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　红

(高丽大学 中日语言文学系， 韩国 首尔；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借来的时空”和“身体”的“释放”——晚清狭邪小说中的名妓服饰与上海现代性

殷红

(高丽大学 中日语言文学系， 韩国 首尔；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摘要：对晚清狭邪小说中名妓服饰的研究旨在描述上海现代性生发的一个侧面，以及上海名妓在女性现代性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她们通过引领时尚风潮带动了女性身体的“释放”与“跨界”，并将这种重塑自我的突破力量以城市移动景观的方式散播开去。借由租界这一“借来的时空”，激发了由服装开始的女性自我解放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晚清；狭邪小说；上海；名妓；现代性；服饰；身体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6-0065-06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6.009

Abstract:The research on the famous prostitute clothes in Xiaxie novels of late Qing Dynasty is to describe one side of Shanghai modernity, and the role of Shanghai famous prostitutes in the history of female modernity development. As a matter of fact, they succeeded in realizing “female body’s release” and “boundary crossing” by taking the lead of fashion, and further disseminating this breaking power of self-recreation in the way of moving landscapes. From the “borrowed space” of clothes in the leased territory, it started a historical promotion in female liberation.

收稿日期：2015-10-07

作者简介：彭丽君，女，中国香港人，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主要从事视觉文化、版权、华语电影等研究；乐桓宇(1991-)，男，四川成都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研究生，主要从事晚清文学和中国电影研究；张春田(1981-)，男，安徽芜湖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研究。

叶凯蒂在《上海·爱》中开篇就引用了1899年《游戏报》的一则报道，在这则关于春季赛马的报道里，名妓“四大金刚”的着装、她们的马车甚至车夫的装扮被不厌其烦地详细介绍。在大清帝国的其他地方被排斥于公共空间之外的女性，何以如此高调地在租界招摇并受到小报的追捧？这一行为意义何在？叶凯蒂认为不能简单以“边缘现象”和“边缘群体”一语概言之，在边缘世界生发的混乱而真实的现代化过程，甚至可能超越政治家和革命者的宏论而影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型。这与王德威的“晚清现代性”的观点不谋而合，也是我们进入新旧杂陈的晚清语境应有的研究意识。《游戏报》的这则报道为我们提供了探究19世纪末上海民间社会现代性播散的标志性道具：名妓、时装、马车以及小报。正是在时装名妓所引领的时尚浪潮和公众想象以及与马车相伴而来的身体体验、移动、跨界与围观中，民间社会的现代性想象以炫目奢靡的方式得以弥漫。晚清上海狭邪小说，正是我们用以理解早期现代性生发以及女性与现代性复杂关系的最直观也最有效的文本。

一、“时髦倌人”：晚清名妓的服饰变迁与身体意识

《十尾龟》中有段关于妇女服饰的论述：“春泉道：‘果然繁华之极，只是妇女的衣服首饰那新奇巧妙的样式，还是良家人行出来的多，还是青楼中行出来的多？’静斋道：‘那总是堂子里行出来的多。堂子里几个红倌人，都出奇制胜的想那新花样……样子好看的，大家就争着模仿。先前光是堂子里倌人，弄到后来连良家人都学样了’。”[1](P.9)这段对话再现了妓女服饰炫奇争新引领时尚之潮的一段历史。在上海话中，“时髦”一词最初是上海人对乔装打扮、穿着时新的妓女、优人的称谓。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妓女的服饰就已经成为一般女性效仿的对象，“同光之交，上海青楼中之衣饰，岁易新式，靓装倩服，悉随时尚……而风尚所趋，良家妇女，无不尤而效之。未几，且及于内地矣”。[2](P.6166)上海谚语也描绘到：“乡下娘娘要学上海样，学死学煞学不像。学来稍有瞎相像，上海已经变了样。”[3](P.6)上海开埠以后的时尚用品如香水、时装、最新发型以及与之配套的头油、香皂、镜子等西洋器物都是由妓女最先尝试。“在女性消费市场化的起步阶段，妓女的消费示范充当了可行的榜样。”[4](P.126)

