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盒式相机》中“来自世界的凝视”
2015-03-28卢姗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2期
卢 姗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00)
君特·格拉斯当之无愧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德国最强大和最有创意的作家。他于1959年问世的《铁皮鼓》被认为是让德国文学从灰烬中站起来的扛鼎之作。该书55万余册的销量和在几乎所有欧洲书店的橱窗中摆放的第二部重要小说《狗年月》说明了格拉斯在商业领域的巨大成功。当然,格拉斯的成就不仅仅是他帮助德国文学重新夺回了市场,更在于他在时代的晦涩与疯癫之中的那声巨吼“压倒了令人麻木的塞壬之声,让德国人直面邪恶的历史,这才是德国作家中前所未有的成就”[1](P.125)。
2008年格拉斯的新作《盒式相机》问世,它被认为是君特·格拉斯的自传性三部曲之一。①《剥洋葱》《盒式相机》和《格林的词语》被认为是君特·格拉斯的三部自传性作品。格拉斯运用自己独特的文学表现手法向读者展现了作家隐藏在“一页又一页之间”和“一本又一本之间”[1](P.2)的人生阅历。与成名之作《铁皮鼓》和《狗年月》中引起巨大反响的历史反思和政治批判相比,《盒式相机》关注的却是一位“父亲”的家庭生活和日常琐事。“曾经有一位父亲,因为上了年纪,他把几个儿女叫到一起,四个,五个,六个,总共有八个,在较长时间的犹豫之后,他们总算满足了父亲的愿望。”[2](P.1)格拉斯以这样的文字开场导演了一场由子女们对早年生活经历的回忆所构成的情景剧。
《盒式相机》的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读者可以梳理其中的叙事内容与格拉斯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多少契合之处,而在于格拉斯将在《铁皮鼓》和《狗年月》中的问题意识延伸到了这部小说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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