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地理因素在陶渊明文学创作与传播中的作用

郭世轩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摘要]陶渊明的文学创作与其生活活动的柴桑密切关联。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其休养生息之处就是他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生活中的山水风物、人情交流与生存体验就是他文学创作的诗意表达。陶渊明在后世的传播也与他的生活环境柴桑息息相关。

[关键词]陶渊明；文学创作；文学传播；地理因素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别具一格，为后世文学史家和文学研究者提供了无尽的话题。自从南朝宋代以来，研究者与追踪者不计其数，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陶渊明的诗文与人生进行多方探讨，时有创获，将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然而，方法的单一和思维的固化常常局限了不少研究者的视野，使得“陶学”研究难有大的突破。如果我们深入解读陶渊明的诗文与人生，就不难发现，在陶渊明的文学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地理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地理环境与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包括自然与人文两个方面。大而言之，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着一个地区的自然风貌。地球维度的变化决定着同一地区的南北差别，海陆辐射制约着相同纬度的东西差异。因此，丹纳把“时代”、“环境”与“种族”称为文学活动的三要素。[1]415其中的“环境”就是制约文学活动的地理因素。“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2]70，已初步认识到地理因素对物种的重要影响。同时，古人已深刻体认到气候变化对人的身心状态与思想感情的影响，尤其关注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3]15的互动关系。物理气候制约着自然景观，自然景观又制约着人的心理感受。物理、生理与心理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转换的关系。其中地理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时代(时间)、种族(人间)与环境(空间)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共同见证了文学发生的奇迹，决定着文学的生态，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为文学研究增添了新维度、开拓了新空间。

自然环境制约着文化环境的变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先秦时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截然不同。北方儒墨农法等流派的哲学务实、平易、质朴、刚性。这与北方的自然地理环境——平原高原多，气候相对干旱，四季分明，属于温带大陆季风性气候——密不可分。与之相关，北方人多朴实能干、热情豪爽、任侠刚烈。《诗经》以质朴、平实、豪放、刚烈为主。南方属于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充沛，潮湿多雨，植被茂密；同时山地丘陵多，河湖密布，道路崎岖。老庄哲学尤其是《庄子》想象丰富、情感充溢，展现着南方文化柔性的诗性气质。细密、绮丽、柔美、幽思的《楚辞》体现了南方人的精明、干练与狡黠。南方学者金圣叹把《逍遥游》和《离骚》收入“六大才子书”[4]前言1。自然与人文景观还制约着人们的想象与思维，所谓“北人不梦象，南人不梦驼”(叶子奇《草木子》)是也。这一现象被刘勰从理论上称作“江山之助”[5]695。唐代史学家在《南史》、《北史》中予以发挥，明确表示南北文化和自然好恶的不同直接导致评价与传播的差异。事实上，西汉文学与东汉文学也有不同。西汉大赋的精神风貌主要由四川作家所奠定，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人的作品展现出气吞山河、浑然天成的气象。这与来自北方的作家班固、张衡、蔡邕等又有所不同。东汉的大赋虽多书卷气，但却缺少灵动飘逸的气象和生动活泼的美感。

这种文化上的南北差异不绝如缕。吴国文学与魏国文学、西晋文学与东晋文学、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皆判然有别。“唐宋八大家”中，韩愈、柳宗元明显区别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和“三苏”(苏洵、苏轼与苏辙)。除了时代差别，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异是主因。“韩柳”主要来自河南、山西，代表着黄河流域的文化底蕴；宋六大家主要来自四川、江西，代表着长江流域的文化特征。即使是同一作家与作品，不同的读者也会有不同的选择，直接制约着对作家的认同与传播。比如，来自南方的王逸给《楚辞》以很高的评价，而来自北方的班固则对之不乏苛责之词。在东晋文化语境中，长江中游荆州(今荆州)、江州(今九江)的文学风貌与长江下游的建康(今南京)和近海的会稽(今绍兴)文学也有差别。有学者总结出东晋文学发展的三阶段，那就是建康为重心的玄言文学、会稽为中心的山水文学和江州为中心的田园文学[6]。以此类推，江州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生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陶渊明(365-427)的文学创作与传播，尤其是南朝以来唐宋作家对其作出不同的认同，间接左右着其生前身后的文学地位与文化影响。

