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纪末呓语”到“反抗的热情”——论王独清诗歌的过渡性*

王静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贵州毕节551700)

摘要：在“后期创造社三诗人”中，王独清对象征主义的撷取具有代表性，他这种文学创作偏好与中心人物投入革命洪流的实践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发展倾向，成为创造社发展历程中比较奇特的一个阶段。而对象征主义“趋向虚无的艺术”的不满和强调主观体验的写实文学观，维系着他无法忘情的“家国”关怀。沉迷于颓废派诗歌，却不忘家和国，披着世纪末呓语的外衣，内心却饱含现实的进取精神，看似矛盾的因素其实已被整合起来。也正是这种痛切的现实体验和深沉的社会感应，才为他后期迅速转向革命的现象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世纪末呓语；反抗热情；过渡

1928年后，文坛呈现出一种狂飙突进的态势，与此对应的，是始终伴随着创造社同人的“世纪末日”呓语，它为创造社文学创作开辟了与狂飙突进的号角迥然不同的审美向度。直到创造社中心人物聚合广州，不被注意的世纪末呓语才发现已经是羽翼渐丰，它绚烂而又有些颓废的诗绪昭示着创造社的诗歌创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三诗人“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的出现，是这个崭新阶段的引路人。这一时期创造社中心人物纷纷转向革命文学，同时“世纪末”呓语色彩的文学创作在创造社内部也越来越浓烈，文学创作的实绩与革命的实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倾向，在创造社发展的历程中，这是比较奇特的一个阶段。其实，他们在与创造社最初发生关系时，就已经涉足过此类诗歌，王独清分别在《创造季刊》第2卷第2期和《洪水》第1卷第2期上发表象征主义诗歌《圣母像前》和《哀歌》；穆木天在《创造日》第95期和《洪水》半月刊第1卷第8期分别发表《心欲》《雨后》等诗，歌吟着富有世纪末呓语色彩的诗歌。从创造社内部来看，郭沫若高亢昂奋地唱着时代的心声，王独清却徘徊在颓废、神秘的阴影之中低吟着“我从咖啡中来”，两者在共存并显示出类似精神取向的同时，也标识出创造社内部潜在的张力。

不过，早期王独清的“世纪末日”呓语色彩并不明显，他翻译的泰戈尔的《新月集》就完全没有这些色彩，从1923年到1925年，他一直待在法国，消化着玛拉美、谬塞、包特莱尔、魏尔冷等的艺术，回国后，陆续出版了《圣母像前》、《死前》、《威尼市》、《埃及人》四本诗集。与其他人热衷法国启蒙文学不一样，他沉迷于象征派文学，开拓着现代文学崭新的审美空间。波德莱尔诗中诸如乞丐、坟墓、垃圾等意象，情欲、死亡主题在他诗歌中的挪用，不能看成是一种单纯的艺术借鉴，而是涉及到他整个精神状态和审美视野的变化。1925年左右的中国是五四运动后的文化与政治的失望期，在文化与政治氛围压迫的环境下，西方颓废主义诗歌中“忧郁的末日感”，很容易勾起诗人作为时代转折牺牲品的既忧郁又振奋的感觉。他把对时代的感受，对内心状态的冥思苦想化作特殊的象征符号。

方向转换的途中

王独清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家庭，从小就沾染上名士习气，爱好香艳诗，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沉浸在李义山、温庭筠的《凝云集》《凝雨集》中，习惯在“梧桐雨，三更树”中排遣落寞情绪，留法期间，孤苦而寂寞，致使他产生对没落阶级的悲哀的叹息，对都市颓废生活的缅怀。诗人敏感的气质对现代生活方式有一种特别的适应机能，因此充分领略到现代幻灭、颓废情调及其所具有的神秘光泽，对它们产生自然的审美选择意向。但是，诗人对颓废情调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美学阐扬，对现代情绪的感应也是被动的，同时，他本身固有的文化素养和东方人特有的心理机制都不断从色调、程度上减弱它、改变它。他“吊古”，却又在伤今，忧愁和积极、进步的情愫相得益彰。《吊罗马》一首中，诗人通过凭吊古罗马历史的业绩，抒发了对故乡长安的怀念，慨叹衰颓的中国旧文明，也发出了希望祖国复兴与强大的呼唤，诗篇深切感伤的调子里，奔涌着爱国主义感情的汩汩急流。《埃及人》一诗不但带着警策的口吻动员人民起来奋争，字里行间还充满着自己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人的骄傲与自豪，也包含着对古老祖国革命风雷的呼唤。