考察晚清名妓所引领的服饰时尚变迁史，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服饰的变化所带来的身体的“释放”，二是时尚所引发的个性风格的形成和个体意识的成长。这两点变化对女性现代性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服饰从来不只是简单的物质意义上的概念。随着阶级的出现，服饰艺术“渗透进了统治阶级的财富占有观念、权力观念和阶级等级观念”。[5](P.597)以福柯的理论思路来看，它体现和承载着权力对身体的控制与规训，这种规训“最终涉及的总是身体，即身体及其力量，他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他们的安排和征服”。[6](P.27)有清一代，服饰一直是政治生活中重要的一环，晚清维新人士更把服饰与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成为开民智、新民风的突破口，康有为提出“断发”、“易服”的服饰改革主张。服饰的意义在此与新的民族国家想象联系在一起，对晚清女性服饰变革的意义也当作如是观。

清代传统女装宽衣大袍，衣长及膝盖，“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7](P.18)在狭邪小说中经常会看到妓女出局回来后在熟悉的客人面前直接脱掉出局衣服，就是因为这些衣服里面还有衣服。这些衣服的袖口领口、衣裤的下摆都镶滚着工艺细致名目繁多的花边、狗牙、缎带，至咸丰、同治期间，甚至有所谓“十八镶”之说。女性身体在一层层衣衫的裹挟和繁复细节的堆砌中消失了，这些臃肿、肥大的衣服把女性结构在内在化的社会身份与角色里，在父权文化所限定的“内囿”处境中使女性身体、欲望和自我退缩到看不见的角落，而被凸显在外的精致繁琐的众多点缀品，则在细节美学的极致中淹没、遮蔽了主体的存在感。

晚清上海名妓所带动的女性服饰变革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女服形制的总趋向是由宽大向窄瘦演化”，[8](P.259)二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7](P.20)1890年代以后，上海女装渐趋窄小紧身，妓女着装露出手腕，女装以裤代裙，这一变化在狭邪小说中多处可见：“从前凡是稍有名望的倌人，这几天必穿百裥挂四大红绉裙，如今却把这条裙子灭去，只穿浅色裤子，愈显得触目妖淫，令人有世风愈糜之感。”[9](P.759)所谓“世风愈糜”的卫道式感慨，是对妓女着装前卫性的最好注释。以前罩在裤子外面的裙子被去掉后，身体的曲线被暴露出来，活动也更加轻盈灵活了。无论在象征还是在现实意义上，被“减去”的绝不仅仅是重重叠叠的衣服和点缀品，加诸其上的权力的规训意义也被渐渐释放，身体获得自由呈现的同时，自我也会获得某种程度的解放。正如乔安妮·恩特维斯特所言：“这三者：衣装、身体和自我，不是分开来设想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被想像到的。”[10](P.91)

以展现自我身体魅力为初衷的妓女着装，强有力地带动着晚清女性服饰变革，使之“由繁琐而趋于简便者，亦足见文化之日进也”。[2](P.6149)这一流行趋势至1900年后，逐渐演化成为清末民初最为风靡的元宝领衣裤装。其款式领高如元宝形，窄袖收腰。《小说时报》上刊登的“上海第五次十美图摄影”中的十位名妓，清一色是这款服装，说明至少在民国前，元宝领衣裤装已经在女装界一统天下。这种高领细腰的女装设计一方面突出了女性的身体魅力，另一方面也迫使女性改变垂视恭顺的性别姿态，开始平等的对视与交流。从这一意义上说，服装不仅影响着举止仪态，也雕塑着自我的身体和意识，它“是形成主体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表达身体的同时也明确地表达着精神”。[11](P.289)1920年代中晚期以后，更能体现女性曲线美的旗袍逐渐在城市妇女中流行。随着身体的“发现”，女性日益深入地卷入到自我建构的历史进程中。

二、跨界流动：时尚与性别的双重建构

在服装的演变中比身体的“释放”更为重要的也许是时尚本身——它的个性化以及活跃性和流动性对女性的意义。作为时装丽人的名妓在她们所引领的风潮中不但将个性与自信散播开去，而且在向男装、学生装的不断跨界中，模糊了身份、阶层乃至性别的界限，带动了民间社会从服饰革新开始的女性自我重建的过程。

