍；而用于购买器具、图书等的费用却分文未增，始终为40元，连年度预算的1%都不到，甚至还不如用于茶水方面的开销①参见《内务部警官高校学校民国七年国家岁出概算书》《内务部警官高等学校民国十六年使支付概算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内务部全宗一零零—/2652。。按照这样的预算标准，即使中央财政能够保证按时拨给经费，学校在维持日常开销之外也难有节余，更不要说在学校发展方面有所作为了。警校教学与管理上的种种乱象，严重挫伤了不远千里负笈而来的学子们的求学热情，亦成为酿就警校风潮的诱因之一。

综上所述，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警校风潮主要围绕学校的发展方向、领导人选和就业保障等问题展开，反映了青年学生主人翁意识的觉醒，体现了他们参与学校建设的热情，以及对个人前途命运的关心。然而，由于民国警校学生成分复杂，普遍比较年轻，思想上也不够成熟，因此极易受到各种政治势力或利益集团的利用和操控，从而沦为派系斗争的工具。轰轰烈烈的风潮之后，他们虽然实现了某些既定的目标，驱逐了个别被视为“异己”的校长，也达到了学校南迁的目的；但是，本就非常有限的教育资源也遭到无谓的消耗，最终不仅未能消除掣肘警察教育发展的种种不利因素，学校管理层的频繁变动还对学生的学业产生了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央警官学校”校史编修委员会.“中央警官学校”校史[G].台北：“中央警官学校”，1967.

[2]郑宗楷.警察与人民及要人[M].上海：大东书局，1947.28.

[3]赵映林.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惟一的罢课[J].文史杂志，2006，(5)：79-80.

[4]唐纵.蒋介石特工内幕——军统“智多星”唐纵日记揭秘[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395-396.

(责任编辑：山宁)

On the Predicament of Police Educ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Study on Unrests in Police Academies

SHI Zhe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Zhejiang Police College, Hangzhou 310053, China)

Abstract:The police education made some development in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which the Advanced Academy for Police Officers and the National Central Police Officers Academy with the same origin, ranked the highest in the police education at that time. A series of unrests, such as the president change of the Advanced Academy for Police Officers, suspension of the special academy of fingerprints, the southern movement, and the students’ strike by cadets recruited from demobilized military officers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Police Officers’ Academy, etc. from 1920s to 1940s, not only illustrated the awakening of the young cadets’ master awareness, but also reflected negative factors, such as the struggle between different factions, the unfavorable political situation, corrupt practices of feudal bureaucracy, etc., which held back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e education

Key words:Police academies; unrests; Republic of China; police education

作者简介：施峥(1976-)，女，浙江杭州人，教育学博士，浙江警察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警察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02-05

中图分类号：D 693.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3-0132-05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3.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