早在1926年，从欧洲回国以后的王独清，思想就倾向于革命，他想从悲哀的凭吊中转向英雄主义的实际行动。《动身归国的时候》这首诗，表达了他转变的要求和矛盾的激情。“那些bar内酒精底烈香，/能使人把所有的忧患遗忘。/你们bar这些，从此我便再不进，不进你们底门!”，诗人要告别他放浪形骸的欧洲，告别他不思进取的荒废时光。在《致法国友人摩南书》一文中，他批评了自己的过去：“我是极力想使我一向趋向于个人伤感方面的艺术完全死去，我在希望我的新生。”［1］在《独清自选集》中，他又说：“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把眼光移到现实上面来。我们要作诗人，要作文学家，要作艺术家，我们就要把脚站在社会的基础上。我们唯一的责任是要领导着大众向改造现社会的一个正确的方向走去。”［2］304

王独清作于1927年的诗集《死前》，是他试图进行诗歌模式转变的代表作品，以期待与过去悲哀生活的诀别，在《遗嘱》中诗人写道：“啊，今晚我，我就要死了，/朋友，快来，来把我底这些诗稿烧掉!”虽然悲哀的情感仍然溢于字里行间，但这种有意识的思想转变，其实是作者对过往生活与创作的总结和批判。

1929年，王独清在《威尼市·序》中再次表达了这种转向的迫切：“现在我算是醒定了：我已经决心再不作这些无聊的呓语，我要把生活一天一天地转移到大众方面，我要使我底生命一天一天紧张下去。”［3］114这一时期王独清已经经过了国内现实与革命的洗礼，在主观上必然要求走向大众。诗集围绕与爱人离别时的情景，分别涉及爱人的歌唱、游玩等日常生活常态，集中展现自己的不舍与矛盾。革命形势要求诗人告别悲哀，走向大众，然而生活本身的苦难，却无法熟视无睹，时代的知识者不能不把个人命运与祖国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在激奋中隐含着哭诉，而且游子之情触碰到现实又缠绕了诸多的失望悲哀。《我归来了，我的故国》是诗人更确切的表达，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后，满目的疮痍和颓败使人失望，但诗人并没有因此而绝望，他在文末写道：“我祈祷那些被灰尘扑着的苦力，我热烈地祈祷他们……把这惨白的故国破坏!破坏!”王独清的个人伤感书写，已经进入另一个时期，他对于个人的关注明显开始减少，而将祖国、民族、大众纳入诗歌创作之中。

“纯粹诗歌”与“国民意识”的契合

王独清在创造社早期创作中浅吟低唱的，多是个人的哀怨，漂泊的离别情绪，世纪末颓废色彩的感伤。等进入创造社，一扫原来的萎靡与颓废，都表现得有些激进，除了作家自身蕴藉的转变张力，社会外界因素的影响，创造社本身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纳然后转化，使聚合起来的同人都不免要表现为一种“创造气”。

王独清对“纯粹诗歌”的主张，是在这个磁场中发育成长的。《创造月刊》创刊号上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联手出击，从理论到创作，以一种新异的象征主义色彩的诗风，刮起一股“纯诗”的旋风，使得前几期《创作月刊》显示出异样的色彩。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2号发表周作人的《小河·序》，自称《小河》与“法国波特莱尔提倡起来的散文诗略略相像”。1924年，徐志摩翻译波特莱尔的《恶之花·死尸》，在序言中曾谈到象征诗歌的音乐性。1925年，李金发的诗集《微雨》在周作人推荐下由北新书局出版。但是，作为一个团体集中推出象征主义诗论并以切实的创作推动现代诗发展进程的，还是这一时期创造社三诗人。

