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所见《水浒传》鲁西文化考论*

章琦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摘要：作为近现代著名报刊，《申报》对《水浒传》的评论颇能引领时代思潮。评论者以《水浒传》作者为中心，发掘《水浒传》中的鲁西文化并与施耐庵高度结合，形成一条稳定而不失变化的“思想链”。鲁西施耐庵、施耐庵之为鲁西文化符号、兴化施耐庵是思想传播与变异的三大重要环节。

关键词：《申报》；《水浒传》；鲁西文化；兴化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申报》刊登了一系列研究《水浒传》作者的文章，重在考察施耐庵的生平籍贯。胡适此前在《水浒传考证》中的论断——“‘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1］47受到了挑战。笔者忝列莫其康先生主编《施耐庵研究》之编务助理，该书“相关链接”与“存目辑览”部分共著录《申报》文章五篇。今复核原件，“《水浒传》的作者于时夏《申报》1933.2.6”［2］431应为12月6日，笔者对此处失校负有一定责任。此外，《申报》1935年5月15至16日有《谁把水浒的中心放到郓州?》，1948年7月6日有《施耐庵与姓张的》，二文原符合“存目辑览”的入选标准，又为笔者失收。其中，《谁把水浒的中心放到郓州?》当是以鲁西文化语境研究《水浒传》及其作者的早期文章，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

一

《自由谈》是《申报》著名的副刊，曾以两期版面连载了《谁把水浒的中心放到郓州?》，署名分别作“棱鹿”和“棱磨”，孰是孰非，较难判断。明人朱诚泳《拟古》诗有“翩翩鹤氅衣，棱棱鹿皮冠”［3］，元代谢应芳《菩萨蛮》词云“锋棱磨尽方藏拙，老怀羞对天孙说”［4］，是知二者均可成辞，不失为一有趣现象。翻撷杨廷福、杨同甫《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蔡鸿源《民国人物别名索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等书，均未获线索。《谁把水浒的中心放到郓州?》的作者笔名含糊，生平不详，尚待考索。该文对于《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考证却是直截了当，观点鲜明。

上篇结合宋代正史、笔记与元杂剧，认为宋江等人起初在太行山落草，中途流寇齐魏，凑齐三十六人，后来在淮河流域有一段固定的时间。《水浒传》中的梁山泊，既非历史上宋江等人的唯一根据地，也与《黑旋风双献功》里“寨名水浒，泊号梁山……东连大海，西接济阳，南过讵野金乡，北靠青齐兖郓”有一定距离。《水浒传》为何要做如此加工?“棱鹿”指出：

把梁山泊固定到郓州的是谁?这因大家并未发过如上的疑问，所以也未有人探求过，我也没有试解答问题的能力与欲望。空洞地自然可推定是写今本水浒的最初的底本的人。在宣和遗事与罗本水浒之间，似也容不下几次改变，若竟是只一次，就非是施耐庵不可了。就水浒的内容看，写这书的人该是个鲁西人，不会是杭人的施耐庵。

一言以蔽之，施耐庵是梁山泊地理位置的唯一改动者，乡土情结是促使改动的原因。这一首创观点并未在后世引发相关讨论，但不影响其历史意义。在“棱鹿”看来，施耐庵是鲁西人，“杭人的施耐庵”暗示另一个叙事系统：

但宋江的故事，南方人似自有特殊的传说，或者曾有杭人写的并非后来水浒所祖的宋江一书也可能。两者的关系，决不十分密切。杭州那时书业是相当发达的，也许后来初本的水浒流行，杭州也刻过，被书贾胡乱加上当地所识悉的作家的名字。以后笔记所载也传此讹。

上述言论生发的背景，见于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三国宋江演义》条：“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5］246《水浒传》的祖本问题众说纷纭，今人陈松柏归纳了七种主要说法［6］127-128。造成分歧的理由有很多，不过，“杭人写的并非后来水浒所祖的宋江一书”却是以往未曾考虑到的。这是在“鲁西施耐庵”的大前提下的学术创见。