也许没有什么论述比齐美尔更能表达时尚对女性的意义：“当女性表现自我、追求个性的满足在别的领域无法实现时，时尚好像是阀门，为女性找到了实现这种满足的出口。”[11](P.253)沪上妓装标新立异，具有鲜明的个人偏好和异众取向。“她们总是以别出心裁的服装款式，树立不寻常的自我形象，来吸引人们的注意。”[12](P.173)这虽是职业要求使然，却仍不失为一种大胆的自我肯定和主动的个性建构。长久以来被压抑着的女性身体正涌动着某种与时尚的本质相一致的力量：它要表达不同的自我，要通过时尚来发挥个性并获得与众不同的特征。不仅妓女如此，受妓女服饰影响的其他女性亦如此。妓女以其有限的活动空间和影响力而能带动几十年的时尚风潮，与其说是妓女的作用，不如说是华洋杂处的租界这一适宜的土壤下各阶层女性寻求现代性的自我突破。齐美尔曾谈到女性作为弱者的历史处境，以及她们与“既表现了同一化与个性化的冲动，又表现了模仿与独创的诱惑”的时尚之间的关系：“在跟随惯例、一般化、平均化的同时，女性强烈地寻求一切相关的个性化与可能的非凡性。时尚为她们最大限度地提供了这二者的兼顾。”[11](P.253)也许惟其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良家妇女，无不尤而效之”这一晚清之怪现状了。在以往任何的时代里，妓女都没有产生过如此巨大的服饰影响力。究其原因，正是因为这其中包含着现代自我的孕育，“现代的自我越来越在乎自身，包括自身的外表，以及自身介入自身的外表的设计和直接由自身来设计自身的外表的能力”。[10](P.91)这一浪潮的动力源泉来自开埠后上海被卷入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工业化资本主义永不停息的欲望和时尚本身求新求变的特点本来就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从这一意义上说，“时尚就是理解现代性的一把钥匙”。[11](P.152)中国女性寻求现代性自我解放的历程除去男性精英的启蒙外，在生活层面上受益于时尚颇多，“在‘时尚’的掩护下，女性从身到心、从外到内的‘改革’都进行得既‘不动声色’又‘有声有色’”。[13]

这一影响力在服装的跨界和流动方面同样明显。无论从线性的时间还是从一个时段的空间范围来看，妓女对服饰的影响并非是单向的。一方面，各阶层女性首先受妓女的影响，“一衣一饰妓女任意倡率，花样翻新。良家即从而步其后尘”。[2](P.6149)另一方面，青楼女子又常常效仿学生装、男装等来标新立异，淡妆雅服，洗尽铅华。“大辫轻靴意态扬，女闾争效学生装。”[14](P.62)在这一流行趋势下，妓女、女学生、上层社会的太太小姐和中下层女性之间服饰的阶级、等级、身份的界限被模糊了。“晚清的上海不仅充满了淫冶的空气，而且散播着前卫、大胆的女性解放观念——这两个方面多少含有互相鼓励、互相促进的意味，妓女甚至可以与女学生共享这些观念，对破解传统伦理道德禁锢起到了殊途同归的作用。”[15]妓女对女学生装的效仿，不仅仅是为了标新立异引人注目，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也有对学生身份的向往、对改变自身命运的欲求和对新式生活的想象等诸多复杂的内涵。上海妓界在1906年和1912年自发创办妓女学堂“改俗半日学堂”和“青楼进化团”，即是这种“向学”理想的现实实践。“清末民初妓女们的办学实践和小说书写，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青楼女子对女学生的羡慕和摹仿，究其深层动因，实是她们自我拯救的重要方式。”[16]发自妓界的女学呼声在晚清女学初兴之际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也必然会因为“遭到女学道德规范的抑制和排斥”而失败，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几千年未有之变局”里，服装的界限比较容易地跨越和模糊，身份、命运的改变却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另一种跨界来自男装。晚清女性着男装风气盛行，肇始者即为妓女。《九尾龟》中对金小宝着男装的描写：“换了一身男装衣服……面上的脂粉一起洗掉，梳了一条大辫子，脚下也换了一双夹纱衬金的小靴，越显得水眼山眉，雪肤花貌。”[17](P.760)将这段描写与以秋瑾为原型的小说《碧血幕》进行对照是很有意味的。《碧血幕》中秋姑娘的出场是：“跳下一个英姿飒爽的少年，玄发粉面，风采奕然，满身西装，真是气秀而雄，神清而肃，却是刚健中含着婀娜，端严里带些妩媚。”[18](P.291)易装现象自古有之，然则在晚清已不是个别现象而蔚然成风，可以看做是女性群体对固有性别秩序进行挑战的一种姿态。服装深刻地参与了性别建构的历史进程，“男性的”和“女性的”服装背后，是一整套性别文化逻辑和权力制衡，这也就是波伏娃所说的女人是“形成的”而不是“生成的”一个重要面向。在此意义上，易装就“是跨越僵固之性别界限的行动，质疑了性别范畴的稳定性，并且在扮装的行为中，滑脱了固著主体位置的控制企图，而可以不断游移，找寻有力的阵地”。[19](P.52)