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一文中，穆木天从剖析诗与散文纯粹的分界开始，提出“纯粹诗歌”的理论：“我们要求的是纯粹诗歌，是诗的‘统一性’和‘持续性’”，是“一种诗的思维术”。［4］早在1920 年1月18日，郭沫若在给宗白华的信中，就阐述了自己的新诗观“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5］郭沫若复归到诗人的情绪与直觉，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穆木天对此重拾“做”诗理论，要求新诗创作从追求清楚直白的“写”复归含蓄蕴藉，对重新回到诗的本体建构上来，扭转新诗追求外在社会功能的创作倾向，无疑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王独清在此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强调，而且还提出了新诗的色彩性和音乐性。另外，象征派最重要的表现原则和表现方法：抽象的晦涩的象征在他作品中几乎没有痕迹，他杜绝了抽象、象征、神秘的方法作表现途经的可能，明白流畅地表现自己的体验、感应现代情绪，追求“切实”。

1923年6月，成仿吾《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中曾对什么是真正的写实主义文学进行过辨析，他主张的写实文学，基于“表现”而非“再现”，这与五四新文学主流所强调的写实文学或现实主义文学其实不是一回事，而是带着创造社文论与生俱来的浓厚主观色彩。无法忘情的现实关怀，使他们从写实的角度理解并接受了包括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强调主观体验的写实文学论与《谭诗》中的诗论的内在相通，使“纯粹诗歌”的要求与“国民意识”联系起来，沉迷于颓废派诗歌，却又不忘家和国，披着世纪末呓语的外衣，内心却饱含现实的进取意识，看似矛盾因素其实都已被整合起来。王独清自己也承认，他一面“主张唯美派的艺术”，一面又“主张国民文学”，这种情绪体现了王独清最痛切的现实体验和最深沉的社会感应，凭着这种现实与真实的情绪力量，他才可能从现代颓风之中出来，转向革命情绪和无产阶级的情绪体验：正如《改变》一诗中写道的：“别了，朋友，我再没有时间! /你们爱好的颓废，浪漫，/已经是，已经是和我绝缘。”

反抗的热情

王独清的家国情怀容易被忽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对《创造月刊》的编辑。1926年后期，创造社中心人物连续发生了大转变，纷纷投入革命怀抱。由王独清编辑的《创造月刊》，却继续刊登着冯乃超、穆木天以前创造的带着世纪末呓语色彩的诗稿，例如冯乃超的《红纱灯》发表于第1卷第8期，《凋残的蔷薇》发表与第1卷第8期，仿佛仍在继续他“纯粹诗歌”的沉迷。其实，这些诗早在1926年就已经创作出来，作品发表时，作家自身已经发生了新的“转向”。王独清曾说“第一卷第八至第十各期的《创造月刊》实是代表创造社转变的过渡期：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论文已经发表，而同时穆木天底没有批判性的《维勒得拉克的介绍》还占着很多篇幅——这现象曾作当时反对创造社的人们底口实，不消说，这应该是由我负责的。”［6］674由于当时的人事关系，《文化批判》出刊后，王独清只考虑个人问题，对于如何逐渐改变《月刊》面貌来配合革命文学活动，他毫不关心，因此历史会忽视掉他的这种“反抗”的热情。到《月刊》第1卷第11期，编辑就已经改为石厚生(成仿吾)，创造社内部分裂彰显。

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出版，《编辑后记》发表同人声明：“本志以后不再以纯文艺的杂志自称，却以战斗的阵营自负。”［7］此时创造社内部组织以及文学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王独清感应时代变化作出方向调整是可以解释的。然而，和冯乃超以新思想作为根基彻底的转向不同，他依照原先的惯性，在世纪末的呓语中表现着“反抗的热情”。后期诗歌，更多表现了他对政治生活的关注，明显有别于前期伤感抒情的风格。他痛切的恋乡爱国之情和深厚的民族情感，在创造社前期的创作中并不占主导方面，但它预示着王独清创作的发展方向，是他深沉的情绪感受和内心体验的外在表现。