《谁把水浒的中心放到郓州?》的上篇开门见山，直接立论，下篇则从几个侧面加以佐证。首先是水浒改编者罗贯中，“旧题其籍贯为东原，倒是极近郓州的地方”。其次是水浒的地理记载，“北到大名，南到济州，东西东昌①，里程日期都颇正确，蓟州，青州，东京就不大可靠，对江南的建康无为江州，简直渺茫，这焉能出于南人之手”。最后，水浒人物虽然几经加工改造，其鲁西本位观却不曾动摇。“遗事虽不曾说各人的乡贯，大致是可以看出并无南人的，也没有宋江迭配江州的事。那末使宋江南边来一行，带许多南人上梁山的故事，一定是南人编造的。到水浒大结集才一律加入”。编造的依据可能是元杂剧，可能是杭人写的宋江一书，也可能基于各地“特殊的传说”。“棱磨”无意探讨故事演变的具体方式，而在文章结尾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水浒的人物本多，因之似未引起两地同争一人的事，但各地一定把其所传说的人在梁山的位置看得极高。也许水浒如不是鲁西人写，宋江的领袖地位也会摇动吧。这也足看出水浒的中心落在郓州，原是偶然。作者一方面想成就其中心，一方面又受各地传说的限制，遂显出支绌的状态，不正很值我们注意吗?

水浒中心设在郓州的“偶然”，与施耐庵的鲁西籍贯有关。或许限于《申报》的版面，或许出于副刊的文风，上下两篇的论证并不追求学者型的严密，却充满才子型的灵气。《谁把水浒的中心放到郓州?》的最终落脚点，不是力图将施耐庵的生平查得水落石出，而是更加凸显鲁西文化对《水浒传》的影响。施耐庵“支绌”的创作状态，是鲁西文化与各地传说碰撞、交融的结果，直接反映到《水浒传》的语言与情节之中。

二

施耐庵把水浒的中心放到郓州，棱鹿(或棱磨)认为他是鲁西人，但没有进一步确定他就是郓州人。文中提到：“水浒传中的地理固可以作推测作者的生地的根据，水浒中的语言，对这方面也很可有帮助，有这两项直接研究材料，而我们在有了几十万字的关于水浒考证文字的现在，仍并未解决作者的生地问题。”作者的生地问题，一方面受限于直接研究材料，另一方面不阻碍更高层面的问题的解决。

施耐庵从虚无的“乌有先生”，到实际上确有其人，最终定格为形而上的鲁西文化符号。该符号的形成，在于《水浒传》作者与作品的高度对应。于时夏《水浒传的作者》说：“施耐庵的著述，不止水浒。还有志余，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等书。罗费中确为施耐庵门人，曾替耐庵做过著述帮手。”(《申报》1933年12月6日)但是学界并不认同这样的表述。除了少数遗诗佚曲，施耐庵唯一且广受赞誉的作品就是《水浒传》。《申报》1930年2月10日和11日两度刊登三星舞台“全部水泊梁山”的广告，开头就打出“施耐庵的水浒传，在中国文学界永垂不朽”的旗号。(周)瘦鹃《小说杂谈》(十一)言：“吾国作家如曹雪芹施耐庵，其功力之伟，不亚西方诸贤。”只可惜“施氏所作，止一水浒，终不如西方诸贤之人各十数书，或数十书也”(《申报》1919年9 月9日)。在时人眼里，施耐庵等同于中国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庄禹梅，笔名病骸，因著《孙中山革命演义》等，“擅小说之天才，艺林群推为‘当代施耐庵’”(《申报》1929年9月22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令民众联想到水浒的英雄聚义，而辛亥革命在山东特别是鲁西的情况，强化了施耐庵的鲁西文化符号功能。先看一则耐人寻味的“笑话”——望梅的滑稽短篇小说《新梁山泊》：

