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静农和刘绍棠代表作中农民形象差异性研究

汤盼盼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台静农笔下的中国农民多是愚昧、麻木和顺从的，悲剧性是其塑造的主线条。时隔几十年后，刘绍棠笔下的北运河两岸农民们则充满了传奇色彩和侠士风范。从台静农和刘绍棠代表作中农民形象的精神差异、命运差异及差异性成因来比较这些农民形象，可见，时代的变迁不仅对作家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现实生活中的农民自身地位和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关键词]台静农；刘绍棠；农民形象；差异性

[收稿日期]2015-06-10

[作者简介]汤盼盼(1990-)，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文学院文艺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206

[DOI]10.16261/j.cnki.cn43-1370/z.2015.04.024

台静农和刘绍棠作为不同时期的乡土小说大家，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众多的评论家进行研究和评议。评论家们或从时代角度探讨二者小说的文化内涵；或从文本角度研究他们小说语言的艺术风格；或论述二人小说创作中所受的政治历史文化影响，等等。然而，大部分研究者却忽视了从跨时代角度来探讨这两位不同时代乡土小说大家在创作上的联系和区别，忽略了早期乡土文学和后期乡土文学之间必然存在着的承上启下的联系，其中最为重要和突出的，当属农民形象的性格变迁。研究两位作家代表作中农民形象的精神差异、命运差异及差异性成因，比较不同时代典型农民形象的性格特征，暴露农民身上固有的优缺点，可以为当代新型农民所借鉴、扬长避短。

一、农民形象的精神差异

台静农创作的农民形象主要集中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发表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刘绍棠创作的典型农民性格特征在《蒲柳人家》中几乎都可以呈现。这些农民在时代的风雨路中走着艰辛的路程，迷惑的眼光逐渐闪亮。

(一)男性农民形象：愚昧落后到粗犷豪勇

台静农小说中的农民只有生老病死，他们在政治、伦理的双重逼迫与心理、生理的多方挤压下异常艰难地活着。台静农用原生态的手法向我们展示了半封建社会中的悲剧农民形象，他们被生活压得早已失去作为一个人的本能。台静农用原生态的笔触展示卑微地生活、失了意义的病态生活。或描写一生为苦痛所折磨的佃户陈四哥的悲惨命运；或叙述谨慎而忠实的吴老爹在希望破灭后的悲凉结局。在旧社会的影响下，台静农不仅努力写出古老乡镇下层男性农民背负的不堪承受的命运不幸，还着意剖示在封建传统文化浸染下病态社会的病态心理。在旧社会中，作为农村社会和家庭的主导——男性农民，内心早已奴性满满。刘绍棠的“大运河系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特定历史背景下京东北两岸运河的农民生活，渗透着浓厚的民族化色彩。以《蒲柳人家》为代表，刻画了一批批侠士农民形象，他们既保留了农民的勤劳粗犷，又带有与以往逆来顺受性格特征所不同的侠士风格。或是顶天立地、忠肝义胆的好汉柳罐斗，或是潇洒豪放、爱打抱不平的“何大学问”。他们的身上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时代气息，这些侠士农民，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爱憎分明来迎接生活带给他们的磨难。刘绍棠笔下的人物，也如同从运河滩上地上生长出来的高粱、枣树、红皮柳一样，有高粱的质朴，有枣树的刚强，有柳枝的多情，也有如土地般宽广的胸襟。在这些人物身上，既有现代生活赋予他们的思想感情、心理气质，也有从千百年历史中传承下来的伦理观念、道德情操。这是一群具有燕赵侠士风范的农民形象。