二

与陶渊明密切相关的地理因素主要是江州，其中还包括浔阳、彭泽和柴桑等属地，这里主要是陶渊明休养生息和工作学习的地方。陶渊明主要生活在东晋后半叶、隶属于江州的柴桑。柴桑是他休养生息的精神家园。江州的自然地理和人文传统哺育并成就了他。他一生先后五次出仕，分别是起为州祭酒(393)、入桓玄军幕(400-401)、为刘裕的镇军参军(404-405)、做刘敬宣的建威参军(405)和任彭泽令(405)[7]357-365。短暂的官宦生涯主要集中在荆州、江州和京口(今镇江)，时间跨度为十三年(393-405)。而真正做官时间尚不足五年。江州介于荆州、京口之间，相距皆有千里之遥。彭泽距离浔阳百里，柴桑就在浔阳区内，皆属江州辖区，有县治与郡治、州治之别。除去两次前往建康(今南京)、京口“汇报”工作与任职(一年左右)之外，他主要在江州的寻阳地区生活。关于陶渊明的故居，现代学者认为陶渊明的居处可以确定者有三：在柴桑城郭的上京里老家、在上京里老家之南离柴桑城较远的园田居(又称怀古田舍)和离柴桑城更远的南村村舍。栗里模糊不定，暂且不论。大约从出生至四十一岁一直居住在上京里老家，四十二岁移居田园居，四十六岁秋收后移居南村，四十八岁还居上京里老家直至终老[7]367-368。也就是说，享年65岁的陶渊明在上京里里老家居住了57年。若再去除为官的5年，至少居住了52年。“上京，盖柴桑一里名。李注谓：‘《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亦渊明故居。’”“邑屋，城市房舍。”[8]81上京显然是陶家在柴桑的官宅之一，住房规模不小，属于仕宦家族的居住所，而非园田归隐之所。陶渊明从小生活在这里，中间因为出外做过官而离开[9]130。从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早年的旧居上京有“东园”、“东轩”、“东窗”和“北窗”(《五柳先生传》)，南村则有“前轩”、“南窗”、“北园”等(《咏贫士》其二)。“陶渊明的田庄，似乎不止园田居、南村两处，还有西田、下潠两处。这两处田庄并非陶渊明日常居住的地方，但当农事时节，他也会在其中居住耕获的。”[9]131其中园田居(古田舍、南亩)当为陶家最大的一处田地。[9]197无论是上京、园田居还是南村皆属柴桑，都是风景秀丽的地方。

闻名天下的庐山、长江和鄱阳湖汇集于江州。这里钟灵毓秀，人杰地灵，不仅是文化繁荣、经济昌盛和农耕技术发达的地区，也是儒学和佛学兴盛与交汇之地，更是军事割据势力必争之地。独特的地理位置给予陶渊明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极大的物质与精神基础。传说中的栗里是一个山环水绕环境优美、景色秀丽的山村。它在庐山温泉北一里许，坐落于山南虎爪崖下，距离东林寺不足五公里。这种优美的自然环境非常有利于休养生息和安顿心灵。史料的缺失难以为我们提供更多具体的情况，但我们可以从陶渊明的作品中找到产生快乐的地理依据。《五柳先生传》、《归园田居》、《移居》、《游斜川》、《饮酒》等作品足以“还原”这种美景的真实性。作于青年时期的《五柳先生传》被认为具有实录性 “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这篇文章至少交代了他少年时居住的房舍标志：五棵柳树，并成为其人生的标志。[9]53-58杨柳依依、遮阴蔽日、莺啼雀飞的宜人环境足以培育他“闲靖少言，不慕荣利”[10]43、恬淡自然的性格。朝夕相处、耳濡目染的自然环境规约着他的习惯、性格与命运中闲淡自然的倾向。

