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木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新闻自由思想初探*［1］

张继木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新闻自由思想主要包括新闻自由的内涵、实现新闻自由的理由及手段等内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晚清时局与革命派的政治抱负是影响革命派新闻自由思想形成的主要因素。革命派的新闻自由思想既在实现新闻自由的依靠力量、手段与路径设计等方面优于当时的改良（立宪）派，也在新闻自由的普世性和知晓权等方面超越同时代的西方思想界。

新闻自由 革命派 辛亥革命

有学者称“1903年是中国思想界的转折点，是革命派和改良派分道扬镳，革命开始代替改良成为思想舞台主角的重要一年”［2］.意即，在辛亥革命前的几年里，革命派的思想在思想界日益占据主要位置.既然如此，那么，作为革命派思想之一的革命派新闻自由思想，当构成这一时期中国新闻自由思想的主旋律.然而，与这种地位极不相称的是，学界尚未有此方面的专门研究.为此，本文将对此作初步探索，以期能推动此方面研究.

一、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新闻自由思想概况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新闻自由思想基本涉及新闻自由的具体内容，实行新闻自由的理由，新闻自由的实现办法，以及新闻自由的保障与规范等四个方面的内容［3］.

新闻自由的具体内容：1.人民有运用新闻手段表达言论的自由.孙中山是从否定和谴责清政府的反面做法中提出类似看法的，他痛斥清廷“报纸之行，尤悬为厉禁”［4］，“禁制吾人之言论自由”［5］的做法.章太炎主张“民有集会、言论、出版诸事”［6］，当中便包括人民运用新闻手段自由表达言论的义项.邹容所倡导的“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诸事”［7］，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2.人民有运用新闻手段监督政府的自由.陈天华认为“业报馆者，以为之（官场——论者注，下同）监督，曰某事有碍于国民之公利，曰某馆不能容于国民……此报馆之天职也.此天职者，即国民隐托之于报馆者也”［8］.于此，陈天华向我们表达的意思是，报馆有监督政府之职责，此职责来自人民，实质上是人民拥有运用报馆这种新闻手段来监督政府的权利. 3.人民有运用新闻手段获知的自由.这个获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运用新闻手段知晓时事的自由，孙中山表示清廷“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9］，“是以除本国外，世界之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10］.并举普通民众不知甲午战事以资例证：“近者日本命将遣师，侵入吾土，除宅居战地之人民外，罕有知中日开衅之举者.彼内地之民，或并不知世界有日本国，即使微有风传，获闻一二，亦必曰是外夷之犯顺，而断不信其为敌国之相侵也.”［11］可见，他真切地看到了当时人民知晓权极度匮乏的现状，而其时近代报业业已兴起，因而，他力主打破“尤悬为厉禁”的“报纸之行”来确保人民知晓时事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则是运用新闻手段获取进步思想的自由.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写道：“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12］意即，我们办《民报》就是为了向人民传播进步思想，这当中暗含或默认了达到这种传播效果的前提或保证：人民能自由运用报刊这种新闻手段来获取进步思想.

实行新闻自由的理由：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是从个人与国家两个层面来论述实行新闻自由的理由的.从个人人权的层面，他们认为新闻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或天赋人权.邹容认为“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13］，“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14］.从国家富强的层面，他们认为新闻自由能促进国家富强，设若没有新闻自由，则致国家衰败.孙中山认为“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15］

新闻自由的实现办法：在辛亥革命前的革命派看来，新闻自由实现的总办法或曰根本办法是依靠人民革命.如邹容主张“无论何时，政府行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16］.在革命派看来，当时的清政府行为肯定是有干犯人民新闻自由权利之事的，因而要以革命来推翻它使人民获得新闻自由的权利.另外，他们并非仅将专制视为实现新闻自由的障碍，而且，还认识到列强的侵略也是实现新闻自由的一大障碍，如陈天华认识到殖民地人民是不能同宗主国人民一样获享新闻自由权利的，即他所云：“今日欧美列强，对于内者文明，对于外者野蛮.如英人最言自由平等者也，而印人不能与英之齐民齿，英人之幸福，印人不与焉.”［17］排除这个障碍的办法依然是革命，“章太炎认为，中国要自由平等，不但要推翻清朝，也一定要翦除这些侵略者.”［18］凭借何种力量来革命？革命派表示，他们依靠的力量是人民，即孙中山所言：“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负革命之责任”［19］，邹容所云“吾今与同胞约曰……作十年血战之期”［20］.除了人民革命这个总办法或曰根本办法而外，这一时期的革命派还意识到，即便革命胜利后，新闻自由的实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或渐次改良的过程，如孙中山指出，要真正实现新闻自由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措施之次序则分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此三期……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21］邹容也表示革命后成立的新政府需经历一个渐次改良的过程才会真正实现人民的新闻自由等项权利，即他所谓“若建立政府后，少有不洽众望，即欲群起革命，朝更夕改，如弈棋之不定，固非新建国家之道……毋宁平和之为愈.”［22］