看官，你们认识我么?我便是宋朝时候，梁山泊首领及时雨宋江的子孙，名叫宋命是也。

那一百零八将的子孙，都是我的盟兄盟弟。一向聚集在梁山泊内，专以革命为主义。

哈哈，不料去年武汉一役，竟被他们先弄成功。我们趁此机会，也就在水浒之南，另行组成了一个新梁山泊的政府。那时就在一百零八将中，公选了几个人，充当总长、次长、议员、议长各种名目。我便做了大总统，外人自然是轮不着的。

后来听见清廷倒了，我们越发要替天行道。把总统府、参议院、国务院移到水浒之北，重新选举□②长、议员、总理、总长。

智多星吴用的子孙，名叫吴志。大家公举他充了正议长。

金钱豹汤隆的子孙，名叫汤花。大家公举他充了副议长。

惟有国务员最淘气，会做的却不肯做，肯做的人家又不许他做。到如今弄得那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成日价在梁山泊里吵做一团，好不热闹。咳，可惜施耐庵活不到今日。但是我知道耐庵的末世孙，名叫奈何的，现尚在世。烦看官们寄语一声，请这施奈何先生，编一部新水浒出来，给我们现在的梁山泊众好汉表扬表扬啊。

《新梁山泊》发表于《申报》1912年7月27日，笑中含泪，无可奈何。作者望梅有感于时局，借题发挥，可谓望梅止渴。文中涉及的主要历史事件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所谓“水浒之南”)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2日，溥仪退位。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所谓“水浒之北”)就任临时大总统。充正、副议长之事，可能指1912年4月17日，“山东省临时议会成立，举张映竹为议长，刘冠三、王讷为副议长”［7］18。谐音宋(送)命、吴(无)志云云，“外人自然是轮不着的”、“越发要替天行道”等语，暗含作者对山东革命的失望。研究发现，“山东独立，只具虚名，而无其实”［8］13。从领导者来说，原山东巡抚孙宝琦迫于压力，被革命派推举为山东都督，但他仍与清廷及袁世凯保持密切联系。“独立”之后，山东的各项政策维持原状，对革命运动的抵制和镇压却是有增无减。就革命形势而言，革命派势单力薄、矛盾重重，顽固势力和德国军队互相勾结，可谓内忧外患。而且“辛亥革命在山东的斗争带有显明的地域特点，主要表现在山东的东部和西部地区革命斗争的形式和程度是不一样的”［9］70。东部如烟台、青岛，比中西部济南等地的斗争更为激进彻底。如果说轰轰烈烈刻画梁山起义的施耐庵是“古典”，“今典”便是其“末世孙”施奈何了。

辛亥革命期间，山东、上海两地联系紧密。创办于上海的《申报》，以其广泛的覆盖面成为两地沟通的媒介。施耐庵及其《水浒传》，扎根于鲁西，盛行于江南，又契合革命思潮，是很好的宣传材料。革命最终失败了，《水浒传》又作为表达不满的素材。《申报》1912年8月30日之《桐阴清话》云：

我读施耐庵水浒传楔子，什么龙虎山张真人府内有一间空屋，被胡涂的高太尉，把历代封锁扯开，掘去巨大压石，遂把前代所收总长在内的妖氛，一齐放出来。即有许多天罡地煞，落在人间，害得百姓吃了苦，有天没处诉。想近来南北统一，张真人早经逃走，太尉也没有权了。我想呈请大总统，把此屋封锁起来，留作永远的纪念室，未悉准也不准?

民众意识到革命派鱼龙混杂，不乏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者。梁山好汉的叙述立场发生转移，更偏向史官眼中的“强盗”。强盗谋上了总长等职位，前代总长等辈亦为强盗，难分彼此。“施耐庵”们以前被要求“编一部新水浒出来”，现在自觉打算新编水浒。王红绡《新说海周旋录》将《施耐庵》条列于首位(《申报》1926年1月23日) ：