王独清后期诗歌的转变，有着许多原因。1926 年3月创造社出版部成立，他结束学业，更具体地参与到创造社具体的活动中，受国外文学浸染的伤感情绪虽然以一种别样的姿态贯穿在他早期作品中，然而创造社内“创造气”的影响，以及国内革命的状态和要求，导致了他诗风的转变，家国情怀一直潜伏于他创作的主干，最后爆发而发展为一种反抗的热情。当时贫弱的中国社会使知识分子感到历史的使命感，一方面怀着强烈的拯救情怀，一方面真实地感受到现实的残酷。在历史的困境中，知识分子们或是选择进入文学的象牙塔，或是选择将自己抛入社会的革命洪流，或是徘徊在文学与现实的夹缝中不知进退。王独清的诗歌转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抗争轨迹，他的创作道路是特殊时代下的特殊选择：伤感的书写，暗藏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苦难史；大众化的诗歌转型，饱含着五四时代文学的发展特征。

结语

王独清对象征派趋向‘虚无’的‘艺术’表示不满意，才秉着一份写实的国民意识进行书写。他对象征主义所取的态度，造成了这样的特征：即便是颓废，也颓废得积极，由颓废的“呓语”走向家国情怀的“反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就不存在矛盾，在他们间显示出类似的精神取向时，标识出了创造社内部潜在的张力，适当的时候，这种潜在的张力就会成为创造社重新组合的内在根源。王独清的文学转型不是一个特例，从他身上能反观出创造社转型历程的一个侧面。当然，他的独特之处也在于他异数的身份，在创造社从文学转向革命实践的途中，他的出现使创造社转向的过程带上了异质因素，他在转向途中向诗歌形式注入改革的新鲜血液，也为创造社这个“异军”的“异”画上了浓厚的一笔。至于后期托派的问题，王独清这个在广州大会上迅速升起的一颗耀眼新星，也因此逐渐变成了创造社的陌路人。

参考文献：

［1］王独清.致法国友人摩南书［J］.洪水(半月刊)，1927，3(31) ：12-13.

［2］王独清.独清自选集［M］.上海：乐华图书公司(上海书店影印本)，1988.

［3］王独清.我在欧洲的生活［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穆木天.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J］创造月社，1926，1(1) ：3-4.

［5］郭沫若诗六首(补白)［J］创造季刊1922，1(1) ：21.

［6］王独清.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底总账［C］//饶鸿競.创造社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7］创造社文学部.编辑后记［J］.创造月刊，1928，2 (1) ：55.

(责任编辑：谭淑娟)

1980年版；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孙楷第：《小说旁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徐永斌：《凌濛初考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From“the Century Balderdash”to“the Resistive Enthusiasm”——On the Transition of Wang Duqing’s Poetry

WANG Jing

(Biji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Bijie Guizhou 551700，China)

Abstract：A member of " The Three Poets in the Late-creation Association "，Wang Duqing，was a representative to symbolism.His literary performance had an opposite tendency compared with the major trend that central figures were in the practice of revolution，and thus，became a strange stage in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 association.His patriotism was sustained by the discontentment to symbolism’s inclining to nothing and the emphasis on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in writing.He was crazy at the decadent poetry，but still cared about the nation.Despite showing the mood of being balderdash，he was full of the enterprising spirit.It seemed to be contradictory but was united as a whole.Such poignant experience and deep social induction accounted for his later turning to the revolution.

Key words：the century balderdash； resistive enthusiasm； transition

作者简介：王静(1986-)，女，贵州毕节人，文学硕士，现为毕节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收稿日期：2014-12-10

文章编号：1673-2103(2015) 01-0023-04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