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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的“秀才寨主”王伦——兼及梁山寨主变动与“山寨政治”转向*

2015-03-28林榕杰

菏泽学院学报 2015年1期
关键词:吴用晁盖好汉

林榕杰

(太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山西太原030024)

王伦是梁山首位寨主,梁山山寨在其坐头把交椅时得到初步发展。他先是不愿接纳林冲上梁山,后又想将晁盖、吴用、刘唐等人拒之门外,但最终反被林冲与晁盖等联手除去。自古以来,秀才(或类似读书人)落草者代不乏人,但成为寨主者很少。研究这位秀才寨主王伦,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掌握梁山头把交椅的历史以及“山寨政治”的形成、发展,还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小说中各种不同类型的寨主。王伦被杀,并不仅仅意味寨主之位的变动,此后“山寨政治”在诸多方面出现变革,包括确立对江湖好汉开放的进人原则以及“以忠义为主”的价值原则。

当前学界对王伦研究较少,一是因为重视程度不够,二是因为《水浒传》中有关王伦的篇幅本来就比较小。①本文将结合对梁山寨主变动与“山寨政治”转向的研究,对王伦做出比前人更为详尽的论述。

旧语称: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应是指秀才领头造反,难以成事。《水浒传》中先后有几位秀才(或落科举子)出场,包括王伦、吴用、蒋敬、萧让等。王伦绰号“白衣秀士”,所谓“白衣”是指他未曾及第——小说作者以此作为其绰号还是有深意的,可以认为“白衣”与“秀士”是把握其个性的两个关键词。与众多秀才不同,王伦的特殊性在于他原本习文,不过“胸中又没文学”(按照林冲后来的说法),后弃文就武,并到东京应过武举,但未通过,可见他武艺一般。他或可称为“文不成武不就”。

王伦这种人做过科举梦,但这种梦想终于破灭。后来他较为落魄,要靠柴进接济。他为落第而生“鸟气”,加上没有其他合适的出路,于是选择在梁山落草为寇。他并非如林冲那样完全是被逼上梁山的,其落草带有相当大主动性。一般而言,落草越主动者,也就越早走上“梁山之路”。

王伦并无大志,上山不过是为占块好地方安身,充当打家劫舍的“小盗”,而非攻城略地乃至改朝换代的“大盗”。他选择梁山这个地方,说明他有一定眼光,因为此处易于防守且适合于拦路抢劫。②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如果他占据的是不重要的小山头,或许就不会被晁盖等人夺去了——不过可能易于被官府剿灭(或被其它山寨兼并)。

应该说王伦并非一无是处者,否则也不会成为梁山山寨之主。林冲上梁山前,他手下三位好汉是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以及旱地忽律朱贵。前两人本领平平,尤其是“武艺也只平常”(按林冲的说法,王伦能得梁山也是杜迁的功劳,他论武艺或还不如后者),而朱贵在这方面也不会比他们强。在王伦被杀、晁盖成为寨主后,梁山好汉共有十一位,而杜迁、宋万、朱贵则坐最后三把交椅。后来梁山一百〇八位头领排座次时,这三位尽管上山相当早,但位次都相当靠后。

在江湖上,王伦等人的名声并不算大。在“风雪山神庙”后当柴进向林冲提出可以举荐他投靠占据梁山的王伦等人时,从林冲的回答看他似乎以前未听说过他们(至少未留下深刻印象)。王伦以前应该也未留意过林冲包括后者高强的武艺,后来在与林冲饮酒过程中方想到“他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因此,王伦与江湖似乎有些“隔膜”。

尽管如此,在水浒好汉中,王伦属于落草最早者之一,也是梁山“事业”的开创者(后来宋江也指出他“上山开创”、“创立山寨”)。他与杜迁占据此山后,宋万来投奔。在他们以及朱贵等人的经营下,梁山山寨(及附属设施)初具规模。林冲上梁山时已经见到断金亭、数座关隘以及聚义厅等。那时王伦属下喽罗并不算很多,且缺乏能人,能在梁山上建成如此规模,当非易事。

林冲初上梁山时,并无人出来迎接。他来到聚义厅上,向王伦行礼,却不见后者答礼(真正讲义气的人一般不会对其他好汉明显失礼)。后来王伦也仅向他询问柴进情况(或许想进一步摸清柴进与林冲的关系),并未问及林冲在东京或沧州的遭遇,这些都表现出他对林冲相当冷淡。[1]186