晚清最喜着男装的女性有两类：妓女和女豪杰(革命女性)，貌似毫不相干的两类女性在这里走到了一起。事实上，因为妓女游离于宗法伦理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之外，女豪杰常常会以妓院作为活动空间，而妓女中也确乎有革命活动者。妓女的边缘性所具有的破坏潜能和解构常规的潜在力量与女豪杰的革命性相互指涉，在不同的向度和路径上分享着破坏旧秩序和解构既有性别宰制的经验与能量。“女豪杰形象和妓女形象，实际上是两种女性解放的典型代表。”[4](P.107)虽然妓女的女性解放诉求通常不被承认，她们的个人解放也大多是一种本能的、模糊的甚至非理性的无意识行为，但必须承认，秋瑾所谓“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巾帼意识在娼妓中不乏其人。“在20世纪，娼妓界对中国主要的政治社会危机作出了反应。她们走在自发行动的最前沿，并成为更广大的集体运动的组成部分。”[20](P.66)在政治领域和人道主义领域里，都有她们的身影。1915年她们号召向“救国储金会”捐款并在报纸上声明：人生当以报国为本，正是这种巾帼意识的表达。

妓女参与国家民族建构的行为表现了国民意识的觉醒和身份认同的渴望，但现实中并非都能获得认可。正如上述例子，同样穿着男装，女豪杰给人的感觉是：“刚健中含着婀娜，端严里带些妩媚”；而妓女给人的感觉则是：“越显得水眼山眉，雪肤花貌”。男装的意义在此出现分野：在对性别秩序的挑战姿态里，女豪杰指向民族国家的正面建构价值，妓女则仅仅指向身体的可消费性。这种文学书写背后的原因极其富有意味。妓女着男装自然不乏追求新鲜引人注目的考量，但也有羡慕男子自由行动、需求一种权力感和自由感甚至挑战性别秩序等因素，然而妓女的这些努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文学书写中都被有意无意地消解和忽略了，甚至作为猎奇和性挑逗的手段而被放大。尽管她们同女革命家秋瑾和一些妇女活动家如张竹君等有着一样的易装癖好，但人生轨迹和生存价值皆云泥天壤。秋瑾表示：“在中国，通行着男子强女子弱的观念来压迫妇女，我实在想具有男子那样坚强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变成男子。”[21](P.63)这一希望从改变服饰开始，使自己从外观到心灵都趋向男性的愿望在妓女的潜意识里未必没有，但妓女既不能达到如秋瑾一样的理性自觉，更不太可能将之诉诸话语建构。即便有过类似的言论，也如同历史上的女性声音一样，被淹没在历史无意识的黑暗大陆。如果说女性作为群体在历史上是沉默的，妓女就是这沉默中更其沉默的一群。她们只能被“任意地”“书写”，正如贺萧所说：“我们能找到关于某些名妓的最大量‘事实’，但恰恰是这些名妓完完全全地消失在自己的故事的深处，真是一种讽刺。”[22](P.155)