(二)乡土妇女形象：迷信封建到正直善良

台静农在他的作品中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农村妇女形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妇女处在社会最底层。一方面，作为女性在性别层次上已被列为被歧视、被边缘化的一方；另一方面，作为挣扎在生存最底线的农民的妻子，经济极度困乏，她们过着更为悲凉、凄苦的生活，丈夫可以任意打骂，甚至典卖妻子，旧中国的农村妇女完全是一群弱势群体。[1]五四运动解放妇女的春风并没有吹到农村，广大的劳动妇女依然在煎熬中苦苦挣扎。台静农侧重刻画农村底层妇女肉体和精神上的悲哀以求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女性自身的觉醒。如小说《拜堂》中的汪大嫂，一个可怜又可悲的寡妇，丈夫死后她的酒鬼公公企图将她卖掉，在公公眼里，媳妇早就和物品无异。她无法掌握她自己的命运，只能在和汪二成婚的当晚，要点红纸糊窗，甚至想放炮仗，来告慰自己的内心。刘绍棠用多彩的笔画描绘了一幅幅乡土风俗画，并以优美的情思、幽怨与悠扬相交融的田园抒情诗谱写了一曲曲乡村爱情曲。刘绍棠笔下的劳动妇女，除了以往所共有的勤劳淳朴，更多的是增添了一股敢于反抗外来迫害的劲头。作品中新一代的农村妇女抛弃了旧有的“各扫门前雪”的老传统，发扬乐于助人的精神，一丈青大娘就是其中的代表。她只是一个普通贫穷的劳动妇女，甚至还有点迷信，可面对无亲无故的童养媳望日莲时，她不忍心扔下这个苦孩子，冒着硝烟把可怜儿扒了出来，后来为了成全望日莲的爱情时，更是舍弃了自己的二亩土地，这对于一个祖祖辈辈依靠土地过活的农民来说，不仅仅是土地，更是命根子，一丈青大娘用打架，赔钱的方式，硬是把一个毫不相干的童养媳拉出了火坑。

二、农民形象的命运变迁

台静农代表作中大部分人物结局都是悲剧性的，当时农村的现状让作家看不到希望，只能用绝望的笔触来控诉这个吃人的社会。而在刘绍棠的《蒲柳人家》中，表现的不仅是个体的力量在反抗着，而且更多的是传奇式的农民团结在一起的集体觉醒。

(一)愚昧落后到惩恶扬善：得银母亲——一丈青大娘

台静农的《红灯》中，描写了得银娘丧夫丧子的悲哀与艰辛，母亲二十年来，为了这孤苦伶仃的孩子，人们所不能忍受的欺负，她竟忍受了；人们所不堪的，她竟挣扎地度过了。在文章的最后，可怜的得银母亲拖着衰老虚弱的身躯抱着儿子的遗体用一盏小小的红灯来告慰自己的孩子，而用来做红灯的纸竟是破墙上仅存的最后一块红纸。她相信这个世上有着阎王地狱，她只是希望孩子在地下能不用再受苦，她不知道世上有没有鬼神，但是这个社会叫她相信。而《蒲柳人家》中的一丈青大娘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劳动妇女形象。她嫉恶如仇、热情善良，最能表现其性格特质的就是对邻居童养媳望日莲的态度。当一丈青大娘知道望日莲要遭暗算，便冒险抢救，认作义女。为成全她与青年学生周擒的婚姻，让她跳出火坑，她甘愿赔出了四亩地，损失了“半壁江山”，并对周擒和望日莲说：“只要你们俩恩恩爱爱，和和美美，我跟你爹这两把老骨头，还能为你们熬出个几斤的油来。”[2]她做到了外在行动和内在品质的统一，农民天性善良和正气的统一。她时而怒目金刚，时而又菩萨心肠，与传统农民英雄的爱憎分明品格一脉相承。

(二)无意识的接受悲剧命运到自觉争取人生：汪二——望日莲

台静农的《拜堂》一开篇就通过汪二在杂货店的表现，写出这次拜堂的窘迫与尴尬——所需物件要典当夹袄来置办，还不敢对人明言，原来是小叔子与已有几个月身孕的寡嫂拜堂；在采买物什时忘买了一个最重要的物件——蜡烛，拜堂本该在白天光明正大热热闹闹地举办，现在选择深夜进行，蜡烛是使这一切得以实现的前提，汪二记得香和黄表，偏偏忘了最关键的东西，表面看是匆忙所至，实际是对亡兄的愧疚心理在作祟。[3]汪二希望在这昏暗的烛焰中草草地结束他们的婚礼，他意识到这是一件违背常理的事，他只能默默让自己和自己爱的人过得好一点，或许他不知道什么是爱，他也许就觉得和这个女人能过日子而已。可美丽的望日莲不这样，她会在七夕日，面对心爱的人低下头去，咬了咬嘴唇，脖颈上泛起红潮，猛地抬起头，目光火辣辣地问周擒是否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活脱脱二十一世纪的少女在质问男友怎么不记得情人节了；她懂得爱情，想和周擒在一起，可童养媳的身份让她既摆脱不了杜四和豆叶黄的折磨，又让她觉得配不起一位大学生，她在纠结中选择忠于自己的爱情，在面对杜四的诡计时，她噗通跪倒在何大学问面前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乞求帮助，她用生命在争取自己的未来。