王伦肯收留宋万,却不愿收纳武艺高强的林冲,不但不顾及后者当时的困境——几乎已走投无路,而且不顾及有恩于他的柴进的脸面——他“当初不得地之时,与杜迁投奔柴进,多得柴进留在庄子上住了几时,临起身又赉发盘缠银两”。他甚至也不顾及他在江湖上的名声——当时宋万劝王伦说如果不收林冲会“使江湖上好汉见笑”。在此附带一提的是,王伦见到柴进书信后,本已接纳林冲入伙坐第四把交椅,但后来转念又欲将他赶走,明显属于出尔反尔。

在王伦时代,梁山上已经有“聚义厅”,似乎要吸引好汉们来聚义。按照柴进的说法,在林冲上梁山前“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可见王伦并非完全不能容人。但他不愿收留林冲的原因,是因为“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可见他不是将武艺高强的好汉视为重要帮手,却将其视为潜在威胁——深入分析这一点有助于把握王伦的为人:首先,这反映他心胸狭小,按照林冲后来的说法则是“嫉贤妒能”,而这应与他内心的自卑感有关——此种自卑感与他科举失败以及文不成武不就都有关系,并因为此自卑感而排斥真正的好汉;另外,萨孟武认为可由“秀才”二字,断定王伦的胸襟——王伦属于“士大夫的秀才”,胸襟不广。[2]73其次,这还说明他缺乏安全感,而这应与他“多疑”有关,并且说明他将寨主之位看得过重——他过于自私,并且或还担心居于人下又会受“鸟气”。再次,这也表明王伦并无大幅度扩充山寨乃至与官府进行大规模对抗(比如攻城夺地)的志向③,维持梁山山寨现状对他而言大致可以满足,因此他也无需林冲这样的良将。

如果换作宋江,在当时的情境下他应该会主动表示谦让寨主之位,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这不过是摆出一种姿态。④而王伦根本不会摆出这种姿态。他也能用人,只不过用的是少数下等好汉,上等好汉他不愿用也用不了——而梁山不可能仅是下等好汉的梁山,所谓“聚义”不可能只是(少数)下等好汉的“聚义”。在这方面,他与宋江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但听得好汉,便千计万较,勾引上山入伙”。[3]135宋江并不担心好汉们上山后会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

王伦主要是从弱肉强食的角度来看江湖以及江湖好汉的,忽略了好汉也是讲义气的——包括林冲在内。而王伦本身不讲义气(或不够讲义气),这与他过于自私有关,因此他也很少从义气的角度看江湖。林冲杀王伦后说:“我今日只为众豪杰义气为重上头,火并了这不仁之贼”。与晁盖等人比起来,王伦可说是“不仁”、“不义”——下文中还会进一步阐述这一点。仅软弱或平庸并不会导致其被好汉们除掉,如果讲义气的话,而王伦则是不强且不义。

白衣秀士王伦之所以能占据梁山成为寨主,主要是因为他属于最早上梁山者。然而,此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好汉出于种种原因要上梁山,这或许是王伦未充分预料到的。梁山要成为好汉大聚义的所在,而王伦这种人据此,显然成为好汉大聚义的障碍,因此他肯定会被除掉,除非他自己离开梁山,或者甘愿在梁山作一“配角”。林冲杀王伦前说:“这梁山泊便是你的?”他根本反对王伦一手把持梁山,排斥真正的好汉。在他心目中,梁山应属于江湖众好汉——好汉们上梁山,都应得到欢迎。然而,白衣秀士王伦做不到这一点。作为《水浒传》中梁山最早的寨主,他会以为梁山仅属于他以及他愿接纳的少数好汉。王伦与林冲的冲突,从某一方面看也反映了“我的梁山”与“好汉们的梁山”的观念冲突。

林冲属于被髙太尉、高衙内等人逼上梁山者,而他后来又被王伦逼而几乎不得上梁山。好在其后杨志的出现,使事情发生转折。欲取“投名状”的林冲,与杨志搏斗起来,后被王伦等劝止。王伦想同时邀请杨志上山,如此可以与林冲相互牵制,而这可说是秀才寨主的“小权术”,但被那时尚想“封妻荫子”而不欲落草的杨志拒绝(另外杨志当时应已意识到“王伦见了俺两个本事一般,因此都留在山寨里相会”)。不过从某一方面说,林冲是被杨志“送”上梁山的,后来杨志还伴鲁智深上二龙山。