新闻自由的保障与规范：在新闻自由的保障方面，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主张：第一，给予新闻机构以相对独立的地位，打破政府之掌控操纵，尤其反对政府直接参与办报，即陈天华所谓“报也者，文明之现象也.报归官办，文明国之绝无者也”［23］.第二，予以完善的法律、政治制度保障，陈天华从革命派以租界为据点攻击清廷的事实出发，陈述了法律、政治制度对于保障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他曾在革命小说中写道：“报馆开在租界内，中国不能干涉，所以该报馆（《苏报》馆）敢如此立言……那些志士，幸得在租界，稍能言论自由，著书出版，攻击满洲政府，也算不幸中之一幸.”［24］在租界之谓，即言唯有有别于专制的近代法律、政治制度才能保障新闻自由.尽管这些话出现在小说中，但表达的却是真情实感，因此，由此判断，陈天华意识到了法律、政治制度对于保障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是站得住脚的.在新闻自由的规范方面，他们反对极端新闻自由和滥用新闻自由.陈天华明确表示“庸俗之见以为列强环伺，群志未孚，专制行之，尤恐不济，况启纷议之端，来解散之象，不与救时之旨相悖乎？是贻误以吾侪之所主持为无政府主义，而以民主政治为取放任者也.”“吾侪求总体之自由者也，非求个人之自由者也（并不是否定个人自由，联系上下文，作者意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极端自由）.以个体之自由解共和，毫厘而千里也.共和者亦为多数人计，而不得不限少数人之自由.”［25］章太炎表示“民有集会、言论出版”等自由，但必须不允许或反对“劝告外叛，宣说淫秽”等滥用新闻自由的形式，否则，当“诉于法吏而治之”［26］.

二、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新闻自由思想成因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新闻自由思想的形成动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这样三个成因：一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二是时局的刺激；三是革命派政治抱负的内在要求.

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是第一个因素.在这些革命派的阅历中，都曾与西学有过交往，其新闻自由思想的产生则直接受益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孙中山曾在深受西学熏陶的香港求学，后又遁身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他于1896年伦敦蒙难“脱险后到1897年前半年，到伦敦大英博物馆热心研读西方早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27］.章太炎则表示“甲午以后，阅读了一些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28］，这里所谓的“东西各国的书籍”大多是关于西学的书籍，其中就有部分涉及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学说.陈天华在新化读书期间，就曾“博览中西史志”［29］.邹容则“在日本留学近一年时间里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及英美法等西方资产阶级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意》、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以及《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革命历史的书籍，从中汲取新知识、新思想”［30］.若比较他们发表新闻自由言论与接触自由民主思想的时间，很明显，接触自由民主思想在前，发表新闻自由言论在后.要言之，革命派所接触的那些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启蒙了革命派的新闻自由思想.或者说，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成了革命派新闻自由思想的垫脚石.