三、农民形象差异性成因

作家创作离不开个人的生活经历，个人经历不仅包括自己在生活中的领悟，同时他人和社会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人是社会中的人，时代背景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根深蒂固的。作家作为反映时代的先驱者，他的创作动机、创作内容都离不开时代大背景的因素。

(一)独特的个人经历

台静农自幼生长在农村，乡村生活是其创作的源泉。成年后，台静农离开故乡，去往北京大学求学，眼界开阔了，知识增长了，但却没有了家的温馨。都市人的脚步总是匆忙的，都市人的眼光总是向上的，台静农在这里受到这样或那样的白眼，文人的奔波劳碌，让他在大都市的霓虹灯下开始思恋故乡的夕阳，漂泊的日子让他将目光开始投向更加艰辛的广大劳动群众。此外，台静农与鲁迅亦师亦友的密切关系对他的乡土小说创作更是影响巨大。香港学者刘以鬯认为台静农是二十年代除鲁迅以外能将旧社会的病态深刻描绘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个。[4]刘绍棠在中国作家中有两个独一无二：一是所有的作品都是写故乡的风土人情，二是先后在一个小村生活了四十几年，他明确宣布：“我要以我的全部心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20世纪风貌。”[5]“我是一个土著，我来自农村”这是刘绍棠对自己的定位，他是先成为一个农民，再进行乡土文学创作的。刘绍棠自己曾说：“我最初写的小说都是运河滩，……你看我没什么文化，居然能写书，首先是民间故事影响最大，其次是评书、民间戏曲、年画等”。[6]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民间文化是刘绍棠创作的源泉，所以他能创作出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俗乡风。

(二)时代背景对创作的影响

时代，主要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概念。一定历史社会阶段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风尚、生活方式等便构成了区别其它时代的该时代的主要特征。[7]台静农生活于混乱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的中国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艰难。民国建立以后，中国逐渐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一大批知识青年从落后的农村来到大城市，接触到新的文明，可他们是都市的漂泊者，浓厚的乡土情节与陌生的病态都市之间的反差和冲突，使得他们既回不了家乡，又思念家乡，而宗法制农村的落后愚昧使他们感到有责任批判这丑陋的国民性。台静农便是其中之一，他从现实出发，表达了对民国时期乡间残酷民俗的憎恶。与之相比，刘绍棠则得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党无微不至的观照。四十年代，解放区创作的主题就确立了要以工农兵为方向，而刘绍棠作为土生土长的党培育的第一代人，毋庸置疑地将表现广大农民生活作为己任，用浪漫主义和带有传奇色彩的手法写出了在新时代下农民的新面貌。

大文学是一项承前启后的工程，鲁迅是乡土文学的创作者，台静农对鲁迅乡土风格的继承最为突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鲁迅给予台静农的创作以很高

的评价“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8]刘绍棠是后期乡土文学中唯一公开提出“乡土文学”称号并努力为之奔走的，前期的乡土文学创作方法和表现内容为后期的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后期的乡土小说更是加重了对风土人情、地域特色的描写，更具民族化和乡土化。二十年代台静农创作的农民形象多以病态丑陋的形象展示给读者，引发国人的深思。随着时代的变迁，五十年代后期刘绍棠则将农民形象塑造的更具传奇和浪漫主义色彩。这两位文学巨匠刻画了各有特色的农民形象，是文学史上一笔巨大的财富。乡土文学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民开始不自觉地醒悟。细读台静农和刘绍棠的作品，可以想象到几十年来社会的风云变化，中国农民发生的巨大改变。

(责任编辑远扬)

[参考文献]

[1]王婷. 命运的悲苦与精神的蒙昧——20世纪20年代乡土小说女性形象探析[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9.

[2]杨宪益，戴乃迭. 刘绍棠小说选[M].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9: 5.

[3]朱伟华. “以乐景写哀”的乡土小说——台静农《拜堂》赏析[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1): 95.

[4]刘以鬯. 短绠集[M]. 香港：友谊出版社，1985: 231.

[5]刘绍棠. 温故知新[J]. 写作，1989(11): 5.

[6]许佳佳. 民俗文化视阀下刘绍棠乡土小说[D]. 开封：河南大学，2012.

[7]黄书泉. 论时代与民族对作家的影响[J]. 安徽大学学报，1988(3): 103.

[8]鲁迅.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M].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 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