尽管王伦最终接纳了林冲,但他对林冲所作所为——本想“礼送”,经过一番“为难”后勉强容留——还是在江湖上传开⑤。后来林冲的徒弟曹正就对杨志说:“王伦那厮心地匾窄,安不得人;说我师父林教头上山时,受尽他的气。以此多人传说将来,方才知道。”可见王伦在江湖上已经坏了名声。取生辰纲前阮小二也曾对吴用提到他听王伦手下人都说“他心地窄狭,安不得人。前番那个东京林冲上山,呕尽他的气”,这样阮氏兄弟三人那时也未上梁山。王伦的所作所为不但其手下人不满意,而且阻碍了部分好汉上梁山。在林冲入伙后、晁盖等上山前,梁山上头领数并未增加,当与王伦有关。

在王伦知悉林冲武艺前,他曾让林冲坐第四把交椅;而他目睹林冲与杨志比拼后,仍让林冲坐第四把交椅。可见王伦安排座次,武艺等并非其主要考虑的因素。他将林冲座次排后,或意在降低后者挑战寨主之位的可能性——这不是从山寨总体利益出发,而是从其个人利益出发。王伦收留林冲后,也不想拉拢对方,这是不应该的。他当时所想的应该还是防备林冲,而非解开对方心中芥蒂。林冲尽管在梁山留下来,但每日并不畅怀。

上面说到,水浒好汉中也有其他秀才,比如吴用。他长得就是秀才模样,且足智多谋,而王伦与他比起来,只能说缺智少谋。吴用“万卷经书曾读过”,但又“六韬三略究来精”(林冲骂王伦“腐儒”,而吴用则可称“谋儒”)。王伦固然倒于林冲刀下,但也可以说亡于吴用之谋。还有必要提及的是,吴用与王伦不同,他是讲义气的。所谓聚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讲义气者的聚集、聚会。吴用是聚义的参与者,乃至促进者,而王伦则成为聚义的障碍。吴用从未想过为首,他先是辅佐晁盖,后又辅佐宋江。而王伦则是自己为首,并且力图一直占据此位。实际上,即便吴用这样的秀才当梁山首领也不太合适,尽管他比王伦要好。萨孟武指出秀才“只配帮别人成大事,不配自己独立做大事”[2]73——打天下如此,落草为寇也如此。

晁盖上梁山前,为取生辰纲,在其东溪村晁家庄中已搞七人聚义(书中又称为“七星聚义”)——好汉数已经超过梁山,后者当时只有五位头领(其中林冲还心怀不满)。七位好汉在智取生辰纲并打败何涛所率官军后,一齐上梁山。

王伦最初表现尚不失礼,领着一班头领,出关迎接晁盖等人,并摆筵席款待。席间晁盖说起“杀了许多官兵捕盗巡检,放了何涛,阮氏三雄如此豪杰”,王伦脸色就有些变了,“骇然了半晌,心内踌躇,做声不得”。这些都被吴用看在眼里,而王伦又如何知道吴用的心思。

连林冲一人都不愿收留的王伦,更不会接纳这七位好汉(他们中论声望有晁盖,论谋术有吴用、公孙胜,论武艺有刘唐、三阮),因此他企图将晁盖等人赶走并不出人意外。可以认为这与他过去欲拒林冲入伙基于同一心态,而他在林冲入伙后这段时间内心态并未改变。次日他又举行筵会,这次不是欢迎而是“欢送”了。然而,一直在梁山立足未稳的林冲,当王伦表示不能接纳晁盖等人后掣出了刀。

在关键时候,就看出王伦手下缺乏能人的问题来。那时“阮小二便去帮住杜迁,阮小五帮住宋万,阮小七帮住朱贵”,杜、宋、朱三人都不敢动,而小喽罗们更是吓得目瞪口呆。王伦则被晁盖、刘唐拦住,脱身不得,最后被林冲除掉。他当时曾绝望地喊:“我的心腹都在那里?”可见在最后关头他既未讨饶,又未抵抗,而只是向其心腹呼救——这还反映了其秀才的一面。然而,能成为他心腹的都非能人,又怎会是林冲的对手,那时他们都不敢上前。王伦此语或加速了他的灭亡,因为这或会使林冲等人感受到潜在的危险。最终,王伦没能送走七位好汉,倒是他自己被“送走”了。王伦曾想逼林冲取他人首级为投名状给他,但林冲后来却以其首级为投名状献给了晁盖。

晁盖、吴用等人本可以劝阻林冲杀王伦,仅逼迫王伦交出寨主之位就可以。但他们想更稳固地控制梁山,因此没有这样做。他们(尤其吴用)事先就预计到王伦被杀,并可说愿意看到此结局。