时局对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新闻自由思想的影响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实现新闻自由的理由层面.辛亥革命前，在革命派形成新闻自由思想的时候，清政府正接连遭受列强的冲击，先是甲午战争败给日本，后又遭八国联军洗劫，此时已是风雨飘摇.这便迫使革命派对其原因进行探讨，他们以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新闻自由，如前文所引孙中山的认识：“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这个原因的认定表明他们认识到新闻自由与国家富强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为他们在阐发实现新闻自由的理由时增添了国家的维度.另一方面，在实现新闻自由的方法层面.似乎没有天生的革命派，后来选择以革命的根本办法来实现新闻自由的革命派，几乎都经历了一个从不革命到革命的过程，直接影响他们走向革命的因素就是时局.在风雨飘摇之际，清政府欲行新政以苟延残喘，不料却“造就”了一个可观的革命阵营.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于是一时留学风蔚起，尤以留学日本为甚.据有关专家统计，去日本的留学生从1896年的13人猛增至1906年的12000人［31］.可是，与清政府的派遣动机相悖的是，20世纪开头的几年，留日学生们却逐渐转向了清政府的对立阵营——革命派阵营.“到1905年，留日学生信奉革命的便占去绝对优势”［32］，“许多赴日考察的清廷官吏都觉察到了这一点，认为东京留学生中潜在着革命的危险，留学生所信奉的主义是‘自由及革命’”［33］.而留日学生向革命派转变的直接原因便是受时局的刺激.“《江苏》第五期刊出了一篇《革命制造厂》的文章，认为反清革命是清政府逼出来的，清廷是革命的‘制造厂’.例如拒俄运动，留日学生组织了学生军，愿听清政府调遣，但清政府不但不支持，反而‘四处逮捕’，于是不得不被‘逼上’革命的道路.”［34］当然，关于“拒俄运动”的事实究竟是否真如《革命制造厂》一文所言，尚有待商榷，但是，留日学生们因外患不断、朝廷无能的时局刺激而纷纷转向革命阵营则是不争的事实.作为革命派的陈天华、邹容就是其中的典型.此外，孙中山、章太炎也都有一个因于时局的转变过程，起初，他们并不是坚定地主张以革命手段来争取新闻自由，只是后来非革命的手段屡遭挫败，才转向坚定地以革命手段来争取新闻自由.学界一般认为，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才表明孙中山走向革命民主主义的实质性转变，而1903年是其同改良主义划清界限的关键一年.章太炎则从义和团运动中看到了革命的希望.“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烈火，燃遍北部中国，使章太炎看到‘人心奋厉’，倍受鼓舞，推动他又前进了一步，完成了从改良到革命的飞跃.”［35］

革命派的政治抱负也对其形成新闻自由思想有较大影响.有人可能以为，上面提及的用革命的手段来争取新闻自由不就是他们的政治抱负吗？事实上，革命只是手段，革命派真正的政治抱负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个政治抱负要求实行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也就是说，新闻自由是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内在要求.因为，在他们看来，第一，这样的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基于人民的意志而设立的，即陈天华所说的“须知国家是人人有份的”［36］，邹容所说的“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预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37］.既然如此，那么就要求：一方面人民以自由的意志行使新闻自由的权利，增进对国事的了解，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便更好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另一方面则是运用新闻自由的权利监督国家机构，使之不敢懈怠，即使偶有侵犯人民权利的行为，人民由于拥有充分的新闻自由权利，当可以舆论纠弹之.第二，这个国家要富强也需要新闻自由，因为造成清末落后挨打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缺乏新闻自由.关于此点，前文已引用相关文献，在此不再赘述.也许，还有人会说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及时局的刺激是革命派政治抱负的两个成因，既已言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及时局对其形成新闻自由思想的影响，似再无必要提及其政治抱负对其形成新闻自由思想的影响.实则不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及时局影响或刺激了革命派政治抱负的形成，这的确是事实，但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及时局的影响或刺激下并不必然产生革命派的政治抱负，因此，革命派的政治抱负有其相对独立性，是论及革命派新闻自由思想时不得不涉及的因素.

此外应该注意到，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性作用在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形成新闻自由思想的过程中影响并不大.“革命派与阶级主体之间长期处于脱节状态，并一直持续到武昌起义.”［38］尽管革命派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根本主张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或者说，革命派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但是，尴尬的是在辛亥革命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并不能在中国大陆得到其阶级主体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三、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新闻自由思想评价

关于思想评价，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在论及治思想史之方法时指出“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肤廓之论”［39］.对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新闻自由思想而言，当时中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状况便是陈寅恪所谓“同一境界”.本文便依此境界对辛亥革命前革命派新闻自由思想作一简要评价.