高尔基曾经说过，行为日久成习惯，习惯日久成性格，性格日久定乾坤。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也认为，播下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可谓环境定习惯、习惯定性格、性格定命运、命运定终生。《归园田居》更能展示生存环境对他心灵的滋养与培育作用。“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檐)，桃李罗堂前。暧暧暖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10]7这里浑然就是一个庄园，十余亩的田产，八九间的房产，规模相当可观。屋后房前有榆树、柳树、桃树、李树环绕，“五柳”之说在此坐实。“暧暧”、“依依”表明庄园之大，与别的村子相距甚远，炊烟袅袅，从邻村的巷子中飘荡而来，鸡在桑树稍打鸣，狗在深巷中狂吠。这些都印证着庄园的空旷与清静。房屋整洁，窗明几净，人闲心闲，一派天然。

正是这种清静自然、空旷悠闲的自然环境才使得奔波官场忙碌疲惫的心灵得以休息，复归的兴奋与喜悦溢于言表。这种优美娴静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氛围是他远离官场的主因，也是他刚烈多忤性格产生的基础。十多年之后归来，“园田居”房舍略显败旧，环境却优美依旧。正是这种幽静的自然环境和较为富庶的物质基础，才成就他“闲靖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的性格、“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酣觞赋诗，以乐己志”(《五柳先生传》)的志趣和“勤靡馀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慰)百年”(《自祭文》)的心态。正是这种自然环境和人文氛围的吸引，才使他坚定地回归园田居，在完成“亲老家贫”而出仕的使命之后，休养生息，“从心所欲”[1]51，告别“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的异化生活。尽管生活未有大的改观，但为父母去做官的任务已结，开始过上自由的生活，从而完成由孝子、人子到人夫、人父的角色转变，实现人生观念的软着陆。这种软着陆是欣喜的、甚至是狂欢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归自然。”(《归园田居》其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切己”、“体己”的意外“发现”所带来的意外快乐，足以抵消“心为物役”、“饥冻虽切”所带来“违己交病”的持久痛苦。

文艺心理学家认为，作家在20岁之前的人生阅历与体验是童年体验，对创作具有重要影响。陶渊明的童年体验直接制约着他的创作倾向和人生归宿。正是这种意外的狂喜，才证明失而复得的自然之乐和酷爱丘山的雅韵本性。其他几处的写景文字也可以形成互文，以共同“还原”陶渊明生活的诗意环境。“风雪送馀运，无妨时已和。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葩)”(《腊日》)“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拟古》其一)“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日扬明辉，冬岭秀孤松。”(《四时》)这种自然美丽和谐养心的地理环境成就了他的诗心，并以几近“实录”的方式完成了平淡而华丽、真实而创新的人生书写，令许多风流人物竟折腰。也只有这种环境的熏陶才能孕育出炳耀千秋的《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在一虚一实中为后世文人点亮一盏永恒的“心灯”。

在浔阳和庐山这种地理环境的吸引下，隐逸之风十分盛行，或者说极易滋生隐逸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鄱阳湖的水和匡庐的山足以吸引慧远这样的佛家法师，忘却广东的罗浮山而选定庐山栖居(381)。作为当时的江州刺史桓伊为之在庐山建立东林寺，使该地成为佛教交流与建构的重镇。一般说来，在自然环境极其优越、生存条件极其丰富的情况之下，人们很容易产生安于现状、自给自足的生活态度，任情自然，无拘无束，天性乐观，恬淡自适。据史传介绍，陶渊明曾祖陶侃，为东晋开国功臣，因巨大军功被封为长沙郡公。祖父陶茂做过太守，父名不显。八岁丧父的他和妹妹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出身名门，外祖父为大名士孟嘉。虽然家道中落，但二十岁之前的生活还是很殷实的。几处田产与家产足以谋生与养生。三十岁之际出为州祭酒，才体现出生活窘迫的征兆。29岁长子俨出生。30岁程氏妻子去世。31岁续娶翟氏妻子，次子俟出生。32岁三子份、四子佚出生。37岁五子佟出生，生母孟氏病卒，辞官奔丧回柴桑。41岁(405年)十一月辞官彻底归隐田园，在家隐居。[7]357-365陶渊明出身于庶族，虽比农民身份高一些，但与高门士族相距甚远。在官场门第为先的潜规则下，其政治资源十分有限。即便出仕也难以跻身清闲而禄厚——高门子弟的专利——的肥缺。其实，他的出仕动机十分简单，仅仅为了改变自己较为寒碜的生活处境。高门子弟不屑一顾的卑微条件竟然成为他难以实现的出仕目的。在看到仕途无望的前提下，追求天性自然、率性而为的他全身而退，归田园居则是最好的归宿。这种归隐行为在当时的语境下并不孤立。