《水浒传》在写王伦之死时,引用古人言:“量大福也大,机深祸亦深。”王伦肯定属于“量小福也小”者,不过他也非“机深”之辈,但可以说“机过其量”,导致“祸过于福”。王伦之败,其实是以其“小量”败于晁盖的“大量”,以其“小智”败于吴用的“大智”,以其“小勇”败于林冲的“大勇”——但还不仅于此。

王伦坐梁山头把交椅时,山寨杀人较多,小说中有如下描述:“濠边鹿角,俱将骸骨攒成;寨内碗瓢,尽使骷髅做就。剥下人皮蒙战鼓,截来头发做缰绳。”对此头领王伦要负主要责任。他还在梁山设立投名状(也就是“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并曾逼林冲纳此投名状方能入伙。而王伦的被杀应可说是一种报应。晁盖成为寨主后,改弦更张,比如三阮、刘唐去打劫客商时,晁盖特地吩咐:“只可善取金帛财物,切不可伤害客商性命。”在得知三阮夺取金银财物并驴骡头口后,晁盖又问:“不曾杀人么?”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大喜:“我等初到山寨,不可伤害于人。”打家劫舍也不应害人性命,这样山寨的“事业”才能做得更久远些。而这从另一方面说明王伦理应被晁盖所取代——他以“不仁”败于晁盖的“有仁”(尽管后者也不过是“小仁”)。后来晁盖也说过:“俺梁山泊好汉,自从火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仁德于民。”

其实,王伦如果最初就拒绝晁盖等人进梁山,或者不让林冲参加“欢送”晁盖等人的筵会,或都不会如此迅速被杀。从这个角度看,他属于谋而不周者,虽有小谋却也有大疏漏。他给林冲的印象是“心术不定”,而这除与他性格有关外,也与他无大谋略不无关系。

秀才王伦,本非好汉,而他也见不到其后好汉们在梁山大聚义了。没有了王伦,梁山更迅速地发展、兴旺起来,好汉上山者越来越多。此后的梁山,实际上是对众多江湖好汉开放的梁山,无论他们是否有人举荐,无论他们落草动机如何。王伦被杀,实际上确立了梁山对江湖好汉开放的原则(而这一点以前的研究者尚未注意到)。这样,梁山就超越了当时的其他山寨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梁山山寨如果仍由王伦作寨主,其发展不会比二龙山等山寨更快。

不过,在晁盖心目中,对江湖好汉的这种开放并非毫无“底线”。后来他不愿接纳上梁山的杨雄、石秀,是因为他们“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可见,晁盖愿接纳的,是有道德的好汉,至于鸡鸣狗盗之徒,他要拒之门外。那时宋江、吴用都明确表示反对晁盖的立场,戴宗则说:“宁可斩了小弟,不可绝了贤路。”这里所谓“贤路”,就是好汉上山之路。宋江等人主张但凡好汉都可以上梁山,即便他们存在一些问题,梁山山寨也不应拒绝。最后,晁盖还是对宋江等人做了让步。

尽管王伦作为秀才,算是有文化者,但他落草后未有长远考虑,也未想到“替天行道”之类。他满足于占有一山寨,打家劫舍、拦路抢夺而已。后来的晁盖、宋江都与他有较大不同,他们都考虑梁山的发展,顾惜山寨的声誉。而宋江还会想到梁山的出路问题,也就是好汉如何“下山”的问题。

落第秀才为保正取代,保正又为押司取代,这概括了梁山头把交椅的历史。落第秀才王伦有小谋,而无有大谋者为辅,终被人除掉。保正晁盖虽无大谋,但有另一秀才、足智多谋的吴用为辅,不过他在攻打曾头市时失此辅佐,故遭败亡。押司宋江之谋,超过落第秀才,也胜过保正,并得到吴用辅助,故坐稳头把交椅。从另一方面来说,宋江在江湖好汉中的口碑超过晁盖,而晁盖的口碑又远超过王伦,这样寨主之位终归于宋江也并非出人意外。口碑其实反映了人格魅力,在这方面王伦也是最差的。⑥

无论王伦还是晁盖,都未列入梁山一百〇八位好汉中。晁盖为梁山以外人所害(也有人持“宋江弑晁盖”的观点,但论据不足),而王伦却被梁山好汉除掉。晁盖仍可以说是好汉,其品行也确实如好汉一般;而王伦品行并不像好汉,他被林冲除掉其实正说明他不属于好汉群体。《水浒传》作者称王伦“奸诈”,而对好汉们不会用这一贬义词。

王伦被杀之后,江湖好汉无人表示同情,这也就说明他们对王伦都不认可。在好汉们纷纷上梁山的时代,他们肯定反感使他们受逼而不得上梁山的寨主。王伦成为江湖中的反面人物,作为先上梁山者,却不愿接纳林冲等后上梁山者。