当时的中国主要有两种新闻自由思想，除却革命派的新闻自由思想，便是改良性质的改良（立宪）派新闻自由思想.比较而言，革命派较改良（立宪）派的胜出之处主要表现在：第一，革命派提出新闻自由权利的享有者即同时亦有争取新闻自由的义务，这种依靠人民主体来获享新闻自由的思想，较改良派单纯依靠上层主导式的精英运动来获享新闻自由的思想要进步.权责一致是近代以来倡导权利意识的一个基本理念，并且一些先进国家的新闻自由实践也基本按此理念进行.若是忽略这个基本理念，会出现两种可能的不良后果：一种是无法实现真正的新闻自由，即人民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新闻自由.这是因为，精英分子在争取新闻自由的过程中，基本的理念是他们构造的，人民无从参与，纵使这种新闻自由实现了，亦可能与普通民众的期许有相当差距.预备立宪时期，立宪派主导的新闻立法，由于是上层主导，民众鲜有参与，从《大清报律》到《钦定报律》，都忽略了近代契约精神的一个基本要义，那就是权责一致.这两部报律，通篇都在讲办报者的禁戒，基本没有提及他们的权利；相反，都在讲当局的权力，很少提及他们的义务.另一种是新闻自由的滥用.这是因为，一味向人民强调新闻自由的积极作用而不去考虑人民须付出的代价或应承担的责任，就会放纵权利淡化义务，不利于新闻自由的真正落实.第二，革命派提出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专制较改良（立宪）派的改良主张要彻底，要合时宜.时人所谓的改良尚保有一定的封建专制权限，而革命的铁犁则能彻底地铲除封建专制.且当时清政府搞的几次改良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即说明改良的主张已不合时宜，而在社会演进的历程中，改良与革命是两种基本手段，改良的不合时宜也就意味着革命的合时宜.更难能可贵的是，革命派并未否认改良对于新闻自由的积极意义，他们还颇有预见地表示了革命成功之后，改良对于实现新闻自由的重要价值.不同的是，革命派是在共和的框架下完善新闻自由，改良（立宪）派则是在民主与专制的二元体制下争取新闻自由.尽管难以判断历史的趋向以及最终的结果，但是，改良的不合时宜业已昭示革命派的胜出.第三，革命派提出的在革命成功之后分作“三期”的渐次改革方案，较改良（立宪）派仅凭抽象的改良办法去提高“民力、民智、民德”［40］的见解更具体，更具可操作性.改良派尽管也已认识到实现新闻自由的条件性，但是，他们在如何准备这些条件的议题上却似乎显得一筹莫展，通常只是提改良二字，未有切实可行的措施.甚至，他们囿于条件，往往要求缓行新闻自由，理由便是“民力、民智、民德”不足.对改良（立宪）派的消极退却，革命派表示了明确反对，即陈天华所斥：“犹曰欧美可以言民权，中国不可以言民权；欧美可以行民主，中国不可以行民主，为是言者，无论何人，皆知其失.”［41］第四，革命派“翦除”侵略者的勇气为改良（立宪）派所匮乏.与革命派一样，改良（立宪）派也特别想排除侵略者这个障碍，早期改良派就提出了允许国人办报以抗衡外报的主张，康有为等人更是提出了以立法约束外人的主张：“酌采外国通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并由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领事，凡洋人在租界内开设报馆者，皆当遵守此律令.”［42］后来，立宪派主持制定《大清报律》之时，曾有对租界内外人报刊活动进行约束的考虑，据《申报》报道：“日前政务处王大臣会议，拟于开印后咨请外务部照会各国驻京公使，将京内外租界内之警察权一律收回，以便颁行报律.”［43］然而，改良（立宪）派所采取的那些手段往往失之软弱，并未起到排除侵略的作用.当然，相对改良（立宪）派，革命派也有不足之处.比如，革命派缺少改良派那样的文化远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封建专制文化的国度，文化上的禁锢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胜过政治上的禁锢.中国自古讲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44］.当曹刿准备拜见鲁庄公时，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45］若办报的人秉持这个理念，这也不议，那也不关心，报纸就办不下去.这一点，革命派感悟不深，而改良派则看得真切.严复就曾对“庶人不议”的传统进行了批判.他这样写道：“既开报馆，原与‘庶人不议’之例不符，与其不议，不如勿开.”［46］

尽管革命派的新闻自由思想源自西方，然而，却有所超越.首先，超越了西方殖民主义的自由观念.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看来：“这条教义（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诸自由）只适用于能力已达成熟的人类.……对于那种种族自身尚可视为未届成年的社会当中的一些落后状态，我们也可以置诸不论.”［47］这是殖民主义的逻辑.以铲除殖民主义为己任的革命派看来，良好的国民素质是实现新闻自由的必备条件，但是，并不能以国民素质不良作为不行或缓行新闻自由的借口，而是应创造条件来实行新闻自由.其次，超越了西方重“言”轻“知”的传统，所谓重“言”轻“知”，即是说，在新闻自由的主张方面，强调表达的权利而忽略知晓的权利，在整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界基本都是这种状况.革命派则既重“言”也重“知”.这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关.由于大量租界的存在，即便清政府不许办报，进步报刊也能生根发芽.为此，清政府经常在报刊发行上做文章，即严格限制报刊在租界外的发行，在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张之洞曾指示属下：“闻华人有拟在汉续开报馆者，当此讹言繁兴之时，恐不免摭拾上海及外洋各报，传讹惑众，将来开办报馆之人，必致自蹈法网，与其拿办于事后，不如预防于事先.如在华界开设者，禁止购阅递送，房屋查封入官；即在洋界开设，冒充洋牌，亦断不准购阅递送，违者一并拿办.”［48］因此，在当时的中国，即使革命报刊能生根发芽，但政府在发行方面设置的障碍一样能将其扼杀于无形.对此，向专制主义的发行政策宣战，提倡民众的知晓权便是紧迫而必需的.