我和耐庵在三年前就订为文字神交了。其时我打算办一种月刊，定名《强盗杂志》，请他担任撰述。他立刻覆书应允，于是我们常常通信起来。末后，强盗杂志因官厅不准发行，没有出版。他来信很发了一阵牢骚，说民国的军阀官僚，一个个都是些有面具的强盗，名义上是官，实际上有甚于打家劫舍的朋友，正在撰《新水浒》一书揭开他们的面具云云。现在此书大约已将杀青了，出版后，一定能博得大多数人的欢迎。他的字写得很潦草，每次来信，都是累累千言，可见他对于著作上的兴趣，非常浓厚。

不难看出，“累累千言”不是出于“著作上的兴趣”，而是和潦草的字迹一起抒发愤世的心情。施耐庵的文化符号逐渐从政治上淡退，而回归于文学本身。梁山好汉的尚武精神，使得现代武侠小说尊奉《水浒传》为范本。其时武侠小说名作家，南有湖南向恺然(平江不肖生)，北有河北赵焕亭。《申报》1931年6月14日给他们作广告，一曰“南宗名手，叙事以华茂畅达胜”，一曰“北派专家，用笔以深切沉着胜”，人称“说界两杰”。而赵焕亭的《英雄走国记》，“与水浒传同一滋味”。后两处引文，在原文中以大号黑体醒目标示。原文还引袁世凯次子、民国四公子之一袁克文(寒云)的话说：“古有施耐庵，今有赵焕亭。”赵焕亭不谙武艺，但因交游广泛，善于观察，其武侠小说创作可与文武兼修的平江不肖生分庭抗礼。施耐庵确乎也是文武全才的。1930年11月16日，《申报》推荐《当代武侠奇人传》，“布局有水浒之谨严，事实无其虚泛”，又举书中人物——有“天下第一手”之称的孙禄堂为例，“论武艺，施耐庵当甘拜下风”，夸赞得颇具商贾气息。1930年的孙禄堂年届古稀，仍击败日本高手的挑战。而“民国初年，盛行言情小说……缠绵悱恻，满纸哀音，人们称之为鸳鸯蝴蝶派，此后一些作者纷纷摩仿，每况愈下，读者觉得厌腻了，一个大转变，喜读虎虎有生气的武侠小说”［10］283。挖掘《水浒传》的文艺性，突出施耐庵的文韬武略，既是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纠正，也是对鲁西文化的颂扬，意图警醒整个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三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艾布拉姆斯教授明确提出了艺术批评的四大要素：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尽管任何像样的理论多少都考虑到了所有这四个要素，然而我们将看到，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就是说，批评家往往只是根据其中的一个要素，就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11］5。根据《水浒传》艺术家(作者)这一要素，可以看到鲁西文化在《申报》的传播与变异。变异的显著特征是江苏兴化施耐庵的发现。

1946到1947，亦即《申报》停刊的前两三年，施耐庵的籍贯成为讨论的热点。如前所述，该讨论并非承袭1935年“鲁西施耐庵”而来，而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辅以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袁吉人《耐庵小史》等地方文献，证明“兴化施耐庵”的真实性。代表作有鲍雨《施耐庵在“白驹场”》(1946年10月 29日)、焘《“白驹场”缀语》、王者兴《施耐庵与张士诚》(均为1946年11月4日)、喻蘅《施耐庵事迹之新商榷》(1947年5月31日)。文中透露，兴化、东台一带的白驹场，有施耐庵的坟墓与祠堂。施耐庵早年在兴化与张士诚同门学艺，两人功夫不相上下，后又参加张士诚的起义。施耐庵晚年隐居白驹场，著《水浒传》自遣。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的发现，施家墓志铭、地照、地券的出土，“兴化施耐庵”的观念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此同时，“兴化施耐庵”的历史真实强化了“鲁西施耐庵”的艺术真实。白驹场离鲁西较杭州为近，更有地缘文化的认同感。鲁西论怀疑了杭州，引发白驹场同样的求索精神，难能可贵。