或许有人会说,最后王伦为林冲所杀,起初他拒绝林冲入伙可谓有“先见之明”。其实,如果王伦在初见林冲时能像江湖好汉相遇一般坦诚相待,且能真心接纳后者,何尝会有后来的杀身之祸。或许也有人认为,王伦既然拒绝林冲上山就该坚持到底,这样可避免后来的杀身之祸。此言看似有道理,然而王伦即便能阻止林冲上梁山,也难以阻止其后还有好汉会上梁山甚至夺梁山。

在《水浒传》中,还有与王伦有些相似之处的寨主,那就是二龙山宝珠寺的金眼虎邓龙。近乎走投无路的鲁智深特地投他入伙,他却不肯接纳。于是鲁智深转而攻打该山,后来在杨志、曹正等人的帮助下杀邓龙,并夺取二龙山宝珠寺。王伦、邓龙这样的人本不适合作寨主,并最终因此遇害。在小说中,邓龙遇害还先于王伦被杀,而这两件事给出了山寨第一把交椅暴力交接的两个不同案例:前者属于外人攻打,后者则带有“政变”色彩。

其实在《水浒传》中,也有好汉主动让出寨主之位的,比如桃花山的小霸王周通因败于李忠,就让出第一把交椅。饮马川邓飞与孟康在搭救铁面孔目裴宣后让他为山寨之主。如果王伦有此心胸,当能在梁山坐稳其中一把交椅。对好汉而言,谦让有时也是一种必要的品质,林冲在杀王伦后就表现出这种品质。

有人提出王伦拒绝接纳晁盖等人反映了他的“山头主义”,此说可为参考。当时的江湖上确实存在“山头”,后来有众多好汉的梁山山寨中也有隐性的“山头”。王伦被杀意味着他这一“山头”被并入晁盖“山头”中。在中国历史上,后入伙者反客为主,除去早前的头领之事并非鲜见。小说《水浒传》中则给出一鲜明生动的例子,有助于我们理解此类历史。

结语

作为寨主,王伦与晁盖、宋江不同,属于嫉贤妒能、欲逼他人不得上梁山的反面角色;作为秀才,王伦与吴用不同,属于文不成武不就、虽奸诈而无大谋略的反面角色。在王伦时期,梁山上已出现某种“权术政治”,但与宋江时期的“权术政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王伦是梁山山寨的开创者,但在山寨继续发展过程中被无情淘汰,而他那一时期的“山寨政治”也被晁盖时期新的“山寨政治”所替代。以后梁山还会出现第一把交椅的接替与“山寨政治”的转向,但那是在晁盖遇害后。从梁山的“历史”可见,对山寨能否以及如何发展壮大而言,寨主确实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与王伦同时或比他稍晚上梁山的杜迁、宋万、朱贵,以后在梁山的“好汉社会”中大致处于“与世无争”的状态,并在相当靠后的座次上低调度日。至于王伦,他未能给山寨留下任何真正的精神遗产,其“印记”也很快被抹去。

注释:

①此前学界已有人为王伦做了辩护,比如丛远东在《王伦形象面面观及其美学价值》(《南京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中论述了王伦对梁山事业的贡献,而李国文所写《话说王伦》(《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4期)一文中也有对王伦肯定之语。杨俊才在《试论王伦和王伦的梁山泊》(《丽水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中则分析了王伦的内心世界以及王伦时期的梁山泊。

②有人称王伦有“相当了不起的战略眼光”,此种评价有不当之处。参见李国文:《话说王伦》,《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4期,第35页。

③萨孟武认为象王伦这样的秀才“舒则苟安”。参见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75-76页。

④比如,呼延灼被宋江手下抓获后,宋江就曾声称情愿让位于前者(第五十八回)。

⑤李国文认为:“先礼送,后考验,再留用,作为王伦对入伙人的例行考察手段,和关门主义是两回事。”参见李国文:《话说王伦》,《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4期,第35页。此说不确。对林冲,王伦本意想“礼送”,但因其他三位头领反对,才改为“考验”,不过以三日为限。后来林冲如果不是遇到杨志并展开一番搏斗,恐怕真要离开梁山。

⑥可以说王伦不但缺乏能力,而且缺乏人格魅力,在遇到内外挑战的情况下,难以久占寨主之位。

[1]曹方人,周锡山.金圣叹全集(第二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2]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3]贺圣遂等.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全传[M]:合肥:黄山书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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