结 语

革命派的新闻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不能单纯以革命与改良来区分革命派与改良（立宪）派在新闻自由主张方面的异同，并且，革命派并不否认改良对实现新闻自由的意义.认识到二者在责权意识、路径设计等方面的优劣同样重要.依思想的流脉来看，革命派的新闻自由思想源于西方，然而，又不拘泥于西方，它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因而，能在一些地方超越西方.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辛亥革命前，阐发新闻自由思想的革命派绝不止本文提及的孙中山、章太炎、陈天华、邹容等人，且革命派的新闻自由思想也不是铁板一块，其间夹杂着一些与革命派主流新闻自由思想相异的其他主张，如无政府主义性质的、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等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近代海岛危机中的报刊舆论斗争研究”【14CXW04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这一时期，思想界并没有新闻自由这一命题.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研究其时的新闻自由思想，因为尽管没有新闻自由的命题，但却有新闻自由的见解.关于新闻自由本身，它是一个历史范畴，且在当下学界也尚无一致看法，甚至有极个别学者怀疑其提法的科学性.于此，我们还是根据约定俗成的习惯，使用新闻自由的提法，并对其作属于那个时代的理解：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的运用.另外，简要说明一下，革命派，乃是相对改良（立宪）派而言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简称.辛亥革命后，革命派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并短暂取得过政权，因此，其新闻自由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后有明显的差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以辛亥革命为界来探究革命派的新闻自由思想.

［2］李华兴：《中国近代思想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4页.

［3］这一时期，革命派并未有专门论述或阐释新闻自由思想，多是夹杂在其宣扬自由或革命的革命宣传和思想之中，因此，我们在梳理这个时期的革命派新闻自由思想时，也只能从这些表述中寻觅一二.

［4］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1页.

［5］孙中山：《支那问题真解》，《孙中山全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5页.

［6］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5页.

［7］邹容：《革命军》，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8］陈天华：《论〈湖南官报〉之腐败》，《陈天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9］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0页.

［10］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1页.

［11］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2页.

［12］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89页.

［13］邹容：《革命军》，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7页.

［14］邹容：《革命军》，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15］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页.

［16］邹容：《革命军》，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17］陈天华：《敬告湖南人》，《陈天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页.

［18］熊月之：《章太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0页.

［19］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6页.

［20］邹容：《革命军》，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21］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7～298页.

［22］邹容：《革命军》，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23］陈天华：《论〈湖南官报〉之腐败》，《陈天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页.

［24］陈天华：《狮子吼》，《陈天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0～151页.

［25］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陈天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4页.

［26］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5页.

［27］刘兴华：《孙中山思想论稿》，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页.

［28］熊月之：《章太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0页.

［29］刘晴波、彭国兴编：《陈天华集·前言》，饶怀民补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

［30］冯小琴：《邹容评传》，《革命军·评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70页.

［31］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127页.

［32］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6页.

［33］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4页.

［34］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2～163页.

［35］熊月之：《章太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页.

［36］陈天华：《警世钟》，《陈天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4页.

［37］邹容：《革命军》，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38］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1860—1919）》，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0页.

［39］张岱年：《陈寅恪先生关于思想史的卓识》，张杰、杨燕丽选编：《解析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

［40］参见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页.严复认为实现新闻自由的条件要视情况而定，他认为在常态下，即谓国家处于正常无外侮内乱时期，实现新闻自由的条件是“（民众）其力、其智、其德诚优”.

［41］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陈天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3～204页.

［42］康有为：《请定中国报律片》，转引自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315页.

［43］《政府又议收回租界警权》，《申报》1908年2月20日，第4版.

［44］《论语》，（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12页.

［45］《左传》，（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67页.

［46］严复：《致汪康年函》，《严复集》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10页.

［47］［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0页.

［48］张之洞：《札江汉关道遵旨禁止购阅悖逆报章并禁止代为寄递、续开报馆》，《张之洞全集》五，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973页.

On the Reflection of Freedom of the Press of Bourgeois Revolution Faction before the Revolution of 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