三、“看”与“被看”：女性移动的城市景观

上海名妓引领全国时尚之潮，而将这种风潮播散开去的道具则不得不提到1860年代兴起的新型交通工具——马车。马车的兴起，将妓女带入一个更广阔和开放的公共空间里，也将服饰所具有的现代性意涵以炫目的方式张扬出去。

马车作为一种新式交通工具，带给女性的最大好处无疑是移动能力的增强。移动能力看似是简单的物理距离和物理空间的改变，实则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移动能力是参与社会过程的条件，也是社会权力的表现，在一个父权社会里，移动能力遂有性别上的差异。在象征层次上，性别差异是一种文化编码，因此移动现象也有了性别的分界，甚至移动与否和移动方式本身就是构成性别界限的向度之一。”[19](P.317)缠足就是一部建构性别差异的文化编码史，《女儿经》有云：“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移动能力的低弱既是男权建构的阴谋，也进一步加深了女性的“第二性”处境，使她们在“移动/驻留”、“公共/私人”范畴里历史性地深深羁绊于铁的“闺阁”中，失去了探索世界与生命多样可能性的机会与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的移动能力的增强，必然带来女性活动空间的扩展和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心理空间的调整。在此，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是浑然一体的。“移动过程正是我们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的过程。我们的身体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转移了时空位置，身体本身也改变了。”[19](P.229)

《九尾龟》中有段章秋谷与林黛玉“香车宝马陌上相逢”的描写：“秋谷正在心旷神怡，应接不暇之际，忽见对面飞也似的一般来了一部马车。……车上坐着一个倌人，翠羽明珰，烟鬟雾鬓。……两下眼光一错。那马夫跑得电掣风驰，已离有一箭之地。”[17](P.147)

这幅现代版的“陌上相逢”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马车的“速度”，它的“电掣风驰”不仅带出了租界上海早期现代化的都市景观，也以“醒目”的方式深深嵌入了女性的身影，她们借由马车的移动摆脱了封闭的空间，在去“张园”消闲的路上留下“惊鸿一瞥”的艳影。谁也不能否认她是“被看”的、被“消费”的，甚至她的张园之行可能只是为了去炫耀她的新衣服或者寻找潜在的“消费”者。然而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个坐在马车上的女人也在“看”，寻找和展示本身就带有了很强的主体性特征。马车不仅增强了她的“移动能力”，使她进入到被历史禁入的“公共空间”里，也使她获得了观察城市的理想位置。在两车交错的瞬间，她和他都是城市的“闲逛者”：“一个人在城市的大街上走着，一天中可能会遇到上千人，这些人是他或她以前从未遇见过的，他们是现代意义上的‘陌生人’。……他或她就是波德莱尔(Baudelaire)所谓的城市里的‘闲逛者’(flaneur)。有谁能否认这些经验是现代性的内在组成部分？”[23](P.125)至少在安东尼·吉登斯那里，本雅明意义上的“闲逛者”是包括“她”的。

不仅如此，在“观看”的欲望机制下，她们也在“行动”。在以男性法则为主的公共空间和移动方式里，女人的介入本身就是一种“越界”行为，如同她们时尚的衣着所具有的突破意义一样，马车不仅将这种时尚和现代感形塑成“流动景观”播散开去，而且直接将静态的衣着变成了动态的自由行动。这个“移动的主体”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她们“可以控制马车的速度、行程和目的地”*参阅罗岗《性别移动与上海流动空间的建构——从海上花列传中的“马车”谈开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罗文分析了“性别移动”、“媒体景观”和都市流动空间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指出妓女仍处于作为“性商品”而“被观看”的“物化”地位，不具有主体性。，而恰恰在于“移动”这一行为本身，以及它所带来的“越界”的力量和所散播的哪怕仅仅是表面上的“自由”。诚然，就上海名妓的地位处境来说根本谈不上所谓自由，妓女本身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属性决定了她们的依附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革命性的能动力量不会在社会的边缘生发。自由的获得并非一蹴而就，从生理层面上讲，它首先意味着使身体摆脱束缚，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与普通家庭女性相比，游离于宗法体制外的上海名妓最先体验了这种自由。她们“移动的身体”突破了女性历史的空间界限，某种程度成为那个时代所能达到和向往的“自由”的表征。《十尾龟》中费太太到上海最初被吸引的就是上海妓女所具有的身体自由和移动自由，这一“自由”在狭邪小说中所引发的心理感受常常是惊异甚而羡慕，以至于模仿。这与衣着的模仿一样都表现了上海高等妓女对家庭妇女的影响力。在“天足”还未普及的时代里，妓女坐马车不仅是她们自己以及其他女性体验西方文明和感知上海摩登的重要方式，而且是女性从“移动自由”迈向精神自由，从妓院、家庭等封闭半封闭的私人空间迈向公共空间，从客体走向主体的一种尝试和努力。从这一意义上说，妓女所表现出的凌厉的身体攻势，身体的集聚和表演对空间具有再建构的作用。