在江州地区，隐隐之风受到推崇。隐士受到人们的敬仰与崇尚。《晋书·隐逸传》收录42人，仅能确认为江州者7人，占1/6，这在全国20州中所占比例极高，是平均值的3倍。陶渊明亲朋故旧中不乏出名的隐士。比他早的有孟嘉的弟弟孟陋，按辈分应为他的外叔祖父。家底殷实、门第较高却使他视官府的举荐与征召为畏途，最后逃入深山而不知所终。[12]1630外祖父孟嘉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名士，一旦发现官场语境与己不合，就决然回归故里去过亲情怡乐的隐居生活。其族叔陶淡也放弃舒服的生活与家庭，决然做自己的隐士。[12]1630其续妻翟氏一族是隐逸之家，翟汤，寻阳人，与其子翟庄、翟矫和孙翟法赐(翟矫之子)皆是屡征不至之人。[12]1631-1632这些亲朋中的隐士都是真隐，而非企慕捷径的假隐。当然也不排除中途退隐的情况。比如“寻阳三隐”[13]1518-1519中的周续之就抵挡不住刘裕等权贵的征召出山讲学，最终与刘程之(遗民)、陶渊明分道扬镳。另外，江州优美的环境还吸引着很多文化精英和下层官吏在此汇聚，进行文学与文化的交流。这里存在着名符其实的江州文学集团，包括僧人文学团体和下层文人文学集团。[6]另有学者指出，陶渊明隐居的南村一带聚集了相当数量的文人学士，陶渊明应该是其中最为德高望重的一位。斜川之游就是由他发起的一次群游活动，具有兰亭集游性质。南村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领袖的下层文人群体。[9]193-195

三

江州历史悠久。西周以前地处荆、扬之间，春秋属吴国，为“吴头楚尾”，属于吴楚文化交汇区。秦时设九江郡，汉置柴桑县隶属豫章郡。王莽新朝改称九江郡九江县九江亭。三国孙权设武昌郡下属柴桑县。江州主要得名于江水(长江)的流经。中国历史上的江州曾经有两处：一为汉代短期更名的巴郡(在今重庆)；一为晋惠帝元康元年(291)正式设置的江州行政区(在今九江)，分扬州的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和荆州的武昌、桂阳、安成十郡而成；惠帝永兴元年(304)分庐江的寻阳、武昌的柴桑二县置寻阳郡，属江州。怀帝永嘉元年(307)又把豫章的彭泽县划入寻阳郡；元帝渡江(317)“江州又置新蔡郡，寻阳郡又置九江上甲二县，寻又省九江县入寻阳。”[12]297-298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的白居易被贬任江州司马，脍炙人口的《琵琶行》使“江州”美名四扬。可见，东晋时的江州下辖12郡，辖区面积很大，横跨今江西、湖北、广西、福建与河南等地。九江之名来源有二：《尚书·禹贡》有“九江孔殷”、“过九江至东陵”等记载；《晋太康地记》有“刘歆以为湖汉九水(即赣水、鄱水、余水、修水、淦水、盱水、蜀水、南水、彭水)入彭蠡泽也”的记载。长江在此与鄱阳湖和赣鄂皖三省毗连的河流汇集，百川归海，水势浩淼，江面壮阔。因此有“山拥千嶂，江环九派”、“士高气清，富有佳境”之美誉。境内集名山(庐山)、名水(长江)与名湖(鄱阳湖)于一体，自古以来就是舟车辐辏、商贾云集的通都大邑和襟江带湖、背倚庐山、四省交界、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