“鲁西施耐庵”的高强武艺与英雄气概，源于欣赏者(读者)对梁山好汉的普遍认识，“兴化施耐庵”则将这种认识具体落实。这方面的文章除王者兴《施耐庵与张士诚》外，还有(喻)蘅发表在《苏北》杂志1945年第1期的《张士诚和施耐庵》。有了张士诚起义的历史背景，施耐庵的形象更饱满，更能切合时代宣传的需要。《水浒传》的作者与作品之间，也有了强烈的呼应。1948年的《申报》可见读者对呼应的直观感受，松浦《施耐庵与姓张的》后半部分：

如宋江恐被人逮捕，隐姓潜逃时，人问其姓，必回曰：“小可姓张”；吴用携李逵赚卢俊义上梁山，也对人称李逵是“张黑子”；戴宗带李逵上山找公孙胜，公孙之老母询李逵姓甚，戴宗答曰：“此人姓张”；凡此类例子举不胜举，总之，诿称假姓时，在水浒中都说姓“张”。

不知道是一件偶然的事，或是故意如此?如说“偶然”为之，这么一大部小说中竟会有这许多假姓“张”的人，于理也不通；如说“故意”为之，那末施耐庵与姓张的定有密切关系：非亲人即仇人；否则断不会如此念念不忘于姓“张”的。

松浦的困惑和敏锐，无形中加深了施耐庵与张士诚的“密切关系”，又为“兴化施耐庵”助阵。施耐庵的籍贯自然是唯一的，但其文化归属可以呈现多元面貌，只要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合理的交集。“鲁西施耐庵”与“兴化施耐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推进了《水浒传》的传统研究与现代阐释。在近现代著名报刊中，唯独《申报》能容纳并发出如此评论，显得慧眼独具，卓尔不群。评论者从文献出发，紧随时代，将施耐庵与鲁西文化紧密相连，最终落脚于江苏兴化，构建出一条稳中有变的“思想链”。《申报》以其舆论的前沿性与影响力，开启了当代相关讨论的先河。如曹先锋在认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江苏人”［12］276的前提下，“从周铎笔记、施桑林遗迹、刘司业墓碑和《水浒传》对郓城一带的地理、口语、风情的描述可以说明，施耐庵在郓城确实担任过训导”［12］280。因此，兴化施耐庵对鲁西(南)一带十分了解，在《水浒传》里如数家珍也不足为奇了。

注释：

①原文如此，疑为“东到东昌”。

②原字漫漶，疑为“议”字。

参考文献：

［1］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M］.大连：实业印书馆，1942.

［2］莫其康.施耐庵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3］(明)朱诚泳.小鸣稿(卷二)［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元)谢应芳.龟巢稿(卷十一)［M］.四部丛刊三编景钞本.

［5］(明)郎瑛.七修类稿［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6］陈松柏.也谈《水浒传》的祖本［J］.湖南社会科学，2007(1) ： 127-131.

［7］马庚存.山东辛亥革命大事记(1905—1913)［J］.春秋，2011(5) ：16-18.

［8］鲁研.试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山东独立运动［J］.文史哲，1961(2) ：10-16.

［9］杜耀云.辛亥革命在山东特点试探［J］.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6) ： 68-71.

［10］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11］﹝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2］曹先锋.施耐庵任郓城县训导考［J］.水浒争鸣，2006(9) ： 276-281.

(责任编辑：谭淑娟)

Discussion of Luxi Culture of The Water Margin in Shun Pao

ZHANG Qi

(School of Literature，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23，China)

Abstract：Being from the famous modern newspaper，Shun Pao’s comments on The Water Margin could powerfully lead the zeitgeist.Centering about the author of The Water Margin，reviewers discovered Luxi culture and highly integrated it with Shi Nai’an，which formed a chain of thought both in stability and change.Luxi Shi Nai’an，Shi Nai’an as a Luxi culture symbol and Xinghua Shi Nai’an were three important links of thought transmission and variation.

Key words：Shun Pao； The Water Margin； Luxi culture； Xinghua

作者简介：章琦(1985-)，男，江苏无锡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明清小说。

*收稿日期：2014-09-10

文章编号：1673-2103(2015) 01-0015-05

中图分类号：I207.412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