在这一脉络上与马车的作用相似的还有自行车。1868年自行车传入中国后，妓女也是最早率先尝试的群体。《九尾龟》中有段沈二宝骑自行车的描写：“那些人的眼光都跟着沈二宝的自行车，往东便东，往西便西，还有几个人拍手喝彩的。”[17](P.972)《图画日报》记载：“自脚踏车盛行于沪……时有笑移莲瓣轻转橡轮盘旋于如烟芳草间者诚绝妙，一副美人游戏图也。”[24](P.223)小说小报两相对照，勾勒出上海妓女以缠足之躯凭借现代交通工具出入于租界公共空间的历史影像。马车与自行车的出现为上海女性提高身体移动能力提供了物质基础，在带给人更多的身体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的体验和自我的成长。

晚清上海名妓引领了全国女性服饰变革的浪潮。她们对身体、阶级、等级、性别等界限的不断突破，不但冲击着旧有的传统观念和社会秩序，也带动了由服装开始的女性自我解放的历史进程，成为“一支最大胆的力量，推动着传统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25](P.4)这支最大胆的力量只能生发于晚清帝国的“海上一隅”。在租界这一“借来的时空”中，上海名妓成为一个不同于她们前辈与同辈的独特存在。这种独特性，一则表现为在历史的线性时间向度上她们与传统名妓已然不同，在资本主义都市化和金钱逻辑下褪去诗意的光环而呈现出职业化的自觉；二则与非租界地区妓女相比，她们拥有更多行动的便利和自由以及由此萌发的“新”的空间感；第三，与同在租界的普通妓女相比，经济和人身关系上的相对独立与从业环境的相对优越，使她们更多地分享了西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物质实惠和个体意识成长的空间。正是在这些向度上，对上海租界名妓的研究打开了晚清女性与现代性关系的一个视域。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在上海这“淫冶的空气”里，女性解放找到了其实是最富成效的突破和最鲜明的表达，她们的服饰及身体就是最好的姿态，尽管她们自己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无疑正是从服装开始的突破在历史的松动处重新开始建构历史。埃莱娜·西苏一再强调返回身体对女性的意义，身体曾经“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就被压制了……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26](P.194)这虽是针对写作而言，但服装对女性的意义亦在于此。晚清女装弥漫着由妓装所散发出来的求新求变求奇求美的个性风格和大胆性感敏锐的身体“突围”的刺激，它们不断挑战着父权文化的底线，在晚清这样一个敏感而冲动的时代里，为女性“浮出历史地表”涂抹上第一笔鲜明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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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rowed Space” and “Female Body’s Release”: On the Famous Prostitute

Clothes and Shanghai Modernity in Xiaxie Novels of Late Qing Dynasty

YIN H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 Japaneses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Korea University, Seoul, Kore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Xiaxie novel; Shanghai; famous prostitute; modernity; clothes; body

(责任编辑：山宁)

①本文原发表于2002年，为英文著作BuildingaNewChinainCinema:TheChineseLeft-wingCinemaMovement, 1932-37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2)的第二章。作者非常感激这个中文刊登的机会，唯过去十多年很多有关的新发现和讨论已陆续刊出，作者把其中一些补在脚注上，当中还有很多遗漏，望读者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