由此可见，到了东晋，江州的地位空前重要。荆州、建康实为两个重要的地方。前者是东晋的西大门，后者为首都。另外，次重要的地方就是荆州与健康之间的江州、京都北面的扬州和东南部的会稽。相比之下，江州尤为重要。大凡对晋朝有野心的阴谋家都会以据守荆州为根据地，一旦坐大就可以东进直逼京都。而江州的地位实在是举足轻重，不可小觑。西迎来犯之敌，东卫京都之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一旦江州失利，就会败局已定。因此，东晋百年的历史表明，大凡任命江州刺史者皆是皇室重臣或权倾天下的得力助手。大名鼎鼎的桓玄就是从荆州发迹的。其父桓温据守江州，觊觎晋室。他也在荆州建立楚国称帝(403-404)，最终在江州败北被杀。刘敬宣担任江州刺史受到刘毅的诋毁、害怕刘裕的猜忌而主动解职。其曾祖陶侃也担任荆州和江州刺史。据笔者统计，在陶渊明时代先后担任江州刺史者有就有桓温之弟桓冲(365)、王凝之(391)、王愉(398)、桓玄(400)、刘敬宣(404)、何无忌(406)、刘毅(411)、孟怀玉(414)、刘柳(416)、檀韶(417)、王弘(418)、檀道济(426)等人[7]352-379。这些皆是高门巨族、朝中重臣或有卓越贡献者。而陶渊明恰恰与其中的几位发生交集。这对他的人生轨迹和身后闻名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在王凝之任江州刺史之时出为江州祭酒；在桓玄、刘敬宣任刺史之时担任参军等职务。王弘任刺史之时，礼贤下士，多次接近陶渊明，并予以应有的理解善待之，受到陶渊明的首肯。而檀道济做刺史时居高临下，来做说客，劝说陶渊明出山，并赠以米肉等食物，被陶渊明拒绝。这些刺史与陶渊明发生交集，并非仅仅代表自己的仰慕，往往也有代表朝廷权臣的意向，力求让隐者出山以彰显盛世明君的威化与惠德。可绝意于仕进的陶渊明终不为所动。但这些上层社会的官员与名流的拜访既说明他们对隐士的敬仰，也说明朝廷对隐逸人士的重视。这在崇尚隐逸之风的普通百姓和士林心中无形中掀起层层波澜，产生持久的影响。陶渊明的声誉也在无形中得以扩大与传扬。虽然“陶谢”并称成为后世文学史家建构之后的共识，但在当时陶渊明的文学影响却难以望其项背。尤其是二人的社会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隐逸方面，陶渊明的名声却在逐渐扩大，最终成为“隐逸诗人之冠冕”[3]66。他之所以赢得这一称号，说明他不是一个人在独自创作，而是存在着一个相互磋商与交流的江州文人集团[14]，“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两首》其一)。“江州庶族文学圈除了隐士、中下层官吏以外, 还包括一个特殊的群体, 它就是庐山僧人群体。”[6]鉴于此，宋时文坛领袖颜延之《陶渊明诔》的写作与传颂在无形中扩大了陶渊明的声名与影响。没有江州交通位置的重要，颜延之不会与陶渊明有交集；没有心性与志趣的部分叠合，两人不会深情款款；没有仗义执言桀骜不驯而遭贬谪的经历，二人既不可能有再次重逢的机会，也不可能有纪念文章的写作与传播。

总之，是江州浔阳这块特殊的地方造就了陶渊明，造就了陶渊明的诗文与人生，造就了压抑不住的陶渊明和千古流传的陶渊明。正是江州刺史的拜访和后世略带夸张的“清高”传说[12]1641-1641、[13]1522-1525、[15]1239-1242，才使得陶渊明的隐逸美名不胫而走；正是颜延之诔文的书写与传播，才使得陶渊明青史留名；正是史书记载的轶闻趣事才使得志同道合者悉心发掘、整理并研究其作品，使之继续传扬而不至于凐没无闻。当然，如果陶渊明的作品没有传播的价值，任何人的吹捧也是无济于事的。正是因为陶渊明的诗文久经考验，才从边缘逐渐进入中心，赢得文学精英无私的礼赞。因此，陶渊明的名字借助于颜延之、王弘等人的传播才得以著史书、遇昭明、入《文选》、进《诗品》。虽然在南朝未能得到很高的评价，但毕竟是很大的进步，使之在微末中得到重视与发掘，为后来者提供心明眼亮的风标和诗意栖居的心灯。也正因为如此，庐山与陶渊明的结缘吸引了许多诗人学者前来拜谒。李白杜甫认识了陶渊明，白居易亲自体认了陶渊明，并首先写了多首拟陶诗。[16]正因为如此，宋代的文化气质和文学品格才全面认同陶渊明，深度发掘陶渊明，并最终经典神圣陶渊明。可以说，在陶渊明经典化的历程中，地理因素发挥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唐代文化以北方胜利者的姿态俯瞰魏晋南朝文化，是带着北朝的有色眼镜来审视与批判的，虽有暗中的羡慕与崇尚，但表面上却口诛笔伐，将嫉妒和仇恨转化为历史的正义和事后诸葛的优势大加挞伐、不遗余力。偏见往往遮蔽了明亮的眼睛，兼听的智慧无法眷顾唐代年轻气盛之才子们的心灵，在偏听的暗道上渐行渐远。陶渊明在唐代并未获得应有的高度认同。在唐人眼中，他常常是失意时的慰藉和得意时的靶子。[16]告别唐代趋动的文化趣味，宋代文化逐渐喜爱静谧的文化心灵。“杯酒释兵权”的开国谋略掀起了全民皆文的浪潮，“腹有诗书气自华”( 苏轼《和董传留别》)成了有宋一代整个国民背影的速写。“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已被宋人看不起，认为是恶俗、轻狂与无知的表现。宁可贫困也不愿意恶俗，俗不可耐成为宋代文人最无法忍受的口头禅。唐人对功名利禄的热烈追捧在宋代文人眼中成为不屑一顾的小人之举。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骚扰使得宋人有一种先天的忧患意识，追求事功的建立与传扬(立功)逐渐让位于立言和立德。俸禄厚养的物质待遇使之有条件和资格轻视外在的功名利禄等物质追求，吸足底气，齐心协力，专心内在精神需求的养成与培植。这一点恰恰与陶渊明的个性追求相契合。全面内转的近于中年气质的宋人培育出趋静尚趣内敛任意的理学或道学。这种主导思想支配之下的沉静的宋代文学截然不同于昂扬的唐代文学。因此之故，陶渊明在宋代文人中找到许多知音，也在高度认同中逐渐走向深化、纯化与神化。[17]如果说，南朝的陶渊明影像以道德为主，唐代的陶渊明影像则以文章为主，那么宋代的陶渊明影像却是以境界为主。在宋代，高度认同并把陶渊明经典化的恰恰是来自于南方的文人，如欧阳修、梅尧臣、苏轼、苏辙、王安石、黄庭坚、曾巩、朱熹、陆游等一大批文人的交口称赞，才把陶渊明推上伟大诗人的圣坛！[18]

由此可见，一个作家的成长定型与传播阐释既与作家的童年经验分不开，也与作家的生存环境密不可分，更与传播者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语境难舍难分。明白于此，将会有利于创作与批评视野的空间拓展，也有益于作家作品的研究深化。地理环境的视野将会为构建和谐的文学家园和小康社会提供诸多裨益，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更多文化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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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旺生)

On theRole of Geographical Factors in TAO Yuan-ming’s Literary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GUO Shixuan

(SchoolofHumanities,FuyangNormalUniversity,Fuyang236037,China)

Abstract：TAO Yuan-ming ‘s literary cre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ai-Sang where he had the life activities. In a certain sense, it is said that his respite place is an inexhaustible source for his literary creation . The landscape scenery, human communication and survival experience are just the poetic expression of his literary creation. Later the dissemination of TAO Yuan-ming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his living environment.

Key words：TAO Yuan-ming; literary creation; literary communication; geographical factors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73(2015)04-0050-06

[作者简介]郭世轩( 1965-) ，男，安徽临泉人，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艺学及中国文化诗学。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 ahskf09-10d79)

[收稿日期]2015-05-10